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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人，1956年生于上海。1987年在由美国诗歌协会JohnFrost主编的AmericanPoetryAnthology上发表TheSummerNight和ToaGuideoftheSoul，1993年在由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文学院院长ElizabethWebby主编的Southerly上发表ATrio。1995年加入澳洲文学研究会（ASAL）。著有《中西文化论》《国学中的国学》《心灵与艺术》《小说与小说杂论》《英语语言文学论》《梦缘集》等。
这部长篇小说以贴近现实生活的笔触描绘出现代都市人内心的躁动。这种躁动的原因与形式是多方面的，有在求生存的过程中产生的焦虑与浮躁，有在情恋过程中产生的激情与冒险，也有为显摆自己的身价而夸富竞奢、逐声追色。即使是从乡村来到大城市打拼的人，也在世态炎凉中，在追求财富与享乐的冲动中，不知不觉地丢失了原来的淳朴，卷进了闹市飞扬的尘土之中。
全书构思精巧，文笔流畅；既注重解剖人物的灵魂，又注重人文、时代和审美等元素的发掘。还穿插了一些有关上海地域文化与历史方面的内容，体现出现代海派文学的特点。
序言
这部长篇小说的构思与初稿都完成于六年前。当时，由于我已跟出版社约定了国学研究等方面的选题，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所以只完成了*部的修改工作，剩下的两部是在两年前开始修改的。六年前有人问我怎么会写起小说来，我除了用“兴趣使然”来作答外，还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理由。而如今，也许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会很自然地被怀旧情感所缠缚，每当我回想起这个问题时，总觉得有很多的话要说，脑瓜里也会浮现出几张和蔼熟悉的面孔。
先说1991年的年底吧。那时候正值滴水成冰、酷寒迫人的冬季，团团飞舞的雪片笼罩着申城。我在出席“帕特里克•怀特作品研讨会”的期间，很幸运地结识了一些出版界、文学界和翻译界的知名人物，如孙绳武、李尧、草婴和朱雯等。在会议临近尾声时，我拿出一本刚买的赠言册请这些前辈们留言，想以此作为一个纪念。说真的，那会儿我的心情绝不像现在写这篇序言时那般平静，因为我有个疑虑:他们会不会找个托辞来谢绝我或者敷衍了事地写上诸如“学无止境”“心想事成”这样的话来打发我？况且，在我的印象里，文人多多少少有点清高，有点让人觉得高不可攀。然而，之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了我的疑虑是多余的。这些前辈们非但没有拿架子，还跟我侃侃而谈，并且把赠言当作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来做。
孙绳武先生当时已是古稀光景。他接过我的赠言册后思考了许久，然后拿出钢笔在赠言册的第五页写下:“我年轻时曾偶然读到俄国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一句话:‘当我懒散的时候，我不觉陷入了忧愁；只有在紧张的工作中，我才感到愉悦和安慰。’这句话使我一生受益，虽至老年，也常以此督促自己。我愿将此话转赠立人同志，并预祝在事业上不断获得成就。”他在写这几句话的时候，神情显得非常的专注，好像生怕漏写了什么。为了不让他受到干扰，我坐到离他很远的一把椅子上。我一边看着他，一边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希望他能多写一点。我仿佛听到了他的笔在纸上移动时发出的声音；这声音有如一股涓涓细流在我的心田里萦绕回转。写完后，他用温厚慈祥的目光望着我，待我走到他的跟前时意味深长地说:“我老了，今年七十了。你还年轻，前面还有很长的路可走。但愿我转赠与你的柴可夫斯基的话也能给你带来裨益。”我接过赠言册后，激动得连句感谢的话都忘了说。回到自己的住所后，我把他的赠言读了好几遍，越读越有一种如闻暮鼓晨钟的感觉，越读越觉得有一股子按捺不住的劲头在往心里钻。*后，我把他的赠言概括为一句话:事业的成功和人生的*快乐在于奋斗不息。我想起茅盾先生在《1918年之学生》中所说的:“人生之天职，即为奋斗；无奋斗力者，百无成就。”还想起安徒生在《树精》中所说的:“无休无止地飞翔吧！蜉蝣是没有休息的。飞翔就是它的生活。”我觉得在柴可夫斯基的话语里也蕴含着同样的道理，我们从中可以隐隐地窥见他的艺术人生给他带来的欢乐，也可以窥见他孜孜不怠、锲而不舍的精神。不过，让我一时想不明白的是:孙绳武先生为什么要留出前面的几页呢？直到第二天我请李尧留言时，我才恍然大悟:孙绳武先生是想将自己排在后面。而从这一微不足道的举动中体现出来的是多么了不起的谦和守弱的胸怀啊！
李尧先生时年五十三岁。或许是受了孙绳武先生的感染，他给我的赠言写在第九页:“草婴先生说的两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抬头看世界，埋头做学问。’我愿以此与您共勉，并祝愿您向着事业的峰巅永不懈怠地攀登！”他看上去是属于那种不甘寂寞且很有事业心的人，一副黑边眼镜的后面是一对深沉中透着执着的熠熠生辉的眸子。他告诉我说他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外语系，读的是英语专业，毕业后在办文学刊物的同时，也搞点翻译或者写些小说什么的。临别的前夕，我们俩扺掌而谈，舌无留言，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天，我送他去了火车站。作为答谢，他到内蒙古后给我邮了两本书，一本是他写的短篇小说集《秋天的微笑》，另一本是他跟胡文仲先生一起翻译的帕特里克•怀特的长篇小说《人树》。
草婴先生当时已经六十五岁。他听了我的诉求后，干脆约我到他家去做客。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意外之喜。我一到他家，他就给我沏了杯上好的龙井茶，还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见他那般平易近人，就敞开心扉跟他畅谈起来。*后，他拿出一本由他翻译的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并且在书的前环衬上写下:“立人同志: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录龚自珍句”。我回到住所后，把这本长篇小说一口气念完了，掩卷之余久久地回味着莱蒙托夫那充满着诗情画意的、浑厚而又豪放的语言风格，也回味着草婴先生自然流畅的译笔。
朱雯先生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他见了我的赠言册后说:“如果你不急的话，还是让我拿回家去慢慢写。”我发现他的腿脚有些不便，于是一机灵:“要不，我送你回家吧，反正是顺路。”他未作多想就答应了。到了他家后，他把我带进他的书房。我们闲聊了一会儿后，他从书橱里拿出一本他翻译的《里斯本之夜》，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下:“‘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录自《论语》，赠立人同志。”
在这些赠言的字里行间，有对人生的感悟，也有做人的准则和处世之道；有娓娓道来的真挚的情感，也有超越现实的浪漫的理想。它们就像一群美丽的天使，陪伴着我度过了二十七个春秋，让我在迷茫的时候看到了前进的方向，在遭遇挫折的时候能够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且，每当我感到无所事事或者感到沉郁不扬的时候，我只要把这些赠言读上几遍，就会觉得赠言者就站在我的面前劝慰着我，在轻声低语地跟我说着贴己话。
接下去来说说1992年的10月。那时正是金桂送馨、瓜果飘香的季节。我有幸在这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第三届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时来参加会议的有悉尼大学文学院院长ElizabethWebby，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PeterBrown和澳大利亚驻沪总领馆文化领事MarkNapier等外籍人士以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研究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外交、文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ElizabethWebby和我分在文学组。在讨论现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作品时，我们两人的观点很接近，谈得也颇为投机。在会后的一次私底下的交流时，我把刚写完的短篇ComingHome（归来）和诗歌ATrio（三重奏）给她看，并请她提提意见。她一口答应了。第二天，她约我会后到她下榻的宾馆去面谈，面谈时拿出了我的作品。她对我说:“你的作品我看了。相比之下，我更喜欢ATrio。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这首诗刊登在由我主编的文学杂志Southerly（《南风》）上。至于小说，我觉得你在这方面很有潜力，但我建议你还是用自己的母语来写，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得心应手。”时隔不到半年，我的那首诗居然真的在Southerly上发表了。这对于我来讲是莫大的鼓舞。
常言说得好:“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1994年的3月，我接到了由澳洲文学研究会（ASAL）组委会的SusanLever发来的邀请函，邀请我参加7月3日至7月8日在堪培拉召开的“澳洲文学研究会1994年年会”。随函寄来的还有初步拟定的会议议事日程表以及载有该会议注意事项的小册子。我激动得心潮翻滚，久久不能平静。更让我激动的是:1995年我经MarkNapier等人的推荐，正式加入了澳洲文学研究会（ASAL），成了该研究会屈指可数的外籍会员。远在北京的PeterBrown还特意来信说明会员证不日将寄到我的手里。从那以后，我从事文学研究的劲头就更足了。
*后，我想借此机会对本书作一简单的介绍，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该作品。
首先来看小说的结构。在结构上，小说虽然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但*部可以看成一个独立的单元，*部和第二部合在一起亦可以看成一个独立的单元，*、第二部和第三部连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在结构上很别致的完整的作品了。我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结构形式，是想在不影响总体叙述的情况下让局部叙述变得更加集中些，也就是让每一部都有一个叙述的焦点。此外，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如果能用写短篇小说的那种凝炼精当的方式写中篇小说，用写中篇小说的那种张弛有度的方式写长篇小说，那么小说的可读性就有可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而我采取的结构形式也算是一种尝试吧。
再来看人物的分布态。作品的每个部分都有三个核心人物。*部的核心人物是盛业房产的老板顾韦番、老板娘徐冬芹和外来妹乜小尧，故事情节围绕顾韦番的婚外恋及其引发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而展开（徐冬芹和她的同乡史大富的关系是故事的副线）。第二部的核心人物是跟顾韦番离异的徐冬芹、退休教师成淳和混血儿苏珊，故事情节围绕徐冬芹与成淳的婚恋以及成淳与苏珊之间的师生恋而展开（徐冬芹和史大富的关系依旧是副线）。第三部的核心人物是大学生王大山、酒店老板林渭川和他的干女儿冯雪花，故事情节围绕王大山与冯雪花的相恋以及林渭川与冯雪花的暧昧关系而展开（史大富和来自希腊的“小苏格拉底”的关系是副线）。当然，在展开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对于游离在核心人物周边的次要人物也力求作浓淡相宜的描绘，以便使小说的人物分布态显得均衡合理，使作品能较好地体现出时代的气息。
再来看叙述故事的方法。作品的第二部和第三部都采用了局部性倒叙的手法。具体地说，第二部故事的开头是以*部中的某个已被叙述的事件作为切入点并且重启一个新的故事，第三部故事的开头是以第二部中的某个已被叙述的事件作为切入点并且重启一个新的故事。在重启故事的过程中，原本在*部里有如“闲子”一般的很不起眼的小人物纷纷被激活，并且渐渐地成为重要人物，如王大山、林渭川和冯雪花等。当然，随着叙述的推进和深入，也引进了一些新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引进意在使故事变得更加丰满，进而更好地构织出一幅比较完整的生活图景，一幅现代都市的“风俗画”。
至于作品的主题，主要是通过现代人的“躁动”来传递的。这种躁动的原因与形式是多方面的，有在求生存的过程中产生的焦虑与浮躁，有在情恋的过程中产生的激情与冒险，也有为显摆自己的身价而夸富竞奢、逐声追色。特别是由贪官和暴发户组成的“新贵”，他们内心的躁动远远地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酒店、足浴店、度假村等，是他们趋之若鹜的场所，是披在他们身上的一件时髦的晚礼服。他们就像许成在其画作《我的幸福生活充满每一天》《我的生活比蜜甜》里所描绘的，不是戴着永远看不到光明的墨镜像动物一样地到处乱爬，就是口衔一枝鲜花骑在女人的背上没有方向也没有归宿地漫游。但“躁动”的*终结果必然是幻灭，就像盛开的花朵终将会凋谢那样。
泰戈尔曾在黄昏中看到了一个被洗净的灵魂。他说:当“白昼飘忽不定的思想倦游归来，围绕着点燃的灯火休息”的时候，“爱的嬉戏平静地化为崇敬，生命的溪流汇入大海，有形的世界在超越一切色相的美的怀抱里找到了归宿。”（《渡口》）
然而，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满街都是叫卖水果和蔬菜的小贩和兜售碟片的女人，还有身影晃动、急步快走的下班族；在酒店的包房里泡妞意味着从“公共空间”自然地切换到“私人空间”，驱车前往度假村意味着找到了充满刺激的新的娱乐方式。总之，随着现代都市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好像每时每刻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谋划着、奔波着；与此同时，一些人也常常从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放纵行为中求得一点可怜的解脱。
21世纪初是中国经济的转型时期，也是传统价值观面临挑战的年代。小说中林渭川所说的“眼下做任何事情都有潜规则，都要讲人情世故。做人实际上就是在演戏，演戏当然要按照默认的程式表演，不能不守规矩，否则的话就会不成体统。”即是在有意无意地挑战传统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社会关系实际上是由私人间的关系网扩展而成的，私人之间的交往必须讲所谓的“私德”与“情面”，“私德”与“情面”不仅大于法和传统意义上的伦理，而且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顾韦番的话似乎更具有代表性:“在利益面前，道德就像魔术师手里的一个物件，随时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面临都市生活的诱惑，来自贫困地区的王大山也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野心是成功的前提，冒险是生活的动力。”他认为:“这世上*精明、*能干的其实不是象牙塔里的人，而是像冯雪花的干爹这样的‘弄潮者’。他们看似人渣，实为翘楚。他们敢于冒险，不怕失败，前面不管有枣没枣都敢撸它几竿子。”而他的女友冯雪花的价值观是:人生的每一个选项其实都是在赌，“小赌小得，大赌大得，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擒蛟龙”。
总而言之，在经济大潮中，追求财富与享乐的冲动往往会因经济行为的蔓延与扩张而愈演愈烈。它就像一个看不见的催眠大师操控着某些人的心灵世界。求学、求职、创业、情恋、婚姻、迁居异地等，似乎概莫能外地带上了它的印记。然而，我们不禁要问:财富与享乐就是人生*的目标吗？
有位作家说得好:“当今社会的喧嚣浮躁、尔虞我诈，使人们更加怀念并憧憬伊甸园的恬静安逸和与世无争。人类从诞生到今天，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背负了过多的夙愿与噩梦，承载了无尽的苦难和心酸，无不渴望回归纯真、安宁和幸福。”这种对人类自身的反思，在当下无疑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但愿人们在物欲的诱惑面前能多一点冷静与淡定，少一点亢奋与浮躁，多一点崇高的情怀，少一点平庸的追求，多一点自我反省的精神，少一点盲目的随波逐流。
是为序。
周立人
2018年5月初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