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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1941年在桂林加《大公报》，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大公报》工作。任香港《新晚报》编辑、总编辑。编辑过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以丝韦、辛文芷、吴令湄、文丝、柳苏等为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
一九九七年，在香港从事文化活动超过半个世纪的罗孚，邀约二十多位香港作家，写下他们怀念中的人和事，所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且都是名家写名家，不作虚构，但在表现的方式上，个别可能像小说，原则上还是实事求是的写实。有些东西原来都存在在我们的历史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时间令人遗忘，但也是时间提醒我们记住历史，令我们有了记忆。
罗孚——香港文学界的伯乐，金庸梁羽生武侠小说的催生婆，大陆文人眼中的两栖作家，董桥风靡大陆的推手。《香港人和事》是罗孚邀请二十多位能文之士写下了他们怀念中的香港人与事，这些故事的描述唤醒的不仅是那代人深藏的记忆，也使后来者理解历史平静之下的曲折与生动。
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正文之前的闲话金应熙似乎是一位颇有争议性的学者。比如说他是否“背叛师门”，又比如说他在学术上的“定位”等。但有一点应无异议，他是地道的“港产”学者。中学读的是“名牌”的英皇书院。在香港高中会考中名列榜首；大学读的更是港人公认为最高学府的香港大学，年年都考第一，获奖学金。用“港话”来说，即MadeinHongKong，货真价实。或曰:“货真”我无异议，他确是“香港制造”的“好嘢”！但说到“价实”呢——尚无“定价”，“价实”又从何说起？这是内行人的话。金应熙在学术领域涉猎之广，收获之多，单以史学而言，正如“金门”大弟子陈华(暨南大学退休历史系主任)所说:“几十年来，他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哲学史、印度哲学史、中俄关系史、东南亚史、华侨史、菲律宾史、香港史等许多领域都写下大量论著，作出重大贡献。”且还有外文专著《中国古代史纲》、《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等等。但方面虽广，却又似乎都未达到“成家”的地步。但也并非全无定评，最少在“香港学”方面，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纵然说到“成家”，言之尚早。整个“香港学”都还是“新生事物”呢。这里顺便说说“香港史”和“香港学”这两个名词。“香港史”是总称，包含有研究香港的各门专史在内(经济史、社会史、政制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化史、教育史等)。这些多元化的发展，就构成了今天的“香港现象”。香港学是研究“香港现象”的一门学问，它和香港史的研究范围一致。这是依据“历史编纂学”所作的注释。若就一般人的观念来说，把“史”只限于“历史事件”的话，前者的范围就窄得多了。不过对金应熙来说，不管“通史”也好，“专史”也好，每一方面，他大概都可以应付裕如。尤其在香港经济史方面。这有《香港概论》可以作证。他生前有许多衔头，最后一个衔头是《香港概论》的编撰员。“香港为何这样香？”自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以来，许多学者都在探讨“香港起飞的奥秘”(借用中国早期的“香港学”学者黄标熊、梁秩秋编著的一本书名)，香港在战后的经济发展很快，经过五十年代的恢复期，六十年代的工业大发展，到了七十年代，就几乎全面起飞了(多元化和现代化)。种种“奇迹”，令人目为之眩。一般人对“香港现象”的着重点，也在经济发展方面。《香港概论》分上下卷，上卷集中在经济方面，主要的编撰员就是金应熙。下卷(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出版时金应熙已去世。编后记最后一段说:“在本书下卷编撰完成的时候，我们特别怀念为《香港概论》的编撰工程鞠躬尽瘁的金应熙教授。金教授是国内和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学识渊博的香港学专家。作为本书的一位主要编撰员，他为本书编撰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古稀之年，不计名利，不避艰苦，夜以继日，默默耕耘，务求高质量地完成极其繁重的任务，不幸因急性心肌梗塞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与世长辞。”《香港概论》的编撰，可以说是香港学的奠基工程。金应熙在人生的旅途中本来可以有许多选择，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接班人就是其中一个。如果在学术界作民意调查，相信大多数人会认为这应是金应熙的最佳选择。虽然创建香港学的价值是否就逊于“陈学”的继承，见仁见智，也是难说得很。不过，价值纵难言，心愿终未了。或许金应熙本人也会兴起一点“人生无奈”的感觉吧。但无论如何，这位MadeinHongKong的学者，得以为香港而终其一生，也总算是和香港有特别的缘份了。金应熙和香港有缘，我和金应熙似乎也有点特别的缘份。我在学术上毫无成就，但平生有幸，倒也曾遇过不少明师。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位，一是简又文，另一就是金应熙(为了行文简洁，请恕我省去“先生”二字)。简又文和香港关系之深，恐怕远在金应熙之上。虽云“宦海飘流二十年”，最后还是在其香港老家——九龙施他佛道的“寅圃”，完成其名山事业。在学术成就上，他是应无遗憾的。两位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相同之处不是没有，但相异之处，却更大更多。首先是辈份不同。简又文和金应熙的老师陈寅恪是同辈。我拜他为师时(一九四四)，他早已是名满全国的太平天国史学者；而金应熙在岭大历史系开始当上讲师之时(一九四六)，还只能算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虽然这位年轻学者，已足以令老一辈的学人刮目相看(简又文和冼玉清都曾向我提过他)。老一辈的学人颇重辈份，所以当后来(一九四九)冼玉清为我引见陈寅恪时，她只介绍我是简又文的学生，却没提及我上过金应熙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