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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原籍山东济南，穆斯林。1948年秋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后罢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插队，放牧四年。这一特殊时代惠予的经历，使我深入了游牧生活。也是这一经历，鼓舞我用文学的口气发言，表达自己。1978年以来，若干次获得全国优秀短、中篇小说
张承志在中国文坛有着深远影响，以笔为旗，特立独行，他从国家、民族、历史大处着眼，从一人一事一曲着笔，追究人性、拷问心灵，讲究文辞，在国内拥有大批忠实读者，此次选本由作者亲自认定，是当代不可多得的陶冶灵魂的高品位作品集。本册为《清洁的精神》，收录了初逢钢嘎·哈拉、又是春天、雪中六盘、北方女人的印象、圣山难色、木石守密、美文的沙漠、禁锢的火焰色、冬日平静等众多文章。
终旅之后还不得不上路行走，这件事非常令人厌烦。不过我总不能胡说文学是讨厌的，总不能否认文学的吸引力。何况那些离乡的农民都紧攥着手里的锄把子。我和他们差不多，为生存下去也必须握紧手中的钢笔。他们并没有因为活得艰难就丢弃了信仰；那我也能，我要守住一种源于清洁的精神。
初逢钢嘎·哈拉算不太清了，可能是在1969年冬或1970年春——反正是个冰天雪地的日子，我在东乌旗道木德戈壁公社的一个毡包里，第一次听到了《钢嘎·哈拉》这个歌名。“我们那儿的牧民不理那一套，有时候唱唱《钢嘎·哈拉》、《嘎达梅林》什么的。”一个阿勒坦黑力公社的知识青年说。“钢嘎·哈拉……嘿，好响亮的名字。黑马，漂亮黑马，黑骏马，好响亮的名字。”我咀嚼着一股新鲜感默默地想。羊粪球在铁皮炉子里烧得噼啪地溅响，轰轰的火焰的低吼冲出直竖的烟囱，溶入掠过包顶、袭卷草原的寒风。那是开一次民办小学教师会。回队以后，我照旧赶着我那几辆拖着我们游牧小学毡包“教室”的牛车，一个小组又一个小组地逛荡着，和一小伙一小伙穿着污黑的光板皮袍的孩子们度过我那些最珍贵的日子。那些孩子是我在人生途中遇到的最坚贞的伙伴。而且我们还一块儿用那么多亲切的歌鼓舞了我们在茫茫雪原上单调的生活。他们的家长则是一些我的旧歌子的老师；每当一天结束了，我用皮条拴好包门，然后骑马到附近一家蒙古包里过夜。由于那户人家的孩子是我的部下，所以长辈们只好收起他们可能的矜持，用古老的歌和自制的四弦琴或马头琴招待我。我记得很快。我一边听一边看也不看地把那些简直无法捕捉的长调用简谱胡乱记在小本子上。歌词也一样，我不求甚解就先记下来。可是《钢嘎·哈拉》不同，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拿笔的手颤抖了。我强压着激动使劲写着，偏偏钢笔水又冻住了，只好凑到炉火上去烤——我那根笔的塑料尾也早就烧掉了，露着套墨水囊的钢管——等我好不容易记下来这首歌时，我觉得手臂和脑袋都又酸又麻，只是胸中从此增添了一支神奇的、诱惑了我长达十多年的深沉旋律。哦，这就是《钢嘎·哈拉》，我青年时代学会的最美的一支歌。它伴我在蒙古草原上度过了那么漫长的、使我心醉神驰的生活，又伴着我在告别这第二故乡、浪迹人间的求索与成熟的十年里迎送了那样多的体验。十年里，以这支歌为代表的我的蒙古语基础和民族知识基础，使我终于把全部力量投入对它的研究。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对这支古歌的发掘，是理解蒙古游牧世界的心理、生活、矛盾、理想，以及这一文化特点的钥匙。后来，因为一两篇稚嫩习作的发表带来的文学创作契机的出现，使我决心写小说了——我当时就对朋友们说:我将来要写一篇小说，它的内容不管是什么，题目都叫《黑骏马》！这种“题目先行”的干法近乎开玩笑，但事实上我真是这么干的。1981年秋，我抓住工作告一段落的机会，决心把这个天真的夙愿实现。我曾费神构思了不知多少次，但总是编不出来。时间一天天溜掉。我把歌子译出来抄好，整天对着它发呆。后来，我突然想到了结构——如果民歌在时间考验后证明是生活的精华的话，那么，这民歌描述的生活及民歌的结构，难道不应当就是作品的内容和这内容的结构么？——《黑骏马》里唱到的那种生活故事和那种女性，在我眼前化成了我的嫂子，我的母亲，我的学生。十年后的1981年我去看望她们时曾有过的种种朦胧复杂的感受，都严肃地出现在我眼前。歌词终句中“不是”那个词在强烈地向我闪烁着人生哲理的光芒。说实话，在我的意识中，我从未把自己算做蒙古民族之外的一员。我更没有丝毫怀疑过我对这种牧民的爱与责任感，我也坚信他们总在遥远的北国望着我并期待着我实践对他们的没有说过的诺言。因为命运——这个词被许多人挂在嘴上并玷污得那么可悲——把我那么深地送进了广阔的草原和朴实的牧人之间，使我得到了两种无价之宝:自由而酷烈的环境与“人民”的养育。我庆幸自己在关键的青期得到了这两样东西，我一点也不感到什么“耽误”，半点也不觉得后悔。在生活之流的淘刷使我几乎坚信“友谊不是钢”这一格言的时候，我的蒙古哥哥寄来的每一封信都使我发冷的心又滚烫起来。人间是有真正的友谊的，而且它属于我——我在内心为此感到骄傲。牧民在生活中的一个个影子在晃动着，仿佛在与我进行着一种纯学术的讨论。他们那么豪爽慓悍又老实巴交，那么光彩夺入又平淡单调，那么浪漫又那么实际，那么周而复始地打发生涯又那么活得惊心动魄。他们的生活那么洋溢着古朴动人的美又那么迟滞而急需前进。在这一切中，我深深感到了一种带有历史意味的庄严，感到了一种富有艺术底蕴的矛盾，感到了描写这种普通人民生活的教育意义，也感到了只有完成这种艺术概括，我和错爱我的那些牧人间曾有过的美好的一切才不至于再去忍受讥笑。我不能放弃我对那些牧民的诺言和我上述的美学观点，所以我着意不去给《黑骏马》贴上一层“时代气息”或是其他形形色色的“新”的标签或色彩。文学中的庸俗功利主义写作是注定要被淘汰的。我只渴望使比我年轻的后来人和其他朋友，在读了我的作品后能觉得这些牧民是伟大的，是值得尊敬、热爱和为之服务的。这就是我的目的。就这样，我把熟识的几个草原女性的生活故事编织了一下，写成了中篇小说《黑骏马》。它不是爱情题材小说——我希望它描写的是在北国，在底层，一些平凡的女性的人生。至于小说的艺术方面就不敢说了——由于我最终也没有捕捉到一种理想的形式，更没有把它写得丰满而有力；尤其是，我最终也没有达到一步朦胧感到的飞跃——所以我是带着多少有些懊丧的心情把它交给《十月》编辑部的。我决定了用民歌来结构它——每节歌词与一节小说呼应并控制其内容和节奏，但写作中我觉得这一结构在限制着我；我决定了用抒情的叙述语言来叙述它，但我也发现这种古典的语言并非最有表现力。每一种探索都带有一种限制。我感到自己在驾驭它们并使之和谐的过程中缺乏能力。这是非常使入痛苦的。不管怎样，时至如今我还是感到一种怏感。我儿童式地想:反正我总算把这首歌唱出来了，可以有更多的人听到它和喜欢它了。虽然它也带着我的幼稚嗓音，笨拙的唱法和走了调的句子。十几年前那个冬日毡包里悄悄潜进我心里的这支歌算是唱完了，我把更热切的希望托付给十几年后，但愿有一天我能尽情尽意地唱出其他歌子，唱出生活、历史和人民启蒙于我的一切。又是春天连日来北京阴云不开，冷雨夹风，已经暴热了一场的城市又抽去了些噪闹。都市人如果说到天气，多半会用“北国之春姗姗来迟”之类的话吧，可是我想，对于散隐在这片城市中的那一小批原内蒙插队知识青年来说，虽然沉睡了很久但确实还留着的一种经验，已经像风湿病般醒了。他们心中会掠过个沉重的念头:春天的暴风雪。他们的心会随着天空一直悄悄带着一抹阴蒙，直至酷暑再次攫住北京才会在忙碌和热苦中渐渐麻木了那个念头。对于我，当我那么想能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些什么的时候，季节正好巡回到了这一个五月末，阴云逼窗，树影摇风，我觉得应当回想一件事情并把它写出来。1970年春，我正在东乌珠穆沁茫茫无边的大草原上，衣衫褴褛地和一伙肮脏的孩子在一起迎送我们的生涯。那就是我们的汗乌拉小学。可悲的油印的“乡土教材”，每人一把炒米和一小块砖茶，一头壮健的牛和一顶黑污的毡房，还有那快活嘹亮的童音齐唱的歌声。我一直认为那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生活，也是我显示我这个人的能力最充分最酣畅的一段历史。我一个人能同时教蒙文和汉文；能用蒙语给孩子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并使他们牢牢地被吸引在我身旁；我能听懂他们梦想欺骗我而使用的“黑话”——一种只用单词第一音节再加上古怪的“嘘喂”后缀的隐语——并严厉地或温和地戳穿他们；我能带着他们种菜，干泥水活，拾羊毛卖钱，我一个人的嗓子可以成为他们全体那清脆稚嫩的齐唱的低音部。那是自信么？不，我只是怀念，我只是怀念而已。我只是为那往事感动太深，才如倾如泻地写满了一篇又一篇纸。甚至使人误以为是自信的某些大话和粗话，以及一种文体的流动感（我以为描写带有特殊色彩的人如牧民，主要在于把握他们的心理和意识。在《春天》里我曾企图模拟这种牧民意识），其实也只是一种怀念的表示。我出自怀念和体会已经写了一批草原小说。我想，既然真主造就我还能够怀念，又打算成全我不断去体会，我就还会写出一批草原小说。这不是由于什么自信；也不是由于为一些超高级女士（SuperLady）错爱或甚嫌不够劲的男子汉气。基于往事体验的小说是为了怀念而写作的；那里只有真诚、温柔或是苦痛。后来，我们那所二十来个人的小学校在一个五月末游牧到了大队部。我们有了三间低矮歪斜的、熏黑而温暖的黄泥小屋作新校舍。一面红旗抖着草原上空的风，哗啦啦地飘扬在我们度完了严冬的汗乌拉小学之上。我们的歌声和朗朗书声回响在亘古寂寞的草原上，那时的山野空气似乎都有过一股不易捉摸的喜悦。有一个小瘸子，一个十岁的牧主的儿子或是孙子，那时终日赖在我们小屋门口。开始我没有觉察（我总想为自己开脱:当时的我也只不过才刚刚二十二岁，我还不会观察生活和观察人的眼睛呢）到那个小瘸子。后来，他还是那么可怜巴巴地攀着我们的门框，睁大胆怯的眼睛望着我，我知道面前已经有了一个新问题了。一个领导班子成员（他中学毕业，一表人材，是小孩的牧主家庭的亲戚）严厉地对我说:应该让这孩子上学。我犹豫了。我们的生产大队正处在尖锐的派系与家族斗争中，我知道另一派的牧民会立即非难我把学校办成牧主学校。我艰难创业，我们的小学生存不易——“还是你们领导先开会决定了，再让他来上学吧。”我回答说。于是那中学毕业生领导大怒了:“不用开会！这孩子家里是牧主，他自己不是牧主！有党的政策，用不着开会！……”可是我是软弱的。我不愿或者是我怕那种风波。我眼前只晃动着一些比这中学生更厉害更善言辞的黑壮牧民的影子。我宁愿牺牲这个念上三个月就可能腻烦，就可能拉都拉不回来的小瘸子，而绝不愿让这所风雨飘摇的小学校挨一场风暴。在“意识流”中，我是为我自己。我知道这小学校对我是多么宝贵；我知道它一完蛋我立刻就想拍屁股回北京——回城的大潮已经冲撞得我们几乎无法自制了。小瘸子上学是微不足道的。草原儿童心中对读书的渴望绝不像高玉宝，也不像艾特玛托夫的名篇《第一个老师》中描写的那样。他们还有小狗，有新靴子，有兼为劳动和游戏的包里包外的种种乐事。长大了他们还会有骏马、毡包、酒和女人。那件事情不可能占据我的心，赖在学校小屋门口的那个小瘸子其貌不扬，我还有我的索依拉、白音宝力格和始终不渝地跟随过我的小巴雅。岁月匆匆，冬去春来，我看惯了草原的既枯又荣，我滋生了牧民式的淡漠和刚硬。要我为一个草地娃娃没上过小学而忧虑简直是笑话。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十多个绿遍大地后再来一场狂风暴雪的春天过去了。我自己的情况也完全变了。1981年春末，我于五月底回到阔别的汗乌拉草原。我在舒缓的草地上彻底获得了身心的休憩。我吃饱了就睡，从来没有失眠。有时我和牧民漫声闲谈着，从太阳高高就开始，一直喝酒至夜深。那时连醉酒也是宁静的；醉后拖着发软的双腿走出包外，我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微笑着看奥云娜和五一她们（都是我在草原那家里的小女孩）忙着在一个狗食盆里给我洗衣服。然而有一天我看见了那匹死马。那个五月里，在我到达之前有过一场风雪，全东乌旗冻死了十三个马倌。湖中堆着的死马像黑色的岛，呆傻了好一阵子的草原在六月初才醒过来一般，开始料理雪灾后的丧事。我这才知道了我们队也死在雪里的那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马倌就是那小瘸子。几天后，我打马走上一座叫曼卡泰·海勒罕的山坡，见到了他坐骑的那匹马的尸骸。文学应当是作家心中最后的堡垒。一个作家很难做个完人，但是他至少对自己的文学要做到真诚。不应当有作文或为文等概念，作品应当是作家淋漓的心血。为了这样的作品作家才活着，为了这样的作品青春被点燃，生命被耗尽。为了追求这样的作品，作家眼中只有一片辉煌的幻彩，而绝不会看见红地毯和金钱；为了保卫这样的自己的作品，哪怕是最弱小的作家也敢挺身而起，一直牺牲到自己心跳的最后一下。讲这样的话是何等愚蠢啊！然而惩罚还没有完。按照文学的铁的规律，冲动又被形式改造了。短篇小说《春天》没有写尽我对亡命春雪的小瘸子的悼念和悔恨，它只是一篇手法新颖的意识流小说。无论我们正在编辑历史的理论家们对它的不屑一顾也好，还是我们正锐意求新的年轻艺术家对它的激赏也好，对我来说，《春天》带给我了些什么呢？人真不能活得无愧无恨，后来《春天》获北京文学奖，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羞耻。但是道路已经选定，我也许从今天开始才真的准备写作。还有那么多感动、冲动和抑制不住的情思，只是我已经注意在心中给自己一个暗示了。也许确实不应当暴露太过，也许确实不应该爱憎太烈，也许我也会改变；但是，我想小瘸子和那个青年马倌的故事将会永远教育我的，其沉重的程度会远远超过我受过的教育和说教。至于我和《北京文学》，那又毕竟还是一次应该记住的充满温暖的合作。《春天》排印没有一个错字，包括标点。又一个春天来了。它毕意是活力和热情的巡回。我想，无论是我们的文学，还是《北京文学》这份杂志，或是我打算写的那些小说，都会活泼起来，兴奋起来，成长起来，因为，不管怎样，我们对这春天的理解已经深刻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