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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行者无疆》余秋雨时代华语出品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人。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经由教育文化界的多次民意测验和专家推举，成为当时中国大陆年轻的高校校长，并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
曾获“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二十多年前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考察并阐释中华文明诸多被埋没的重要遗址。这些遗址由此受到保护和弘扬，他也被公认为当代中国重新梳理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
所写作品，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风，追慕者众多。二十世纪末，又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人类*重要的文明故地，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一系列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作为国际间*亲身完成这种穿越的人文教授，及时判断了新一轮恐怖主义的发生地，准确预言了欧洲不同国家的经济危局，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关注。在这过程中所写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在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书奖、金石堂*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以高层级的思考性作品，持续二十年创造了惊人的畅销奇迹。
直至二0一0年一月，国内发行量*的《扬子晚报》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在全国各省青年学生中票选“谁是您*喜爱的当代作家”，仍名列第一，且遥遥领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杂志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自二00二年起，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讲授“中华宏观文化史”、“中外文化对比史”等课题，广受好评。
二00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近几年，兼任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奠基教授、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15年前余秋雨开始以长途旅行方式实地考察文化。他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他文明。这期间，他以《文化苦旅》和《山河之书》作为考察中华文明的记录，以《千年一叹》作为考察伊斯兰文明的记录，以《行者无疆》作为考察西方文明的记录。至此，余秋雨对人类历史的三大文明进行了完整的关注和记录。
余秋雨在《行者无疆》中感叹道:“欧洲文明确实优秀而又成熟，能把古典传统和现代文明、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德融会贯通。更羡慕街边咖啡座里微笑的目光，只一闪，便觉得目光悠长，山河无恙。但这些年，却因过度的自满、自享而自闭，对世界对自己有不少时空错觉。”
《行者无疆》分南欧、中欧、西欧、北欧4卷，收录散文80篇。全书在思考的完整性和深刻性、文体的张力和自由上，更胜余秋雨以前的几部著作。全新版的《行者无疆》经过余秋雨先生大幅度修改增删，全新修订再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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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经典，十年精修，全新上市！
十年来，《行者无疆》在海內外畅销一百多万册，广受读者喜欢。跨地域华文作家余秋雨彻底考察欧洲文明的作品。余先生花费十年时间精修此书内容，重新增删篇幅，此次出版，文字更为干净、精致、从容。
余秋雨考察西方文明的随笔集。
走遍名山大川，橫跨数千年历史，考察人类的古老文明之后，余秋雨思考:走得那么远、看得如此多，哪个文明，能与博大的中国文化相抗衡？那便是动人的欧洲。于是，余秋雨再度行动，6个月间，他走过欧洲26个国家96个城市，记录了他在旅程中的全部感受。
一路行走，美文相伴，在欧洲26个国家96座城市邂逅前世今生。
从意大利出发，穿越欧洲的心脏:奥地利、捷克、德国……再绕道西班牙，往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而去，将一路的思索，终结于北欧的冰天雪地。听说在欧洲的中国旅人，背包里都有一本《行者无疆》，它犹如无所不行的护照，带着我们在96座欧洲城市，与前世的自己邂逅。
这本书，是《千年一叹》的续篇。初一看，“续”得有点勉强。因为这分明是截然相反的两组人间风景。你看，一边是，又一场沙漠风景蒙住了壕堑后面的零乱枪口，枪口边上是惶恐而又无望的眼神；另一边是，湿漉漉的精雅街道上漂浮着慵懒的咖啡香味，几辈子的社会理想似乎都已经在这里完满了结。除了这样的强烈对比外，还有更刺激的对比。天眼有记:今日沙漠壕堑处，正是人类文明的奠基之地；而今日湿漉漉的街道，当时还是茫茫荒原。怎么会这样？*不符合逻辑的地方，一定埋藏着*深刻的逻辑。其实我原先并不打算把它们对比在一起的，而是只想以数千年对比数千年，在沙漠壕堑中思考中华文化的生命力。这种对比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殊死历险，却使我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感。我一路逃奔一路推进，一路讲述一路写作，通过凤凰卫视的转播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我在路上并不知道这种影响，直到二十世纪*后几天，亚洲一个国家的媒体官员带着翻译赶到半路上堵截我，说我已被他们国家选为“世界十大跨世纪”的“十人”之一，我才大吃一惊。我问，其他九人都是*的政要大亨，为什么放进了我？他回答道:“是你一步一步地告诉了世界，人类*辉煌的文明故地大多已被恐怖主义控制，而你自己又恰恰代表着另一种古文明。”我带着这种文化自豪感穿过喜马拉雅山回到国内，没想到，每个城市的报刊亭上都悬挂着诽谤我的文章。一开始我以为是一股陡起陡灭的狂风恶浪，后来发现，那些一眼就能识破的谣言只要有人制造出来，就立即在中国变成铜铸铁浇，十几年都破除不了。这就给我企图重新评价中华文化的热忱，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是啊，在浩瀚的中华文化中，谁想寻找一种机制来阻止谣言和诽谤吗？没门；谁想寻找某种程序来惩罚诬陷和毁损吗？还是没门。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因此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回想起来，至少从屈原、司马迁、嵇康开始，两千年间所有比较重要的文人几乎没有一个例外，全都挣扎在谣言和诽谤中无法脱身。他们只要走了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说了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获得了别人没有获得过的成就和名声，立即就成为群起围啄的目标，而且无人救援。于是，整部中华文化史，也就成了“整人”和“被整”的历史。感谢一切造谣者、诽谤者、起哄者，他们在中华文化中永远不受谴责的洋洋得意，纠正了我对中华文化过于光明的读解。于是，我决定寻找另一种对比坐标。可以找美国，但它太年轻，缺少年代上的可比性，更何况它太霸道，缺少平等对话的可能；也可以找日本，但它太小，缺少体量上的可比性，更何况它与中国的历史恩怨太深，缺少平等对话所需要的安静。那么，只能是欧洲了。我的这个想法，又一次与凤凰卫视一拍即合。于是，重新出发。我考察了欧洲九十六座城市，这是连欧洲学者也很难做到的事。与《千年一叹》所记述的那次行程不同，这次考察除了在西班牙北部受到民族武装势力的小小惊吓，在德国受到“新纳粹”的某种骚扰外，基本上都平安无虞。也没再遇到什么食宿困难，可以比较从容地读读写写，这就是这本《行者无疆》的由来。我说过，《千年一叹》的不少篇目是在命悬一线之际赶写出来的，因此舍不得删削和修改；那么，相比之下，对《行者无疆》就不必那么疼惜了。一路上写了很多，删改起来也就比较严苛。在欧洲漫游期间，惊讶不多，思考很多。惊讶不多的原因，是我曾经花费多年的时间钻研过欧洲从古希腊开始的历史文化，几乎已经到了沉溺的地步。我在心里早就熟知的那些精神老宅，那些神圣长髯，那些黄铜般的哲言，那些被黑色披风所裹卷的诗情。但是，这一切在以前都是风干了的记忆碎片，现在眼见它们衍伸成一种综合生态弥漫在街市间的时候，我不能不深深思考。它们为什么是这样？中国为什么是那样？从美第奇家族的府邸到巴黎现代的咖啡馆，从一所所几百年历史的大学到北欧海盗的转型地，我一直在比较着中华文明的缺失。它的公民意识、心灵秩序、法制教育、创造思维，一次次使我陷入一种整体羞惭。但是，走得远了，看得多了，我也发现了欧洲的忧虑。早年过于精致的社会设计成了一种面对现代挑战的体制性负担，以往远航万里的雄心壮志成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心理狭隘，高福利的公平理想成了制约经济发展的沉重滞力……总之，许多一直令我们仰慕不置的高塔，已经敲起了越来越多的警钟，有时钟声还有点凄厉。当然，我也要把这种感受表述出来。于是，以中华文化为中介，《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也就连贯了起来。《行者无疆》*版的正版，已经销售了一百多万册。
曾经有人告诉我，很多到欧洲旅行的中国人，身边都会带这一本书。有一次在欧洲的一辆载满各地中国人的大型游览车上，一位导游说，谁没有带《行者无疆》的请举手，结果举手的只有两位。这件事让我亦喜亦忧，喜不必说，所忧者，是要让大家明白，此书作为导游读物很不合格。
这次修订，删去了三分之一篇幅，文字也有较大的改动，使之更加干净。二○○一年九月成书，二○一一年五月改定新版，并重写此序
南欧南方的毁灭一考察欧洲*站，居然是面对一场大灾难。我知道，这个行程一定是深刻的，因为人类的历史也是一个从灾难开始的宗教寓言。所谓“终极思考”，其实有一半也就是“灾难思考”。因此，灾难的废墟，是帮助我们摆脱日常平庸的课堂。世上发生过一些集体死亡、霎时毁灭的情景，例如地震、海啸和原子弹袭击。这类情景，毁灭得过于彻底，使人难于对毁灭前后进行具体的对比。庞贝的毁灭是由于火山灰的堆积，连火山熔浆都未曾光临，于是千余年后发掘出来，竟然街道、店铺、庭院、雕塑一应俱全。不仅如此，街石间的车辙水沟、面包房里的种种器皿、妓院里的淫荡字画、私宅中的诡异密室，全都表明人们刚刚离开，立即就要回来。谁知回来的却是我们，简直是仙窟千载、黄粱一梦。二使我久久驻足的是那两个剧场，一大一小。大剧场是露天座位，可容四五千观众；小剧场有顶盖，可容千余观众。这两个剧场外面，有广场和柱廊。广场上的树现在又长得很大，绿森森地让人忘记毁灭曾经发生，只以为剧场里正在演戏，观众都进去了。在欧洲戏剧史上，我对罗马的戏剧评价不高，平时在课堂上总以罗马戏剧来反衬希腊戏剧。但是站在庞贝的剧场，我就不忍心这样想了。他们当时在这里演的，有塞内加的悲剧，有米南德的喜剧，有很世俗的闹剧、哑剧、歌舞剧，也有一些高雅诗人戴着面具朗诵自己的新作。今天我在两个剧场的环形座位上方分别走了一遍，知道出事那天，这里没有演出。我们说那天出事的时候没有演出，是因为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们在清理火山灰的凝结物时没有在这里见到可认定为观众的大批“人形模壳”。什么叫“人形模壳”呢？当时被火山灰掩埋的人群，留下了他们死亡前的挣扎形体，火山灰冷却凝固时也就成了这些形体的铸模硬壳。人体很快腐烂了，但铸模硬壳还在，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一旦发现这种人形模壳，就用一根管子把石膏浆缓缓注入，结果剥去模壳，人们就看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连*细微的皮肤皱纹、血管脉络都显现得清清楚楚。这个办法是当时庞贝古城挖掘工作的主持者费奥莱里（G．Fiorelli）发明的，使我们能够看到一批生命与死神搏斗的*后状态。在一个瓦罐制造工场，有一个工人的人体抱肩蹲地，显然是在承受窒息的晕眩。他没有倒地，只想蹲一蹲，憩一会儿就起来。谁知这一蹲就蹲了一千多年。更让他惊讶的是，重见天日之时，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变成了自己的作品，都成了硬邦邦的石头。记得马克·吐温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在这里见过一具挺立着的庞贝人遗体，非常感动。那是一个士兵，在城门口身披甲胄屹立在岗位上，至死都不挪步。我没有见到这位士兵的人体模型，算起来马克·吐温来的时候庞贝古城只开挖了一小半，费奥莱里为模壳注石膏浆的方法还没有发明，因此他见到的应该是一具骨骼。马克·吐温除了感动之外也有生气的时候。庞贝城的石材路上有深深的车辙，他走路时把脚陷进去了，绊了一下。他由此发火，断言这路在出事之前已经很久没有整修了，责任在城市的道路管理部门。这个推断使他见到死亡者的遗骨也不悲伤了，因为任何一个死亡者都有可能是道路管理人员。我觉得马克·吐温的这种推断过于鲁莽。石材路一般都不会因为有了车辙就立即更换，有经验的驾车人也不会害怕这些车辙。从庞贝古城的道路整体状况看，有关管理人员还算尽职。马克·吐温把自己偶然陷脚的原因推给他们，连他们惨死了也不原谅，过分了。比马克·吐温更为过分的指责，出自一大批虚伪的道德学家。他们凭着道听途说，想象这座城市的生活非常奢侈糜烂，因此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奢侈糜烂的证据是公共浴室、私家宅院、妓院和不少春宫画。其实在我看来，这里呈现的是古罗马城市的寻常生态，在整体上还比较收敛。歌德一七八七年三月十一日到达这里，他在当天的笔记里写道:庞贝又小又窄，出乎参观者的意料。街道虽然很直，边上也有人行道，不过都很狭窄。房屋矮小而且没有窗户，房间仅靠开向庭院或室外走廊的门采光。一些公共建筑物、城门口的长凳、神庙，以及附近的一座别墅，小得根本不像是建筑物，反而像是模型或娃娃屋。但这些房间、通道和走廊，全都装饰着图画，望之赏心悦目。墙上都是壁画，画得很细腻，可惜多已毁损。《意大利之行》我也有歌德的这种感觉，但这里包含着某种错觉。我们平时去看正在建筑中的楼房地基，也会惊讶每个房间为什么如此之小。其实这是因为室内空间尚未形成，只拿着一个个房间的地基面积与无垠的天地去比，当然显得狭窄。庞贝废墟的多数民房遗迹也成了这种开放式的地基，因此就有了歌德的这番惊讶。后来他进入了那些比较完整、又有器物装饰的房间后感觉就不同了，说:“庞贝的屋子和房间看似狭窄，却仿佛又很宽广。”法国史学家泰纳（Taine）比歌德早来二十多年，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生活享受远不如我们现在这样舒适多样，这样多彩多姿。”从时间上说，几乎所有断言庞贝城因奢侈糜烂而受到上帝惩罚的道德评论家们，都是在泰纳之后，甚至在歌德之后才出现的。当然，他们也没有心思去阅读泰纳和歌德的文章。我鄙视一切嘲笑受难者的人。我怀疑，当某种灾难哪一天也降落到他们头上，他们会做什么。三庞贝城灾难降临之时，处处闪烁着人性之光。除了马克·吐温提到的那位城门卫士，除了那些“人形模壳”表现出的保护儿童和老人的姿态之外，我心中*大的人性形象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他就是《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GaiusPliniusSecundus）。称他老普林尼，是因为还有一位小普林尼（GaiusPliniusCaecilius），是他的外甥，后来又收为养子。这位小普林尼是罗马帝国历史上著名的散文作家。罗马的散文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书信，这种传统是由西塞罗（MarcusTulliusCicero）发端的，小普林尼承袭这一传统，成了写漂亮书信的高手。几年前我在《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一书中读到小普林尼写的一封信，其中提到了老普林尼牺牲的过程。老普林尼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又是当时意大利的一位重要官员，庞贝灾难发生时他担任意大利西海岸司令（又称地中海舰队司令）。真不知道他长达三十七卷的巨著《自然史》和其他百余卷的著作是怎么抽空完成的。据小普林尼信中记述，出事那天中午，老普林尼听说天空出现了一片奇怪的云，便穿上靴子登高观察，看了一会儿便以科学家的敏感断定事情重要，立即吩咐手下备船朝怪云的方向驶去，以便就近观察。但刚要出门，就收到了维苏威火山附近居民要求救援的信。他当机立断放弃科学观察，命令所有的船只都赶到灾区去救人，他自己的船一马当先。烫人的火山灰、燃烧过的碎石越来越多地掉落在船上，领航员建议回去，老普林尼却说:“勇敢的人会有好运。”他命令再去救人。作为舰队司令，他主要营救逃在海上或躲在岸边的人。他抱着瑟瑟发抖的朋友们，不断安慰，为了让他们镇静下来，自己满面笑容，洗澡、吃饭，把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解释为由炉火引起的火灾。*后，他号召大家去海滩，因为那里随时可以坐船逃离，但到了海滩一看，火山的爆发引起了大海发狂，根本无法行船。大家坐在海滩上，头上缚着枕头，以免被碎石伤害。但是，火焰越来越大，硫磺味越来越浓，人们开始慌乱奔逃，却不知逃到哪里去。就在这时，老普林尼突然倒地，他被火山灰和浓烟窒息而死，终年五十六岁。小普林尼那年十八岁，竟然侥幸逃出来了。这封信是二十五年之后写的，那时他已经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幸好他写这封信，使后人看到了那场灾难*亲历者的叙述。四我对这位因窒息而闭眼的老普林尼深深关注，原因之一是他在欧洲较早地看到了中国。我没有读过他的《自然史》，据《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一书介绍，老普林尼已经写到中国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绝不求售也”。他当时把中国人叫成“赛里斯人”。他说这句话的时间是那么早，比马可·波罗来华早了一千二百年，比利玛窦来华早了一千五百年。他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中国人的这些特点的呢？我想，大概是几度转说，被他打听到了。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会筛选和分析，*后竟然筛选出了“举止温厚”这个概念，把儒家学说的基本特征和农耕文明的不事远征，都包括在里边了。他写《自然史》的时代，在中国，王充在写《论衡》，班固在写《汉书》。庞贝灾难发生的那一年，班固参加了在白虎观讨论五经的会议，后来就有了著名的《白虎通义》。“举止温厚”的王充、班固他们不知道，在非常遥远的西方，有人投来关注的目光。但那副目光不久在轰隆轰隆的大灾难中埋葬，埋葬的地方叫庞贝。罗马假日一世上有很多美好的词汇，可以分配给欧洲各个城市，例如精致、浑朴、繁丽、古典、新锐、宁谧、舒适、神秘、壮观、肃穆……只有一个词，各个城市都不会争，只让它静静安踞在并不明亮的高位上，留给那座*的城市。这个词叫伟大，这座城市叫罗马。伟大是一种隐隐然的气象，从每一扇旧窗溢出，从每一块古砖溢出，从每一道雕纹溢出，从每一束老藤溢出。但是，其他城市也有旧窗，也有古砖，也有雕纹，也有老藤，为什么却乖乖地自认与伟大无缘？罗马的伟大，在于每一个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遗留，每一项遗留都有意气昂扬的姿态，每一个姿态都经过艺术巨匠的设计，每一个设计都构成了前后左右的和谐，每一种和谐都使时间和空间安详对视，每一回对视都让其他城市自愧弗如，知趣避过。因此，罗马的伟大是一种永恒的典范。欧洲其他城市的历代设计者，连梦中都有一个影影绰绰的罗马。二我*次去罗马，约了一帮友人，请蒋宪阳先生带队。他原本是上海的男高音歌唱家，因热爱意大利美声唱法而定居罗马多年。他先开车到德国接我们，然后经卢森堡、法国、摩纳哥去意大利，一路上见到雕塑、宫殿无数，但只要我们较长时间地驻足仰望，他就竖起一根手指轻轻摇动，说:“不！不！要看罗马的，那才是源头。”我们笑他过分，他便以更自信的微笑回答，不再说话。但是一进罗马就反过来了，沉默的是我们，大家确实被一种无以言喻的气势所统慑，而他则越来越活跃。今天我再次叩访罗马，伙伴们听了我的介绍都精神抖擞，只想好好地领受一座真正伟大的城市。但是，谁能想到，*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伙伴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呆看半晌，便回过头来看我，像是在询问怎么回事，但他们立即发现，我比他们更慌神。原来，眼前的罗马几乎是一座空城！这怎么可能？家家商店大门紧闭，条条街道没有行人。千年城门敞然洞开，门内门外阒寂无声。城门口也有持剑的卫兵，但那是雕塑，铜肩上站着一对活鸽子。即便全城市民倾巢出征，也不会如此安静。即便罗马帝国惨遭血洗，也不会如此死寂。当然偶尔也从街角冒出几个行人，但一看即知也是像我们这样的外国来访者，而不是城市的主人。好不容易见到两位老者从一间屋门里走出来，连忙停车询问，才知，昨天开始了长假期，大家全都休假去了。据说，五千八百万意大利人，这两天已有三千万到了国外。如此的人数比例我很难相信，但是后来住进旅馆后看到，电视台和报纸都这么说。历来罗马只做大事。我站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想，这宽阔的路，这高大的门，这斑驳的楼，曾经见过多少整齐的人群大进大出啊，今天，这些人群的后代浩荡离去，大大方方地把一座空城留给我们，留给全然不知来路的陌生人，真是大手笔。在中国新疆，我见过被古人突然遗弃的交河古城和高昌古城，走在那些颓屋残墙间已经惊恐莫名。我知道那种荒废日久的空城很美，却总是不敢留在黄昏之后，不是怕盗贼，而是怕气氛。试想，如果整整一座西域空城没有一点动静，月光朦胧，朔风凄厉，脑畔又浮出喜多郎的乐句，断断续续，巫幻森森，而你又只有一个人，这该如何消受？今天在眼前的，是一座更加古老却未曾荒废的庞大空城。没有人就没有了年代，它突然变得很不具体。那些本来为了召集人群、俯视人群、笑傲人群、号令人群的建筑物怎么也没有想到哪一天会失去人群，于是便傲然于空虚，雄伟于枉然。营造如此空静之境的，是罗马市民自己。这才猛然记起，一路上确有那么多奇怪的车辆逆着我们离城而去。有的拖着有卧室和厨炊设备的房车，有的在车顶上绑着游艇，有的甚至还拖着小型滑翔机。总之，他们是彻彻底底地休假去了。三何谓彻彻底底地休假？在观念上，这里体现了把个体休闲权利看得至高无上的欧洲人生哲学。中国人刻苦耐劳，偶尔也休假，但那只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欧洲人反过来，认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为了休假。因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杂务中断，使焦灼凝冻，使肢体回归，使亲伦重现。也就是说，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种观念融化了西方的个人权利、回归自然等等主干性原则，很容易广泛普及、深入人心，甚至走向*。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有次中国领导人访问罗马，计划做了几个月，但当领导人到达前一星期，意大利方面的计划负责人突然不见了，把大家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只得重新开始计划。奇怪的是，他们那方的人员只着急不生气，因为那个负责人的突然不见有一个神圣的理由:休假去了。我们很多企业家和官员其实也有假期，而且也能选择一个不受干扰的风景胜地。然而可惜的是，他们放不下身份。于是，一到休假地立即用电话疏通全部公私网络，甚至还要与当地的相关机构一一接上关系。结果可想而知，电话之频、访客之多、宴请之盛，往往超过未曾休假之时，没过几天已在心里盘算，什么时候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四那么多罗马人到国外休假，我想主要是去了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南部。意大利人的经济状况在整体上比法国、德国差得多，比西班牙好一点，他们在外应该是比较节俭的一群。欧洲人出国旅游一般不喜欢摆阔，多数人还愿意选择艰苦方式来测试自己的心力和体力，这与我们一路上常见的那些腰包鼓鼓、成群结队、不断购物的亚洲旅行者很不一样。那天我们去东海岸的圣乔治港，经过一个小镇，见到有一位白发老者阻拦我们，硬要请我们到附近一家海味小馆吃饭。理由是他曾多次到过中国，现在正在这个小镇的别墅里度假。跟着他，我们也就顺便逛了一下小镇。小镇确实很小，没有一栋豪华建筑，全是一排排由白石、水泥、木板建造的普通住房，也没有特别的风景和古迹，整个儿是一派灰白色的朴素。大概走了十分钟路，我们就见到了那家海味小馆。老人不说别的，先让我们坐下，一人上一碗海鲜面条。那碗面条有什么奥妙？我们带着悬念开始下口。面条居然是中国式的，不是意大利面食，大汤，很清，上面覆盖着厚厚一层小贝壳的肉，近似于中国沿海常吃的“海瓜子”。这种小贝壳的肉吃到嘴里，酥软而又韧性，鲜美无比，和着面条、汤汁一起咽下，真是一大享受。老人看着我们的表情放心地一笑，开始讲话。他的*句话是:“现在我已向你们说清我在这个小镇买别墅的原因，这面条，全意大利数这里做得*好。”说完，他才举起酒杯，正式表示对我们的欢迎。我们感谢过后，问起他曾多次去过中国的事。他的回答使我们大吃一惊，他去中国的身份是意大利的外贸部长、邮电部长和参议员！这就是说，坐在我们对面的白发老人是真正的大人物。今天他非常不愿意在自己担任过的职务上说太多的话，因为他在休假。他努力要把拦住我们的原因，缩小为个人原因和临时原因。他说，妻子是一个诗人，现在正在别墅里写诗，但别墅太小，他怕干扰妻子，便出来蹓跶，遇到了我们的车队。告别老人后，我们又行走在小镇灰白的街道上了。我想，这样的小镇，对所有被公务所累的人都有吸引力和消解力。它有能力藏龙卧虎，更有能力使他们忘记自己是龙是虎。这种忘记，让许多渐渐走向非我的人物走向自我，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赤诚的真人。因此，小镇的伟力就像休假的伟力，不可低估。那么罗马，你的每一次空城，必然都会带来一次人格人性上的重大增补。……
追询德国只有柏林，隐隐然回荡着一种让人不敢过于靠近的奇特气势。我之所指，非街道，非建筑，而是一种躲在一切背后的缥缈浮动或寂然不动；说不清，道不明，却引起了各国政治家的千言万语或冷然不语……罗马也有气势，那是一种诗情苍老的远年陈示；巴黎也有气势，那是一种热烈高雅的文化聚会；伦敦也有气势，那是一种繁忙有序的都市风范。柏林与它们全然不同，它并不年老，到十三世纪中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货商集散地，比罗马建城晚了足足两千年，比伦敦建城晚了一千多年，比巴黎建城也晚了六百多年，但它却显得比谁都老练含蓄，静静地让人琢磨不透。成为德意志帝国首都还只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但仅仅几十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几乎夷为平地，成了废墟。纵然是废墟，当时新当选的德国领导人阿登纳还是担心它仍然会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心理威胁，不敢把它重新作为首都。他说:“一旦柏林再度成为首都，国外的不信任更是不可消除。谁把柏林作为新的首都，精神上就造成一个新的普鲁士。”那么，什么叫做精神上的普鲁士，或者叫普鲁士精神？更是众说纷纭。*有名的是丘吉尔的说法:“普鲁士是万恶之源。”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正义的声音，战后盟军正式公告永久地解散普鲁士，国际间也没有什么异议。但是五十年后两个德国统一，国民投票仍然决定选都柏林，而且也不讳言要复苏普鲁士精神。当然不是复苏丘吉尔所憎恶的那种酿造战争和灾难的东西，但究竟复苏什么，却谁也说不明白。说不明白又已存在，这就是柏林的神秘、老练和厉害。不管怎么说，既然来到了柏林，我就要向它询问一系列有关德国的难题。例如——人类一共就遇到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都是它策动，又都是它惨败，那么，它究竟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人类？在策动世界大战前艺术文化已经光芒万丈，遭到惨败后经济恢复又突飞猛进，是一种什么力量，能使它在喧嚣野蛮背后，保存起沉静而强大的高贵？历史上它的思想启蒙运动远比法国缓慢、曲折和隐蔽，却为什么能在这种落后状态中悄然涌出莱辛、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这样的精神巨峰而雄视欧洲？有人说所有的西方哲学都是用德语写的，为什么它能在如此抽象的领域后来居上、独占鳌头？一个民族的邪恶行为必然导致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在世人面前大幅度贬值，为什么唯有这片土地，世人一方面严厉地向它追讨生存的尊严，一方面又恭敬地向它索求思维的尊严？它的文化价值，为什么能浮悬在灾难之上不受污染？歌德曾经说过，德意志人就个体而言十分理智，而整体却经常迷路。这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问题是，是什么力量能让理智的个体迷失得那么整齐？迷失之后又不让个人理智完全丧失？基辛格说，近三百年，欧洲的稳定取决于德国。一个经常迷路的群体究竟凭着什么支点来频频左右全欧，连声势浩大的拿破仑战争也输它一筹？俄罗斯总统普京冷战时代曾在德国做过情报工作，当选总统后宣布，经济走德国的路，世人都说他这项情报做得不错。那么，以社会公平和人道精神为目标的“社会市场经济”，为什么偏偏能成功地实施于人道记录不佳的德国？……这些问题都会有一些具体的答案，但我觉得，所有的答案都会与那种隐隐然的气势有关。世上真正的大问题都鸿蒙难解，过于清晰的回答只是一种逻辑安慰。我宁肯接受这样一种比喻:德意志有大森林的气质:深沉、内向、稳重和静穆。现在，这个森林里瑞气上升，祥云盘旋，但森林终究是森林，不欢悦、不敞亮，静静地茂盛勃发，一眼望去，不知深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