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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兴，60后，北京人，《经济观察报》“观察家”专栏作家，现定居美国。1980年，以全国文科第二名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翌年被选送到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学习，并留学日本，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批公派赴日留学生，后赴美留学并定居。
本书主要收录了作者自2015年5月至2016年3月发表于《读书》《财新周刊》《经济观察报》“观察家”专栏上的有关个人记忆的文章，共计25篇，分为“童年·少年”、“父亲·母亲”、“人事·书事”三部分，分别记录了作者出国留学前的一些时光，关于父母的片断回忆，家族历史的一瞥，难忘的人以及难忘的书。
作者对文学和音乐有着较为深厚的修养，长期出入于中西文化之间，以其对世相百态的敏锐观察和对人生经历的睿智思考，形成了沉稳老练、机锋檃栝且又不失抒情的文风。其文字，独树一帜，堪称美文。
二〇一六年六月间，大兴来亦庄小叙。饭间，我问他写文章何以那么快捷，几乎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篇美文见报？他说，专栏文章时限固定，按期交稿，需事先打好腹稿，然后以语音输入手机，稍做修改后即发往报社；一篇千字上下的短文乃至三五千字的长文，从腹稿、口述、改定到发出，只需两三天即可完成；实则一生亲历之事，心中积郁已久，酝酿成文，井喷而出，乃一大快事也。
李新师、于川师母家四兄弟，大兴行四。长兄小丁健谈，次兄小兵少言，三兄小明爱唱。三人在京，虽不常见，却时有音问。大兴二十岁时由北京大学保送日本留学，自那以后，只是从李新师和于川师母处知道大兴的零星信息。直到二〇〇五年李新师远行后，才在小兵的办公处与大兴以及他的三位兄长匆匆相会。又过了十年，这一次大兴回国长住，总算有时间聚谈，并诵读他的书稿。
大兴生于一九六〇年，是国人饱受挨饿之苦的大饥荒年代。我于一九六二年春从长春来到北京，每饭面对的只有黑面火烧、盐炒泡黄豆和无油青菜汤。初见大兴是他一岁多，高度营养不良时。每逢他发高烧，我就抱他到宽街北京中医医院就诊，拿药后再送他回位于铁狮子胡同的中国人民大学李新师家。这样的急诊不少，多半由李义彬兄一人为之，我偶尔也帮忙。大兴儿时患轻度软骨病，自云身形就像一根长竹竿顶着一个大西瓜，摇摆不稳，弱不禁风。时逢“文革”，他小学、初中似乎都未读，却到处找书，广泛涉猎，读到许多当年别人很少看到的禁书。历史上不少读书人的杂学博识，恰恰是在文字狱中修炼成的。“文革”毁书无数，却无法把书完全毁掉，这是倡言反智毁书者所始料不及的。毁书者之恶，绝甚于秦始皇焚坑之恶。其恶铭于人心，刻于史册，永为后世诅咒，乃历史对邪恶的严正惩罚。
大兴七岁失学，开始无票乘坐十三路公共汽车，三年后持小明的学生月票，坐遍京城公交车，从市区到郊区，几十条线路，全能背出站名；十岁学会记账、做饭、为母亲熬中药；十五岁起吸烟饮酒，却是个爱读书，爱做梦，不打架，不合群，喜做单相思，内心羞涩的好孩子。基本没有受到主流教化的熏染，也缺少社会潜在意识的浸淫。小学一年级辍学，在家受母教读书的同时，先习写古诗，再试写新诗和随感（于川师母给我看过），似乎一直陶醉在诗歌与音乐中。十七岁重返学校课堂，三年后（一九八〇年）以北京市文科高考第二名进入北京大学，半年后东渡日本留学；一九八九年后，离日赴美，长期做公司职员；一年前辞职，重回文学与音乐之旅。
一个人遭逢或目睹不幸与磨难的逆境（诸如“十年浩劫”中的批斗、抄家、自杀、武斗、杀人等恐怖惨状，使人无时不在恐惧与无助中），定会丰富人生阅历，使自己变得坚毅聪慧，逐渐找到自我，找到审美和思想的路向。大兴半生经历可为一证。
大兴的书，多为阅世、阅人与阅读的人生自述，视野广阔，思虑深远，涵盖文学、史学、美学、诗学与音乐；时而平实晓畅，时而诗意充盈，新奇驳杂、舒展有致的文风，离不开家庭，特别是父慈母爱、兄长之情的滋养，可谓集父母兄长智慧于一身。
大兴写母亲于川的文字尤其感人。正是母亲以其深情大爱，保全呵护了大兴的聪慧好学、自由不羁、浪漫与谨严交融的独特性格和才华，他才得以在知天命之年，井喷式书写童年少年、父亲母亲、人事书事——这人生一幕，随后还会有青年、中年……一系列个人历史回顾会接踵而来。以他写作速度的快捷，我相信很快便会看到第二幕、第三幕的精彩展现。大兴说:“历史应该是个人书写。”我赞同，我欣赏，这是因为个人书写是家国书写的浓缩版，个人的微观史是时代宏观史的真实映照，肃清历史虚无论当由此做起。
是为序。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于海南五指山
陈铁健八十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