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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文，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一级作家。出版有长篇非虚构文本《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大河上下》等二十余部作品，曾获国家图书奖和海内外多种文学奖，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
《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一书为水利部、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黄河，黄土，黄种人，一部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一大半篇幅是由大河上下渲染出来的。黄河的命运，维系着一个大河民族的命运。被尊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水利、治理、环保……它的一切无不牵动着人们的心。
这是一部致力于深挖黄河的命运和时代境遇的现场调查文本，也是对黄河以及它所承载的中华文明的*次全景式的深入描述。作者陈启文溯源而上，又从黄河源头出发，穿越大河上下，随着一条长河层层递进，试图对一个伟大民族的源头、嬗变、崛起与兴盛及其精神内核进行了一次必要的清理，力求准确地呈现中华文明所隐含的深层动机。当生态环境问题已逼迫我们的呼吸之时，作者对河流生态的问题也发出了悲怆的追问。
《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是一部被中国作协、国家水利部、安徽出版集团、安徽文艺出版社同时列为重点项目的厚重纪实作品。黄河，黄土，黄种人，一部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一大半篇幅是由大河上下渲染出来的。黄河的命运，维系着一个大河民族的命运。尊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水利、治理、环保……它的一切无不牵动着人们的心。作家陈启文溯源而上，又从黄河源头出发，穿越大河上下，同时迂回它的支流、湖泊，随着一条长河层层递进，作者把自己历时三年艰辛考察的所见所闻、所行所思一一记录，精心创作而成这部大书。
《大河上下》这部洋洋50万字的报告文学，分为“上游从憧憬到抵达”“中游由远及近的黄河”“下游当黄河成为一个悬念”三个部分，共十五章，全景式再现了黄河的历史、生态和现状。
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同时也是世界公认复杂、难治的大河。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治黄事业拉开了序幕。人民治黄七十年，伏秋大汛无决口，从拦蓄洪水、灌溉发电到科学调度、调水调沙，从固守金堤、上拦下排到综合治理、人水和谐，中国人用辛勤和智慧，筑起了一座座治水丰碑，谱写出一曲曲治黄壮歌。同时，作者也深刻反思了治黄史上的一次次经验教训，披露了黄河流域存在的水土流失、水资源过度利用、水污染等现实问题。从曾经的泛滥和漫漶，到如今日益严峻的干涸乃至断流，作者发出了悲怆的追问。黄河成为我们民族生存史上一个始终惊心动魄的悬念。
《大河上下》它的震撼在于直抵一条河的生命真相，母亲河的开垦史和繁衍史，不再是水汽充盈的神奇故事，而是原生的、被坐实的历史和现实。作者一路上感悟着大河上下自然与生命、地域与人文的血脉关系，细述岁月的沧桑流年，引申出中华民族的漫长演变轨迹，并试图对一个伟大民族的源头、嬗变、崛起与兴盛及其精神内核进行了一次清理，力求准确地呈现中华文明所隐含的深层动机和精神内核。作品立意宏阔，思接古今，既有大气磅礴的宏大叙事，又有生动传神的娓娓道来，立足现实，审视历史，面向未来。
黄河，母亲河，只有真正理解了这条河，才能理解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陈启文先生用自己艰辛的探索和心血，为我们奉献出这部极有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作品，它的思想性、史料性、文学性和可读性，证实了一位当代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职业操守、社会良心和责任担当。
《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晋人张华猜测到了黄河之源，仅仅只是猜测，一条长河从战国流到隋唐，才有了人类抵达河源的确凿记载。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灭吐谷浑，置河源郡，辖地就在今黄河源区的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和海南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到了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吐谷浑再度崛起，又有侯君集、李道宗率师远征，在《新唐书》中有大唐远征军“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览观河源”的记载。随后又有史载，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进藏，吐蕃王松赞干布“率部迎亲于河源”，这个“河源”也在星宿海一带。在元代之前，关于河源的记载，大多是往返于边塞的将军、使臣们途经黄河上游时留下的一些杂录，东鳞西爪，既不成体系，又缺少水利勘察的专业知识，有些记载只是从道听途说中得来，与神话传说混杂在一起，作为传奇稗史尚可，但在真正的河源考察上只能作为参考。若从水利史、黄河史的专业角度来追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朝廷派遣专使大规模考察黄河源，还是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忽必烈命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踏上黄河探源之旅。而在此前，还有一段前奏——时任都水监的郭守敬，在完成“西夏治水”的使命之后，没有直接返京，他还有一件酝酿已久的事情要做:考察河源。郭守敬是历史上著名的水利专家，也是历史上以科学考察为目的、专程探寻河源的第一人。很可惜，郭守敬一路千辛万苦地踏勘探源的记录，后来失传了，这也让他的探源之旅变得近乎没有实际意义。都实一行出发时，郭守敬尚健在，依情理逻辑猜测，作为河源考察先驱的郭守敬对都实应该是有影响的，但我却未能搜寻到两人有过交集的史实。都实为金朝女真族贵族后裔，但并非水利专家，他曾三次出使吐蕃，对那条进入雪域高原的路，应该相当熟悉。史上也大致勾勒了他走过的路线，从元大都（今北京）进入甘肃河州宁河驿（今甘肃临夏一带），然后穿过甘南的崇山峻岭，溯河而上，历时四个多月，他最终抵达了大唐将军侯君集、李道宗也曾抵达的星宿海一带。行到这里，都实也就“行到水穷处”了，凭当时的条件，他们也没有办法继续往上追溯，哪怕再往前迈一步，都是人类难以逾越的大限。屈指一算，从唐人侯君集、李道宗到元人都实，相隔六百四十年，然而在黄河溯源史上，人类却再也没有往前迈出一小步。但都实的这次探源之旅却并非徒劳无功，他与唐人虽然站在同一个地方，两者之间却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来这里不是路过，而是专门来勘察河源的。都实是外行，但与他同行的应有不少内行。根据都实一行的考察成果和他们绘制的河源图，翰林学士潘昂霄撰成了中国第一部关于河源的专著《河源志》，该书记载了黄河由西南往东北流百余里汇为“火敦儿”（星宿海）的一支源流，这条河流极有可能就是黄河源流之一的卡日曲。在都实渐行渐远的背影之后，一条大河的源头在人类的远眺中依然那么缥缈而高远。岁月深处，还将有一个又一个身影从不可知的远处跋涉而来。尤其到了清朝，把河源考察推到了一个风生水起的高潮。大清帝国有着极强的版图意识，清廷“屡遣使臣，往穷河源，测量地度，绘入舆图”，但一条兴风作浪的大河却屡屡与这个帝国作对。为让黄河安澜，康熙皇帝把目光从泛滥成灾的中下游转向了最上游的源头。康熙四十年（1701年），钦命朝臣舒兰（时任内阁侍读）“偕侍卫拉锡往探河源”。舒兰、拉锡一行于当年农历四月从京师出发，于六月抵达星宿海一带，发现“星宿海之源，小泉万亿，历历如星，众山环之”。这一次，他们没有在唐人、元人抵达的地方就此止住，从星宿海又往上走了两天，人类的脚步终于跨越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大限，而在大限之外又发现星宿海之上有三座山，“三山之泉，溢为三支河，即古尔班索里玛勒也。三河东流入扎陵诺尔（今扎陵湖），扎陵一支入鄂陵诺尔（今鄂陵湖），黄河自鄂陵出。其他山泉与平地水泉，渊沦萦绕，不可胜数，悉归黄河东下”。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一次考察都把人类对黄河源的认识又往前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