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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东坡七集是北宋文学家苏轼的作品。苏轼的诗文集110卷。包括《东坡集》40卷，《东坡后集》20卷，《东坡奏议》15卷，《东坡外制集》3卷附乐语，《东坡内制集》10卷，《东坡应诏集》10卷，《东坡续集》12卷附校记。从文学的角度看，价值较高的在前，后续三集，基本上包括了他的诗，词，散文，书简，序论等。前后两集编定时间较早，比较可靠。今存较早的七集本，是明成化四年(1468)江西吉安府程宗刻本·清光绪年间，有缪荃孙校刊本·民国年间有《四部备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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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一〇三六—一一〇一），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宋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進士，後對制策入三等。神宗熙寧變法中，因與王安石新黨政見不合，外任杭州、密州等地。元豐二年（一〇七九）因“烏臺詩案”入獄，結案特貶黄州。他隨遇而安，築居雪堂，自號“東坡居士”。元祐更化，被召還朝，歷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禮部尚書等，其間曾因党争又一度外任杭州。紹聖初，哲宗親政，恢復變法是，新黨起復，蘇軾坐元祐黨籍，歷謫惠州、儋州。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以徽宗即位遇赦北還，卒於常州歸途。神宗、哲宗两朝政治風雲造就了蘇軾的坎壈人生，同時也成就了蘇軾“渾涵光芒，雄視百代”（《宋史》本傳）的藝術。蘇軾文章與歐陽修并稱“歐蘇”，詩歌與黄庭堅并稱“蘇黄”，詞與辛棄疾并稱“蘇辛”，書法入宋“四大家”之列，繪畫與文同齊名。蘇軾與父親蘇洵、弟弟蘇轍一門“三蘇”并列“唐宋古文八大家”。黄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陳師道、李廌等文壇俊才皆出蘇門。可以説，蘇軾是宋代*偉大的文人。蘇東坡已經成爲宋代文化的一個符號，成爲中國文人的一種象徵，對後世産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蘇軾去世後，蘇轍撰《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欒城集》卷二十二）列舉其生平著述説:“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宋史》本傳承襲蘇轍《墓誌銘》之説，僅將“喜陶淵明，追和之”云云徑寫作“《和陶詩》四卷”。另外，《宋史·藝文志》載“東坡前、後集七十卷”，不確，當以《墓誌銘》及《宋史》本傳所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共六十卷爲準。上述六集九十二卷，就是蘇集定本的*早情况。六集中，《東坡集》四十卷又稱《前集》，爲蘇軾手定，南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八説:“世傳《前集》乃東坡手自編者，隨其出處，古律詩相間，謬誤絶少……《後集》乃後人所編。”《後集》二十卷可能源於劉沔編纂之本，蘇軾曾寓目并表示滿意（蘇軾《答劉沔都漕書》稱其“掇拾編綴，略無遺者……無一篇偽者，又少謬訛”），後來也許又有補充編纂（孫覿《與蘇守季文》稱“《東坡後集》或云即劉元忠所集二十卷，則容有未盡也”，錢求赤《書東坡後集》則認爲《後集》經蘇軾之子蘇過之手編成）。《奏議》《外制》《内制》三集二十八卷，是蘇軾任職期間的公文寫作（《外制》《内制》與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的經歷有關），按照宋人文集編撰的習慣，很可能在蘇軾生前就由他親自編定。《和陶詩》四卷，蘇軾自己説出於手定:“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集而并録之，以遺後之君子。”（見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引蘇軾語。）由此可見，六集皆出於蘇軾生前手定或寓目認可，是東坡著述中流傳有緒、*爲可靠的文本。“六集”本系統定型之後，纔出現了書賈編刊的所謂“類編”“大全集”坊本系統，其品質遠低於“六集”本。需要指出，在“六集”“類編大全集”两大系統之外，還存在一批蘇軾著述文獻，它們大約可以分爲两類:*類如《南行集》《岐梁集》《錢塘集》《超然集》《黄樓集》《眉山集》《武功集》《雪堂集》《黄岡小集》《仇池集》《毗陵集》《蘭臺集》《玉局集》《海上老人集》等（見明代《重編東坡外集》卷首序），從題名看屬於一官一集、一地一集、一事一集的出於作者自定的“即時性”編撰方式，可能是“六集”本的更早文獻源頭，今皆不存。第二類包括《應詔集》十卷（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衢本卷十九）、《東坡先生别集》三十二卷、《續别集》八卷（見《讀書附志》卷下）、《東坡遺編》（見明代《重編東坡外集》卷首序）、《東坡外集》（今存明代《重編東坡外集》）等，從題名及現存内容看大約出於“六集”本形成之後，屬於“六集”之外的蘇軾作品輯佚補編。第二類文獻逐漸進入“東坡六集”本系統，構成了宋、明两代“東坡七集”本。宋代從“六集”走向“七集”的詳盡過程，已經難以厘清。從今存宋慶元蜀刻大小字本殘帙（劉尚榮《蘇軾著作版本論叢》認爲大字本、小字本即洪邁《容齋五筆》所載“眉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二本字體有别而内容全同）的篇目編次特點，可以看出大致端倪:大字本，今存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東坡集》卷十七，天津圖書館藏《奏議》卷二。小字本，今存國家圖書館藏《應詔集》十卷。很明顯，大字本之《東坡集》《奏議》爲“六集”原目，小字本之《應詔集》原非“六集”之目。二本内容既然全同，則《應詔集》當與“六集”原目合而計之，其數恰爲“七集”。宋慶元蜀刻大小字本殘帙可能是現存“東坡七集”系統的*早版本。其他宋刻殘帙，據劉尚榮《蘇軾著作版本論叢》、祝尚書《宋人别集叙録》著録今存四種，分别是黄州北宋末刻南宋遞修本（上海圖書館藏殘本六卷及零葉若干，國家圖書館藏殘葉若干匯訂爲一冊，臺北“中央圖書館”藏《和陶詩》四卷、《奏議集》十五卷）、孝宗朝刊大字本（國家圖書館藏殘本三十卷，日本宮内廳書陵部藏殘本四十五卷）、孝宗朝刊每行二十字本（日本内閣文庫藏殘本二十三卷）、孝宗朝刊小字本（國家圖書館藏殘本十九卷）。這四種殘帙因其存留篇目皆屬於“六集”原目範圍，無法判斷是否屬於“七集”系統。元代，“東坡六集”“七集”未見刻本著録。明代“東坡七集”，以明成化四年（一四六八）程宗吉州刻本爲*古。程刻“東坡七集”本保持了宋代“七集”系統基本框架（“仍依舊本卷帙”），又有两點變化:*，多出《續集》十二卷。第二，將《和陶詩》合爲一卷，并納入《續集》。據李紹爲程刻“七集”所作《重刊蘇文忠公全集序》所説“舊本無而新本有者，則爲《續集》并刻之”，可知《續集》出自程刻首創，故丁丙指出“《續集》晁、陳两家皆不著録，實始於此刻”（《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七）。從這两點變化可以復原宋刻“七集”到程刻“七集”的承襲演變軌迹如下:宋刻“東坡七集”“東坡六集”原目（《東坡集》《後集》《奏議》《内制》《外制》《和陶詩》）《應詔集》十卷程刻“東坡七集”“六集”之五（《東坡集》《後集》《奏議》《内制》《外制》）《應詔集》十卷《續集》十二卷（含《和陶詩》）可以想見，程宗爲了將宋代“東坡六集”之後陸續出現的輯佚補編東坡作品儘量多地納入自己的新刻“七集”，故打破了宋刻“東坡七集”僅增入《應詔集》十卷的體例，進一步增入自己新編的、包含了大量佚詩逸文的《續集》十二卷。這樣一來，宋代“七集”將變爲明刻“八集”，這一名稱前所未有，不如“七集”之名廣爲人熟知，易於接受。於是，程宗的處理辦法是將宋刻“七集”之一《和陶詩》的獨立性取消，内容整體納入《續集》，成爲次一層級的文本單元。經此調整，程刻遂得以保留“七集”之數，仍以“東坡七集”之名行世。傅增湘曾表示不理解程刻“七集”對《和陶詩》的單獨處理，説“《續集》爲程氏所編，采各集所無之詩文而并《和陶詩》於其中，此其异耳”（《藏園群書題記》三集卷六），或未體察程氏苦心。可以説，蘇軾著述中來源*早、*能體現作者編撰意圖，流傳有緒的可靠文本，首推“東坡七集”系統。“東坡七集”的宋刻僅存殘帙若干，元刻未見著録存世。“東坡七集”存世完帙之*古者，首推明代程宗刻成化本。程刻雖對宋刻“七集”有所改動，但僅爲個别框架調整，綫索清晰，易於尋繹，且《續集》增補東坡佚文雖或未免疏漏，然亦不無踵增擘補之功。要之，程刻成化本“東坡七集”可稱東坡詩文存世之*讀本。成化本“東坡七集”存世尚有十餘部（見祝尚書《宋人别集叙録·東坡集》）。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江西布政司曾校勘重刊成化本，刪削重複，訂正文字，傅增湘認爲嘉靖刻本態度精謹、足爲後式（《藏園群書題記》三集卷六）。嘉靖本今存世二十餘部（見祝尚書《宋人别集叙録·東坡集》）。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至宣統元年（一九〇九）間，時任两江總督的端方在南京以丁丙“善本書室”藏成化本爲底本，由官方出資，委托繆荃孫校訂重刊“東坡七集”。繆荃孫在刊刻中發現成化本“訛字記不勝記”（繆荃孫《跋》），彙集了嘉靖本與錢求赤據宋刻而成之校本，對成化本的文字訛誤與原版模糊之處加以訂正，并附《校記》以資説明。由此可見，端方寶華盦重刊明成化本可謂後出轉精，更便閱讀。此本字大行疏，墨色如漆，尤堪捧玩。自問世之日，即爲藏家所重，是清季之佳槧，時至今日，愈不易得。民國時期，中華書局編“四部備要”收録坡集，即以此本排印，然經梓民之手，終隔一間。今入選“國學基本典籍叢刊”，以簡裝灰度影印的方式出版，原迹宛然如在，甚便讀者。世之嗜蘇者既以坡文爲精金美玉，今捧櫝獲珠，必有以識匣之美也，故略述其源流，以爲鼓吹云爾。曾祥波二〇一九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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