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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祖籍浙江宁波，1942年生于天津。青年时代便开始从师于北京画院画师恵孝同研习宋元绘画，并问道于吴玉如先生，学习古典文学。曾在天津书画社专事摹古。他是新时期文学重要作家，以写知识分子和天津近代历史故事见长。后重拾丹青，开创中西兼容、清新精雅隽永的画风，海内外有“现代文人画”之称。
冯骥才兼为文化学者，20世纪末以来投身于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影响深远。现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以及开明画院院长，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冯骥才演讲集(2001—2016)》一书按照冯骥才先生16年的演讲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2001—2006年是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性普查的启动阶段；2007—2011年是民间文化遗产的记录与保护阶段；2012—2016年是“非遗后”和古村落抢救性全面普查开始的阶段。冯骥才先生的演讲既有形而上的“思想”，也有与田野工作紧密相关的理论性的思考，从本书中可见一代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为民族的文化命运而战的思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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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纪末，我心甘情愿放下写小说的笔，投身于文化遗产的抢救，演讲就成了我重要的思想与行为的方式。”——冯骥才
中国民间文化的守护者冯骥才演讲实录，十六年来首次文本存录，集结成书。
这本演讲录中有我们熟悉的年画，有我们熟悉的古村落，那些流转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十六年里终于不再漂泊。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的一个一个的历史生命、文化生命。我们手里边拿着的是中华民族的火炬，我们不能把这个火炬放下，永远不能，我们更不能让它在我们手里灭掉。”——冯骥才
冯骥才先生的演讲既有形而上的“思想”，也有与田野工作紧密相关的理论性的思考，从本书中可见一代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为民族的文化命运而战的思想历程。
说出来的思想
自二十世纪末，我心甘情愿放下写小说的笔，投身于文化遗产的抢救，演讲就成了我重要的思想与行为的方式。从*初发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开始，从启动到推动，从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古村落，从学界到社会，从对文化现实与困境不断深化的认知到每一项重大遗产的
普查，全来自思考，以及对这些思考的传布。我的传布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用我原有的作家的笔，我不停地写下各种文化批评与文化思辨；一种则是站在讲台上演讲。演讲本来不是纯作家*喜欢的方式，作家喜欢躲在“台后”，用笔发言。手中的笔总比嘴巴深刻。因为文字是经过推敲的，语言
难免缺乏缜密与严谨。但演讲可以现身说法、声情并茂、直接表达并与现场交流，它更适合我要做的事情。我说过我要做“行动的知识分子”。我所做的事情—文化遗产的抢救，不仅需要我说我讲，需要呼吁乃至呼喊，更需要我用行动告诉人们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这样，我的演讲既有形而上的“思想”，也有与田野工作紧密相关的理论性的思考，而且近二十年来，它像一条线一直贯穿我为之奋斗的事业，我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所做的演讲何止一二百场。面对的人既有学界，也有社会各界乃至市民村民。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抢救更需要唤起民众。为此，我的演讲，包含着我每一步思想的足迹。由于我所做的事，是与同道者共同所为，故而在这些“言论”中，自然可见我们一代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为民族的文化命运而战的思想历程。
在这近二十年的演讲中，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01—2006年是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性普查的启动阶段；2007—2011年是民间文化遗产的记录与保护阶段；2012—2016年是“非遗后”和古村落抢救性全面普查开始的阶段。这些工作不但没有结束，而且问题与挑战仍不断摆到眼前。因此说，思想与行动不会终止。在一个经济强势的社会中，在社会转型时代，文化遗产必然身处弱势。为弱势而工作一靠思想的力量，一靠奋力而为。演讲是让知识界先觉的思考转变为社会共识必不可少的方式。应该说，这种方式发生了效力，我的话没有白说。就像在空谷里呼喊，渐渐听到来自社会的回声。唯此，我特别珍视这近二十年来的演讲。幸有好友李辉先生知我助我，并得到一向有
文化眼光的大象出版社的支持，使这近二十年说出的思想有了文本的存录。
是为幸，是为谢，是为序。
冯骥才
2017年5月23日于西安
民间文化工作者的当代使命是抢救
——在“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很荣幸参加这个会，特别是很荣幸地跟我所尊敬的文化大家—季老（季羡林）、启功老、于光远先生坐在一起。今天北师大召开这个会，很有眼光。从更深远的意义来讲，从于光远先生所说的“重要性”这一点来讲，我觉得这个会似乎关乎—如果我们这个会开得好—它应该关乎中国民间文化的命运。我为什么要把它提到这么一个层面上来看？因为我认为中国民间文化情况不妙，也就是大家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大环境不妙，这个不妙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我们国家正在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原来的文化要大量地失散和瓦解，整体地瓦解，乃至毁灭。前一年我跟香港凤凰电视台策划用电视采访方式对中国民居进行考察。现在已完成了，正在播出。栏目叫作《寻找远去的家园》，每天一集。这个摄制组由南方向北方，穿过南北诸省的古村落（中间还有一位驾驶航拍飞机的赵群力遇难了）。我没有时间跟摄制组跑，但是他们的信息不断地传给我，其中有一位拍摄“老房子”的摄影家李玉祥，这些地方他全跑过。曾经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现在已经四十岁了，也没结婚，背个相机，整天在中国这些古老的村落里穿行。他比较早地用文化的眼光、文化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民居。他是一个先行的人。这次他重新再走这些古村落时，不断地跟我通电话，唏嘘不已，感慨万端，很多地方的民居都已经变成了水泥的、简易的、玻璃幕墙的小洋楼，一个个非常有韵味、有特色、历史深厚的村落和大片的民居正在成片地瓦解，或者已经消失。
第二，在中西文化冲突的时候，我们处于一种弱势文化状态，因为我们是一种弱势经济，我们自然有一种弱势的文化心理，就是我们缺少了一种文化的自尊心、文化的自信心。所以我刚开始时说，我们这个研讨会跟中国民间文化的命运在一起，如果从更深远意义上说，它跟中国文化的命运都有关系，因为中国民间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民族精神的一个载体。但是在这种弱势文化的状态下，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尤其对民间文化会更加轻视，这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我们没有“文化保护法”。我们国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但是我们没有文化保护法。比如拿建筑来讲，经典性的、皇家的、宗教的建筑是属于文物保护的，而历史街区的民居则属于民间文化板块的东西，统统是在保护之外的，我们没有任何力量来保护这个正在消失的文化。尽管你看到了，也保护不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来研究自己的文化，能坐得住吗？能心安理得地静下心来吗？所以我*近到中国民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去工作时，跟我们的主席团和秘书长座谈了好多次，提出了一个想法，一个观点。我认为中国民协的工作，*就是抢救。我认为抢救比研究重要。我不轻视研究，研究当然重要，但是抢救是我们时代特有的使命。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民间文化从来没有保护过。我们原来没有把它当作一个文化，现在当我们把它认作文化的时候，它已经在瓦解了，消失了。可是如果一旦它散失干净，我们就全没有了，我们的研究没有对象了，我们没有生态性质的东西了，我们看不见、感受不到了，而且它是一次性的，过往不复。那么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和文化学者，我们的学人，就有一个使命，一个义不容辞的使命，这就是抢救！因为我们的民间文化在每一分钟都有一批消失。*近我到山西考察，到山东、河北考察，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比如:白沟地区的民间泥玩具，我前两年去还有，这两年去一个也没有了。传承人没有了，民俗文化的很多传承人转眼就没有了。传承人一没，这文化就烟消云散了。听说云南纳西族的民间乐手这两年去世了好几位，剩下不多了。一些民间戏曲、民间艺术已经名存实亡。这几年消失得真是太快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的民俗专家和文化学者应该热血沸腾，应该义不容辞地下去，应该到*线去，应该进行田野作业。我们中国民协连开了好几次会，准备搞一个“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现在民间文学部分即“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已接近尾声了，再有差不多三年就可以大功告成了。但是我们还要大规模地搞中国民俗的抢救，还有民间艺术的抢救，这民间艺术大到民居，小到任何一个民间艺术品种，就像1960年法国马尔罗所做的“大到教堂，小到羹勺”的那样一次调查。这个调查，我想需要五至十年做完，而且是“一网打尽”的抢救。如果在我们手里漏掉了，等于先人创造的东西我们没有保住。至于我们的工作方式，当然很多:一个方式是用文字记录的方式，出书，像民间文学集成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拍照的方式，然后出画册、图集，我们在整体上做了一个计划，《中国民俗图集》出100卷，《中国民间美术全集》准备出100—120集；另外一个就是用电视的方式，因为电视是一个动态的方式，记录民俗是*合适的，它可以把原生态的民俗事象记录下来，供后代研究。这个电视部分已经由山东电视台承接。刚刚我们在山东省搞一个研讨会，我跟电视台讲，你们拍的带子要多。你们的播出带如果是10分钟，我建议你们*起码要拍10个小时的毛片。对于民俗学者来讲，更重要的是毛片，我们要把大量的毛片留给后人作为研究的素材。我们这一代的任务、使命就是给后人的研究尽可能多地留下素材，否则后人研究没有材料，只能从书本到书本，因为后人无法再亲眼见到这些农耕时代的民间文化了。此外，我们现在的民间文化受了西方文化的注入之后，新的民间文化没有形成，很模糊、很混乱，充满着冲突，没有整体的、现代的、中国的民间文化。所以我*近准备在天津大学的研究院建立民
俗学科，我的民俗学将从抢救开始。我的想法是，不再把田野调查作为民俗学的手段或是搜集材料的方式，而是反过来把民俗学的研究注入田野调查中，注入抢救之中，以研究指导抢救。抢救是*位的。抢救是目的。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
我的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在建立民俗学科和培养民俗学的人才方面，很重要的要求:*是文化责任感，也是文化良知，这是*重要的；第二个是文化情感，实际上也是民间情感；第三个是文化审美，也是民间审美。不懂得民间美，就很难有深刻又执着的民间情感与责任感。这就是说，要让我们新一代的民俗学者有强烈的文化责任感、有深挚的民间情感，另外要有很高层次的民间审美、文化审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深入进去，我们的民俗学才更有活力，更有激情，更有成果。
今天我们民协还带来了一份《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呼吁书》，因为我们知道国内一些重要的学者今天都到会了，我们请大家在呼吁书上签个名。季老、启功老、于光远先生已经签上大名，感谢他们的支持。我想，这个事不是中国民协单独可以办好的，更不是一些个人的事，而是我们整个文化学界、民俗学界共同要做的一件*的、同时也是时代性的任务，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前辈创造的精华抢救下来，保存好，留给后人。
2001年11月23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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