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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1936年生，江苏丰县人。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65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汉魏六朝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师从陆侃如先生。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编审（已退休）。中国《文心雕龙》学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鲍照与庾信》《中古文学与文论研究》《汉魏六朝文选》《汉魏六朝诗选》《正变·通变·新变》《温柔敦厚与中国诗学》《吕氏春秋选译》《左思与刘琨》《老学庵笔记评注》《东坡志林评注》《虚实话三国》《咏史词选注》等3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正变·通变·新变》详细论述了这三个范畴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它们的发展演变情况。在考辨源流、评说得失中，颇多创获。《正变》部分对《诗大序》“风雅正变”说的全面考释，不乏新意。其纵向梳理，亦颇具特色。《通变》部分，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刘勰、皎然、叶燮为重点，同时论述了历史上“通变”的多种形态。《新变》部分，肯定了“新变”派重审美愉乐、轻教化礼义的特点，肯定了“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创作纲领。从“新变”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的论证中，得出“一代有一代之新变”的结论。
《中国美学范畴丛书》汇聚了蔡锺翔、陈良运、涂光社、袁济喜等诸多知名学者，对中国传统美学范畴作了一次全面深入的研究。作者在遵循基本撰写体例的同时，又有着鲜明的个性与观点，彰显“和而不同”的学术自由精神，融会中西，将中国美学范畴与西方美学与文化相比较，提出了诸多学术锐见。该套丛书的出版，将为中国美学和中国文论史的研究及体系构建打下坚实基础。
第四节宋代朱熹的“风雅正变”说
对汉儒的“风雅正变”说提出不同意见的，是宋代的理学家朱熹。在朱熹之前，北宋的张方平，写过《诗变正论》一文（见陶秋英《宋金元文论选》），这篇文章只不过是解释《诗大序》，并无建树，其影响亦不大。朱熹认为《诗经》的“风雅正变”，与“心之所感有邪正”（《诗集传序》）有关。他与汉儒的“风雅正变”说不同的是，他很厌恶刺诗，甚至把刺诗目为“谤讪”，正像程廷祚所说:“汉儒茫然不知刺诗之由，紫阳（即朱熹——引者注）出而拟诸谤讪。”（《诗论六·刺诗之由》）汉儒把“风雅正变”与“美刺”联系起来，朱熹则把“风雅正变”与人心的邪正联系起来。他在《诗集传序》中说:
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而有信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悯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
上引开头的几句话，认为《诗经》中的《国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也就是说，《国风》多为民歌，是男女之间的歌咏，是“各言其情”的作品，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这比《诗大序》所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要科学得多。汉儒论《诗》，穿凿附会之处甚多，朱熹在研读、涵咏《诗经》的过程中，逐渐发现《诗序））（主要指《毛诗小序》）与诗人本意不合，所以不得不“尽涤旧说”。（《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诗大序》提出有“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并以治世之音为“正”，乱世之音为“变”，扬正而抑变。朱熹也认为“风”“雅”有“正变”，但他对“正”“变”的理解，不是因时代而异，而是强调感于物而发于诗的人的情性之邪正来区分“正”“变”，这是他与《诗大序》的不同之点。《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他也认为是“正风”“正风”的产生，不单是治世的产物，也与诗人有密切关系，是诗人蒙受了文王的教化树立了良好的道德规范，作诗之人皆能得性情之正，没有淫邪之思，所以发言为诗，可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有“中和”之美。所以他把《周南》《召南》视为“风诗之正经”。《诗大序》认为“变风”“变雅”产生的原因是“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朱熹则认为，自《邶》以下，各国的治乱不同，人的贤与不贤也不同，有所感发而为诗，邪正是非是不一样的，因而产生了“变风”。朱熹是理学家，重性、理之学，性情之邪正，道德之高下，是他关注的重心，从而也可看出朱熹以观人为中心的理学家的文学观。对于《雅》《颂》，朱熹认为:“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他还是强调了作者的性情与道德风范。即便是“变雅”，其作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悯时病俗之所为”。圣人所以取“变雅”之作而不弃，是看中了作者的“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换句话说，“变雅”之作的创作动机是好的，性情也是正的，所以也可尊为经，这些诗，都是“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见也。”（《诗集传序》）这里又一次看出理学家论诗的色彩，“天道”“人事”与“理”，都是“道”，这正与朱熹所主张的“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有一定的关系。
比起汉儒来，朱熹扬弃了“风雅正变”的“美刺”说，而且崇正抑变的鲜明倾向在朱熹的《诗集传序》中也不见了。这是朱熹超过汉儒的地方。
如果我们联系朱熹的其他文论著作，还可以看出朱熹的一个文学观点，即治世的文学未必都发达，衰世的文学未必不如盛世。《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说: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如《国语》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时语言议论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于乱世之文，则《战国》（指《战国策》，引者注）是也，然有英伟气，非衰世《国语》之文之比也。
朱熹在这里指出，不能以治世、乱世分文之高下，衰世亦有好文章。在同书中他又说:“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章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政治、经济与文学的发展，有时是平衡的，有时也会出现不平衡，马克思、恩格斯也论述过这个问题，以此推论，产生于治世的“正风”“正雅”，未必就胜过产生于乱世的“变风”“变雅”，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朱熹才抛弃了汉儒“风雅正变”说的崇正抑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