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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文学院，前身为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是南京大学历史最悠久的系科之一，也是南京大学学术力量最强的系科之一。程章灿编的这本《南雍随笔》的内容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师历年来的学术随笔和一般抒怀议事言情的小品文选，体现了专业教师和学者在学术关怀之外的风骨情志与文章趣味。
程章灿编的随笔集《南雍随笔》收录了62位南京大学文学院教师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五花八门，或回忆往事，或感怀人生，或漫谈学术，或见才情，或重思想，或于自家的专业念兹在兹，不假考索，就能看到不同的个性经历，猜出各自的专业背景，正所谓文如其人，各见性格。
维特形象并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人物，他的精神同胞并不限于卢梭的圣普勒，还有荷尔德林提倡的“诗性个体”和霍夫曼塑造的“热情人”等等。维特像所有这类以自身的内在感情为指引的“诗性个体”和“热情人”那样，痛恨庸俗的现实世界，不愿意随波逐流，不愿与其他人一起追求名誉、地位、金钱和权力；他忘情于诗意的和幻想的世界，追求真正的爱情和真正的幸福，甚至甘愿为自己的爱情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正如我们前文所说的，维特之所以这样做，关键还在于，在维特看来，爱情不仅仅是人生幸福的源泉，而且是人类和谐和美的象征，所以，维特甘愿为爱情而献身，是为了捍卫爱的真诚和美丽。他要做那种“少数高尚的人，肯为自己的亲人流血献身，并以自己的死激励他们的朋友百倍地生”！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维特的自杀都是引起人们论争的焦点。在当时的欧洲，宗教思想仍然主导着人们的行为。从宗教的角度看，自杀不仅是对待生命的消极行为，而且是大逆不道的，因为人的生命是上帝赐予人的，人自己根本没有权利结束它。所以，歌德的这部小说在当时受到教会的猛力攻击，甚至被一些教会组织和国家政府宣布为禁书。从这个角度来看，“维特之死”又是作家歌德的一个有意识的反抗行动。在小说中，作者借助主人公维特之口，一再雄辩地为“自杀”这一行动在特定情境下的正当性进行论证，反对简单地把自杀行为视为软弱无能的和罪恶的。这些言论一方面为主人公随后的行为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也充分展现了歌德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维特毅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一行为，在这个语境下便有了歌颂人的情感和自由的意味，因为维特认为，人有权利在极度痛苦和绝望的时候，自己决定是否放弃自己的生命，而不是一味地遵循宗教的教诲，“顽强地忍受痛苦生活的煎熬”。维特自觉的反抗意味还表现在，他根本不企望死后在教堂墓地里容身，而是主动地选择了墓地外面的一块土地作为自己的葬身之地。可以说，维特用自己的死亡，把自己对当时社会诸种清规戒律的厌恶和反抗推向了极致，从而完成了一个社会叛逆者形象的自我塑造。在这里，需要提醒当代读者的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歌德和他的维特视为无神论者或反宗教的唯物主义者，那同样是一个极大的误会。西方文化中的宗教问题极端错综复杂，不存在“非此即彼”这样简单的两个阵营。简单地说，歌德和他的维特都是虔诚的教徒，尽管他们受到当时教会的谴责，这也就是说，他们所反抗的并不是宗教本身，而仅仅是某些令他们不满意的宗教仪式和清规戒律。前文曾经提起，勃兰兑斯把《维特》视为欧洲浪漫派文学的奠基性作品之一。歌德年轻时创作的这部小说在讴歌爱情和美等方面的确开创了浪漫派小说的主要表现领域，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歌德本人在思想和政治主张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仅不是欧洲浪漫派运动的忠实成员，而且从某种程度上看，实际上充当了德国早期浪漫派最强大的敌人。具体说来，歌德与浪漫派的关系极为复杂，他曾经是浪漫派作家的偶像，许多浪漫派作家把自己的作品题名献给他，他与德国早期浪漫派的作家、法国浪漫派的先驱者之一斯塔尔夫人等都有比较密切的私人关系，他自己的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浪漫派运动的发展，他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为浪漫派作家树立了标本。但是，歌德创作生涯的中、晚期大大背离了浪漫派运动的主旨，因此，尽管德国早期浪漫派作家们起初把歌德视为自己的前辈，对他表达过崇高的敬意，但是，他们随后就意识到自身与歌德在艺术观念上的区别，因此也在不同的场合对歌德提出过批评。歌德是在《温克尔曼》一文中表现出与浪漫派作家的决裂的，他虽然对浪漫派作家的作品评论并不多，但是，他的一句名言“古典的是健康的，浪漫的是病态的”似乎给德国早期浪漫派文学定了性。对于歌德的观点，我们今天当然要慎重对待，不能够盲目信从。歌德批评浪漫派文学，最关键的一点，是说它推崇脱离现实的主观艺术，是病态的艺术。他在1826年1月29日同爱克曼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倒退和衰亡的时代都是主观的，与此相反，一切前进和上升的时代都有一个客观的倾向。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倒退的时代，因为它是一个主观的时代。……与此相反，一切健康的努力都是由内心世界转向外在世界，像你所看到的一切伟大的时代都是努力前进的，都是具有客观性格的。”其实，《维特》出版之后，也曾一再地被保守派和宗教卫道士们指责为“病态的”、“颓废的”；《维特》显然是“关注内心生活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属于歌德自己在晚年所反对的“主观的艺术”。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在歌德与浪漫派的关系中，前后不一致的一方在歌德这里，由于身份和地位的变化，他自己的处世态度、艺术实践和理论观念也同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晚年的歌德绝对不可能写出《维特》来，他甚至都可能不再理解自己的这部早期成名作了。……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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