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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著名作家。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并开始文学创作。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说说唱唱》《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剧。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80年复出。短篇小说创作成就尤为突出，《异秉》《受戒》《大淖记事》《徙》等名作复活了现代汉语的鲜活和灵气。于散文和京剧现代戏亦有贡献。著有《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晚翠文谈》等。
《两栖杂述》是汪曾祺的文论集，收录了汪曾祺有关小说、散文、戏剧、民间文学创作，小说语言、审美趣味、民歌收集等关乎创作与欣赏的评论文章；谈其师沈从文及其作品的文章，为我们更感性地理解沈从文提供了资料；汪曾祺已出版作品不同版本的前言、后记及序跋等。是一本了解汪曾祺先生文艺创作思想的不可多得的*手材料。
1.汪曾祺逝世20周年纪念珍藏版，可收藏，也是赠送亲友的佳礼。2.全面收录汪曾祺关于文艺创作理念的文章、文艺评论，为了解汪曾祺创作理念提供资料。3.收录汪曾祺已出版作品不同版本的前言、后记及序跋等，窥见汪曾祺创作心路历程。4.全面收录谈其师沈从文的文章，为我们更感性地理解沈从文提供了资料。5.卷首附汪曾祺珍贵照片及亲笔书画作品。
关于汪曾祺——《汪曾祺文存》前记梁由之邂逅1983年大约是秋天，一名中学生模样的少年独自在湖北黄石长江大堤边溜达。候船室熙来攘往，热闹非凡。大门右侧，一个卖旧书刊的地摊吸引了他的目光。少年先挑了两本书，再翻阅杂志。不经意间，他读到这样一段话: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少年面对的是文字而非脚印，心倒是没乱，却也傻了。这厮眼睛发亮脸面发胀呼吸加快心跳加速——他从未见过如此美妙不可方物、如此清新俊逸动人心弦的文字。回翻过去，他记住了作者和小说的篇名:汪曾祺，《受戒》。这是一次美好的、终生难忘的邂逅。亲爱的朋友，您可能已经猜到，那个少年，便是梁某。那本被我破例珍藏至今的旧杂志，则是1980年第12期《小说月报》。机缘时光飞逝，阅读、出版、社会和生活都发生了全方位、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早已（基本）不看现当代文学作品，汪老亦墓木已拱。而我对其人其文的兴趣和爱好，一如既往，宛如初觏，甚至与日俱增。拜网络时代所赐，我得以尽可能搜罗各种汪曾祺生前自编文集。*早入手的1987年漓江社初版《汪曾祺自选集》，更是一直带在身边，放置案头，看得滚瓜烂熟，早已破旧不堪。后来，又在网店出了高价，分别购得品相良好的初版平装本和精装本（仅印450册），予以珍藏。秋夕春晨，霁月清风，翻阅摩挲，其乐融融，虽南面王不易也。2012年，又是一个秋天，我在北京结识了汪老哲嗣汪朗兄，痛饮快谈，一见如故。随后，与他的两个妹妹汪明、汪朝也有了交往。机缘巧合，我这时意外成为一位文化和出版界的票友。那么，何不按自己的意愿和构想，为汪老的作品做一些事呢？潜伏心头多年的念想，破土而出，蠢蠢欲动。心动不如行动。那么，怎样来做汪老的书呢？角色转换我先做了长达三年的预备工作:结识了汪老的三个子女；追踪了北京的几处汪曾祺故居；拜谒了汪曾祺施松卿墓地；寻访了汪氏故乡高邮和第二故乡昆明；重读了汪老各种文集；补全了他1997年去世前已出版的各种集子……这个过程，必要且充分，也是再学习再认识的良机。然后，我将汪著分为三大类，开始操作。所谓三大类，其一是作者生前自编文集。只要原书不错，市场断货，值得做新版的，均在此列。原则上一字不易，保持原汁原味。迄今已先后出版《汪曾祺自选集》《旅食与文化》《榆树村杂记》《去年属马》《老学闲抄》诸种，还将接着做下去。2015年底率先面世的精装新版《汪曾祺自选集》，精致漂亮，出炉伊始，即获商务印书馆年度十大好书，并已多次加印，叫好又叫座，开了个好头。其他走势也都不错。其二是新编文集。目标是主题鲜明、集中，读者和研究者都有需求，从未出过的新编版本。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夏天一气推出的“汪曾祺作品”系列六本，广受好评，其中《后十年集》（全两卷）和《书信集》两种三本，即属其列。将要推出的还有《前十年集》《青少年读本》等品种。其三是一套迄今*为全面、精粹的汪氏选集，我亲自操刀编选——果实便是这套《汪曾祺文存》。下节再详细分说。这是一桩千头万绪艰难繁重却又赏心悦目可遇不可求的工作。从吾所好，幸甚至哉。至此，我完成了从汪曾祺著作读者到出版人的转换。话说《文存》汪老健在时，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套五卷本《文集》。去世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翌年即迅捷推出过一套八卷本《全集》。这两套书，规模宏大，各有价值。因为种种原因，也存在若干缺憾，且绝版多年，一般读者难见踪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纂的新版《全集》，旷日持久，姗姗来迟，让人望穿秋水，直到去年，才先上市了三卷本《小说全编》。其间，解志熙、周毅等人陆续发掘出若干汪曾祺早年佚文。《汪曾祺诗联品读》（金实秋编著）、《汪曾祺书信集》（李建新编）、《汪曾祺早期逸文》（苏北选编）等也先后面世。于是，出版一套既全面又精粹的汪氏读本，既有必要，亦具可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在一干友人尤其是周青丰兄的极力鼓动下，在汪家三兄妹的全力支持下，我下了决心，承乏此事——果实便是现在呈现在您眼前的这套中信出版社精装六卷本选集《汪曾祺文存》。汪老平生主要作品，殆汇于此。卷一、卷二为小说。其中，《复仇》《异秉》两篇，分别收录原稿（1941、1948）和改写稿（1946、1980），以资比较。末尾分别附录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解志熙教授和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郭洪雷教授的两篇长文，冀收锦上添花之效。在我看来，汪氏小说，似可分为早期（1950年前）、中期（1961、1962年，1980年前后）、晚期（1986年后，“衰年变法”期）三个阶段。中期相对比较明朗，而早、晚两期则隐晦复杂得多。两文的深度解读和精彩阐释，可供参考。卷三为散文。卷四为随笔。卷五为文论。与沈从文相关的篇什，除书信外，一概收入此卷。卷六为书信、剧本、为《世界名人画传·释迦牟尼》所撰文字、杂缀（包括新诗、旧诗、对联等）。末尾附有汪朗、汪明、汪朝合编的《汪曾祺年表》和《汪曾祺著作目录》（1949—1997），俾使读者对汪老的生平和著作有个提纲挈领简明扼要的了解。各卷大抵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次。其中，散文、随笔、文论三卷又按内容约略归类，除编年意义，亦便于阅读。书名均取自本卷所收某篇重要文章篇名，唯卷六书名缘于汪曾祺早年致黄裳信函中的一句话。各书封面均系汪老画作。每卷卷首精选四幅插图，有独照，有合影，有字画，有墨宝，有手稿，有书影，选择搭配，煞费苦心。力求各得其所，各适其宜。斯役既毕，浑身舒泰。错漏之处，敬请方家教正。那么，在我心目中，汪老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瞧，这个人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夏历庚申元宵，肖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乡绅兼中医家庭，是秦少游的乡党。其父汪菊生性情温和，多才多艺，富有生活情趣，对他影响很大。抗战军兴，家乡沦陷。汪曾祺流落到云南昆明，入读西南联大中文系，师从闻一多、沈从文等，并开始文学创作。与高邮一样，昆明就此成为他永恒的写作背景和精神上的故乡。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上课的时间，远没有泡茶馆、看闲书多。但却出手不凡，写下若干充满存在主义色彩的短篇小说、散文和新诗，深受业师沈从文的赏识和喜爱。1949年4月，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的*本短篇小说集《邂逅集》，他借此搭上末班车，跻身“民国作家”之列。此后，在北京做杂志编辑。除间或写了几篇小玩意儿，长期搁笔。丁酉之难，汪曾祺算是漏网之鱼，侥幸逃脱。但好景不长，第二年就被补划为右派，罪证是小字报《惶惑》。他说:“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这句话令有关领导深恶痛绝。即便这类文字，汪氏在结尾也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晚年回顾右派生涯，老头没有咬牙切齿呼天抢地，只是淡淡地说:幸亏划了右派，要不，我本来平淡的一生就更加平淡啦（大意）——这就是汪曾祺。他丢了工作，没了房子，从此被家人戏称为“寄居蟹”，被发配到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摘帽后，经老同学援引，到北京京剧院任编剧。他写了《王昭君》等三个传统剧本，还参加了几个京剧现代戏的创作，是《沙家浜》和《杜鹃山》的主要编剧。这位被“控制使用”的“摘帽右派”，还风光过一把，上了一回天安门。仍在受难的老友黄裳以此被人警告:不要翘尾巴！回到北京后，汪曾祺还写了《羊舍一夕》等三个儿童题材的短篇小说，拢共四万余字，后来凑成戋戋小册《羊舍的夜晚》，1963年1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封面和插图，都是他请老友黄永玉刻的木刻，书名则自行题写。这是他的第二本书。俗话说得好: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汪曾祺算是重操旧业，赓续上了写作生涯。他对同在难中、促成此书出版的作家萧也牧一直心存感激。花甲之岁，禹域春回地暖。时势的变化，家乡的来客，林斤澜、邓友梅等友人的敦促……时来天地皆同力，各种因素综合发酵，汪曾祺压抑积蓄了多年的才情和能量突然爆发，佳作迭出，好评如潮，为当代中国文坛奉献出《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徙》《职业》等一批清奇洗练醇厚隽永的杰作，并以此当之无愧地晋身二十世纪中国*秀作家前列。*后十年，汪老创作重心和风格又有明显变化:改写《聊斋志异》；多写随笔；偶写短篇，也是越来越短，越来越直白……除写作外，汪曾祺能写会画，又是既能吃也能动手做更能写的大名鼎鼎的美食家，喜茶，嗜烟，尤好酒。晚年因健康原因，一度戒酒，萎靡不振。1997年4月，汪老应邀参加了四川的一个笔会。对索求字画的各色人等，他一视同仁，有求必应。兴之所至，“常常忘乎所以”（汪朝语），忙到深夜，累得够呛。又破了酒戒，大喝五粮液，过足酒瘾。回京后，打算接着参加太湖的一个笔会，机票都订好了。夫人施松卿当时精神已经很衰弱，冥冥之中似有预感，一反常态，坚决不让他去。正争执不下，5月11日晚，尚未成行，汪曾祺突然消化道大出血，当即被救护车送至友谊医院。16日，汪老病逝，享年七十七岁。据说，他留给世界的*后一句话是:“哎，出院后*件事，就是喝他一杯晶明透亮的龙井茶！”天若有情亦老，人难再得为佳。妙处难与君说汪老晚年，常常念叨:我还可以活几年；我还可以写几年；我可能长寿……颇为在意生死之事。这是老年人的常态。他走得很突然，未能留下更多更好的作品。不曾亲承謦欬，曾让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憾恨。终于有一天，我想明白了，释然了:人生不满百，人总是要死的，就是活上一百岁，又怎样呢？汪曾祺一生，活得实在，干得漂亮，走得潇洒。还要怎样呢？还能怎样呢？一位“文章圣手”（贾平凹语），一介高邮酒徒，未及病愈喝上龙井茶，未及老态龙钟，没让自己体验临终的万般痛楚，没给家人留下任何负累，当断则断，说走就走——这何尝不是*好的永别方式？汪曾祺已在北京福田公墓安眠近二十年。长留人间的，是他约两百万字的作品。《汪曾祺文存》则蒐集了其中的泰半与精华。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文如其人，于汪老起码可谓差之不远。为人为文，我*欣赏他的就是:随便。他成为我*偏爱的当代作家，其来有自。我喜欢他一以贯之的真诚朴素，惊叹他观察描述平民百姓和生活细节的温馨细致，佩服他下笔如有神的不羁才气。他的作品，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浓厚的抒情色彩，浓烈的个人特质，既有意思，又有趣。庸常岁月读汪，是爱好，也是习惯，更是享受，可以强烈体验到生活中清新、明朗，充满生机和趣味的一面。他写人物，写地方风情，写花鸟虫鱼，写吃喝，写山水，写掌故……惯于淡淡着墨，却又有那么一股说不清道不明、回甘独特的韵味。汪作给我带来的阅读快感和审美情趣，历久弥深，挥之不去。汪曾祺说:人家写过，我就决不这样写。又意有所指地说: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他自认:不是大家，算是名家吧。坦言: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呼吁:让画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吧！他期待:自己的写作“有益于世道人心”，“人间送小温”。性情的温和与骄傲，对生活的随意与用心，对民族传统的继承与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写作态度的无可无不可与不离不弃，文字的典雅考究与接地气，无处不在的悲悯与一种不可遏止的生命的内在的欢乐，在他的身上和笔下得到奇妙的融合与统一，浑然无间。他的语感，他的文字，是当代汉语文学的*结晶。如果您想阅读更具质地，生活更加美好，那么，选择读汪，当为上策。跟汪曾祺交个朋友吧。至于他的作品究竟具有怎样出类拔萃不同凡响的特质与魅力，纵有万管玲珑笔，难写瞿塘两岸山；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还请读者诸君自行体验罢。汪老仙逝，倏忽廿载。他曾写道:很多人都死了。（《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很多歌消失了。……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徙》）赵宗浚*次认识了王静仪。他发现了她在沉重的生活负担下仍然完好的抒情气质，端庄的仪表下面隐藏着的对诗意的、浪漫主义的幸福的热情的，甚至有些野性的向往。他明明白白知道:他的追求是无望的，他*次苦涩地感觉到:什么是庸俗。（《星期天》）笃——笃笃，秦老吉还是挑着担子卖馄饨。真格的，谁来继承他的这副古典的，南宋时期的，楠木的馄饨担子呢？（《晚饭花·三姊妹出嫁》）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要等多久，才会再出现这么一位可爱的老头儿，才能再看到如此精妙神奇的文字呢？2017年3月16日凌晨初稿5月16日，夏历丁酉立夏后十一天，改定于深圳天海楼时值汪曾祺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日
关于《受戒》我没有当过和尚。我的家乡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庙。我的家乡没有多少名胜风景。我们小时候经常去玩的地方，便是这些庙。我们去看佛像。看释迦牟尼，和他两旁的侍者（有一个侍者岁数很大了，还老那么站着，我常为他不平）。看降龙罗汉、伏虎罗汉、长眉罗汉。看释迦牟尼的背后塑在墙壁上的“海水观音”。观音站在一个鳌鱼的头上，四周都是卷着漩涡的海水。我没有见过海，却从这一壁泥塑上听到了大海的声音。一个中小城市的寺庙，实际上就是一个美术馆。它同时又是一所公园。庙里大都有广庭、大树、高楼。我到现在还记得走上吱吱作响的楼梯，踏着尘土上印着清晰的黄鼠狼足迹的楼板时心里的轻微的紧张，记得凭栏一望后的畅快。我写的那个善因寺是有的。我读初中时，天天从寺边经过。寺里放戒，一天去看几回。我小时就认识一些和尚。我曾到一个人迹罕到的小庵里，去看过一个戒行严苦的老和尚。他年轻时曾在香炉里烧掉自己的两个指头，自号八指头陀。我见过一些阔和尚，那些大庙里的方丈。他们大都衣履讲究（讲究到令人难以相信），相貌堂堂，谈吐不俗，比县里的许多绅士还显得更有文化。事实上他们就是这个县的文化人。我写的那个石桥是有那么一个人的（名字我给他改了）。他能写能画，画法任伯年，书学吴昌硕，都很有可观。我们还常常走过门外，去看他那个小老婆。长得像一穗兰花。我也认识一些以念经为职业的普通的和尚。我们家常做法事。我因为是长子，常在法事的开头和当中被叫去磕头；法事完了，在他们脱下袈裟，互道辛苦之后（头一次听见他们互相道“辛苦”，我颇为感动，原来和尚之间也很讲人情，不是那样冷淡），陪他们一起喝粥或者吃挂面。这样我就有机会看怎样布置道场，翻看他们的经卷，听他们敲击法器，对着经本一句一句地听正座唱“叹骷髅”（据说这一段唱词是苏东坡写的）。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乡下的小庵里住了几个月，就住在小说里所写的“一花一世界”那几间小屋里。庵名我已经忘记了，反正不叫菩提庵。菩提庵是我因为小门上有那样一副对联而给它起的。“一花一世界”，我并不大懂，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一种哲学的美。我那时也就是明海那样的年龄，十七八岁，能懂什么呢。庵里的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我所写的那样。明海是没有的。倒是有一个小和尚，人相当蠢，和明海不一样。至于当家和尚拍着板教小和尚念经，则是我亲眼得见。这个庄是叫庵赵庄。小英子的一家，如我所写的那样。这一家，人特别的勤劳，房屋、用具特别的整齐干净，小英子眉眼的明秀，性格的开放爽朗，身体姿态的优美和健康，都使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和我在城里所见的女孩子不一样。她的全身，都发散着一种青春的气息。我一直想写写在这小庵里所见到的生活，一直没有写。怎么会在四十三年之后，在我已经六十岁的时候，忽然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来呢？这是说不明白的。要说明一个作者怎样孕育一篇作品，就像要说明一棵树是怎样开出花来的一样的困难。理智地想一下，因由也是有一些的。一是在这以前，我曾经忽然心血来潮，想起我在三十二年前写的，久已遗失的一篇旧作《异秉》，提笔重写了一遍。写后，想: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历史小说都可以写，为什么写写旧社会就不行呢？今天的人，对于今天的生活所过来的那个旧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认识认识吗？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吗？这样，我就渐渐回忆起四十三年前的一些旧梦。当然，今天来写旧生活，和我当时的感情不一样，正如同我重写过的《异秉》和三十二年前所写的感情也一定不会一样。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二是前几个月，因为我的老师沈从文要编他的小说集，我又一次比较集中，比较系统地读了他的小说。我认为，他的小说，他的小说里的人物，特别是他笔下的那些农村的少女，三三、夭夭、翠翠，是推动我产生小英子这样一个形象的一种很潜在的因素。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在写作过程中，一点也没有察觉，大概是有关系的。我是沈先生的学生。我曾问过自己:这篇小说像什么？我觉得，有点像《边城》。三是受了百花齐放的气候的感召。试想一想:不用说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那么，我就觉得，我们的文艺的情况真是好了，人们的思想比前一阵解放得多了。百花齐放，蔚然成风，使人感到温暖。虽然风的形成是曲曲折折的（这种曲折的过程我不大了解），也许还会乍暖还寒？但是我想不会。我为此，为我们这个国家，感到高兴。这篇小说写的是什么？我在大体上有了一个设想之后，曾和个别同志谈过。“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当时我没有回答，只是带着一点激动说:“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写成后，我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人们都说，文艺有三种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和认识作用。是的。我承认有的作品有更深刻或更明显的教育意义。但是我希望不要把美感作用和教育作用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不要把教育作用看得太狭窄（我历来不赞成单纯娱乐性的文艺这种提法），那样就会导致题材的单调。美感作用同时也是一种教育作用。美育嘛。这两年重提美育，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医治民族的创伤，提高青年品德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我们的青年应该生活得更充实，更优美，更高尚。我甚至相信，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分子。我的作品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份快乐，尤其是今天（请不要误会，我并不反对写悲惨的故事）。我在写出这个作品之后，原本也是有顾虑的。我说过:发表这样的作品是需要勇气的。但是我到底还是拿出来了，我还有一点自信。我相信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的，这至少是我的希望。也许会适得其反。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我从来没有说过关于自己作品的话。一个不长的短篇，也没有多少可说的话。《小说选刊》的编者要我写几句关于《受戒》的话，我就写了这样一些。写得不短，而且那样的直率，大概我的性格在变。很多人的性格都在变。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