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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罕·帕慕克（OrhanPamuk，1952—），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代欧洲*杰出的小说家之一。生于伊斯坦布尔，自幼学画，大学主修建筑，后从文。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为60多种语言出版。
这是一部帕慕克三十年创作生涯的个人精选集，记录了作者一生中对孤独、满足、书籍与城市的执迷。这些文章是帕慕克自称"小说无法表达"的想法、影像和片断，集中地展示了他对于伊斯坦布尔的变迁、日常琐碎物件以及写作和阅读的看法。作者写到了他拥有的**本护照、他的**次欧洲之行、对于女儿小时候的回忆，还讲到自己父亲的过世，他所亲历的1999年伊斯坦布尔大地震，以及几位对他影响深远的作家，如劳伦斯·斯特恩、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和略萨。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作品装帧升级，全新精装珍藏版。
☆书写狂、老烟枪、一个女儿的父亲、擅长白日梦和忍耐独处的作家……帕慕克三十年创作生涯的个人精选集，展现你尚未了解的帕慕克，以你未曾察觉的方式书写食物、书籍、家庭、城市和灾难。
☆他说:“我写作，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快乐。我写作，就是为了快乐。”读这本书，就能与帕慕克一起，感受文学这剂药丸带来的美妙体验。
地震
子夜之后，破晓之前，我被*初的那阵晃动惊醒，后来才知道，那时是凌晨三点。那是1999年8月17日，当时我正在我们那栋石质住所的书房内。住所位于塞戴夫（Sedef），一座毗邻比于克阿达的小岛。我的床，离书桌有三码远，它剧烈地摇晃起来，就像是大海里暴风雨中的小船。地底下传来可怕的嘎吱声，似乎就来自我的床下。出于本能反应，我顾不得找眼镜就冲出房门，狂奔起来。外面，我的前方是柏树、松树，远处闪烁着城市的灯光，更远的地方大海依稀可见。此刻，这一切，甚至整个夜晚仿佛都颤抖起来。似乎一切都发生在瞬间。我听着地球发出的巨大声响，脑海里一面浮现出地震的各种残暴景象，另一面则迷迷糊糊地想，为什么人们会在夜里这个时候开枪射击呢？（20世纪70年代的轰炸、刺杀和夜间袭击，令我每每将枪击与灾难联系在一起。）后来，我绞尽脑汁，但始终没有想明白，究竟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和全自动武器的枪火声如此相像。
*次震动持续了四十五秒，夺去了三万人的生命；震动停止前，我从侧梯爬到楼上，妻子和女儿睡在那里。她们已经醒来，在黑暗中等待着，恐惧万分、不知所措。电路已经中断。我们一同跑到花园，跑进四周寂静的黑夜之中。可怕的咆哮已经停止，我们四周的一切似乎都在恐惧中等待着。夜晚死一样的寂静，这座被高耸的岩石环绕的小岛、花园、树木，只有些许树叶轻微的沙沙声和我心脏怦怦的跳动声，这更传达出一种恐惧。黑暗中，我们站在树下小声低语，带着莫名的犹豫——或许害怕说话声音大，会引起另一次地震。随后，又有几次轻微的余震，但我们并没有感到害怕。我躺在吊床上，七岁的女儿枕在我腿上睡着了，救护车的警笛声从卡尔塔尔（Kartal）海岸传到我的耳中。
接下来的几天，人们又经历了无休无止的余震。之后，我听到很多人谈起他们在*次四十五秒地震中的举动。两千万人感觉到了那次震动，听到了来自地下的轰鸣。后来，人们相互联系时，谈论的不是惊人的死亡数据，而是那四十五秒钟。几乎所有人都说:“除非你亲自体验，否则你简直无法想象。”
一名药剂师从一栋已成废墟的公寓楼中完好无伤地逃生，他曾清楚地感觉到，他住的那栋五层楼冲到了空中，然后又落到地上，坍塌成废墟。他的描述与另外两位从这楼里同样毫发无损的逃生者所说的相同，并非是他的幻觉。有人惊醒后，发现自己和房屋都像变魔术似的倒在一边；楼梯坍塌的瞬间，居民们已经准备束手待毙了，但旁边的楼稍稍延缓了它的坍塌，于是这些人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某个角落。为了减轻痛苦，他们彼此搀着胳膊。后来，从废墟中发现的尸体就证明了这一点。碗碟、电视、橱柜、书架、装饰品、墙体挂件等所有东西全都扭曲变形，相互疯狂寻找的母亲、孩子、叔叔和祖母们，他们绝望地发现自己总是撞到自家的某样东西，或者撞上一堵不知从哪里冒出的新墙。那些瞬间变形的墙体，使他们所有的物品都散落在地。到处一片黑暗，满是尘土，家具翻倒在地。所有这一切使家变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让许多人都迷失了方向。不过，在那四十五秒钟的震动里，也确实有人在楼房倒塌前，跑下几层楼梯，逃到了大街上。
我听到各种传闻，一对祖父母躺在床上等死；有人以为他们站在位于四层的阳台上，却发现此处已经成了底层的露台；在*次震动开始到结束的那会儿，有人刚打开冰箱，结果才把食物塞进嘴里，还没来得及咽下就全都吐了出来。据说有相当多的人在震前还站在屋内某处，没有入睡。另外一些人，一直在黑暗中挣扎，直到后来被剧烈的震动吓得够呛，只好趴在地上，不敢动弹。还有一部分人，说他们压根就没从床上起来，而是平静地笑着，拉过床单裹着头，把一切交付给安拉——很多死者就是这副模样。
我写的这些事情都是道听途说，它们大多出自伊斯坦布尔传播迅速的闲言碎语。人们整日谈论的，没有别的，全都是地震。震后的那天早晨，所有主流的私人电视台都派出了直升机摄影队飞往震区，不停拍照。我所在的小岛，以及周围几座比较大、人口比较密集的岛屿，没有什么人员伤亡，但其实距震中的直线距离，仅有二十五英里。而对面海岸，很多建筑结构差的楼房都坍塌了，众多人丧生于此。整整一天，比于克阿达市场都被令人恐惧、心虚的静寂笼罩着。地震离我如此之近，带走了如此多的生命，我简直无法面对这个事实。我度过了大部分童年的地方被地震摧毁，这令我感到难以置信，更让我感到恐惧。
伊兹米特海湾是受破坏*严重的地区。这个海湾呈新月形，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土耳其国旗上的那弯新月，那么那些群岛，包括我所居住的小岛在内，就仿佛是它旁边的那颗星。我出生后一周，就被送往其中一座岛上，这之后的四十五年中，我常常前往其中的一些岛屿，在海湾沿岸不同的地方逗留。亚洛瓦（Yalova）城如今一片废墟，阿塔图尔克曾非常喜欢那里的温泉。我童年时期，那里的仿西式饭店也是闻名遐迩。父亲曾担任过董事的石化工厂，如今也已献身火海。我还记得，那里曾是一片空地，后来就涌出了不少炼油厂。新月形海湾沿岸的小镇，我们曾乘车或坐摩托艇去游览、购物的村庄以及整个海滨沿岸，到处都竖立起了高大的公寓楼。而我曾在《寂静的房子》中满怀忧伤地描述过的那些地区，后来也成了一大片避暑胜地。如今，这些建筑大部分都被夷为平地，或被弃之一空，无人居住。地震发生两天以来，我都难以接受这一事实，竭力否认这一残酷灾难，这或许与那段时间我正在创作的小说有关。正因如此，我不想离开我的小岛。生活在那里继续，还如以往一样平静。
第二天，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我和朋友首先乘坐一艘摩托艇穿越比于克阿达，随后又乘了一个小时的班轮，到达了对面海岸的亚洛瓦。我的朋友是《赞颂地狱》（InPraiseofHell）一书的作者。我们此行并非应人所邀，也并非想记录或是对任何人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我们来此，只是渴望离开我们的快乐小岛，来更近距离地观察死亡，或许，也是为了减轻恐惧感。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在船上读着报纸，压低声音谈论着地震，一位退休的邮政局长坐在我们旁边，说他住在亚洛瓦，在比于克阿达有个小店铺，卖一些亚洛瓦的乳制品。现在，地震已经过去两天了，他回这里来，是想看看他的货柜还有其他家具是不是已经彻底毁坏。
亚洛瓦曾是一座小镇，滨海沿岸树木林立，其农场为伊斯坦布尔提供水果和蔬菜。在过去三十年里，随着土地开发和水泥建筑的增多，草地逐渐减少；果树被大量砍伐，让位给成百上千的公寓楼；城市的避暑游人激增至百万。一踏上亚洛瓦，我们就看到，这些水泥物体十分之九都成了瓦砾，或是被彻底毁坏，无法进入。我们曾以为还能够帮到某些人，要么帮忙把一些残骸或是断落的瓦砾抬起，搬到角落。但我们很快意识到，这个心中暗藏的*初幻想也破灭了。两天已经过去了，废墟下几乎没有人生还。除了配备专业设备的德国、法国，以及日本救援队，几乎无人可以进入其中。更重要的是，灾难的影响是如此之深，除非有人拉着你的胳膊求你帮他，否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震惊万分，徘徊于街道之中:我们同他们一起，走在坍塌成瓦砾的建筑物中；穿行于被碎石挤压变形的汽车、断壁残垣、倒塌的电线杆、宣礼塔旁；徘徊在那些满是水泥碎片、碎玻璃、电话、电线的街道之上。在小公园、空地上以及公立学校的校园里，我们看到有人搭起了帐篷。军人们有些在封锁街区，有些在收拾瓦砾。我们还看到有些人在不知所措地转来转去，寻找着已不复存在的住所。有人在寻找失散的亲人，有人在咒骂这场灾难，有人为了一块扎帐篷的空地在打架。马路上驶来持续的车流:载满盒装牛奶和罐装食物的紧急救援车，满是士兵的卡车，起重机和推土车在清除陷入鹅卵石路面的碎片残骸。陌生人的谈话也顾不得任何繁文缛节了，就像沉浸在游戏中而忘了真实世界规则的孩子那般。每个人都觉得，灾难似乎令他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仿佛*隐秘、*严酷的生活规律都已经暴露无遗，如同那些倒塌、毁坏了的房屋中的家具。
我久久地盯着那些倒在一边的建筑物。它们有些已经面目全非，有些靠在旁边的建筑物上，就像是淘气的孩子玩城市模型时故意摆的一样，有些顶部扎入了街对面的建筑物中，砸毁了对面那栋楼的正面。悬在高楼上的机织地毯，像无风之日的旗子一样。破桌子、沙发、椅子，以及其他一些居室摆设；满是烟尘的枕头；翻倒在地的电视；花和花瓶，尚完好无损地伫立在已成废墟的房屋阳台上；遮阳棚已经像橡胶一样完全扭曲变形；吸尘器的软管空荡荡地伸着；被挤压变形的自行车蜷在角落里；色泽亮丽的衣服和衬衫乱七八糟地散落在敞开的衣橱里；紧闭的门后，挂着长袍和夹克；薄薄的窗纱在微风中沙沙作响，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我们逐个徘徊于这些房间之内，目瞪口呆地望着其中暴露的一切。透过这另一面，我们看到了生活的脆弱，在恶魔的杰作面前，人们是多么无能为力。我们感到，生命往往取决于那些我们*瞧不起的人，那些丑陋的承包人，那些收受贿赂的委员会骗子们，那些未加约束的建筑公司，那些我们抱怨多年的撒谎成性的政客。他们都来自我们中间，在我们之中。而责难丝毫不能保护我们，使我们免于他们的恶行。
从一条街到又一条街，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感到灾难对历史和我们心灵的改变永远不会结束。偶尔，我们进入一条小巷道，那里的房屋都是要倒不倒，虽未完全坍塌，却也是无法再修葺了。偶尔，我们又会步入满是玻璃、水泥、陶瓷碎片的后花园。这里有棵松树被倒塌的房子压住，不过尚未折断。看到这些，我不由得想象，仿佛这个房间的女主人正在厨房做饭，透过后窗望向外面的花园时，她一定会看到这幕惨象。还有很多人会看到这相同的惨状:那些站在对面厨房窗前的老妇人；每晚都坐在同一个角落里看电视的老人；半开的窗帘后面站着的那位姑娘。如今他们都不见了。这么多年来，我们站在马路对面，从这个角度就可以望见的那间厨房、那个角落、那帘薄纱窗，如今都已不复存在。那些曾经享此美景的人，也极有可能都已溘然消逝。
那些设法跑出楼来、活着逃生的幸存者，此刻坐在断壁旁、街拐角，或是随手从哪儿拉出来的椅子里，等待仍在废墟里的人被拯救出来。一个年轻人指着坍塌成一片的混凝土堆说:“我的父母在那里。”另一个人说:“我们在这里等他们被救出来。”他从屈塔希亚（Kütahya）赶过来，结果却发现母亲的房子变成了一堆废墟，他指了指房屋曾在的地方，说:“只要能够见到尸体，我们立刻就会离开这里。”
此刻，每一个在城市街道上徘徊的人，都站在废墟前，无助地看着紧急救援队，看着起重机和士兵们，或是茫然地坐在一堆从房屋里抢救出来的冰箱、电视、家具，以及塞满了衣服的箱子旁。他们都在等待，等待失散亲人的消息；等待确认他们的母亲还在楼内（或许她在地震前的午夜时分，离开了这栋楼，去了别的地方，即使这和她的习性很不一致）；等待叔叔、兄弟或是儿子的尸首，然后他们可以离开此处，将此处抛在脑后；等待救援队带着挖掘工具到达这里，看看是否还能从一堆尘土和水泥瓦砾中，再挖出一些他们的东西，一些贵重物品；等待有人开来小型货车，帮他们把抢救出来的东西运走；等待救助工人到达；等待路面疏通，以便专业救援队可以通过，救出在废墟中依然生存的妻子、兄弟。到第三天结束，即使电视和新闻媒体在不遗余力地夸大救援成果，可真实的情况却是，尽管有人坚持不断地呼叫，让救援队可以听到呼救声，确定其位置，但活着的人被救出来的希望仍然几乎等于零。
废墟有两种。一种是侧向一边倒下，像胡乱丢弃的盒子那样，虽然某些楼层像手风琴那样叠在一起，但大致仍保留着原来的形状。在这类楼体废墟里，人们还有可能在有空气的地方找到生还者。而另一种废墟，没有层次可分，没有大块的混凝土，也无法猜测出楼体曾经的形状；它就是一堆粉尘、铁块、断裂的家具和混凝土碎片等。要想在这里面找出仍然活着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救援队要一个一个地从这堆瓦砾中找出尸体。这是一项缓慢的工作，简直如同用针挖井。士兵们慢慢地将混凝土块抬到起重机上，曾经住在楼内的居民，还有寻找亲人尸首的人们会睁大彻夜未眠的双眼，一旦出现尸体，他们就喊道:“他昨天在那里哭喊了一整天，但没有人理会！”有时，人们使用挖掘器械，有时就只有用千斤顶、铁棍或是锄头去挖那些未曾挖过的地方。在找到尸体前，他们往往会挖到一些遗物:婚纱照、装有项链的首饰盒、衣服，然后才是散发着臭味的尸体。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在混凝土堆中挖出一个洞，某个专家或是勇敢的志愿者就会打着电筒到里面去搜救。此时，废墟旁等待的人群就会产生一阵骚动，每个人都嚷嚷起来，间或夹杂着哭喊。通常情况下，进去的志愿者都和这栋楼的人毫无关系，他跑来救助，只是碰巧听到了里面的叫喊声。此刻，他要求装载机援助，或是请人帮忙徒手挖掘，但周围太嘈杂了，人们往往听不清他要的是什么。这种情形持续一段时间后，人们随即意识到，要这样从瓦砾中一块一块挖石头，一具一具抬尸体，那得耗费几个月的时间，而且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尸体在慢慢腐臭，人们担心会有瘟疫传播。于是，*后一刻总会到来:剩下的尸体会被一同铲走，连同瓦砾、断裂的混凝土块、家居物品、停止的钟摆、箱包、坏的电视、枕头、窗帘、地毯等，被运到很远的地方烧毁。我心中，一方面希望所有这些都未曾发生，希望忘掉看到的一切，另一方面又渴望见证这一切，然后可以向他人讲述。
我们看到，有人在街道上边徘徊边喃喃自语，有人睡在已经开到了空旷地带的汽车里，有人从半毁掉的房子里拖出一些家具，拣出食物，堆在人行道边。我们头顶上空，直升机在盘旋，把体育场作为降落地点。在体育场中心，我们看到人们躺在临时医院中；而就在这医院旁，一排排的楼房变成了废墟。我们凑巧碰到一个朋友，他是个摄影师，与一位作家结了婚，此刻正要去岳父的住处。他沿路拍了些照片。岳父的那栋老房子尚安然无恙。老人告诉我们，他在午夜时分还听到废墟中传来某些声音。我们还碰到了另一些熟人。有座小楼已经坍塌一半，在它空荡荡的花园里，我们摘了些沾满沙尘的葡萄来吃。
看到我们，看到相机，每个人都喊:“记者，写下这一切吧！”随后，他们就开始发泄对政府、议会和骗子建筑商的不满。他们的声音在媒体上激起很大的反响。但那些遭到咒骂的政客、国家官员、收取贿赂的市长，还是极有可能会找到新的职位，并再次得到这些选民的支持。而这些悲戚诉苦的人，很有可能为了绕过建筑规章，偶尔也会去贿赂市议会议员，甚至还会认为不这么做才是愚蠢。如果在一个国家，总裁们对贿赂赞赏有加，称其为“切实有效的”行为，如果在一种事事不正规的文化氛围里，人们一方面哀叹欺诈横行，而另一方面，又能容忍欺诈，那么，人们就很难指望承包商为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地震给他人带来灾难，而遵纪守法、提高成本费用，不再使用不合标准的钢材和混凝土。因为房主们都成了无辜的受害者，有一则地震传闻，曾在人们口头广为流传。这则传闻说，某个建筑商建造的楼房，除了一栋以外，其他所有的都毁于地震了，而*幸存的，恰恰就是他自己住的那栋。
由于地震前未能发布任何预警，震后又没有及时组织救援，政府曾一度大失民心。但许多人在无助之中，仍怀着坚定不移的梦想，相信会有更高的力量眷顾他们，如同安拉所为。所以，政府不费吹灰之力就恢复了声望，这也在我们意料之中。也许有人会说军队也是一样，救援总是姗姗来迟，并且起初总是作用甚微，这一部分原因，在于军队自己的楼房也遭到了破坏。地震也动摇了民族自豪和国家自信。在很多地区，我听见人们说:“及时救助我们的，是德国人和日本人，而并非我们的政府！”在一些媒体上，我也看到过同样的言辞。有什么理由吗？“就是没有人组织我们。”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说，他知道顺从比愤怒更有用。面包在城市某个地区多得发霉时，另一地区往往就会短缺。当人们躺在混凝土之下，哭喊着求助，生命渐渐流逝的时候，救援设备却往往不是困于燃油短缺，就是困于交通堵塞。
我们看到一个男子开着满是灰尘的旧汽车，缓缓地驶过后街；一堆废墟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在临近之处停了下来，隔着车窗冲人群喊道:“我和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安拉的愤怒会降到你们身上的，你们要弃绝自己的罪恶！”人群中有人狠狠地数落了他一番，叫他滚开。他以获胜者的姿态又气哼哼地驶向下一个废墟。我曾看到过一篇文章，评论员的想法与其类似。他们也认为，军队和政府干涉宗教事务过多，必将会受到惩罚。但我也听到很多人在问，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什么许多清真寺和宣礼塔也遭到损坏了呢？
处于这一片灾难之中，面对这些废墟和尸首时，人们也会有高兴的时刻—在长久等待之后，看到生还者从瓦砾中走出来！看到救援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来自政府宣称是敌对势力的国家！但*主要、*不言而喻的快乐仍是:自己多少是活了下来。第三天结束时，很多人已经向灾难妥协了，开始谋划将来。他们不顾警告与禁令，全都巧妙、谨慎地开始从过去的房屋内搬运自己的物品。我们看到两个年轻人进到一座公寓楼底层，楼体一侧已经呈四十五度倾斜了，但他们仍从天花板上卸吊顶灯。
码头旁高大的栗子树下，咖啡馆人满为患。尽管死亡、失踪了不少人，人们还是在放纵狂欢，庆幸自己从灾难中生还。经理找来一个发电机，可以让冰箱里的饮料凉爽可口。我们这桌的年轻人也不愿再谈起地震，而是聊着文学和政治事件。归途中，我们又碰到了回亚洛瓦清点财产的那位退休邮政局长，“我去我们那条街了，在里面找了找，房子已经没了，”他平静地说，“一眼就能看出，废墟里还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儿。”他轻轻地说着，就仿佛这多少是他自己的过失，没有什么值得抱怨似的。
后来，我朋友说，一个英国人在度年假时赶上了下雨，都会抱怨，但是一个房子毁于一旦的人，却毫无怨言。我们进而推断，也许那是因为，人们压根不会去抱怨，发生在土耳其的地震夺走了如此多的生命，这样的想法让我们感到不快。那晚，恐惧感遍及整个国家，因为害怕会再有一次地震，我们都睡在自家外面的花园里。
我们乘坐的船驶到月牙形海岸的中央。我发现，自孩提时代以来，这条海滨沿岸增加了很多新居民。而他们那模样相同的公寓楼，又是如何使众多小镇延绵为一座城市。如今，整个地区都陷入恐惧之中，因为科学家预测将会有一次更致命的地震，而且它的震中距伊斯坦布尔更近。现在还不清楚地震会何时发生，但根据报刊上的地图显示，那摧毁一切的断裂带，就恰恰横亘在我们此刻正靠近的这座小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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