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全本精校的网站：修书网（hairstylefavorite.com）
（校对精校版：就是内容质量好，无乱码，无屏蔽字，无星号，无广告，章节目录完整）
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风雨水火》周佩红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周佩红，湖南湘乡人。197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9年赴乡村插队务农，后历任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职工、高等教育研究室研究实习员，《萌芽》杂志编辑，副编审。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亲密关系》、《内心生活》、《你的名字是什么》、《活着的证明》、《命运所赐》、《一抹心痕》、《从我血液中流过的》、《城市的声音》，小说集《长梦不醒》，评论随笔集《在生活和心灵之间》等。
本书内容选自周佩红20多年中所写的散文，大部分是中后期作品，也有少量早期散文。前八辑对作者关心的几方面作了大致的区分，但其实互有交叉或一以贯之，那就是人（自身及他人）的生命，生命的状态和变化，以及它们的各种可能。所谓“风雨水火”，也就是时代和环境加诸于生命之上的种种影响。*后一辑是作者迄今为止大部分著作的自序、后记和跋，内含作者写作的由来，作者的散文观、写作观
南市童话南市，我很久很久没去了。我总是留心它的消息。它不再是一个单独的行政区，已经并入黄浦区。很久以前它的一部分曾被称作“蓬莱区”，我在那儿上过一年“幼稚园”。11路电车环它而行，它在地图上因此始终保持了一个古老的四方城的模样。上海老城厢，人们这么叫它。它的城墙早不知哪里去了，它的东西南北四个门却一直被人叫到今。“小东门”，“老西门”，爸爸用湖南口音说着它们，今天我好像仍能听见。有人对我说人在三四岁前是没有记忆的。也许。可这样的影像却清晰如新:我站在一幢水泥楼房的平屋顶上，踩着沥青上的砂砾，看下面低矮的树和屋顶；天空无限大；我抱着洋娃娃，一格格楼梯走下去，出门，拐弯，从那些暗红色的木板房子前走过，走到老城隍庙。我凭什么确定了方向？我的方向感一直很差。是爸妈带我去过，爸爸买了好吃的鸽蛋圆子，妈妈买了好看的五彩珠珠给我？我的确用一些珠珠串过小人，一个珠片当帽子，粉红小圆珠做人头，米粒形小蓝珠做身体，透明的细小珠串在起一做四肢，拿在手里还没有一个拇指大，我的拇指姑娘。在网站上我查到当时我家的位置:人民路53号，小东门以北，旁边有条“宝带弄”，离老城隍庙少说也有六百米，走梧桐路最近，只需穿过丹凤路。五十年代，那拇指大的小姑娘，真是那么走去的吗？反正，我走到了。我看到一幢大房子，白墙黑瓦，门口两条长字幅，还有一个高门槛。我进去。里面很大，很暗，站一会儿才看清满屋子都是泥做的人，穿古代衣装，脸死白死白，被绳子绑着链条拴着，给推上扎满尖刀的山，推下滚开的油锅！有几个被尖刀扎穿了身子，红红的血流出来。有几个拼命想爬出油锅，伸出的手却够不到锅边。管着他们的是一些黑身子小鬼，大嘴獠牙，头顶分叉。这是什么？一旁有人说这就是十八层地狱呀。在火上烤人。用大炮轰人，轰出去，打成碎片。拔舌头。把人拦腰或劈头锯开。有两个坐着拉锯的小鬼一仰一伏，很愉快的样子，像在合力锯一棵树。那些倒霉的受罪的人（他们已经死了）个个张大眼睛嘴巴。临出门还有一黑一白两个巨大无常鬼贴墙壁站着，吓死你，却又像在夹道欢送。回家后对谁都没说。但是，洋娃娃丢了，不知是不是丢在十八层地狱。可怜的洋娃娃！接着，大风刮来。大人说是龙卷风。我没有看见风的螺旋体如何在空中移动（多年后在电视里看到了），我正在顶楼小房间的澡盆里洗澡。砖块突然掉下来，险些砸在我头上。爸爸工作的银行也在南市，在中华路。那地方好像很严肃，闲人必须止步。因为爸爸很严肃。他的有四个口袋的蓝卡其干部服，黑色公文包，黑杆钢笔，印有红色虚线的报告纸，他一年比一年稀少的头发，心事重重的样子，他不断带回家的先进奖状，都写着严肃二字。过了将近十年，我才第一次去那里。那时我家因龙卷风之故，早已搬到静安区。不知为何，爸爸只带我一个去，没带上两个哥哥。我们先坐20路电车，再换11路电车。这种头上长了两条小辫子的电车开快时会让人呼啦一下往前冲，再呼啦一下朝后倒，不论坐或站，我都晕得厉害。我说:“我要吐了！”爸爸说:“怎么搞的！怎么搞的！”湖南口音里满是烦恼。终于到站了——是没有什么灯光的荒凉的马路。爸爸走得很急，我在后面紧随着。也是一幢灰扑扑的水泥楼，我们走上顶层四楼。一个大厅，暖暖的，灯光下人影交错。有人和爸爸打招呼，为他有这么个女儿表示惊讶或羡慕。天花板上挂下来好多张谜语纸条，还有钓鱼——用真的钓鱼竿，钓纸做的假鱼。我钓到一条，奖到一粒水果糖。离开时，爸爸指着过道另一头关着的玻璃门，说他就在那里办公。里面暗着，玻璃门上有隐隐的红字。工作重地闲人止步。出门便有冷风袭来，我不由打了个哆嗦。爸爸立刻解下他的格子呢围巾，围在我的脖子上。围巾上，有爸爸暖暖的体温。“还冷吗？”爸爸问。我使劲摇头。爸爸揽了揽我的肩。他的手臂很有力。我们朝车站走去。漆黑的前方亮着微光。然后闻到油香——是个卖油墩子的小摊子。铁锅里滚着深色的油，锅上的铁丝网架上有几只油墩子在往下滴油。爸爸要摊主新氽一只，摊主抄起一个长柄金属模就朝里面填萝卜丝面糊，还在地上的盆里挑了只青色大虾按在上面，放进油锅。“嚓”一下，青虾变成红虾，弯身蹲在油墩子上。油墩子由黄转金，慢慢脱离了模子。摊主用一双长筷子捞它出来，沥干，抽出一张纸垫在它下面，拿给爸爸。爸爸又拿给我。我吃到了世界上最烫、最香的油墩子。它的皮焦脆，里面却软而鲜。虾被我留到最后——它太好看了，像是红玉雕成，微透明的虾头向上昂起，一根长须挑向前方。这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个小年夜。此后，再没有这样的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刻了。此后一切全变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清理阶级队伍、清除国民党残渣余孽”时，一个深夜，或者凌晨，爸爸从中华路银行四楼跳了下来。我的猜测:当时看管爸爸的造反派一定在打瞌睡——他们很累，连日来不间断地开到有“问题”的人家中抄家，押回来没日没夜地审问，组织大小批斗会，写黑牌打黑叉喊口号，“坐飞机”揪头发打耳光炮轰，劳心又劳力的，怎么能够不累！就在他们歇一口气的时候，这“该死的给隔离批斗了三天三夜还不老实”（造反派语）的我的爸爸，推开了窗户。造反派的宣称:根据我爸爸遗留在桌上的手表和钱，他们“迅速”反应到这是一起自杀事件，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反革命行动”。当然，这不是该系统第一例，几天前南市就有一例，情节大同小异，全上海这样的事情更多。他们“没有拖延”，马上送他去医院“抢救”，一直到他呼吸停止。因“太突然”，他们“没来得及”通知死者家属，直到死者进了太平间，他们才兵分两路，一路去死者妻子的单位，一路直接去死者所住的街道，和对方造反派联手宣布这个“特大的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事件”。他们确这样做了。他们的车子开过来又开过去，呜呜宣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自杀者有罪。一切如他们所料，家属们只有惊叫，撕心裂肺的哭，深深的恐惧。未成年的我也在其中，在那些可怕声音和凶恶表情的包围中，不能动弹。世界好像崩塌了。婆婆用变了声的湖南口音对我们哭喊:“你们没有爸爸了！你们没有爸爸了！”妈妈在哭，在发抖。拥挤的居委会办公室像一个深渊，没有人能够援手。爸爸一定是这样掉下去的。我也掉下去了，飘悬着，不到底……恍惚中我好像到了那条漆黑的夜街，我在那里走着，脖子上没有围巾，身边没有人，前方只孤零零一幢楼房，一个人正从楼上往下坠，往下……我永远的噩梦。我以为我不会再去南市。十年之后，一个白天，我却又来到中华路。那银行原来是在一个钟表店隔壁，店橱窗里大小钟表都在走着，指示的时间却不一样。银行的水泥墙面，我终于看清楚了，脏的，有黑红的标语痕迹，像被水猛烈冲刷过，却还是弄不干净的样子。我和家人从储蓄部边上的暗窄道走进去，走上四楼大厅。一进去就看到爸爸——他的黑白遗像。好像他正在那儿等我们，等了很久。他终于等来了我们。他皱拢的眉头舒展些了，仿佛要开始微笑。我向他走去。向他留下的最后一张标准像。他拍照时会想到照片派这用场吗？妈妈还曾左看右看地说这张像拍得好，头上虽有点谢顶，脸上总算有笑意——在爸爸活着的时候。我站定，在那些纸做的花圈旁边，转过头去。一张张惊愕（惊恐？）的脸迎向我——人们好像见到鬼。我知道我比我两个哥哥更像爸爸，特别那粗浓的眉毛和大嘴。从这点说我的长相确实恐怖，尤其当我愤怒时。我正在愤怒，因为主持追悼的人就是不肯把爸爸的死因说成是“被迫害致死”，而是含糊其辞曰“在文革被审查期间坠楼身亡”。那还平什么反？干脆说是他自己找死得了！我真后悔又来到这里。又过了一段时候，银行方面才改了结论。在书面文件中银行方面这样解释改变的原因:“…不断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浪潮使我们认识到过去对四人帮迫害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单位领导班子也已经调整更新……”我与南市的联系只剩下老城隍庙了，偶尔。我陪外地的亲友去，带我年幼的儿子去，不坐11路也不换乘其他车，像是直接飞过去一样——如果有直升飞机可乘我一定降落在这一点，只这一点。我紧闭我的嘴，把往事埋在心里，不相信他人能理解这份伤痛。我们去老饭店点上海名菜八宝辣酱、油爆虾、草头圈子、糟钵头吃。去绿波廊品尝眉毛酥和萝卜丝饼。去豫园寻找点春堂，小刀会起义时为表示盟誓而砍下一只角的八仙桌。去九曲桥看水里越来越旺的金鱼。凡有名的，美国总统或英国女王去过的地方，我们都去走一走。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挤在一起，朝一个个中国屋顶下的小商铺涌进去，再涌出来。购物。留影。发呆。那“十八层地狱”哪去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儿子也根本不相信一个三四岁大的小孩能自己走到老城隍庙。“她没大人管吗？你们就老管着我。”他关心神奇的鸽蛋圆子，那么小，里面的糖水是怎么包进去的。他啃着串烤鹌鹑，一边走一边瞧，在这个一条条小巷、各种美食和千奇百怪小商品组成的商城里窜来窜去。这真是一座小城呢，如今，它修缮一新，正式命名为“豫园商城”——我最近才意识到自己还是它万千股东中最小的一个:我工作的单位购买了它的法人股，因为相信它的前景。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