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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颜:本名钟秀华，女，江西瑞金人。鲁迅文学院第29届高研班学员。2009年开始文学创作，在《人民文学》《诗刊》《散文》《民族文学》《青年文学》《散文选刊》等期刊发表作品近百万字。获《民族文学》年度散文奖、《人民文学》杂志社游记征文大赛奖等多种奖项，有作品入选《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中国散文诗人》《世界华文诗歌荟萃》《南方散文》《散文江西》《江西山水入梦来》等多种选本。
《天空下的麦菜岭》是一部散文随笔集，作者用优美的文笔记录了一位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女性其成长的历程与心灵轨迹。同时把麦菜岭置于苍穹之下，处处透露出对世事的悲悯情怀:无论记录乡村风物、乡土文明，还是打量那些游离于城乡之间的亲人、朋友和邻里们，都呈现出一种绵绵不绝的梦想、眷恋、苦痛、不平和迷惘。如歌者行吟一般，写下乡村在红尘岁月里固有的形态，写下世事或温婉或冰冷的印记，写下行走于路上不可磨灭的诸多影像，自然，也写下心灵的欢愉与疼痛。
《天空下的麦菜岭》是一部带有浓烈乡土气息的散文随笔集，独特的视角、独特的经历、独特的行文风格，让读者很快就被作家笔下“麦菜岭”的迷人风光所吸引:在这里，人们生活艰辛依然土里刨食，总想用一生的努力来摆脱贫穷落后，字里行间，瓜果菜蔬、农村物事随处可见，见证红尘岁月里的悲欢离合；父母兄弟、异乡朋友、远亲近邻形象个个栩栩如生，传递出一种绵绵不绝的理想、眷恋、苦痛、不平和迷惘，其情如泣，其音如诉，袅娜缠绵，不绝于耳。
沈从文说过，战士要么战死沙场，要么返回故乡。他没有战死在沙场，于是，他一生都在书写着故乡湘西。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故乡，很多作家一生都在打量故乡，比如威廉·福克纳一生都在写他的家乡那“邮票那么大的地方”。不过，也有作家对故乡有着别样的解释，比如，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说过:“在艺术家一生的旅行中，随时随地都可能找到故乡。”他的意思是故乡可能装在自己的心里，走到哪里，故乡就带到哪里。而在鲁迅看来，只有离开故乡，才能更好地打量故乡，书写故乡。
这是我在阅读朝颜散文集的时候的一点联想。朝颜的散文我过去读过一些，名字非常熟悉，她是当代一个很好的青年散文家。这一次，她来到鲁院学习，就读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开学的时候，一个文静雅气的姑娘走到我跟前，说，“邱老师，我是朝颜。”我这才对上号。
朝颜的散文带有女性细腻的风格，她这本书，就是对故土的细致入微的打量和书写，如同留影一样，将故乡——在这本书里叫作麦菜岭，描画、影印，叙说，铺陈。很多作家的创作题材和文学成就都与他（她）的自然起征点密切关联，如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麦菜岭”也成了朝颜散文写作的一个地理世界的代称。
对于朝颜来说，故土就像一张黑色的底片，永驻心田，抹之不去。无论你走向何方，过去多少时日，都难以解开宿命一般的原乡情结。可以说，朝颜从她的故乡麦菜岭出发，开始充满激情又小心翼翼地描摹生活的形影，捕捉土地的声音，探寻灵魂的纹理，用真诚、独立、自信又摇曳多姿的文字，对滋养过她生命和写作的麦菜岭进行感恩和答谢。天空下是广阔无垠的大地，而麦菜岭只是大地的一小部分，小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把麦菜岭置于苍穹之下，显得那么羸弱、羞涩和隐蔽，因此朝颜的散文处处透露出对世事的悲悯情怀，无论记录乡村风物、乡土文明，还是打量那些游离于城乡之间的亲人、朋友和邻里们，都呈现出一种绵绵不绝的梦想、眷恋、苦痛、不平和迷惘。一个没有情怀的作家是永远写不出好作品的，更别谈洞悉生命的秘密了。所以，她在《泥土捧出的慈悲》一文中说:“我们使出浑身解数离开了泥土，却用一生来怀念泥土。是的，世界上永远不缺乏这样接近于矛盾的守恒定律。经年以后，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一抔土，会温柔地，慈悲地，给予我们一个最后的归宿。”在她的笔下，读者能够品味出作家对现实境遇的担心和忧虑，更能体会到作家对现实生活充满脉脉温情。
散文随笔的写作，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见性情，不能空泛，陈腐，不能长篇大论地抒情和议论，而是有巧妙的角度，最好进入的开口比较小就好了。我觉得，散文只有贴近地面和人性，从细处着手，通过微观察耐心地去叙述那些琐碎庸常的事物，并把自己独特的个性、思想和感知贯彻始终，作家的精神世界才会大放异彩。
比如说，很多农村物事，那些番薯、芋头、花生、火笼、扇子、背带、瓦罐……这些看起来十分平常，甚至是有些粗俗的东西，在朝颜的笔下，显得那么亲切可摸。读这些文字，你永远找不到那种夹生的感觉，而是富有情趣，贴心贴身，看似随意，却相当娴熟，就在不知不觉中带你进入了她的心灵通道，这进一步彰显了作家丰富的生命体验和全新的观察能力。这些篇什，谁说不是朝颜“散文地理”中长出的郁郁葱葱的麦苗呢？我是很喜欢带有植物学、动物学以及博物学知识的散文的，不光看到作者的灵魂，我还看到了作者的学养。
朝颜主要作品《天空下的麦菜岭》的起笔，对故乡进行了质询与追问:“有很多年，我对这个地名百思不得其解。我们村庄种有各色各样的很多菜，被高高低低的山岭层层包裹，可是麦子呢，麦子在哪里？”诚如大多数人的祖先一样，为了躲避“天灾、人祸、战乱、排挤”，她的先辈也经历过一次次的迁徙。因此，从这一点来说，她的精神地理应该是记忆里的，是延续的某种被时间所虚化的基因。不是某个现实的地点，而是随着她走的。这就给她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度，更有向外伸展的空间。纵观她的散文创作，一事一物，一情一景，都不拘谨和限制，写起来十分从容，这恐怕是作家血脉里留存下来的独有的基因，生长环境和家族际遇暗中注定了写作者的个性气质。
文学创作是要有想象力，有语言天赋的。小说擅长写人物，而朝颜以散文的方式写人物，也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审美情趣。比如，朝颜的人物散文，有着别样的文学气象，高老头、守门人、屠夫、根头叔、银花、来狗、海红、荣、珠、兰、兄长……一个个人物栩栩如生，有的不亚于小说所刻画出来的人物形象。那种既写实又虚构，既以旁观者的身份去观察，又对笔下人物进行精神参与，收放自如，展示了作品的空间张力。虽然说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只是片段、章节，看似节制，支离，却是作家的匠心所在。她散文里的对话也拿捏得相当精准，很能够体现人物的性格命运。在她的《游荡的灵魂》中，刻画了三个人物:一个是两个孩子先后坠井而亡的荣，一个是被人玩弄为爱癫狂的珠，一个是没当成女兵始终想不通的兰，她们的悲惨命运通过情境造势和事件复原，呈现了一种富有质感的画面，读来令人唏嘘感叹，让读者体会到人物散文的独有魅力。
我想，“麦菜岭”这个地名，现在将和朝颜完美地联系在一起了。无论它是固有的，还是作家虚构出来的，都可能作为朝颜往后写作所绕不开的情感高地和精神空地，这或许是她的一种宿命和抵达，因此，她说:“当我在写作中回到滋养我生命的村庄麦菜岭，那些童年的苦难，那些草木和动物，那些被清风灌醉的夜晚，那些无数次进入梦境的月光，一次次地奔涌而出。”
我问她，你怎么起笔名叫朝颜的？是什么意思？她告诉我，朝颜，不是早晨的容颜，其实是一种花，别名就叫牵牛花，是一年或多年生草本缠绕植物，因为其花状如喇叭，有些地方也称它作喇叭花，分布于大江南北广大地区，同样年年岁岁出现在麦菜岭的溪流旁，田塍边，山冈上。它是谦虚的，柔弱的，骨子里却是坚韧的，表现出对未来的深情向往和默默攀升。啊，原来，朝颜就是牵牛花、喇叭花，我们常常看见的，在春天的大地，夏天的大地，到处都是的自然随性的花朵。
我觉得这大概也是作家朝颜的个性特征:“矜持的内里，是藏得很深的自卑，深怕一不小心便露出怯来。露怯于我是很要命的一件事，因此，我宁愿沉默。因为写作与喧哗热闹无关。”
“素罗笠顶碧罗檐，脱卸蓝裳着茜衫。望见竹篱心独喜，翩然飞上翠琼簪。”（宋•杨万里《牵牛花》）读这本书，请走进天空下的麦菜岭，去看朝颜吧。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很多朵自己的牵牛花，开放在自己心灵的故乡大地上。
（邱华栋，当代著名作家，实力派小说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精彩内容节选
和旧物相濡以沫
父亲·自行车
天空的颜色有点灰。我蹲在南墙的柴垛边，一个人低低地抽泣。四周寂静得让人害怕，只有屋檐上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嘲弄我。我找不到母亲，她也许下田了；我找不到哥哥，他也许上学了；我从不找父亲，因为他压根就不大着家。我只是一不小心睡了一觉，就好像被整个世界给遗弃了。
而父亲偏偏在这个时候像一位侠客从天而降，他的自行车铃铛声自屋后的坡坎上丁零零地滚落下来，我潜伏着的委屈突然被无限放大，于是瞬间加大了哭泣的分贝。父亲骗腿从自行车上跳下，却怎么也哄不好我，只得将我抱上车后座:“我带你出去走走吧。”一路上，父亲慢慢地骑，柔声细语地抚慰，最后将我带到联系工作的地点，把主人家捧出的饼果喂进我嘴里。
那年我四岁，记忆中那是我第一次独自享用父亲的自行车，享用他耐心的陪伴，享用他与往常判若两人的细心和温柔。
更多的时候，父亲骑着他的自行车早出晚归。回到家里，他像个威严的将军，总是牢牢地占据着饭桌的首席，对于我们兄妹的吵闹，只要他大喝一声，我们立即吓得噤若寒蝉。在20世纪80年代，整个麦菜岭，父亲是唯一拥有自行车的男人，也是唯一吃着公社饭的人。彼时没有电视，电影放映员炙手可热，享受着上请下迎、前呼后拥的至高待遇。那辆凤凰牌载重自行车，像一匹血气方刚的儿马，驮着父亲满世界地跑。无论父亲的铃铛声在哪个村庄响起，人们都无一例外地要发出高声的欢呼。自然，他的威仪显得理所应当。
后来我才知道，这辆自行车给予父亲的，不仅仅是我眼中看到的威风和荣耀，还有责任、辛劳，甚至是几乎要搭上性命的危险。
当时的电影都是胶片制作，一部片子少说也有三四卷，用铁盒子装着，重达几十斤。片子得常换常新，因为看电影的人都是东村看了西村看，若发现重片总是咒骂声一片。于是，父亲每隔一两日便得蹬上自行车，翻过石罗岭，到三十多里外的县城去换片。简易的沙石公路像一条痉挛的大黄虫盘曲在石罗岭上，且不说路途遥远，单看那一环接着一环的高山陡坡和急弯，便令人望而生畏。的确，此路险象环生，时有人殒命山谷。而父亲，竟是终日颠簸其中，从未言苦。
父亲一直走得小心翼翼，可那天还是中了大黄虫的蛊，出事了。他推着沉重的片子，好不容易走完了上坡路，该是舒舒服服骑上自行车往山下溜的时候了。刚骑不久，他忽然发现刹车片失灵。人的重量，片子的重量，自行车的重量，形成了惯性的加速度，像一股失控的旋风向下猛冲。已经来不及调整，来不及跳下，再冲下去，等待他的只有几百米高的深坑了。此时路旁恰好出现一个供路人歇息的简易茶亭，父亲于刹那间做出决定，拼尽全力扭转车头，向茶亭冲去。这猛力地一撞，车几乎是毁了，幸好，人没有亡。
此后当自行车逐渐成为更多人的代步工具，我无数次在麦菜岭的陡坡边看见过骑自行车的人，像被魔鬼裹挟一般凄厉地尖叫着冲到坡底的桥下，有的鼻青脸肿，有的头破血流，更有的已经不能动弹。我无法遏止地想象父亲那一天的场景，他所经历的恐惧、生死瞬间的抉择……石罗岭比麦菜岭高几十倍，陡几十倍，父亲如何在一念之间逃过一劫？每想一次，内心都止不住地颤抖，泪水滚落下来。我见不得亲人的伤痛、委屈和险情，那种感觉比自己承受还要艰难百倍。我更容不得那个“死”字从脑海中穿过，但它偏偏像一只秃鹫盘桓在我的头顶，让我终日不得安生。我只能不断地对着那些可恶的念头“呸呸呸”地吐着唾沫，相信那样就能驱除不祥。
父亲那次筋骨大伤，有好几个月，家中都弥漫着正骨水、万花油、红花油、止痛膏混合的浓重药味。那辆自行车也经历了一次大修，继续驮着父亲翻山越岭。我开始变得敏感，每天关注父亲的行踪，直到他安全抵家，才把心安放进肚子里。我更乐意帮父亲擦车了，把手、三脚架、钢圈，以及每一根钢线都擦得锃亮，还用布条塞进手指难以伸进的缝隙里，细致地左右拉动刮去尘垢。在此之前，父亲每次指派我擦车，我都有十万个不情愿，像个慑于地主淫威的佃户。但是现在，我只想着能让父亲骑得更顺心、更安全。每次擦完车，我会使劲地蹬动踏板，然后突然抓住刹车，看着后轮吱嘎一声停止转动，便有了心满意足的感觉。这些小小的秘密，隐匿在我早熟的少年时光里，无人知晓。
我期盼父亲的铃铛声响起，还有一个羞赧的原因。其时乡里人家有了红白喜事，大多要放一两场电影，方才显得隆重。作为放映员的父亲，三天两头就被人请去了。吃东道是少不得他的，让至上席，末了还会奉上一大包油炸的果子。这对于几乎与零食绝缘的我，可谓一场盛宴。于是当铃铛声响起，狗儿扭着屁股迎出门去，我便开始引颈张望，口水更迫不及待起来造我的反。但我向不善欢蹦乱跳地撒娇卖乖，只是沉静地等待，藏得很深地馋。父亲从自行车龙头上取下那个黑色的皮包，拉开拉链，笑吟吟地提出果子，放在饭桌上。我注视着这一系列的动作，就像看着一个魔术师变戏法般地掏出新奇的物件，满心的惊讶和欢喜。
小学三年级，我开始学骑自行车，用的也是父亲的“凤凰”。起初是推着一圈一圈地走，然后是踩了一边的踏板学习滑行。那应该是一个和煦的春日，父亲决定扶着我学习骑行。金黄的迎春花腆着脸笑，整天围着我转的母狗兴奋地呜呜叫着。我看到那一天的我，瘦弱矮小的身子，推着一辆齐胸高的载重自行车，那笨拙可笑的样子，多么像蚍蜉撼树。父亲在后面牢牢地握住车身，不断地鼓励我:“不要怕，身要正，往前看。”我大着胆子将右脚探进三脚架，接住了另一个踏板，一次只能踏半圈，但车轮终于转动起来。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已悄悄地放了手。等我发现，吓得不轻。母亲责怪，父亲却哈哈大笑:“不放手，她永远也学不会自己走。”许多年以后，我没有学会依赖，总是井井有条地自己打理着自己的生活，有时会突然想起这句话，仍觉醍醐灌顶。
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的自行车变旧了，父亲放的电影也没人爱看了呢？
在各种努力仍无起色的情况下，父亲终于认命，停止了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的放映事业，对乡亲们的喜新厌旧亦不再腹诽。搬家的时候，父亲没有舍得丢掉他的自行车。这一次，它是随同诸多旧物一起，坐着卡车从麦菜岭出发，松快地穿过它曾无数次奋力丈量过的石罗岭，来到了热闹的街市。
现在，父亲仍时常骑着那辆和他一样上了年岁的自行车，行驶在城市的街道上，任无数的汽车、摩托车、电瓶车从他的身边越过。我望着他的背影，还有他身后一大片的黄昏，就像重温一部怀旧的黑白无声电影。那辆曾经让他引领潮流、风光无限的自行车，如今已经剥落了光华，与父亲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落伍者。父亲骑着它，带它去认识城里新修的道路，新矗立的小区，却唯独不肯换一辆新的代步工具。
偶尔当我的车子出了状况，时间紧急时，父亲还会用自行车载着我匆匆地赶路。我跳上后座，看到他脑后的白发，他尽力挺得笔直的背，我听见他竭力抑制仍呼哧喘气的声音，明显感觉到了他的吃力。不禁鼻子一酸，我的父亲，真的就这样老了吗？
忆及儿时，父亲用这辆“凤凰”载着我们一家四口去赶集，我和哥哥并排斜坐在前杠上。高兴的时候，父亲开始炫技使坏，他加快速度朝路边的乌桕树冲去，就在我吓得哇哇大叫的时候，忽然抓紧了刹车。一次，两次，胆子极小的我亦开始安之若素。路人在侧目，树上的小鸟被惊飞。那时候，父亲更像一个淘气的学生，让母亲的嗔怪和教导像扔在海绵上的石头，无处着力。那时候，他多么年轻，多么有力。他掌控着力量，掌控着速度，掌控着全家的生活，也掌控着他的威严。
可是如今，父亲能够掌控的，还剩下了多少呢？我已不容自己细想下去。
母亲·缝纫机
“白纱衣，绿罗裙，奈何令我销断魂？”女子对华服罗裙的喜爱和向往，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五岁时，我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条裙子，是母亲用缝纫机亲手缝制的。我穿着那条粗陋的裙子，出尽了风头，也成为全村女孩子羡慕嫉妒的对象。
想来那是母亲学习缝纫以来，第一件赶上时髦的作品了。拿今天的眼光审视，它的款式何其简单:一大块藏青色的棉绸布，裁成上小下大的梯形，缝圆了，再安上一条松紧带，便成了裙子。没有一点儿花色，也没有一点儿配饰，甚至连布料，都来自囤在箱子底的陈年边角料。
可那毕竟是一条裙子，整个麦菜岭唯一的一条裙子。
我穿上它在屋后的山坡上奔跑，夏天的风吹动我的裙裾，狗尾巴草冲着我摇摆不定地点头。我感到了最初的得意、轻飘，似乎从此拥有了飞翔的翅膀。整天和我玩在一起的堂姐建华眼睛都绿了，她在她妈面前哭闹哀求，像个芋头般在地上打滚，泥巴唾沫鸡屎沾了一身，也没能打动伯母的铁石心肠。最后，她恨上了我的裙子，赐给它一个极难听却又极形象的名字——鸡罾（囚鸡的竹制品，也叫鸡笼罩）。
其实母亲的缝纫技术真不算有多么好，但是她有缝纫机，彼时在全村独一无二。据说这台华南牌缝纫机与我同龄，来之不易。在物资稀缺的年代，购物得凭票证，大宗的机械指标更是极少。亏得有个亲戚起了作用，排上了号。父母亲付出了一百多元的购机巨款，为表感谢，还隆重地请了一次饭，又奉上了两只大公鸡。
我常常笑母亲太奢侈，那时候家里多穷啊，鸡蛋都不舍得吃，几分钱一个拿去卖，把我养得严重营养不良，却还敢买缝纫机。母亲一本正经:“我嫁给你爸，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还是等你快出生了才实现。”那架势，真比我还叫委屈。童年里，我常常跟着大点的孩子念念有词:“单车手表收音机，嘀咯鞋子（高跟鞋）羊毛衣。”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农村人的结婚五大件。一件都没要上的女人，就叫嫁得屈。
可是为什么母亲什么都没要，偏偏要一台缝纫机呢？隔着三十多年的光阴，母亲对人生的伟大设计依然令我惊叹。原来，她早看出靠种田改善生活的艰难，想以一台缝纫机为起点，缝出将来的小康生活。奈何人算不如天算，母亲向一位资深的老裁缝华师傅拜师学艺，学费交了，年节也送了，还未出师，师傅却逝世了。梦想折戟，母亲再无余钱继续折腾，加之离圩镇较远，只好带着缝纫机和半拉子手艺归了家。
直到今天，我的睡梦中仍时常出现哒哒哒的缝纫机声，我怀疑，那便是我最早的胎教音乐了。在子宫里，在摇篮里，母亲用机器踩出的韵律安抚我，吸引我。我的摇篮就在缝纫机的旁边，以便母亲伸手可以顾及。我的屁股下垫着母亲缝制的尿片，身体上包裹着母亲缝制的棉褂子。它们粗糙、简陋，远没有精致的样式，却柔软、舒适，足以慰藉我对安全和温暖的需求。我睁开眼来，就可以看见黑得发亮的机身，亮黄的面板，棕色的皮带拉动着机头不停地转啊转啊，旋出一圈一圈白得晃眼的光。冬天，缝纫机边上会有一个暖烘烘的火笼，里面永远煨着一把三角形的烙铁，母亲时不时地取出来，朝着打湿的布料哧的一声熨下去，冒出一股白烟。
母亲没有得到多少师傅的真传。据说，在华师傅病重之前，她还只有打下手的份，于是只好买来一本《服装裁剪》，自己钻研。我还记得，那本布满了解构图的书，封面上是一把特大号的剪刀，锋口张开，仿佛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从父亲的裤衩开始，全家人都当了母亲练手艺的试验田。奶奶穿了一辈子的偏襟衫，师傅没教过，书上也没有，这对母亲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怎么办？她找来旧衣服，照着样子比画，居然成功了。奶奶试穿母亲新做的咔叽布偏襟衫，左右手一齐凑至腋下，将布扣子一个一个搭进扣眼里:“厚实，蛮合身。”她咧开嘴笑，仅存不多的几颗门牙愈发显山露水。
婶子妯娌们渐渐找上门来，挣破的裤裆要缝紧，撕裂的口子要合上，还有那屁股或膝盖上磨得露了肉的，要拿布块贴上。母亲接过来，哒哒哒几下便好。“啧啧，瞧这针脚走得又细又密又匀，比我们用针缝的好看多了。”婶子妯娌们的称赞，让母亲做得更加起劲。左邻右舍亲连着亲的，收钱自是不可能。母亲企图靠缝纫发家致富的念头终于按进了庸常的生活，但她却因此收获了不错的人缘。
没有幼儿园可上，童年里，我有很多光阴是围着缝纫机转去的。实在无聊的时候，我从抽屉里拿出裁衣的画粉来玩。这种画粉薄而扁，方形，手感细腻，与我多年后教书用的圆柱形粉笔很是不同。无人教导，我拿着它在木门上画啊画，很莫名地画出了一个“才”字的形状，隐隐感觉这像个字，当时却再没有能力复制，只好胡乱涂画出诸多类似甲骨文的东西。多年以后，那些“字”还像前朝遗老一般排列在门后，而我也与文字搭上了终身的关系。常想，莫非宿命里确乎存在某种预兆和牵引？
秋天快要来到的时候，村小的民办老师扛着锄头打麦菜岭经过，他要去铲他家田里的草。可是他却忽然停下脚步，指着我说:“她应该上学了。”我还那么小，瘦弱、讷言，不知上学为何物，况且比我大两岁的堂姐建华还在家里做着野孩子呢。但母亲认了真，她又一次被自己辍学的余痛碾过，她将那些难过全部踩进了缝纫机里，哒哒哒的声音在麦菜岭的夜空里四处奔突。第二天，母亲递给我一个新书包:结实的深蓝格子布面，周边镶着两条草绿色的花边，长长的带子也是草绿色的，可单肩，可斜挎。我喜不自胜，却不经意抬起头看见母亲眼睛里的某种光芒。
我想母亲是对了，她醉心于一个接着一个地帮我缝制书包。一个比一个精致，一个比一个有花样，我于是兴高采烈地一年一年往深里读去。我的堂姐建华，还有麦菜岭所有的女孩子，都没有背过我这么漂亮的书包。她们不爱读书，一年两年，最多勉强坚持个三四年，都闹着回家去了。多年以后，她们背着孩子回麦菜岭看望她们的母亲。而我，却带着母亲和她的缝纫机离开了麦菜岭。
母亲在城里的家安置好她的缝纫机，这些年，她不做衣服已经有很久了。当满大街时尚洋气，不断变换着款式的衣服迷花了她的眼睛时，她就知道，再没有人愿意穿她做的衣服了。从喇叭裤到太子裤，又从直筒裤到窄脚裤，她是看不懂人们为何要在穿着上反复折腾的。就连她做得最拿手的花书包，在世人眼中也堪称古董级别。她无力阻挡潮流哗哗地一页一页翻过，也追不上时代日新月异的脚步。母亲迟滞下来，她感到了危机与失落。她常常独自一人抚摸着她的缝纫机，仿佛和一个同样失落的灵魂对话。
但是很快，她的缝纫机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孙辈说来就来，母亲戴上了老花镜，熟练地穿针引线，翻动机头，哒哒哒的声音欢快地响起来。棉质的旧衣服，全变成了一条条方方正正的尿片。我的女儿出生在最热的季节，从未穿过纸尿裤。母亲站在阳光下晾那些洗过的布条儿，一脸的幸福一脸的满足。
后来，母亲痴迷于制作鞋垫。那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连父亲也被她调遣号令。衣橱里、箱子里的废旧衣物，悉数被翻找出来，拆的拆，剪的剪，最后还原为一捆厚厚的布。《服装裁剪》的书里，夹着十几种大小各异的纸鞋样。母亲像一只忙碌的蚂蚁，终日踩着缝纫机不放。最后，我女儿拥有了从一岁起直到长大后的各种规格鞋垫。最大的，如母亲三十八码的大脚也可以使用。
现在，这台缝纫机多处油漆剥落，面板上是深深浅浅的划痕，越发显得老旧。更糟糕的是，这台老机器经常出些状况，就像母亲的身体，已经摊上了脑血管硬化等诸多附着在身上的病，时常冷不防用疼痛来强调它的存在。我有意为母亲换一辆电动缝纫机，但她说什么也不肯。
每当缝纫机不好用时，母亲总是戴着老花镜顽强地鼓捣着，直到能用为止。那天我下班回家，又一次看见母亲收起螺丝刀，捶着腰，拍着缝纫机说:“好了，这下总算可以了。”然后她坐下来，哒哒哒的声音再次畅快地流淌而出。我忽然想起许多次她在看过医生后，终于可以高门大嗓说话时的样子。我理解了母亲，不再提买新机器的事。
或许，这已经成了母亲对抗时间，对抗衰老的最佳方式。
药
一
一辆板车像出弦的箭从我身边掠过，朝圩镇的方向射去，带起一阵猛烈的风。我从来没见过跑得这么快的板车。倏然间瞥见一具跟随车身剧烈摇晃的身体，还有一张煞白的脸。她面无表情，双目紧闭，凌乱的头发遮盖在上面，不时向着四边飞散。我惊愕地发现，那是村子里琪的奶奶。这个身材高大、平时沉默寡言、干起活来像头水牛牯的女人，她怎么就躺在了板车上？
马路边上有村民窃窃私语，交头议论:“可怜的运棋嫫，八成是喝了药了，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想不开。”
药，自然是那种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农药。在麦菜岭，每个家庭里都常年备有一种或几种农药:甲胺磷、乐果、杀虫双、杀虫醚、乙草胺、敌敌畏、六六粉……它们被洒在田间地头，对抗着与人争食的各种害虫，还有老鼠。但是有的时候，它还成为一些人杀死自己的武器。
那些年，这样的场景在乡村大地反复地上演。我不止一次听大人们说起过，某某村的某某人，喝农药自杀了。是的，只需从床底下任意拎出一瓶药，都足以致人于死地。当一种死亡方式显得如此方便快捷，它不可避免地被人一再效仿。
但是在我们村，亲眼看见一个人以这样极端的方式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这还是第一次。况且，这个人一向性格平和，与世无争，连拌嘴的小事也极少和她发生关联。
于是，各种各样的猜测甚嚣尘上。
“多半是有鬼找上了她。”
“就是啊，桥头的那个女人也这样，早上还高高兴兴地吃了饭，吩咐孩子上学，谁知中午人就硬在了床上。”
“我还听说呢，排脑有个女人，莫明其妙地整天在地里转来转去，人家问她做什么也不吭声，晚上就喝了药没了。”
这样的言说令我惊恐如暴露在猎人眼前的小兽，仿佛周边围绕着各种鬼魂，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取了我的小命。经过荒野的时候，我总是加快了脚步，从不朝路旁的坟墓看上一眼，生怕开罪了哪位孤魂。
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喝药的十之八九都是女人，难道鬼魂更乐意纠缠上她们？
琪的奶奶最终是救活了过来。只是她更加沉默寡言了，任何人也休想从她嘴里打探出喝药的原因。她已经守寡多年，夫妻不和早无从谈起。如果说是婆媳问题，可是没有一个媳妇承认最近与她有过摩擦。或者儿子不孝，也似乎证据不足。那两个发疯般把板车拉得呼呼转的人，不就是她的儿子吗？如果不是跑得快，兴许她就没命了。
后来我在一本书上读到弗洛伊德对玛丽·波拿巴说的话:“尽管我对女性心灵作了三十年的研究，但是，还没有回答而且始终也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女人需要什么？’”是的，她们需要什么，难道仅仅是足以安放肉身的一间屋子，以及足以蔽体的衣衫和果腹之物？当琪的奶奶沦为寡妇，子女们像离巢的鸟儿各散西东，她从此做一个人吃的饭，洗一个人穿的衣，行一个人行的路，说一个人说的话，独自面对一个个漫长而凄清的寒夜，有谁曾经诘问过:“她还需要什么？”又有谁，懂得她长久的虚无与一念而起的绝望？
时间渐渐掩盖了一桩不同寻常的事件。琪的奶奶仍然像一头铆足了劲的牛那样干活，把田里的菜侍弄得生气勃勃，把家里的牲畜饲养得膘肥体壮，仿佛死亡是一件极其遥远的事。
二
但是很显然，琪的奶奶开了一个很不吉祥的头。喝药可以不死，却能把家里人吓个半死。如果那个一直不肯听话的人，因为害怕对方的死亡而从此服服帖帖，这多少会让人觉得是个很好的主意。
在农村，尤其是贫困之家，一个主妇的离去，对家庭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它意味着男人再娶的艰难，一则没钱，二则人家一听说老婆是因他而死的，先就有了反感。还有孩子从此将孤苦伶仃，洗衣做饭，呵护教诲，光靠男人怎么行呢？别看很多男人平时视老婆如草芥，动辄骂骂咧咧，拳脚相向。但女人真要寻短见，他还是害怕的。
就像是平淡生活中的一幕剧，生旦净末丑，总有些角色要轮番登场。当我的记忆重新回到八十年代末的麦菜岭，娣的面容浮现在我的眼前，苍白、肿胀，上面写满了无奈和悲哀。她为丈夫生下了三个壮壮实实的男孩，她勤勤恳恳不停劳作操持家务，这些都并不足以令丈夫宠爱她，专一于她。那个高大魁梧、浑身散发着狐臭的男人，他的荷尔蒙也像狐臭那般浓烈旺盛，染指别的女人成了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况且，他还是一个村民小组长，有着更多的机缘和便利去实施他所热衷的事情。那些年他的风流韵事在人们的茶余饭后广为流传，甚至有人直接指出某人家有一个孩子和兄弟姐妹一点也不像，其实就是他的种。
娣曾经用哭泣和哀求阻止过他的男人继续四处狩猎，甚至请来娘家人“做外事”（即以家族的势力教训威慑男人，以替本家姑娘出头），但是一丁点用也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前面两项都失败了，那么只剩下第三项自杀了。跳河断是不行的，村子边的小河连小腿都没不过。上吊想必是极痛苦的，也容易因失手而真死掉。喝药有村人示范在先，娣深觉此法可依矣。终于在某日又一次闻到丈夫身上的腥味时，娣举起了药瓶。
自然娣没有死成，这出戏她演得极其成功。人完好无损地回来了，而丈夫确乎是着急上火、担惊受怕了一回，甚至在短时间内变得有所收敛。娣仍然记得灌肠洗胃的时候，她的鼻腔里插上了粗大的管子，那种痛苦是刻骨铭心的。但是她于迷糊中似乎看见了丈夫的泪水，听见他哀求着医生:“你一定要救她，一定要救活她啊。”灌肠之苦让她心有余悸，那些花去的冤枉钱也让她心口生疼，但她还是觉得值，她深信丈夫是爱她的，丈夫的生活里是少不得她的。
那段时间她重新燃起了希望，对待公婆小心侍奉，对待孩子关爱有加，对待丈夫温柔迁就。她以为从此以后花好月圆，属于她的小世界将溢满幸福。不是么，全村有谁像她这般好命，一胎接一胎生的全是儿子，还全都那么好养，没病没灾的。你看村东头的英都生了七个女儿，送出去五个了，还是下不出一个崽。
只可惜现实的剧情不会按娣所编织的美好继续发展，只将她良好的幻想一一击打得粉碎。待日子恢复平静，男人依然如故。“狗是改不了吃屎的。”有人在暗中含沙射影。还有些人口沫生津地议论着邻村一个女人假装喝药的情景:“真好笑呀，一开始说喝了，大家把她往医院送，可听说要灌肠，马上就不承认喝了呢。”“可不是，大家都不放过她，讲还是洗下肠安全。她只好端起一大盆水自己喝，喝到狂吐。”……
关于女性的自杀，毛姆曾经有过一段体察入微的言论:“女人们不断为了爱情而自寻短见，但是一般说来她们总是做得很小心，不让自杀成为事实。通常这只是为了引起她们情人的怜悯或者恐怖而作的一个姿态。”
自然，娣不会知道自己其实落入了一个世界的窠臼。只是一种深重的羞耻感和颓败感攫住了娣，她终于发现药其实是一件多么不可靠的武器。她还发现，同样是喝药，死亡者换来的是短暂的哀伤和痛悔；活下来的人，只能成为一个乡村的笑柄。
从那以后，无论发生任何事，她再没有举起过药瓶。她小心翼翼地将悲伤含在胸口。她知道她将永远无能为力，活着，忍辱负重地活着，这是她的宿命。
当我于今天重新打开这段尘封多年的往事，看到一个女人对于生活的黔驴技穷，看到她在那一场事故中无处遁形的可悲，甚至可笑，我依然感到羞愤难抑。那时候，我们是一群多么可耻的看客。我们假装同情，用各种旁逸的枝蔓一次一次地拨开她内心的伤口。当一个女人的悲剧感脱离了事件本身，那些不断翻搅的舌头全都背负着罪恶。
三
月色凄清，风也是阴的，透着瘆人的凉意。那个夜晚，整个麦菜岭被一种哀伤的氛围笼罩。人们沉着脸，肃穆着，默不作声。连狗儿也约好了似的，不吠不叫，夹着尾巴安静地在村中游荡。
烂屋坪上灯火通明，热心的村邻一同帮忙料理着素的后事。那天下午，素被一辆板车从乡卫生院拉回，衣衫不整，僵直地躺在一张破席上。那是我所亲见的第一场死亡，我不敢相信，那个曾经放肆地开过我的玩笑、拍打过我肩膀的女人，突然就变成了一个令人恐惧的鬼魂。
母亲吩咐我回家早睡，我将门户牢牢关紧，不断地替自己打气:“不怕的，我没得罪过她，她的鬼魂不会缠上我的。”但仍旧是久久难以入眠，用被子蒙住了头也还是怕。想起来，我还是有愧于她的。某一个午后，我在众厅里打发无聊的时光，看着素坐在一张条凳上裹蜡烛芯。她的裙子别在腰后，却不经意将私处呈现在我的视线之内。那黝黑的、深不见底的一丛，成为女人羞耻的印记，久久地烙在我脑海中。我多想提醒她一句，却始终羞于出口。
现在，她喝药时的那一幕场景像电影似的，一遍一遍在我眼前回放。
一大早，她突然从房间里冲出来，站在众厅前的屋檐下，大声地哀号。那儿是全村人的活动中心，很快就将正在玩耍和忙活家务的人都吸引到了跟前。只见素满嘴白沫，手中提着一个棕色的瓶子。反应最快的是她的男人金，他大叫一声:“短命婆，你不要害我啊！”立即冲上前去，夺过了她手中的瓶子。然而迟了，素摇摇欲坠，很快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杂沓纷乱的脚步踩在一条乡道上，能去的都相跟着去卫生院了。村子里顿时安静下来，只剩下一群老人和孩子，焦灼地等待着事件的结局。隐隐约约地，我听到老人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谈话。
“下段搬来的那个坏女人是个祸害呀，她要害了多少人才甘心呢？”
“上次素跟她打架，没把她打死。金也是不争气，比他大了那么多也能被勾上。”
“素还不到三十岁吧，她可一定要活过来才好，不然那两个细妹子可怎么办哟。”
我意识到了此事和另一个女人有着莫大的关系。一直以来，这个从外村搬来的女人都像个异类，为全村人所反感。她游手好闲，从不栽稻种菜，不知靠什么生活。这也罢了，她还经常偷鸡摸狗，有一次把我家两只下蛋的大母鸡也捉去吃了，被母亲发现鸡毛才肯承认。你看，素都被她害得喝药了，她居然大门紧闭，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我纠集了一群小伙伴，往她家门口扔了一堆石头以泄愤。
这一次，素没有那么幸运。她的男人一语成谶，素真的成了一个短命婆。人们都说，其实素是不想死的，否则她不会主动跑出来让大家知道她喝了药。如果说她也是在演一出戏，那她多么像一个蹩脚的演员，用生命做了代价。在举起药瓶之前，她何曾想过爱和恨可以将自己烧成灰烬。
从卫生院回来的母亲说，灌肠真是吓人，把血都灌出来了。她隐隐感到这是一起不寻常的事故，本该插到食道的管子可能误入了气管，水咕嘟咕嘟地往外冒，还流出血来。只是那个年代的人们，没有人会想得那么深，也没有人会对权威的医院提出质疑。今天，当医疗事故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我仍然要回想，可怜的素，是谁把她的一出好戏给弄砸了呢？
四
素的失手，给了村庄里的女人们一个极好的警示。近十年的时间里，再没有发生过喝药事件。女人们有了委屈，宁愿选择互撕、咒骂或者回娘家来宣泄。人们平静地看着被随手扔在河沟里的各色农药瓶子，仿佛它和死亡没有半毛钱关系。
时间推移到九十年代末，彼时我已经在离村两里路的小学校教书。每隔一两天我会回家一趟，打打牙祭，以唤醒被学校集体伙食收买得寡淡的味觉。然而那一天回去，母亲却没有在厨房里忙碌。她从屋侧的小路上走过来，眼睛红红的，哽咽着说:“你发娇娭娭都没了，喝药走的。”
犹如一个晴天霹雳，我懵在那里，许久回不过神来。五月的风静止在树梢上，我感到一种闷热，仿佛要将整个人蒸得透不过气来。那时候，二伯一家正在烂屋坪上新起一座房屋，基脚才刚刚建好，似乎一切都在朝着希望的样子日渐前行。
我的脑子里不断回想着二伯母的形象，从我记事起，她总是把自己收拾得清清爽爽，一副活得怡然自得的样子。多年来，她虽然个子矮小，但在家中是绝对权威。二伯是个闷葫芦，凡事由她做主，一家老小都听她安排。我还听说，她与二伯发生矛盾时，总是把二伯掐得浑身指甲痕，但二伯从不还手，也不吭气。那么，她有什么想不开的事端呢？
而且，她死得那么决绝，连施救的机会也不予人。趁着全家人都在忙活造屋的事，她一个人喝下农药，静静地反锁了门，躺在一个平时没人睡的房间里。等人们嗅到异常强行闯进那扇门时，她已经完全没有救治的可能了。
我曾经在田间撞见过二伯母杀虫。她背着喷雾器，将农药喷洒在自家的稻田里，笑眯眯地说:“再不杀死它们，谷子都要被它们吃光了。”那时候，她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她会像杀死一只蝗虫那样将自己杀死呢？
从某种程度上说，敢于把自己杀死的人是勇敢的。我常常想，该是怎样强烈的坚定的意念，会让一个人呈现出如此无畏的姿态？少女时期，当母亲与我发生龃龉，她常常失控地呐喊着:“你去死啊，去死啊！”我无数次抚摸过床底下那些棕色的农药瓶，想用死亡来抵抗活着的耻辱。可是我一次次地放下了，真的，我没有勇气。活着，总是比死亡更让人心生渴望。
我想起不久以前，二伯母突然莫明其妙地对我说:“过些日子我打算出去，走得远远的。”那时候，我们各自在一块大条石上相向而坐，依着那条清可见底的小溪濯洗衣物。我抬起头来，看见她表情平静，眼神里也没有悲伤。我猜测她是想出门打工赚钱了，可是她从没出过门呀，况且已经五十出头了。我不无担忧地说:“你出去做什么好呢？”她说做什么都好，只要能出去。
此刻我只恨自己是一个多么愚钝的人，居然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她的不正常。事实上，死亡早就是她蓄谋已久的计划了。她没有急着实施，只是为了等一个合适的时机，让它顺利得逞。我听说，那段时间她一直在缝补二伯的破烂衣物，补好后叠得整整齐齐。我不禁鼻子一酸，这个狠心的女人，她怎么有权利害死自己，却让一个老实巴交的人承受孤苦的晚年？
一个人把活着的意志抛向了深渊，还可以拿什么来拯救她？当那个死亡的执念在她心中扎根的时候，她表现得何等从容，何等平静。她不争，不吵，不闹，不骂。连细心的，一向与她要好的母亲，也未能从她身体里嗅出异常的气息。她把一个人的委屈死死地捂在肚子里，甚至没有学会倾诉，学会宣泄。或者，一个将体面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她的辞典里根本就没有宣泄这个词语。
此后，一些闲言碎语断断续续在一张张欲语还休的唇边四散开来。
“看不出来，她儿媳妇是个那样厉害的角。人家把屎把尿帮你带小孩，却落这么个下场。”
“你要说你是交了钱给她，但是家里也有用度啊，怎么可能一分一厘全交得出来？”
“唉，烂屋坪就不是个吉地，怎么会选在那边做新屋。”
我愤然向母亲求证，但是她缄口不语。我的堂兄，与他的父亲一样木讷老实。自然，生活还在平静地继续。最后在这个家庭里，过得最为凄苦的只是我的二伯。新房落成后，儿子儿媳又一次往大城市飞去。只剩下他一个人做饭洗衣、耕种田地，拉扯着儿媳妇一个接一个生下的孩子。
我的二伯母，她也许天真地以为，死亡可以让一些人痛心忏悔，一些人得到惩罚。你看她遗容安详平静，嘴角甚至微微上扬。这让我想起济慈在《夜莺》里的诗句:“似乎已迷恋上那个安逸的死亡。”在最后的时光里，她的脸上必定浮现着一丝讥讽而胜利的笑。
可是她真的胜利了吗？我一遍一遍地问这个世界。
五
笛音，带着孤独、凄凉意味的笛音，时常回旋在那所村完小的夜空中，一声接一声，如泣如诉。不用说，吹笛人是我的同事昌，一个年约五十的鳏夫。
但是人们对于他的孤独和凄凉更多抱有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份发自内心的鄙夷。昌身形高大挺拔，颇有些吹拉弹唱的才华。他的面容虽被地心引力拉出了和年龄相符的老态，但仍可以想见年轻时的英俊和帅气。
故事很恶俗，我常常怀疑乡间是不是有一张隐形的复印机，克隆着一桩又一桩背叛与喝药的事件。昌的妻子是个农民，其实昌原本也是农民，只是后来变成了一个民办教师。洗脚上岸的昌，从此有了更多的资本和精力去做他自以为骄傲的事。“好几个村里的妇娘子，轮番送酒娘蛋来给他吃，那会儿得意着呢。”一个老教师努努嘴鄙薄地说。
昌的妻子与那些女人见面便撕，吵打过多次。但她最终发现自己的敌人愈来愈多，永无战胜的可能。那几乎是一团乱麻，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结。女人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开它们，最后，只好用一瓶药宣告了解脱。
药，依然是乡村触目可见的农药。它们一面促成大地的丰收，一面制造着人间的悲伤。它们踞伏在每一家每一户的角落里，大多数时候，它们扮演着正义的角色，压制了田地里野蛮掠夺的势力。可是因着它们的触手可得，也为各种故意的（意外的）死亡提供了花样百出的可能。
许多年以后，我的一个朋友找到我，诉说着她的忧郁，以及屡次想要轻生的念头。我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来倾听她的困惑，并想方设法进行了化解。她度过了那一个坎，生活也渐渐步入了常轨。可是我的大多数女乡邻们，还没有学会疗救自己的伤痛，她们没有上过几天学，不知道什么叫抑郁，不知道什么叫纾解。当心中的妖魔张牙舞爪地扑将过来时，她们不知道怎么去和它搏斗，更没有人能够帮助她们去搏斗。
一天早上，昌和我们一起坐在圆桌上吃饭。饭已吃了大半，他忽然想起尚未刷牙。听到那句话之后，我再也吃不下一口，一整天都在反胃。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仅仅因为他是一个鳏夫？
说也奇怪，自从昌的妻子死后，他的女人缘急剧下降。那些女人似乎对他悠扬的笛声开始免疫，酒娘蛋的故事渐渐成为明日黄花。他热衷于一次又一次相亲，并短暂地获得性，却没有一次尘埃落定。经常看他一个人在井沿边上搓洗着衣服，“都是自找的苦吃。”人们总是背着他抛下定论，斩钉截铁。
那些年，乡村里的鳏夫越来越多。总有一些人选择用农药来治愈内心深重的顽疾，以死亡这种惨烈的方式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抗拒。然而身体的消亡果真能带走一切？素的男人金早已颓废成一个酒鬼，那些永久无法洗刷的错误，他已无力承担；那些结在命运里的苦涩果实，他用余生也吞咽不尽。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用不多的钱买劣质的酒，和最便宜的暗娼，终日让自己活在麻醉的快感中。不到五十，金殁，被草草掩埋，无人悲泣。
素留下的一双儿女，像两只无家可归的野狗苟且地活着。他们被踢皮球似的从这一家来到另一家，最终没有一个亲属愿意真正接纳两个累赘。大的女儿上小学时曾经成绩优异，终因无钱而黯然辍学。她回到家里，自立门户，与弟弟相依为命。几年以后，她学会了顺手牵羊，学会了用最粗鲁的语言骂街，也学会了在地上滚打哭闹以制衡他人的欺侮。
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她曾在我任教的班上学习，本分、用功、害羞。有一次，她在作文本上写着:“假如时光能够倒流，我真希望自己没有出生……”我常常害怕看见她，更害怕回忆起念书时的她，那个时候，我总是陷入悲伤难以自抑。我会想起素，想起她向世人敞开过的幽深的一丛。如今，它们早已和泥土融为一体。
六
已经是2015年的夏天了，此时我早已离开乡村。但由于工作的缘故，我和乡村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在城市的医院和卫生部门里四处奔走，为自己挂点的精准扶贫户争取一种叫作免费血透的福利。那个90后的小媳妇，患了尿毒症，全身浮肿，一家人为了治她的病，已经倾家荡产了。
所幸的是，好消息终于来临，免费的橄榄枝正在向她伸来。我兴冲冲地将电话打到村里，听到的却是她刚刚服药自尽的噩耗。他们说，她撑不下去了。这些年，她吃了太多的渴求治好顽疾的药，但是它们都没能解除她的痛苦。难以忍受的病痛，无力承担的医药费，永无可能的换肾手术，已经让她彻底绝望。奇怪的是，她的家人表现出的悲伤里，甚至有着某种解脱的意味。只有她留下的那个三岁的女孩，从此陷入了没有母亲的黑暗。
这个小媳妇喝的依然是那种药，那戕害了我数位乡亲的农药。在广阔的乡村，为了作物健康成长，为了一个丰收年，农民不得不将这些危险的液体带回家中，而且随着虫害对抗本领的增强，液体的毒性也在一次次地加重。床底下、柜子边、墙角上……在乡村房间内触目可见的农药，可以用来保护庄稼，同时也让生命变得弱不禁风。尽管喝药的事故时不时地发生，他们还是要不惜钱财把它买回家。也许是他们对于过往太容易健忘，也许是他们对于粮食太过于渴望，更也许，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一种作物，可以离开了农药自在生长。
行走在大街上，此刻没有风，只有炙人的烈日晃花着我的眼睛。而我握着电话的手却开始感到冰凉，一张张肿胀的、哀愁的脸，幻灯片一样在我的眼前轮番放映着。我害怕想象她们的眼神，害怕它们化作一枚枚锋利的剑，将我的胸口刺疼。
现在，我看到遍布大街小巷的医院、诊所，还有药房，看到琳琅满目的药品，听到声嘶力竭的广告……真的，它们常常让世人陷入一种包治百病的幻觉。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伤痛，那么多的疾病无药可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