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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闻道，本名周仲明，现供职于四川眉山市某部门。文学硕士，作家，经济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委员，天涯社区—散文天下首席版主，《在场》杂志主编。汉语写作di一个自觉的散文流派——在场主义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中国di一位创立文学流派的政府官员。发表作品500余万字，著有《暂住中国》《国企变法录》等文学专著13部，330余万字；财经评论专著3部，100余万字。主编“在场主义散文奖五年”丛书等多种。先后获得全国及省市级多项文学奖，作品入选多种年选、选本、大学教材，被上海、湖北、河北、河南、陕西、浙江等省市中学选为高考联赛试题。
《文人事》为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得主的作品选集，全书收录了邵燕祥、贾平凹、阿来、舒婷、张新颖、梁鸿、祝勇、裘山山、王彬彬、林那北、孙小宁、彭学明、杨文丰、杨献平等14位名家的多篇精彩散文作品，其中集结邵燕祥《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阿来《瞻对》、贾平凹《老生》等几部重量级作品的精彩片段。通过散文性和在场精神有机融合的文本展示，力求呈现这个阶段汉语散文的zui优成果。透过这些作品，不仅可以窥见在场主义散文奖的审美本位和价值指向，也可洞悉在场主义的审美标尺和创作追求，昭示了在场写作的多种可能性。
◆邵燕祥、贾平凹、阿来、舒婷、张新颖、梁鸿、祝勇、裘山山、王彬彬、林那北、孙小宁、彭学明、杨文丰、杨献平等14位名家联袂，百年一遇的作者阵容，打造史上巨强的中国散文读本。◆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学DI一大奖”的在场主义散文奖首次结集，呈现丰盛文化盛宴。◆这是中国当代散文强音，代表当代散文发展的zui高水平。有你不曾读过的历史书写，有你不曾认知的鲜活现实。◆集结邵燕祥《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阿来《瞻对》、贾平凹《老生》等几部重量级作品的精彩片段，一本书读通多部名作。
1959年8月24日夜，渤海边的黄骅中捷友谊农场，雷雨交加，土墙草顶的平房，倚坐大通铺上，我打开笔记本写下一首诗:真的，这不算异想天开，海上生出了一片云彩。把千言万语交付它借一阵风把它吹向西北。西北有高楼，楼上有人在等待，不要说人家都在我不在；你没有白白地眺望海角，我给你寄来一片云——一个大海。它挟着白热的闪电，迅猛的风雷，激荡着所有善感的胸怀。一天夜雨拍打着你的窗扉，让你想象着海涛澎湃。让你想象着海边的潮水，每逢初一、十五准要涨一回。而我将做一个不速之客，突然在你的意外归来。最后的两句，文秀一看就会懂。我们都读过19世纪俄罗斯的小说，一起看过19世纪俄罗斯的画。在列宾一幅画里，一个应是这家主人的男子闯进家门，尴尬地成为陌生的来客，在桌前做功课的两兄妹疑虑地望着他，而他的妻子好像也深感意外，因全家都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他为什么没有事先捎信来？是突然遇赦，还是邮路不通，抑或他想给亲人带来个意外的惊喜？……这幅画的题目，有的译为《不速之客》，也有的译为《意外归来》。从哪里归来？监狱，还是流放地？我在10月的秋风里，从黄骅转沧县，在姚官屯小站站口候车的时候，并不预期回到北京会有“却看妻子愁何在”的欢快，但还是兴奋地跟一同获释的伙伴海阔天空地说这说那，好像哑巴学会了说话一样，就在我们高谈阔论间，听到一声汽笛，这一班车已经开动北上了。既误车，误了车也高兴，索性不着急，重新上车，到天津中转，在这个不曾来过的北方大城市，买了一铁盒精装的糖果，就算带给亲人的小小礼物吧。从车到北京起，这个全国的心脏，就以出奇的安静、平静甚至宁静接纳了我。不但新落成的北京站，出站后拐进的小胡同一片寂静，就是大街上也不见喧哗，人行道上，公交车上，人们好像相约“肃静”，屏口无声。这完全不是我在海边期望回来后的景象。“十年大庆”刚过去不久，想象该还在天安门广场保留着节日景观的同时，人们谈笑间依然一片节日气氛才是。然而不但不见节日盛装的仕女，好像人们都忘记了共和国建立十周年这件大事，家家门前挂的五星红旗也早就卷起收藏了。两年前打成右派挨批挨斗时，我也没这样失望过。我在陷入“非常”的境地时，渴望回到“正常”的生活，人们享有私人的欢乐，也享有群体共有的欢乐，那欢乐于我已经陌生了，比如说，就像报纸上反映的那样吧。那“人民内部”的生活，即使不是轰轰烈烈，也应该是生气勃勃的。但是，这里没有母亲在我刚下乡时就写信告诉我的，敲锣打鼓敲脸盆打麻雀的热闹，没有大炼钢铁时条条胡同连老大妈也动员出来砸石块的火炽，也没有文秀写信告诉我的，参加“十大建筑”施工时，人们在脚手架上登梯爬高，你追我赶……过去了，全过去了。在中国，户口是最重要的。打成右派以后，所谓下放，叫劳动锻炼也罢，叫劳动改造也罢，首先把你的户口迁出北京这个首善之区，许多人就从此一去不回头，再也无缘成为北京市几百万、上千万直到两千万市民之一了。我郑重地把黄骅县转回北京的介绍信交到派出所警察的手上，他顺手就给落下集体户口，并注明“想当然”的“自黄骅电台迁来”，是因为我现在归属辖区大户的广播局了，如其不然，说来自什么农场再写上“摘帽右派”身份，办事怕就没这般爽利了。回到老三〇二宿舍院，离去三年，“城郭依旧”，因是上班时间，空空落落的。没有遇见熟人，却正好遇见半生不熟的赵无宣——赵无极的妹妹，她正是这两年跟文秀同住一处集体宿舍的室友，你说巧不巧。大概她也感到意外，苍白的脸上表情漠然，她可能正因病休息，我只好烦她带个口信，给班上的文秀，说我已找过房管科，给分配了九单元三楼三号的一间宿舍，让文秀中午来一趟。随后我跟着总务科的一位老人儿，一起上仓库，借来一床、一桌和两把椅子，就算安顿下来。那首诗中的“西北有高楼，楼上有人在等待”，从似乎缥缈空灵的云里雾里，还原到现实生活中那间北向小屋中的日常生活。人的“日常生活”，住在什么样的房屋里，毕竟是次要的，关键还是跟谁住在一起。公共生活也一样，不看你在简陋的还是堂皇的办公室，端看你的办公室里有什么样的同事。家里一起过日子的人，是自己找的。办公室里的同事，就听天由命了。我在1959年重新进入办公室。整整十年前，我平生第一次走进办公室，曾经带着多么好奇而又自豪的感情！那一年，柳荫到河北正定天主堂里的华北大学，找我们面谈，等于面试，决定调我来北京的广播电台。于是我进入中央台左荧为科长的资料编辑科。今天，柳荫又和蔼地对我说，咱们这回一块儿工作了，你先到文艺部的资料室吧。他现在主管中央台的文艺广播、表演团体和唱片社。后来我多次想，柳荫心里不知怎么想的:十年前一个十六岁的小青年，成长为二十六岁的“摘帽右派”了？我也如约找了平生第一个上级左荧，他现在是新建的北京广播学院院长，他说广院人手极缺，我回来正好，不过因为柳荫坚持要我上文艺部，他跟柳荫商量，文艺部资料室是个闲职，学院倒是来了就排进功课表，我半天在台里，半天到北京广播学院的汉语教研组上班。学院草创，暂时就在离电台不远的一座灰楼，原是电台宿舍，我住过的——幸耶不幸？几年后“文革”开始，我又被关到这里，灰楼成了所谓的“牛棚”。那是后话。我跟另外四位新来的中文系毕业生一起，给大一同学任汉语辅导教师。同学们每周听北大林焘教授的课，回来由我们判作业，讲评。我没参加听课，半年多的时间，只在什么场合，远远看过林焘一眼。后来我从吴小如处知道，林焘是北平沦陷后间关数千里去大后方，上了西南联大的。我没读过文字、训诂之学，也没学过现代的语法。我一向认为对范文多读多背，多加揣摩，文法、语法自在其中。所读不多，却学语法，越学越累也越糊涂。我上小学时看兄姊的高三国文，最后附录了简明的文法常识，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的分类，如主语、宾语的句子结构，好像一看就懂了。学英文时，有Diagram，对句子进行图解。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日报》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针对当时报纸上的病句，较系统地讲了有关常识……这一些，就是我当辅导教师的“学养”根底了。这时印尼排华，有大批侨生回国，广播学院专开了一个侨生班，我兼给这个班的学生辅导，主要是改作文。这我倒是轻车熟路，同学们似乎也还满意。即使有不满意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没到“文革”，学生绝少给教员提意见的。广播学院新校舍落成，要搬到东郊定福庄去，像我这样的“半日制”工作肯定不行了。于是我选择全天回文艺部，不再兼做辅导教师。左荧也表示理解，我告别了以邹晓青为首的这个教研组。邹晓青是“进城”老干部，20世纪50年代初大区撤销后，从《东北日报》副总编辑任上，调到广播事业局对外部任职，1958年被打成“温邹张反党小集团”一员。主管对外部的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划为右派，他也受了处分。我离开这个教研组不久，温济泽调进来，又跟邹晓青共事了。这是多少有些尴尬的局面，不过我相信他们能够明智地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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