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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生于一九二四年。曾任报社记者、翻译、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演等；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出版报纸、杂志及书籍；一九九三年退休。先后撰写武侠小说十五部，广受当代读者欢迎，至今已蔚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并兴起海内外金学研究风气，有英、日、法、意、韩、泰、越、马来、印度尼西亚等多种译文，作品均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广播剧和舞台剧等，陆续在世界各地上演。
数十年来从事新闻工作，为报纸撰写社评和专栏文章近千万字，是华人世界中卓有成就的报人。亦曾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研究涉及法律、历史和佛学诸领域。曾获颁众多荣衔，包括英国政府OBE勋衔，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衔、“艺术文学高级骑士”勋章，香港特别行政区*荣誉大紫荆勋章；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加拿大UBC大学、日本创价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香港大学、加拿大UBC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政治大学的名誉教授，以及当选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澳洲墨尔本大学和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的荣誉院士。
曾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英国牛津大学汉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加拿大UBC大学文学院兼任教授。
本书辑录了金庸于1964年在《明报》的《明窗小札》专栏发表的两百四十余篇社论、时评与漫谈等杂文。内容涉及:国际的联合与对抗，中国外交与军力，亚洲社会与经济等等。
金庸数十年新闻生涯中近千万字的政论文字，一直没有结集出版。两年前，金庸秘书受命搜集、整理金庸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的专栏文章。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金庸用“徐慧之”为笔名撰写的“明窗小札”专栏。这一专栏从1962年12月开笔，持续到1968年10月，除1967年间中断几个月外，几乎每天一篇。此书为《明窗小札》系列第二辑。
“金庸秉持‘明辨是非，客观中立’立场，可谓眼观全球，心怀民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而文风朴实简洁，观点鲜明犀利，见解独特新颖，尽显一代大师的风范。”
★金庸倾情投入创作的政论文章，媲美武侠小说的《明报》社论。★侠之大者的家国情怀，锦绣文字尽显一代宗师风范。★中国内政与外交的真实写照，一个时代的政治秘辛。★打败时间的文字:他的社论，曾想要影响一个国家的政策。他的文集，足以是垂范后世的经典。★“明辨是非，客观中立”:过人远见，对人性深刻洞察；寰球视野，对历史通透认识。
编辑手记李以建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多年前，金庸先生嘱我帮忙查阅和整理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撰写的专栏文章，其中之一，即用“徐慧之”为笔名，发表在《明报》的《明窗小札》专栏上的文章。本来以为此非难事，只需径直前往香港《明报》集团的资料室查阅和复印即可，未料，事与愿违，大失所望。原因有二:其一，资料室虽保存有旧《明报》的原版，但因为当年印刷的纸张质量欠佳，时隔近五十年，已极易脆裂，基本无法翻阅，更谈不上复印和翻拍，所幸多年前资料室为保存《明报》专门制作了一套较完整的缩微胶卷。其二，所保存的原版《明报》，早期的残破和缺失甚多，尤其是很多报纸都出现被人剪裁的痕迹，留下一个个无法弥补的大窟窿。心有不甘，我继续咨询和查阅了海内外诸多图书馆，包括香港各所大学和香港历史档案馆，颇出意料之外，居然没有一家图书馆和档案机构保存有完整的原版《明报》，他们所拥有的都是由香港《明报》集团制作的缩微胶卷。之后，我曾多方设法，并委托内地的朋友查询过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政府部门的相关单位和档案室，回复同样令人失望。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香港的多数报纸一直未能进入中国大陆，尤其是五六十年代，还处于东西方冷战对峙时期，当时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甚至被认为是敌对势力的桥头堡。又因为创刊早期的《明报》还不受人重视，因此，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这类国内*的报业集团和通讯社，其数据文件库都没有收藏早期的原版《明报》。现在能够查阅到的，均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大约从八十年代初期至今的《明报》。这不禁令人扼腕感叹。《明窗小札》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明报》为金庸撰写国际政局分析和时评专门开设的一个栏目，均署笔名“徐慧之”。这个专栏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开始，至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为止，除了一九六七年曾经中断约五个半月外，几乎每日一篇，间或遇到金庸先生公务繁忙或出差在外，该版面的位置会刊登其它作者的文章填补空缺，但都不标明属于《明窗小札》专栏，有时在文章后面附上一句说明，如“（徐慧之先生因病，明窗小札暂停两天，谨向读者致歉）”（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日和九日），“（明窗小札续稿未到暂停两天）”（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为什么不从开辟专栏的当天开始选编，而从一九六三年起首呢？因为在查阅和整理过程中，发现三个棘手的历史遗憾:其一，即前述的原版报纸本身的残缺。早期的《明报》，尤其是六十年代初的报纸，常常被人用剪刀裁掉一些文章，留下一个个方形的空白。我曾经就此事询问过金庸先生，他不无遗憾地告诉我，因为早期不太重视保存，之后由于有些编辑本身也参与撰稿，或创作连载小说等，当他们的文章和作品刊登在《明报》后，为了个人的保存，就将自己撰写的部分剪下来拿走了，于是留存的报纸就出现了大窟窿。更惨的是这危及到其背面刊登的文章，金庸先生撰写的社评和文章比较多，其中有些文章就遇到这种被他人剪裁而导致残缺不全的命运。比如，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份的《明窗小札》专栏，发表的文章应是三十一篇，但目前能查阅到的完整文章仅有七篇，其余二十四篇文章均遭剪裁，篇名和文章残缺不全。金庸先生基本上不太留存手稿，无论他为《明报》，还是为其它报刊，以及外来的邀约撰稿，目前所存大多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秘书负责保留的，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几乎都无法寻觅到。原因之一，由于当时都是用铅字印刷，金庸先生每天写好文章之后，就交给排版的工人，由他们按照文字挑选出一个个铅字，然后排版印刷，可以想见，经由这些工人之手的手稿，当铅字版排好可以送去付印之时，那手稿可能已经揉皱到无法辨认，或是残缺破裂了，根本无法再收存保留。原因之二，金庸先生对写作十分投入，笔耕甚勤，但对于留存底稿，或是重新抄写一遍历来都不太重视。其二，除了部分文章的残缺外，更为严重的是，报纸的缺失。《明报》在早期创刊阶段，总共才有四五个人，不仅要负责采访撰稿和编辑报纸，还要负责市场发行，根本无暇顾及必须有意识地保存归档，可能连*起码的数据室都没有。这些报纸是丢失了，还是被人拿走了，原因不详。从某一版面，到某一整日，乃至一整个月的报纸，有的迄今仍无法见到。仅以一九六三年为例，其中一月一日、三月三十日、四月一日等的报纸属于残缺，二月二十八日的报纸没有，六月份整个月的报纸连一张都没有。其三，由于当时使用铅字拼板印刷，许多常用字因使用的次数过多，磨损很快，于是在报纸上就出现这种现象，但凡是常用字使用一段时间后，变成残缺不全，比如“在”、“之”、“的”、“是”、“道”、“这”、“大”、“为”、“都”、“到”、“有”、“不”、“得”、“所”、“中”、“在”、“他”、“过”、“了”、“加”，等等，实在难以枚举。又由于经过缩微胶卷放大后打印出来的稿件，就更加模糊不清了。个别字词尚可由上下文来辨别判断，加以补遗，但有的文章因油墨消退或泛污，甚至造成整句话或一整段的文字模糊一片，难以辨清。编选出版的《明窗小札》，即收录了金庸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在《明报》的《明窗小札》专栏发表的文章。由于篇幅甚多，故按照年份各各结集，具体年份附在书名后面以示区别，如《明窗小札1963》、《明窗小札1964》等。若该年选编文章较多的，则分为上下册。为了保持历史的本真面目，金庸先生对当年在报纸上发表的《明窗小札》原作不作任何修改。除了某些篇幅遗失，或残缺不全，或片断的字迹已无法辨清所造成的历史遗憾，此次编选尽量减少内容的重复，或大同小异。结集成书时，主要根据内容作分门别类，附上小标题说明；每一篇文字都注明了发表的日期，排列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明窗小札》中的某些地名或人名，与现今流行的译法和使用的汉字存有差异。仅举二例，如美国总统坚尼迪（Kennedy），在大陆通称为肯尼迪，台湾多用甘乃迪，而香港以前习惯用坚尼地，后来又多称为肯尼迪，其实均指一人，只是由于两岸三地的音译所使用的汉字不同而产生差异。中国大陆制定了统一的用法，可参照《新英汉词典》所附的“常见英美姓名表”，所有报刊文件均以此为准。而香港则没有划一的翻译用字标准，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是根据译者的理解来定。加上须兼顾到广东话的发音，且受台湾的影响，因此“坚”字就转为“甘”，而“乃”字又变成“乃”。再如，英国首相麦米伦，现在已基本通用麦克米伦。事实上，保持原有的译名汉字，也有好处，可以兼顾到两岸三地的读者。一般政坛的名人，只要略微熟悉当时历史的读者，均可明晓，而文中若遇到读者较为生疏的名字，通常都附有英文原文。此外，由于当年的《明报》面向的读者主要是香港本地的居民，广东话是流行通用的母语，因此在《明窗小札》的某些文章中偶尔也会冒出一两句广东话，或是广东话的用词。熟悉方言的读者都知道，每一种方言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尤其是其中有些约定俗成的通俗用词，言简意赅，形象生动，但却难以用标准普通话的对等词来准确地直接表达出来。比如“车大炮”，意指吹牛、夸大事实、瞎编滥造（《谈“自由谈”》，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再如“杰桥”，意指*的方法、手段、计谋（《康熙出术折辱俄史》，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日）。方言运用恰到好处，往往增添生动活泼，颇有画龙点睛之用。比如，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的《二千五百年前的一封信》，这篇文章论及当年中苏两国关系，其主要部分则是引用《左传》的《郑子家告赵宣子》的一段文字，以此来讽喻苏联以强凌弱。所引用郑国的大臣子家写给晋国的赵宣子信，原文依然是文言文，但在每句话后面则加上括号的白话文阐释，这阐释并非停留在将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更夹杂讥讽言辞影射苏联，其中就使用了广东话中的俚语和俗语，如“你吹我胀乎？”（这是用来挑衅别人的用语，意指你能把我怎么样）；“你大国乌龙龙的乱发命令”（乌龙龙即乌龙，意指胡涂冒失造成的错误）。文言文本身是很典雅的，尤其是这封信词藻讲究，但整封信中却是“充满一团愤懑之气”，郑国表面上对晋国畏惧，内里却一连串直斥晋国。耐人寻味的是，金庸刻意将白话文阐释化为出自社会底层的引车卖浆者之口，粗鲁而直率，毫不修饰，俗话连连，笑骂自如。典雅谦恭的文言文和率性粗鄙的白话口语，乃至方言的俚语置放在同一文本内，二者之间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更显出辛辣讽刺的张力。究其因由，惟有这样才能将中国人胸口所有的愤懑全部宣泄出来，面对苏联根本无需以小国自谦去扮演貌似的战战兢兢，而应当理直气壮，据理力争。倘若将这些话语改成一般普通话的书面语，字里行间的讽刺意味全失，言语的改动将导致身份的模糊，更会令整体文章无法显出其内在的深刻寓意。显然，惟有保留其原汁原味，才是*的编辑方式。香港报纸的世界*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四日香港人至少有一种极好的习惯，那就是读报。不分男女老幼，阶级职业，人人都有自己喜爱的报纸。再穷的人，烧酒可以不喝，但总得花一毛钱买一份报看。据我这两年观察，许多人本来是个文盲，但他们居然爱看报，而且从看报而渐渐认识文字，这真是出乎想像的事。大抵是这样的，不认得字的人，他们喜欢看报上的各种图画，猜度它的说明，不难明白三分的意义。再有机会，便向人请教一下，渐渐地，看一张报纸的小说也就不难了。如此慢慢进步，终于达到了普通读者的程度。这首先得称赞香港的报纸，它们大多数有一种亲切近人的面貌。一翻开，图文并茂，使人忍不住要读下去。香港报纸的副刊篇幅之大，连载故事之多，在世界上恐怕要居首位。难怪它们的“趣味性”也是世界上*浓厚的。香港人爱读副刊之外，一般是喜读本港新闻。这也与报纸的做法有关，每天总要选择一般重要的本港社会新闻，写得有声有色，令人仿佛读一段动人的短篇故事。一张报纸把“港闻”做得出色，很显明的见到读者的反应。今天有一段比他报详细的报导，立即销路就增加，发生供不应求的现象。如果在一个月内，经常有比他报做得出色的新闻，那么增加一万几千份的销路，绝不困难。因此，社会新闻记者的质素，通常决定一张报纸的优劣。优秀的记者不但能在新闻发生时，做得准确、详细，而且能在别人不注意的角落里，发掘令人注意的新闻。一张新开办的报纸，同业们习惯于先问谁是总编辑，然后问谁是负责港闻采访的主任。因为主任是记者的统帅，他的能力不在于自己有出色的采访技术，而在于有敏锐的头脑和触觉，知道那一些新闻是读者要看的，知道去那一些地方寻出读者要看的新闻，知道在极小的新闻事件中寻出不平凡的内容来。新闻“副刊化”，是许多同业的一个理想。意思是把新闻版办成图文并茂，短、好、快、多（短是新闻写得精简，好是写得流畅动人，快是迅速报导，多是新闻事件登得多而丰富）。使人看新闻版的时候，与看副刊一样着迷。但这只是一个理想，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那一张报纸真正办到过。谁要是能办到的话，它的销路一定能压倒同业，那是不稀奇的。香港文坛的围棋迷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这两天事情较忙，案头上又积压了一批读者的来信，非常抱歉。有一些要直接答复的，现在已经发出了，另外有两封信似乎值得在这里谈谈。一封来信责问我们关于刘承司的事件，为什么说得那样确实（而他报却说刘承司将在台湾出现演讲），害得他和同事打赌，输了半个月的薪金。这件事，我们固然觉得抱歉，但相信我们是没有做错的。正如项庄兄昨天在“舞剑谈”中所谈，报纸为了抢先报导，有时候难免发生错误。而这件新闻，本报由头到尾都是用“传说”的字眼，并没有加以肯定，在编者按语中也用了怀疑的态度。我们自信刊这则新闻并不带着任何的恶意。因此除了对这位与友人打赌的读者道歉外，并不觉得需要“有愧于心”。政治的东西有时候是很微妙的，对于刘承司出现的消息，我们也还是等着进一步的证实。另一位读者来信说，他对围棋很有兴趣，由于明报常常刊登与围棋有关的消息，使他怀疑明报或有“藏龙卧虎”的围棋高手在内，又怀疑我可能就是“好手”之一。又问我香港文坛那一个围棋下得好。他的猜测只对了一半，本报确有一些围棋迷，例如金庸兄就是很爱下围棋的。经理沈宝新兄是他经常切磋的对手。在编辑部还有一位胡兄，棋力也不差。至于我，却是一窍不通，顶多只能在旁看看，偶尔参加一两句意见而已。我的棋力和柳闻莺旗鼓相当，水斗水。香港文坛中懂得围棋的，据我所知有秋贞理兄、胡菊人兄、方龙骧兄、宋玉兄、董千里兄等好几位。宋玉兄和董千里兄，都是很早就懂得下围棋，但现在由于事忙，下的时间少，就不免生疏了些。秋贞理的围棋，在日本浸淫过数年，过去他与金庸兄下棋，总是胜面居多。但金庸这半年中急起直追，请了一位姓左的师傅指点，棋力有进。他现在与秋贞理兄下棋，已是互有胜负，甚或过之了。左宗矩先生的棋力，在香港是坐*把交椅的。他和日本的业余好手比较起来，大概有六段的资格，与中共*近选赴日本比赛的几位好手功力相当。有一点大概可以肯定的，如果要在本港那一家报馆中找出*多会下围棋的人，则非本报莫属。因为在明报，连几个派报的十余岁小孩都天天在下围棋，这种兴趣恐怕是别家报馆所无的哩。但真正的“好手”，却是半个也没有。英女皇时装的秘密一九六四年十月七日英女皇这两天开始访问加拿大，行期是很短促的，预算为八天。其所以引起世人关注的原因，是加拿大的法语民族激进分子声言要行刺她。这使她的行动充满了危险，一如戴高乐之访问南美。在加拿大有说英语的和说法语的两种民族，在政府掌权的主要是说英语民族，法语民族觉得受到迫害，有一些激进分子组成游击队到处窜扰，抢劫军火库，扰乱治安，使政府很感头痛。这次女皇访问的安全成了大问题。除了加拿大官方所给予的护卫之外，英女王随行有保镖一名，他是苏格兰场的干练警探。王夫也有一名随身护卫。在这次访问中，*保密的你以为是什么呢？原来是英女皇所穿的服装。无论英国各报的*明的记者怎样打听，都不能获悉女皇访加时的服式。这种服装的秘密，皇室看得很重要，因为一旦泄漏出去，再穿着出来就不显得可贵了。所以保密得像一个新式武器的蓝图一样。一般人只知道女皇的帽子是ClaudeSt.Cyr.设计的，鞋子是*著名的Rayne的出品。英女皇的随行人员约为三十人，其中包括秘书、厨子，医生和理发师。替她管理服装的是宝宝麦当奴，她自女皇在幼年时期即侍候至今。这一次访问是英女皇登位以来的第八次对联邦国家的访问。新的皇室作风是访问的日程尽量缩短，但访问的次数增多。上一次女皇访问加拿大是在一九五九年，在那里曾与艾森豪总统会面。英女皇在加拿大的演讲将减到*少的程度，大约只有三次。在魁北克的一次是*主要的，这一次英女皇将用法语演讲，主要为了安抚法语民族的情绪。英女皇的法语是很流利的，同时她深知加拿大民族的矛盾，在谈话中会作适当的词句，令加拿大两族听起来都很舒服。亚洲人的姓名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很久以前，有一位读者写信来问我，北越的武元甲将军应该称为“武”将军还是“甲”将军，因为他不知道那一个是“姓氏”。他的疑惑大概是从英文上来的，武元甲的英文名是VoNguyanGiap，但很多英美记者称他为Gen.Giap（甲将军）。其实，按照越南人的习惯，*字是姓，与中国人相同，应当称为武将军。这两天，西报也在谈英美记者如何被亚洲人的姓名难倒。因为在亚洲，每一个国家的人名都有其特殊的习惯，用这一国人名的公式去套在别一国上，其碰钉也必矣。例如在印尼，多数人的姓和名都只有一个字。苏加诺总统的名字就含有姓和名的意味在内，有一个美国记者不知道，自作聪明为苏加诺写了一个全名AhmedSukarno，结果反而发生笑话，有人误会作另一个苏加诺。在印度，人名有多样的方式。现任总理沙斯特里其实不是一个名字，乃是他在大学校中取得的学位。我们叫沙斯特里先生就等于叫“文学士”先生一样。印度国大党总裁Kamaraj虽然是一个“王老五”，但他的名字的意义是“爱之王子”。印度另有一些地方，以职业为名，例如医生、工程师、鞋匠等等，你时常会叫他们“医生”医生，或是“博士”博士（前者为名，后者为称呼），这是一点也不稀奇的。在缅甸，相同的人名太多，令人难以分辨，就像我国的阿狗、阿猫一样，有时不知道一个阿狗是不是那一个阿狗。在缅甸*普通的人名是Nyein,Sain,Tin,Maung等等，缅甸的奈温将军原名为ShuMaunt，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后来为免被误作别人，他起了现在的名字奈温，其意思是“光荣的太阳”。泰国人名的特点是每一个英文名的读音*与字面的拼法不同，这令英美记者大伤脑筋。国王蒲美蓬Phumipol的读音也可以作为Bhoomipol。泰国以前有一位总理名叫Pubul，你以为应该读什么？答案是皮布恩Peeboon。在越南，把武元甲读为甲武元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在法国占领期间，有些人照洋习惯把姓摆在后头。这就越显得复杂无比了。杨文明将军与陈文明将军，在西贡不知令多少英美记者头痛，就因为他们的名字常常混淆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