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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1977年生，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自2004年7月起撰写博客，涉猎驳杂，以文史为主，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业余为《南方都市报》、《第一财经日报》等撰写书评，并为《GQ》中文版、“腾讯?大家”等撰写专栏。曾多次受邀在上海季风书园、国学新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处演讲。
那时候，世界就那么大，总有一种错觉，以为这样的日子会延续到时光尽头。但生活拆散了我们，在看不见彼此的人海里，我们需要记忆，也需要遗忘。终有一天，除了那仅有的一点记忆，我们所有的记忆都将不同。就像这大地上所有的河流，渐渐地都走向不同的方向，彼此再难汇合。一切不过是一段不知不觉的旅程，正如诗人所说，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大地上所有的河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辑包含11篇散文，各自独立成篇，分别叙述11位高中同学的个人际遇与浮沉；第二辑收录怀念少年时代挚友张晖的两篇文章，得见一代学人之精神不死；最后一辑《一个夏天分两次结束》，记叙高考前后的一段青春记忆。三个部分彼此交织，形成一段整体的记忆。这些文字是对逝去年华的一次怀念，真实再现了九十年代度过青春期的一代人的迷惘与迷误。时光总是一去不返，经历过的人与事，浸透过的情感堆砌出如今的隐隐轮廓。作者笔下的这组人物，均基于彼时彼地的真人真事，可视为一部既有关联又彼此独立的个人史。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大地上所有的河流》是文学；对于75至85这十年出生的人来说，是“致青春”。我作为一个70后的编辑，一直以为自己还活在那个世界里没有真正走出来过，却没料到，有人比我记得还要清楚。阅读本书，像是经历了深夜在海边无言以对到天明的过程，静谧，深沉，*终听到自己如释重负的一声叹息。我们如今的生活就是一片没有时间和记忆的海岸。意外翻涌或闯入的记忆，只会破坏和颠覆这些太平日子。从这个意义上说，看别人写的故事，也是一次自我生活经验的复苏，并在反观中刺激和刷新已有的经验。维舟的这部个人史，让我们得以重温自己迷惘与迷误的青春。
大地上所有的河流刚认识小伍的那一阵，我们这些坐在后排的男生大多很讨厌他。倒不是因为他很帅（固然他帅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是觉得他显摆和傲慢。第一天上课时他就锋芒毕露，老师在台上讲题时，他自己小声口算，早早报出了答案。因为课上就听明白了，他似乎也不大需要夜自修复习消化，快快做完一点儿作业之后，别人尚在埋头苦苦思索，他独自在后排无所事事地发呆、咬手指。而当新同学（自然我也曾是其中之一）向他请教理科习题时，他却一点儿也不给面子地皱着眉挥手斥责:“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做去，你们烦死了。”能考上这所重点高中的，绝大部分都曾是天之骄子，他这样不免让很多人脸上都有点挂不住。然而人们也很快发现，他同样有许多不知道的。晚上男生在寝室里夜谈，那天不知是谁说到流行音乐，谈起叶倩文，他猛然问了句:“叶倩文是谁？男的女的？”众人都是一怔，起初还以为他故意开玩笑，有人便假意回了句“男的”，他哦了一声不再问了。过了些天，一个同学因为近视要求换座位，班主任遂问小伍是否可以和他调换，他愣愣地说:“我也近视的。”班主任问:“你多少度？”他说:“我50度。”一时全班哄堂大笑。他涨红了脸，兀自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说错了。他因而好长一段时间常被男生们取笑。被说得多了，有时竟真的隐隐自卑起来，因为他觉得自己确实土。他总觉自己太老实，而复杂的处世技巧实在比数学题难多了。那时他是全班住读生中唯一没有饭搭子的人，每天黄昏常常很晚才去食堂（虽然原因之一是排队太费时），独自打一份五毛钱的黄芽菜吃。后来老P好意相劝:“你也买份红烧肉吧，看你整天黄芽菜，吃得脸都像黄芽菜了。”当时他住我隔壁宿舍，有一段时间，整个寝室里只有老灰不嘲笑他。到后来，终于渐渐变成我们仨在一起共餐:他因为每天要去开教室门，起得早，于是去买早饭（每人两个包子）；我是午间铃响后冲去买午餐；老灰则到黄昏捧着书慢慢排队买晚上的菜。一人排队时，另两人去拿碗筷和饭盒。他和我吃得都很快，老莫常笑我们俩是“河马”，嘴张得大，“吃饭只要嘴张开，往里一倒就完了”。而老灰却吃得很慢，啃上很多口才见到包子馅，因为最慢，所以常留下来洗碗。偶尔我和小伍坐等他吃完，他也被看得浑身发毛，有次便抱怨我们狼吞虎咽，不能把吃当做一种享受，老P在旁听了插话:“这不是一样的吗？小伍他们是先吃完再慢慢享受，你是边吃边享受。”我们都是乡村少年，但他身上的烙印似乎尤其深刻。处久了渐渐得知其出身，他家的境况似乎比我和老灰家更差，原因之一在于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姐姐和哥哥都很木讷，只读到初中，在乡下务农或做小工维持生计，因此他从小就受惯了村里人的冷眼和嘲讽，有人竟当面对他妈说:“你怎么净生些傻子？”每说到这个，他总噙着泪水咬紧牙。父亲是个乡村电工，夏天为了补贴家用，骑着自行车去乡下卖冷饮。做木匠的姐夫也非常节俭，别人发香烟都舍不得抽，凑齐了一包去小店里换钱。他母亲倒是看上去颇干练，似乎他的不通世务更多地来自父亲:有次家长会后，班主任送家长们去校门口，他父亲独自走在最前面，等听到其他家长和班主任道别，忽而仿佛也想起了什么，折返回来和班主任握手。我们读书那两年，公交车费上涨得特别快，高一时我从家里到学校还只要六毛，不久涨到九毛，隔一阵成了一块五，到高三已是两块（公交车）或三块（小巴），十几年后的今天也不过就是这个价。那时他为了省钱，周末便骑自行车往返于家和学校，单程大约要20多公里，他说有时路上骑着骑着下雨了，过了一会儿雨又停了。为了攒点学费，暑假他还在家里附近的河渠里下络子（一种竹笼），半夜打着手电去捕黄鳝，天明拿去镇上卖。有时说起这些，他似乎豪气顿生，站在家里楼顶上俯瞰着门前的运河，对我说:“这一带所有的河流，我都熟悉！”他那时和初中的老同学一路骑车向南直到长江边，甚至想从门前一路游到长江口去。然而他遇事时不免还是有些瑟缩。高二时五月歌会，着装规定女生穿裙子，男生则是白衬衫配领带。他没领带，犹豫着要不要回家一趟向姐夫借。我看看他:“回家？你找班主任借一条不就完了？”他兀自踌躇:“不过??”“不过什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的事，你也锻炼下吧。”他笑:“那你陪我去？”“好啊。”我站起来，正色说。没想到他起身后又坐下来，嘴里念念有词不知说了些什么，片刻才说:“走吧。”到了路上，他又自言自语起来:“我说什么呢？说借不到？”我眨了眨眼:“你就说后天物理竞赛，没工夫回家拿。班主任教物理，一定会支持。”他一脸恍然大悟的样子，感激涕零地握住我手:“语言大师！”说笑着上了三楼，他迟疑了下，朝班主任家的303室纱窗外看了眼，转身说:“走吧，好像没人，大不了回家一趟。”我一把拉住他，“来都来了，爬了三楼你不累我还累，哪有不看个明白的。”一敲门，师母开门，哦，陆老师洗碗去了，你们坐会儿。他如蒙大赦，立刻说:“不用了，那我们走??”我接口说:“那我们就在外面等着。”转头低声说:“你又想逃了？本来蛮好坐会儿。”他啐道:“不像你，厚脸皮。”一会儿班主任回来，他结结巴巴像背书一样把刚才商定的话说了，一听究竟，班主任立刻笑着说:“哦小事小事，维舟你要不要？我这里还有一条。”他大概以为我也是来借领带的。那年初夏，他坐车回家，在南星桥站下车时，才发现同车还有一位初中同班的女生。虽然午后阴阴的乡间林荫路上几乎没什么人，两人还是不免有些拘谨，没话找话地聊上几句，彼此相隔数尺刚走了一程，天空竟下起雨来。只有他带伞，她迟疑了下也躲进伞底下。稍稍挨近了些，愈加不知说什么好，两人在伞下也还是相隔尺许，各自淋湿了半边身子。过了一会儿，阵雨稍霁，他不自在地说:“好像没什么雨了，把伞下了吧。”她微嗔道:“为什么下？你不用我用。”于是她打着伞，他走在微雨中，两人就这样一路无语，直到送她回家。有时我和老灰也羡慕他心思单纯，因为我们所为之烦苦的很多事，对他而言都不成其为烦苦。他长得帅，又是班上的数学王子，对他有好感的女生自有不少，遇到不知如何处置的事，他唯一的反应便是躲避。偶尔他也苦恼不知如何妥善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希望我和老灰帮他提升语文。然而三年下来，尽管各自尽力，似乎并无什么起色，他依然是理科极好（一次期中考试数理化全满分）而语文很差，而我也仍是文史偏科。因为理科好，他不时去参加学科竞赛，然而他平日考试很强，每到竞赛却总是发挥失常。有次被人讪笑:“你怎么希望杯又没希望了？”老P在旁说:“小伍是真人不露相。”周围许多人笑起来。他有一次真的躲到墙角落下泪来，觉得对不起家里。高考前夕的一个黄昏，我们三人各自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看着北窗外的夕阳渐渐下沉。说起填志愿，他说自己想报考电力工程，我笑:“你还要做你父亲老本行吗？”他憨憨地说:“电工也挺好。”我摸摸他额头，喃喃道:“也没发高烧，怎么开始说起胡话来。”他笑着来打我。闹了一阵，他定下来说:“唉，你们俩将来即使不在一个城市，毕竟应该都是读文科，共同语言肯定比跟我多吧。”我和老灰对视一眼，收敛起笑容，一时竟不知如何安慰他。他毫无悬念地考上了上海交大，然而一如既往地，他在最后的关键没绷住，一贯不错的英语，最后考分竟比我还低，他后来说，高考发榜时他差点哭了，事后又反省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他虽然上了交大，却被调配去管理学院读房地产经营。如今回想，当时这也算是大有“钱途”的专业，然而却完全不合他的脾性，他在信上倾吐“如今这个专业不适合我，而我又无法改变，实在是难受之极”。他觉得大学生活远比自己想象的无聊与空虚，觉得上海人冷漠高傲，难以相处，有时信上说，希望自己可以变得世故些，变得能言善道，变得老成些——固然我们许多人宁可他没有这些变化。大学寒假回岛去看他，我说他看上去没什么变化。他说:“废话，你最知道我的，我是老实人。”一年年的，高考后那个夏天鲜亮的色彩也终于渐渐隐去，狂欢变成了模糊的记忆，就像雨棠说的，她每次经过那一片乡村，都无法确切地找到通往小伍家的那个路口，除非当年那个披麻戴孝的人仍坐在路边小店外，她才能辨认出来。她说起时，我总觉得像是对往事的一个隐喻。他的大学生涯似乎乏善可陈，他本来也不爱写信，相见时也很少聊起，原因之一大概是他始终不喜欢这个专业。每次去见他，他说话中夹杂着越来越多的上海话，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和生硬，不过他原本就很容易受外界影响。然而另一面，他又总是不断地撤回到自己心里的安全地带。勤工俭学或实习时，每遇到需要和人大段交流的场面，尤其如果需要流利地用上海话来表达，他总是无法自如，到最后几乎落下心病来，因为口音使他一下就显出是个乡下人。毕业后，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他回岛工作。我虽然劝他留沪，但对他的决定也并不十分意外，我知道他在这个大都市灰蒙蒙的天际下一直觉得不自在。以他学历成绩之优秀，很快成为单位的重点培养对象，介绍女朋友的也络绎不绝。一度甚至我们高中班主任也给他介绍了一个，他碍于班主任的面子，去见了一次，之后便不了了之，再被问起，他才说不想早谈恋爱之类，班主任哭笑不得地说:“那你倒早说呀，你现在这不害我嘛！”其实他也并非不想谈，三年后遇到心仪的，极快地确立了关系，之后又很快在东城买了房子。那时许久不见，他变化很大，很会打官腔了，一度志满意得，我们几乎都相信他会终老于岛上了。直到近些年，他想是感觉到岛上空间的局促，才再度来沪工作。然而我们见面也不多了，似乎彼此都忙，也不知在忙些什么，又或者见面也不知该说些什么，总不能还说少年时的那点事。上大学时，有一年夏天我穿过乡间去找他，站在楼上看着前面宽广的运河，回忆起高考后那个夏日夜晚，我们几个男生在楼上乘凉，看着天上的星河倒映在幽暗的河水里。说起那些点滴，他忽然说了句:“我觉得，我们恐怕有一天会各自分开的。”转头一看，他竟然泪眼盈眶。他本不是个敏感的人，不意他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心里既感动又荒凉。拍了拍他肩，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我内心知道他的预感是对的。如果没有共同的强烈兴趣或共同生活，确实很难维持，这不是无情，只是现实。生活会拆散我们。终有一天，除了那仅有的一点儿记忆，我们所有的记忆都将不同。就像这大地上所有的河流，渐渐地都走向不同的方向，彼此再难汇合。滑梯上的孩子高中刚入学时正值溽暑，军训一天下来我们累得筋骨散架，到夜凉初透时分才活泛过来，抓紧熄灯前最后一两个小时大侃。那时什么都新鲜，拥入这所重点中学的新生来自全县各初中，彼此也几乎全不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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