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全本精校的网站：修书网（hairstylefavorite.com）
（校对精校版：就是内容质量好，无乱码，无屏蔽字，无星号，无广告，章节目录完整）
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惶惑的人，寻路的文：周作人杂文精选集》周作人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岂明，号知堂、药堂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周作人的文章属于*耐看的一类，声名远远高于同代的作家，学问力度毫不逊于鲁迅。他将思想家的意绪和艺术家的灵感汇于一身，以小品文的面目出现，叙天下经纬，议红尘旧事，形成了独立的文风。本书收入周作人《荣光之手》《日本管窥》《在女子学院被囚记》等多篇经典杂文、小品文、杂谈，篇篇精到，让读书观字之你我，随其恬淡之语感其情调之线，在枯燥的文学和历史中，找寻一点点光亮。
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新文化史上一个巨大复杂的存在，他站在血腥飞舞、风雨迷茫的时代，亲历学术间的起落，深感历史的残酷。颇受争议，却难掩夺目风采。
2.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是现代文学史的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有不少评论家认为，周作人的文学成就要高于鲁迅。
3.周作人的杂文平和冲淡、趣味横生、博通古今、优雅慢调。
在女子学院被囚记
刊一九二九年四月《华北日报副刊》
署名岂明
收入《永日集》
四月十九日下午三时我到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学院（前文理分院）上课，到三点四十五分时分忽然听见楼下一片叫打声，同学们都惊慌起来，说法学院学生打进来了。我夹起书包（书包外面还有一本新从邮局取出来的Lawall的《四千年药学史》），到楼下来一看，只见满院都是法学院学生，两张大白旗（后来看见上书“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进来之后又拿往大门外去插，一群男生扭打着一个校警，另外有一个本院女生上去打钟，也被一群男生所打。
大约在这时候，校内电话线被剪断，大门也已关闭了，另外有一个法学院学生在门的东偏架了梯子，爬在墙上瞭望，干江湖上所谓“把风”的勾当。我见课已上不成，便预备出校去，走到门口，被几个法学院男生挡住，说不准出去。我问为什么，他们答说没有什么不什么，总之是不准走。
我对他们说，我同诸君辩论，要求放出，乃是看得起诸君的缘故，因为诸君是法学院的学生，是懂法律的。他们愈聚愈多，总有三四十人左右，都嚷说不准走，乱推乱拉，说你不用多说废话，我们不同你讲什么法，说什么理。我听了倒安了心，对他们说道，那么我就不走，既然你们声明是不讲法不讲理的，我就是被拘被打，也决不说第二句话。于是我便从这班法学院学生丛中挤了出来，退回院内。
我坐在院子里东北方面的铁栅边上，心里纳闷，推求法学院学生不准我出去的缘故。在我凡庸迟钝的脑子里，费了二三十分钟的思索，才得到一线光明:我将关门，剪电话，“把风”这几件事连起来想，觉得这很有普通抢劫时的神气，因此推想法学院学生拘禁我们，为的是怕我们出去到区上去报案。是的，这倒也是情有可原的，假如一面把风，剪电话，一面又放事主方面的人出去，这岂不是天下*等笨汉的行为么？
但是他们的“战略”似乎不久又改变了。大约法学院学生在打进女子学院来之后，已在平津卫戍总司令部，北平警备司令部，北平市公安局都备了案，不必再怕人去告诉，于是我们教员由事主一变而为证人，其义务是在于签名证明法学院学生之打进来得非常文明了，被拘禁的教员就我所认识，连我在内就有十一人，其中有一位唐太太，因家有婴孩须得喂奶，到了五时半还不能出去，很是着急，便去找法学院学生要求放出。
他们答说，留你们在这里，是要你们会同大学办公处人员签字证明我们文明接收，故须等办公处有人来共同证明后才得出去。我真诧异，我有什么能够证明，除了我自己同了十位同事被拘禁这一件事以外？自然，法学院男生打校警，打女子学院学生，也是我这两只眼睛所看见，——喔，几乎忘记，还有一个法学院男生被打，这我也可以证明，因为我是在场亲见的。
我亲见有一个身穿马褂，头戴瓜皮小帽，左手挟一大堆讲义之类的法学院男生，嘴里咕噜的，向关着的大门走去，许多法学院男生追去，叫骂喊打，结果是那一个人陷入重围，见西边一个拳头落在瓜皮帽的上头，东边一只手落在瓜皮帽的旁边，未几乃见此君已无瓜皮帽在头上，仍穿马褂挟讲义，飞奔地逃往办公的楼下，后面追着许多人，走近台阶而马褂已为一人所扯住，遂蜂拥入北边的楼下，截至我被放免为止，不复见此君的踪影。
后来阅报知系法学院三年级生，因事自相冲突，“几至动武”云。我在这里可以负责声明，“几至”二字*错误，事实是大动其武，我系亲见，愿为证明，即签名，盖印，或再画押，加盖指纹，均可，如必要时须举手宣誓，亦无不可也。
且说法学院学生不准唐太太出去，不久却又有人来说，如有特别事故，亦可放出，但必须在证明书上签名，否则不准。唐太太不肯签名，该事遂又停顿。随后法学院学生又来劝谕我们，如肯签字即可出去，据我所知，沈士远先生和我都接到这种劝谕，但是我们也不答应。法学院学生很生了气，
大声说他们不愿出去便让他们在这里，连笑带骂，不过这都不足计较，无须详记。
那时已是六时，大风忽起，灰土飞扬，天气骤冷，我们立在院中西偏树下，直至六时半以后始得法学院学生命令放免，*初说只许单身出去，车仍扣留，过了好久才准洋车同去，但这只以教员为限，至于职员仍一律拘禁不放。其时一同出来者为沈士远、陈逵、俞平伯、沈步洲、杨伯琴、胡浚济、王仁辅和我一共八人，此外尚有唐赵丽莲、郝高梓二女士及溥侗君当时未见，或者出来较迟一步，女子学院全体学生则均鹄立东边讲堂外廊下，我临走时所见情形如此。
我回家时已是七点半左右。我这回在女子学院被法学院学生所拘禁，历时两点多钟之久，在我并不十分觉得诧异，恐慌，或是愤慨。我在北京住了十三年，所经的危险已不止一次，这回至少已经要算是第五次，差不多有点习惯了。
*次是民国六年张勋复辟，在内城大放枪炮，我颇恐慌，第二次民国八年六三事件，我在警察厅前几乎被马队所踏死，我很愤慨，在《前门遇马队记》中大发牢骚，虽马是无知畜生，但马上还有人，不知为甚这样胡为之语。
以后遇见章土钊、林素园两回的驱逐，我简直看惯了，刘哲林修竹时代我便学了乖，做了隐逸，和京师大学的学生殊途同归地服从了，得免了好些危险。现在在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手里吃了亏，算来是第五次了，还值得什么大惊小怪？
我于法学院学生毫无责难的意思。他们在门口对我声明是不讲法不讲理的，这岂不是比郑重道歉还要切实，此外我还能要求什么呢？但是对于学校当局，却不能就这样轻轻地放过，结果由我与陈沈俞三君致函北平大学副校长质问有无办法，能否保障教员以后不被拘禁，不过我知道这也只是这边的一种表示罢了，当局理不理又谁能知道，就是覆也还不是一句空话么？
打开天窗说亮话，这回我的被囚实在是咎由自取，不大能怪别人。诚如大名鼎鼎的毛校长所说，法学院学生要打进女子学院去，报上早已发表，难道你们不知道么？是的，知道原是知道的，而且报上也不止登过一二回了，但是说来惭愧，我虽有世故老人之称，（但章士钊又称我是胆智俱全，未知
孰是，）实在有许多地方还是太老实，换一句话就是太蠢笨。
我听说法学院学生要打进来，而还要到女子学院去上课，以致自投罗网，这就因为是我太老实，错信托了教育与法律。当初我也踌躇，有点不大敢去，怕被打在里边，可是转侧一想，真可笑，怕什么？法学院学生不是大学生而又是学法律的吗？怕他们真会打进来，这简直是侮辱他们！即使是房客不付租金，房东要收回住屋，也只好请法院派法警去勒令迁让，房东自己断不能率领子侄加雇棒手直打进去的，这在我们不懂法律的人也还知道，何况他们现学法律，将来要做法官的法学院学生，哪里会做出这样勾当来呢？即使退一百步说，他们说不一定真会打进来，但是在北平不是还有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的军警当局么？不要说现今是在暗地戒严，即在平时，如有人被私人拘禁或是被打了，军警当局必定出来干涉，决不会坐视不救的。那么，去上课有什么危险，谁要怕是谁自己糊涂。我根据了这样的妄想，贸贸然往女子学院上课，结果是怎样？法学院学生声明不讲法不讲理，这在*点上证明我是愚蠢，但我还有第二点的希望。我看法学院学生忙于剪电话，忙于“把风”，觉得似乎下文该有官兵浩浩荡荡地奔来，为我们解围，因此还是乐观。然而不然。我们侥天之幸已经放出，而一日二日以至多少日，军警当局听说是不管。不能管呢，不肯管呢，为什么不，这些问题都非我所能知，总之这已十足证明我在第二点上同样的是愚蠢了。
愚蠢，愚蠢，三个愚蠢，其自投罗网而被拘禁也岂不宜哉。虽然，拘禁固是我的愚蠢之惩罚，但亦可为我的愚蠢之药剂。我得了这个经验，明白地知道我自己的愚蠢，以后当努力廓清我心中种种虚伪的妄想，纠正对于教育与法律的迷信，清楚地认识中国人这东西的真相，这是颇有意义，很值得做的一件事，一点儿代价算不得什么。我在这里便引了《前门遇马队记》的末句作结:
“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
中华民国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于北平
点击进入阅读：精选《惶惑的人，寻路的文：周作人杂文精选集》周作人的书评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