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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建新,1970年毕业于理工科院校,后在海军服役,1979年转业到(原)电子工业部工作,1987年自愿下海从商,1999年转入高技术领域的市场研究行业,担任高级研究员。作为一位独立的学者,作者涉猎广泛,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社会科学辑刊》《中国计算机报》《国际电子报》《计算机世界》《北京科技日报》和《机械与电子杂志》上发表文章。出版有《超越西方——文明的变革》(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和《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两本书均被国家图书馆、部分省市以及超过60所国内重点大学的图书馆收藏,并进入了国际图书交流的渠道。《大变革》一书是作者近五年研究成果。
本书基于中国正处在“物极必反”的“大变革时代”的基本判断,追因溯果,作者认为,正是因为认知上对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文明以及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教条化,或者片面化的主观唯心主义,才导致中国诸多现实问题。在改革所依赖的各种红利逐渐枯萎的当下,深层次转型的动力来自于对中国三大传统思想资源的融合。
新形势下,中国发展的道路将如何走?本书给您一个参考!
三种传统思想的融合可获得更多发展优势
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中国的现实是面对三个不同的传统: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封建主义文明、孙中山效仿西方民主的三民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所一贯遵循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从中国所经历的政治历程上看,中国人的政治理念必然会既留有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子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烙印,又不可能不受到西方现代政治观念的影响。如果看不清这一点,仍旧抱定“左”的思维方式,只认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条,那恰恰是,不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主观唯心主义。
首先,有关儒家的思想传统。应当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经历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儒家的思想虽然使封建社会的古代中国繁荣昌盛,但同时也束缚了中国人理性观念和创造性的发挥,并且阻碍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的发展。因此,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是双重的。
涉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并在近代以后逐渐转入衰落的原因时,黑谈到了中国思想文化上的弊病——没有思想自由,缺乏思维自主性。作为《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的作者,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宗教伦理的类型分析出发,认为“中国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理性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或缺的鼓舞力量。”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中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就是受限于这种强势的“传统主义”。
当谈到儒家思想的负面作用时,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发表了看法,他在《2000年大趋势》中说:“试看中国历史,*辉煌的时代就是沒有意识形态框框的时代,例如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发明*多。及至明清,仅容儒家一家之言,中国人的创造力便消失了。”而马克思则指出,古代中国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没有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即没有确立私有制原则的法权思想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很显然,与上述其他观点比较,马克思的观点是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
英国作家马丁雅克在其所著《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也多次表述了一种观点,他写道:“中国的政治传统既不认同也不追求民主。在中国,政府实际上只对自己负责,遵循的也只是某些道德标准。这体现在支配政治行为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忠诚、可靠以及坚定’。而所有这些价值取向其实都是儒家思想在起作用,其次才是共产主义的影响。”“几千年来,中国都是以其高度集权、整体划一的制度而自豪。”马丁雅克所揭示的是中国政治生态的历史根源,而在此背后,更为严峻的问题实际是党内一部分人在政治理论和思想观念上严重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
简言之,大师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是结论是一致的,即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儒家思想的确起到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并且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存在缺陷。联系现实,其含义是,封建社会留给中国人的,不单是儒家的道德观,其中也必然含有封建社会遗留下来根深蒂固的“一言堂”、“官本位”等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今社会中,这种做“父母官”的“官本位”意识,不但在中下层官员中有,在中高层中也有。
其次,涉及西式民主的影响。对于孙中山效仿西方民主的三民主义,与其说这在中国是一种传统,不如说是一个过程或者一种尝试。1905年,孙中山在创建“同盟会”时就曾提出了用“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民权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核心。他的民权思想包括了六个方面的内容,即“民有、民治、民享”、“自由、平等、博爱”。他说道:“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到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国家“非一人之国家,乃我人民之国家”。“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因为有了民权,平等自由方能够存在,如果没有民权,平等自由不过是一种空名词。”在其民权思想的六个方面中,孙中山将“民治”进一步细分为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等四项具体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