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读欧随笔》张中山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张中山，笔名若白，商州人，1965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主要从事党政工作。曾任《商洛日报》总编辑，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三部。
这是一本关于欧阳修研究的学术随笔文集。欧阳修是宋代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的中坚人物，同时又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政治家，是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本书作者将欧阳修置于北宋中期的历史大环境下，对其为人为文为政进行了全面评析，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在欧阳修研究方面，多有创获。
1.序
“六一风神”慧眼看——《读欧随笔》序
杨乾坤
“六一风神”，本是明人茅坤对欧阳修文风之评价，因欧公晚年号“六一居士”，文又直追史迁，故有是称。然而“风神”亦指风度和神采，遥想欧公当年，其文才天下宗之，其史才天下赏之，其吏才天下钦之，三才合一，何尝不可解之曰:“六一风神”。
我兄张中山先生，学养深厚，对文史研究有素，且为睿智之士。其思之精，思之深，常超乎尘垢之外，即以对欧阳修研究而言，何尝不是如此。数十年来他因对欧公知之爱之，故常引欧公之诗文以为谈资，谈赏既久，进而有研究之意愿。然而兄在商洛市文化局和《商洛日报》社主政期间，政事纷繁，无暇顾及，退休之后，复还自然身，遂于无梦居中，研究起欧公:披阅倾读，倚南窗以寄傲；细读精析，恒兀兀以穷年。攻疑克难，见观点之新锐；妙笔生华，骋雄辩而立言。
今正果修成，编辑成帙，计20余万字。欧公在文学上的领袖地位，在史学上的精深造诣，在政治上的卓越建树，皆昂然于其中，我知其字字得来之不易也。因为对欧公之研究，古贤今人涉及者众，涉及领域亦多，故要于此中再蹚出一条路来，自见了戛戛其难；先须有慧心接触体验之，以见欧公之超然；复得有慧眼观察研究之，以见欧公之伟然。中山先生正是以慧眼而观“六一风神”的。
在中山先生的笔下，欧公既是政治家，又是国之柱石。欧公伟矣，既见其为政之思想、务本兴农，以图国家之强盛；敢于担当，以见许国之公忠；加强吏制，以握强国之机柄；不见治迹，以掌天下之大同。又见其为政之主张:宽简便民，以擎理政之大念；不事风采，以图行事之干练；养才择吏，以图吏制之精悍；兼听博采，以图决事之稳健。
于是见了欧公以身许国之精神:敢上罢宰相吕夷简之疏，因其昏庸误国也；敢作《与高司谏书》，让高若讷“直携此书入朝，使正予罪而诛之”；敢于贡举之时，对尚为险怪奇涩“太学体”者痛加排抑；敢于“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出使河东，使天险麟州而存宋之版图；出使河北，提出对契丹（即后来的辽国）防患于未然；推动庆历新政，半年上奏札70多篇，篇篇见肝胆也；仕宦四十年，上奏札250多篇，篇篇见忠贞也。至于欧公为官之态度，则是胸怀宽阔，而见其气概；反对因循，而见其刚坚；行事忠贞，而见其高尚；身处逆境，而见其达观。先贬夷陵，而夷陵治；再贬滁州，而滁州治；复历扬、颍诸州，而诸州治；知开封府，而京师又治。在台谏，则敢“横身当众怒”；做官员，则敢“孤忠一许国”。此种果敢之气，刚正之节，千古而下，亦是感佩人心。今之视昔，亦犹后之视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足见中山先生之慧眼卓识也。慧眼卓识，再经大手笔经营，“六一风神”更是了得。在中山先生笔下，欧公的文坛领袖风采更是灿然。欧公是宋代文学的巨擘，其文、其诗、其词，都对宋代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晚唐五季至宋，统治文坛的是四六文。此时的四六文已发展到另一极端，浮艳华丽，内容空虚，而文质卑弱；至庆历年间以孙复、石介为代表的士人反对四六文风却又大倡一种所谓的“太学体”，词涩言苦，险怪奇曲，风行一时。欧阳修力斥这种浮艳四六时文和“太学体”，推动并领导了宋代的古文运动。其措施有二:一是以行政手段强硬入手，以主持嘉祐二年（1057）贡举之机，采取断然措施，对作文遵从“太学体”的士子，一概不取，使得“场屋（科场）之习从此遂变”；一是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力矫之。欧公通过近千篇古文的创作业绩，创作出大批自然条畅、博采众长的古文，“天下翕然师尊之”。以其巨大之影响，又经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等大批人士的力推，历经30余年，终于彻底纠正了文风，为宋代古文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影响了后来近千年的古文创作，以此观之，欧阳修功莫大焉。三代秦汉之文，涉魏晋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宋史·欧阳修传》的这段评论，可谓的评。
欧公的诗作有860多首，平易晓畅，其风格对宋诗的发展影响巨大。中山先生自觉将欧公的诗论与创作实践相联系，认为其诗的特点就是率真随意，以散文句式入诗，以古文章法写诗，以议论入诗，这些诗句带来了平易晓畅的优点，显然也带来了浅白直露之不足。虽然，瑕不掩瑜也。欧阳修的诗风，逐步奠定了有别于唐诗的宋诗面目，以文学史角度去审视，应该说宋诗是对唐诗的突破和发展，在这方面，欧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欧阳修的词作有260多首，使用词牌达70多个。他将词的创作，贯穿于其创作之始终，并将词自觉地提升为文学的主要体裁之一的地位。中山先生认为，欧阳修在宋词发展中是位标志性的人物，其对宋词发展有三方面的贡献:将词提升到文学的主要体裁的地位，将宋词的发展成熟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为宋词取得与唐诗并驾齐驱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开拓了宋词的题材范围，使词突破了“艳科”的藩篱，而与诗一样，承载起全方位多角度反映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文学功能；为宋词豪放派开辟了门径，使词从“艳科”向社会化扩大，从柔媚向阳刚播迁，终使词在婉约与豪放之间和谐发展，而取得了卓越的文学地位，欧公是一位开山式的人物。
将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作深入研究，研究的结果令人耳目一新，中山先生之慧眼，若非洞悉欧公之作，何能至此！
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中山先生正是以慧眼而观“六一风神”的。细检《读欧随笔》中，人所已道，则见其所道之精警，醉翁之乐足典型也；人所未道，则见其所道之精妙，碑志文字不可忽也；人所易道，则见所道别开生面，友谊如山之重也；人所难道，则见其雄辩滔滔，论欧公前后思想之变化是也；人已涉猎者，则见其匠心独运:“庆历改革的积极推动者”，见解之深邃也；独具个性特色的《新五代史》评说，见解之精准也；人未涉猎者，则见其独有会心，《秋声赋》诣意之探秘也；史事联系今日现实之借鉴也。凡此种种，中山先生皆以慧眼观之，然后烂熟于胸中，而衍以成文。每下一义，或有水到渠成者，而大抵煞费筹思；每发一论，或有出口成章者，而大抵厚积而薄发；每有一悟，或有妙手偶得者，而大抵经过熟虑；每成一篇，或有下笔立就者，而大抵费时旬月直至累月。看来字字皆心血，我兄辛苦不寻常。以十余载之努力，研欧不已，积数十年之学问，终于有成。而《读欧随笔》即将付梓，我谨向中山兄祝贺。欧公千载而下，又逢识者，大是幸事；中山兄思接千载，而观“六一风神”，大是雅事。幸者，知欧公名垂之不朽；雅者，知中山兄研欧而有大成。幸雅相合，《读欧随笔》必将自立于书林也。谨为序。
2016.7.16西安
2.书摘
欧阳修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自称“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人，生于北宋真宗景德四年，即公元1007年。
欧阳修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不仅文章写得好，诗也写得好，词也写得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他是一个中坚人物，宋代的王安石、曾巩和三苏都是他的门生，他是名副其实的北宋文坛领袖。同时，他也是史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和著名的政治家。他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和独立撰写的《新五代史》，历来以“言约事丰”“事信言文”而受到史学界的称赞，甚至有人认为，他在史学上的成就毫不逊色于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他对《诗》《书》《易》《礼》《春秋》等先秦经典的研究，不惑汉唐人的传注，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在金石学研究方面，更是独树一帜，被后人称之为金石学之鼻祖。因此，可以说欧阳修是一个全面的文化人，无论在北宋文坛，还是中国文化史上，他都是一棵大树，一座大山。
欧阳修出生于一个小官吏家庭。他的父亲欧阳观，做过绵州推官、泰州判官。推官判官都是州官的幕僚，级别较低。欧阳修4岁失怙，他母亲郑夫人带他投奔在隨州做官的叔父欧阳晔。欧阳晔也是小官，家贫。不过郑夫人出身于江南大户人家，能识字断文，因此就在家里教欧阳修识字读书，并经常给他讲他父亲为官清廉、忠孝仁厚的故事。这些对欧阳修性格的培养、人品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阳修的青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隨州度过的。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他参加科举礼部考试获第一，殿试获甲科第十四名，被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与西京留守推官”，从此正式走上仕途，这年他24岁。欧阳修走上仕途的第一站，遇到的环境很好。西京留守长官钱惟演，是一位真宗朝的老臣，也是西昆诗人集团的主要人物，他十分爱惜人才，待僚属非常宽厚仁爱，再加上通判谢绛，也是一位文章高手，通明豁达。当时在钱、谢幕府里集中了一大批文学之士，梅尧臣、尹洙、杨子聪、张应之、陈经、王几道等等。特别是诗人梅尧臣(字圣俞)和古文家尹洙(字师鲁)，都是诗文高手，和他们成为至交，对欧阳修的诗文创作影响很大。他曾在《记旧本韩文后》中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当时整个社会上的文风是以杨亿、刘筠的“四六文”为正宗，号称“时文”，以此“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但他毅然抛弃作“四六文”，认为尹师鲁文章“简而有法”，于是走上以古文创作为宗旨的道路。
这里有一个故事，他到洛阳第二年，钱惟演在官署造了一座双桂楼，落成时就让谢绛、尹洙和欧阳修每人写一篇记，结果谢绛写了500多字，尹洙只写了380多字，而欧阳修写了近千字。欧阳修感到自己的文章不如尹、谢的文章好，就连夜改写了一篇，结果比尹洙的文章还少了几个字。尹师鲁称赞他:“欧九真是一日千里!”古人作文是以言简意赅为上，不像我们今天，看谁能写大块头文章。从此欧阳修文名大振，为世所称道。在西京做推官三年，是欧阳修一生最为得意的三年，也是他青年才子“诗酒风流”的三年。景祐元年（1034）三月任满回京，被王曙推荐进入学士院，做馆阁校勘。“校勘”虽然还只是准馆阁成员，但是这是仕途十分重要的一步。在宋代馆阁是“清华切要”的机关，从校勘到校理，再到修撰、知制诰、翰林学士，就是走向权力的最高层参政、宰相的途径。这时欧阳修28岁。正在他仕途顺遂时，仁宗景祐三年（1036），朝廷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上书批评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用人尽出私门。结果惹恼了仁宗，就把范仲淹贬到饶州去了。这时年轻正直敢言的欧阳修，认为范仲淹为官清廉，立朝有本末，理在范仲淹一边，不该被贬，就给谏官高若讷写了一封著名的信《与高司谏书》，痛斥高若讷作为谏官，不仅不替范仲淹辩诬，反而“落井下石”，真是“君子之贼”“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会被欧阳修写作的技巧、论辩的周密、语言的尖锐泼辣、正气逼人的风范所震撼。当然，结果不难想见，一个小小的低级官员，是斗不过宰相的。欧阳修当即被贬为峡州夷陵县令，那时他还不足30岁。
这一贬就是6年，先后知夷陵、乾德两县。仁宗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调滑州武成军判官，不久回京，复位馆阁校勘。庆历二年（1042）又出任滑州通判，次年三月回朝知谏院。当了谏官，这正是欧阳修正式展示其政治抱负的时期。谏官是干什么的呢?他说:“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谏官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责。”这就是欧阳修心目中谏官的形象和职责。这期间，欧阳修向仁宗皇帝写了大量的上书，分析天下形势，陈述朝政缺失，提出改革朝政的一系列建议，充分表现了一个“以身许国”“公忠谋国”的直臣形象。从仁宗庆历三年到庆历五年（1043—1045），他积极投身于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改革斗争，而且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撰写了许多著名的论战文章。《准诏言事书》《本论》《原弊》《朋党论》等，都写于这一时期。他的这些政论文章，为范仲淹的庆历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也显示了欧阳修改革勇士和政治家的风采。然而由于仁宗的软弱动摇，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庞大，庆历改革一年多就失败了。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被贬知滁州。从这次被贬到仁宗至和元年(1054)被召回京，首尾十年。中间他历知滁州、扬州、颍州和南京(商丘)，从不足40岁到近50岁，已是满头白发，两眼昏花，令仁宗感到吃惊。然而具有戏剧性转折的是，自此以后的十多年，欧阳修却是官运亨通，他越是要求急流勇退，越是不断升官，由翰林学士主持了修编《新唐书》，嘉祐二年（1057）主持礼部贡举，不久又接替包拯权知开封府八个月，嘉祐五年（1060）拜枢密副使，第二年又拜参知政事(副宰相)，这期间在翰林苑六年，在参政岗位首尾八年。到英宗朝由于健康原因，他不断上表请解除“机务”，再加上“濮议之争”，英宗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在他的再三请求下，罢参政，出知亳州，又知青州、蔡州，神宗熙宁四年（1071）六月，六十五岁的欧阳修正式被批准致仕(退休)，古代是七十致仕，他算是提前退休了。第二年七月在颍州的家中去世，终年六十六岁，谥“文忠”。
北宋共167年(960—1127)，欧公诞生时，北宋立国47年，欧公去世以后55年北宋被金灭亡。欧公正好生活在北宋中期。他从政四十二年，仁宗朝三十二年，英宗、神宗朝十年。这一时期正是所谓“百年无事诏书稀”的和平时期。其特点:一，经历了太祖、太宗两朝，结束了五代及平定十国的战乱局面，北方的契丹经过真宗景德元年（1004）的“澶渊之盟”，解除了对宋的威胁，西部边疆的西夏王朝羽翼未丰，尚不构成威胁，相对来说，国内处于和平发展时期；二，从宋太祖、太宗起，先后采取了一些与民休息、鼓励农民发展经济的措施，经济有所发展，人口增加；三，改革完善了科举制度，社会中下层士人有了进身的机会，加上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崇儒佑文，重视知识分子，社会政治环境比较宽松，言论较为开放。因此，出现经济文化繁荣的局面。中国古代从宋代开始真正实行文官执政。
但是，事物总有两面性，在一片繁荣升平的局面背后，便出现了:一，人们因循苟安，社会管理疲软，特别是官员因循保守，不思上进；二，贫富两极分化，农村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三，实行募兵制，优待兵士，又不加强训练，因此，兵冗将弱，毫无战斗力，据有关资料，国初太宗时，军队约22万人，但到仁宗庆历年间就达140万之多，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四，科举取士过多，再加上繁多的恩荫任子，官吏队伍迅速扩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超编太多。据有关资料，太宗时全国官员不足万人，仁宗时增加近一倍，后来多达24万人。这样兵多官滥，严重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激化了社会矛盾。到仁宗庆历时，西夏王朝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势力迅速扩大，不断威胁宋王朝，从宝元二年（1039）至庆历初起，宋王朝对西夏作战屡屡失败，北方的契丹也频频发出南下的威胁，因此宋王朝每年都要向西夏、契丹输送几十万两的白银以及大量的丝绢、茶叶等，以求苟安。这样从景德到庆历的四十年中，人民的赋税增长了近四倍。仁宗庆历三年（1043）又连续发生京东(山东)王伦兵乱，京西商州张海、郭邈山领导的农民起义；河北保州也发生兵变；西南(湖南、广西)一带又出现蛮洞叛乱。
面对如此形势，欧阳修在《准诏言事书》中指出:“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陛下之心，日忧于一日；天下之势，岁危于一岁。”这就是欧阳修所处时代的大概情况。
欧阳修不仅是作家，更是官员，是政治家。他一生做官从县令、知州直做到副宰相，主要是从政。他在政治上有两大重要表现:一是积极促成和参与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二是宋仁宗死后，他协助宰相韩琦，顺利实现英宗即位的过渡。他的文章诗词基本上是他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不了解他的生平和所处的时代，就无法充分了解和理解他作品的深刻内容，因而也不能真正了解欧阳修
欧阳修的治国理政思想
欧阳修是北宋政坛上一位头脑始终清醒的政治思想家，也是一位以身许国、刚正不阿的忠臣。他出身寒微，来自社会底层。自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科举入仕，先后经历了洛阳幕府推官，夷陵、乾德县令，滑州通判，入谏院为谏官，积极参与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改革。庆历改革失败，他被贬为滁州知州。此后又先后为扬州、颍州知州，应天府南京留守司事，在外十年。至和元年（1054）夏，再次入朝权判吏部流内铨，旋改唐书局，迁翰林学士。嘉祐二年（1057）主持科举，得人甚多，为奠定北宋诗文革新影响深远。次年权知开封府，历时不足一年，专修《唐书》。嘉祐五年（1060）为枢密副使，次年改参知政事。在二府首尾八年，参与赞立英宗、神宗。英宗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他出朝先后知亳州、青州、蔡州。熙宁四年（1071）致仕归颍，五年（1072）去世。在谏院期间曾以朝廷要员出使河东、河北巡察民情，处置北方边防事务。至和二年（1055）还曾以使臣身份出使契丹。他一生仕宦四十余年，曲折艰辛，阅历丰富，勤学善思，深知当世事务，亦洞悉时政之弊。从庆历初年至致仕，先后向朝廷写了近250篇奏章，既有具体人物、事件的批评建议，又有对国家时政方针的分析评判，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为政主张，其中许多见解和主张，直到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和借鉴价值。
反对吏风“因循”，要求“按察官吏”。由于长期的和平安逸环境，到北宋中期，“因循”成为官场的极大弊病。欧阳修在《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一诗中，对当时官吏的“因循”之风做了十分形象生动的描绘:“天下久无事，人情贵因循。优游以为高，宽纵以为仁；今日废其小，皆谓不足论；明日坏其大，又云力难振；旁窥各阴拱，当职自逡巡；岁月寝隳颓，纪纲乱纷纷。”所谓“因循”，通俗一点说就是守旧懒惰，为官不为，得过且过。因此，在他的诗文中，“因循”二字出现频率最高，抨击也最力。
治国之要在治吏。这是古今有政治远见的政治思想家的共识。吏风好坏不仅直接影响民风世风，而且关系着国家的兴亡。所以，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一入谏院，就呈上第一道奏章《论按察官吏札子》，说:“今兵戎未息，赋役方烦，百姓嗷嗷，疮疫未复，救其疾苦，择吏为先。”其时，官吏队伍现状却是:“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贪残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县，并无黜陟，因循积弊，冗滥者多，使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他要求朝廷“特立按察之法，于内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选强干廉明者为诸路按察使”进行按察考课，并提出具体按察之法。但是当轴者并没有按他的建议施行，而是让各路现任转运使兼按察使。这实则是敷衍应付之举。于是他再上《论按察官吏第二状》，说:“臣初乞差按察使者，盖欲朝廷精选强明之士，窃闻朝议以所选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转运使，岂尽得人乎？其间昏老病患者有之，懦弱不材者有之，贪赃失职者有之，此等之人自当被劾，岂可更令按察？”然而欧阳修的满腔热情和愿望，并未唤起当轴者的重视。不久他又上第二道奏章:《再论按察官吏状》，说:“臣自初忝谏官，于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残，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滥者多，乞朝廷差按察使，纠举年老、病患、赃污、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陈按察之法，条目甚详。如臣之议，盖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赏善罚恶之意，然后按文责实，甚恶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尽使警励。”“奈何议者惮于作事，惟乐因循，只命诸路转运使就兼其职。”又说，这些人有的就是应该按察的对象，有些人借口繁忙不肯尽责，结果只能徒具虚名，使“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他特别强调那些“不材之人，为害深于赃吏”，他们“不能驭下，虽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群下共行诛剥，更无贫富，皆被其殃，为害更深，纵而不问”。这种人“大者坏州，小者坏县”。又说:“民之得失，不独上赖朝廷，全系官吏善恶。”“若外官不澄，则朝廷无由致治。”其语恳意切，拳拳之情溢于言表。
欧阳修关于整顿吏制的主张，与范仲淹庆历改革提出的“明黜陟”是完全一致的。可惜庆历改革仅一年左右就夭折了，因此，欧阳修关于整顿吏治，改变官吏“因循”之风的主张也就无果而终。
说到范仲淹和欧阳修，不能不涉及宋仁宗。欧阳修的一生，政治活动主要在仁宗朝，仁宗对欧阳修的忠诚敢谏也是比较赏识的，不能说是昏君，但其性多疑、耳根软、缺乏励精图治的精神，只能算是一个守成的庸主。因此吏制的“因循”之弊始终是北宋中期的痼疾。
批判损农“三弊”，疾呼“务本兴农”。农业在自然经济的社会中，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不仅指农业生产，还包括农村社会和农民的生存状况。欧阳修继承了古代先贤关于农为“天下之本”的思想，十分重视农民、农业和农村社会的情况。大约在明道、景祐初年，他就写了一首政论诗:《答杨辟喜雨长句》，表达了他的农本思想:“吾闻阴阳在天地，升降上下无时穷。环回不得无差失，所以岁时无常丰。古之为政知若此，均节收敛勤人功。三年必有一年食，九岁常备三年凶。纵令水旱或时遇，以多补少能相通。今者吏愚不善政，民亦游惰离于农。军国赋敛急星火，兼并奉养过王公。终年之耕幸一熟，聚而耗者多于蜂。是以比岁屡登稔，然而民室常虚空。遂令一时暂不雨，辄以困急号天翁。赖天闵民不责吏，甘泽流布何其浓。农当勉力吏当愧，敢不酌酒浇神龙。”
景祐三年（1036），年仅三十岁的欧阳修，写了一篇《原弊》，专门分析当时农村社会状况。文章开宗明义:“孟子曰:养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故农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为国者，未尝敢忽。”然而现实情况呢？“而今之为吏者不然，簿书听断而已矣。闻有道农事者，则相与笑之曰鄙。夫知赋敛移用之为急，不知务农为先者，是未原为政之本末也。知务农而不知节用以爱农，是未尽务农之方也。”农民的生存现实呢？“今乃不然，耕者不复督其力，用者不复计其出入，一岁之耕供公仅足，而民食不过数月。甚者场功甫毕，簸糠麸而食秕稗，或采橡实蓄菜根以延冬春。夫糠核橡实，孟子所谓狗彘之食也，而卒岁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则相枕为饿殍。此甚可叹也！”之所以出现农村凋弊，民生疾苦如此，根本原因是有三弊:“有诱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尤其是“诱民之弊”为害最深。所谓“诱民之弊”，一是国家纵容优礼佛道，于是许多青壮劳动力离开农村去当僧侣，过着“坐华屋，享美食”的不劳而获生活。据《宋史纪事本末》卷22，宋真宗天禧末年（1021），全国僧侣多达40多万。二是荒年招募青壮年当兵。此项政策自从宋初就开了先例。意在防止荒年发生民变。据宋人晁说之《嵩山文集·元符三年应诏封事》记载，宋太祖曾对宰相赵普说，此法“可以利百代者，唯养民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以后遂成为宋代的“祖宗家法”之一。于是一遇灾荒饥年，州县官吏就到乡村去招募厢兵禁兵，甚至用尺度量其高低，凡是身体健壮者就招收为厢兵或禁兵，而且招得多还有赏，这些人一旦为兵就过着“终身安佚而丰腴”的生活。结果留在田亩中的只有老弱病残者，造成田园荒芜，农村凋弊。由于上述“诱民之弊”，更加剧了农村土地兼并，少数大户占田及百顷，招养客户，客户为生存又向主户以几倍利息举债，造成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主百顷而出税赋者一户，尽力而输一户者数十家。”从而又带来国家税赋流失。所谓“力役之弊”，就是余下的少数自耕农户，还要负担繁重的公役伕差，实在承受不了，“则贱卖其田或逃而出”。
针对以上三弊，欧阳修在《通进司上书》中提出借鉴古代垦荒、屯田的经验，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尤其是京西不耕之地甚多，督责游手好闲子弟复归农亩，国家给以帮助支持。再就是十几万乡兵“其去农未久，尚可复驱还之田亩，使不得群游而饮博”。他在《本论》中提出排佛固本，使佛教僧徒返回田亩。其三，国家应“量民力而制国用”，不能“量国用而取之民”，切实减轻人民税赋。其四，庆历四年（1044）他出使河东归来以后，还给朝廷写了一道奏章《请耕禁地札子》，建议朝廷允许北方与西夏、契丹接壤的沿边四州军边民耕种过去被禁耕之地，每年可得粮食数百万石，既可以阻止西夏、契丹侵占，又可减轻内地每年输边供给之困。他的这一建议被搁置多年以后才实行。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欧阳修主张宽简便民的施政观念。他实是一位清官循吏，仁民爱物，体恤民情。在他写给朝廷的奏章中，直接涉及民生疾苦利害的就有数十篇。如:《论乞赈救饥民札子》《论救赈雪后饥民札子》《论乞止绝河北伐民桑柘札子》《论救赈江淮饥民札子》《乞罢上元放灯札子》《论孟阳河开掘坟墓札子》等等。庆历四年他奉命出使河东、河北，先后向朝廷上了70多篇奏章，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直接关涉农民利害的内容。至和二年（1055）他先后三上《论修河状》，希望灾年不要兴大役，虚费民财民力。总之，一遇灾荒他就向朝廷上书建议赈灾救民，发放粮草或减免赋税，节用爱民，不做无益害有益之事。他在《本论》中说“上之治下，简而不劳”。在《论慎出诏令札子》中说:“每出诏令，必须合于物议，下悦民情。”朱熹《朱子考欧阳文忠公事迹》中引欧阳修话:“凡治人者不问吏材能否，施设何如，但民称便，即是良吏。”朱熹说:“故公为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有人问欧阳修为政宽简而事不废弛是何原因？欧公的回答是:“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弛废而民受其弊矣。吾之所谓宽者，不为苛急尔；所谓简者，不为繁碎尔。”“理繁而得其要则简；简则易行而不违。唯简与易，然后其力不劳而有余。”这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要有为有不为”之意，实则也是一种领导艺术。欧阳修这些宽简便民主张，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为了“务本兴农”。
革除“三冗”之患，以解“财用困乏”。北宋到仁宋时期，冗兵、冗官、冗费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困扰朝廷长期不得解决的纠结。所谓冗兵，前面已提到荒年招募厢禁兵的情况。欧阳修在康定元年（1040）的《通进司上书》中说:“今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不耕而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万之兵连年仰食而国力不困者也。”在庆历二年（1042）《准诏言事上书》中又说:“今沿边之兵七八十万，可为多矣。”这已是宋初全国兵力的两三倍了。所谓冗官，就是官吏队伍空前庞大，冗员甚多。他在《再论按察官吏状》中说:“今天下官有定员，而入仕人无定数，既不黜陟，冒滥者多，差遣不行，贤愚同滞。每有一缺，众人争之，争得者无廉耻之风，不得者腾怨嗟之口。滥官之弊，近古无之。”宋代入官途径主要有三:一是科举入官。从宋太宗时开始，不断扩大科举录取名额。据姚瀛艇《宋代文化史》中论述:“唐代每年录取不过二三十人，最高额也只有咸宁四年（673）的79人。而宋代太平兴国二年（977）即增至为109人；景祐元年（1034）再增高至501人，宣和六年（1124）竟达805人，超过唐代开元全盛日二十九年所取进士总和。”而且唐代科举及第之后并不立即授官，还要经过入仕考试才能授官。比如著名文学家韩愈进士及第后经过长达十年、三次入仕考试都未能录取入仕，后来只得去给军阀张建封当幕僚。但是，宋代只要科举及第，立即就授官入仕。这就使官吏队伍迅速扩大。再是荫补入官。此法也称为“任子”“世赏”制度。规定凡是中高级官员按品级高低，其子孙、本宗及异姓亲属，甚至门客，皆可补官，而且机会很多，这成为科举之外重要的入官途径。其三是在职官员还可以向朝廷举荐选拔社会闲散士人为官。这几种情况就是欧阳修在《再论按察官吏状》中指出的“入仕之人无定数”现象。而且宋代实行的是文官执政，官吏待遇都比较优厚。因此，庞大的军队和官吏队伍，国家的财政负担可想而知。再加上朝廷动辄大兴土木，虚耗国力民财，冗费之巨，国家“财用困乏”就成为必然之势。
如何解决“财用困乏”问题呢？欧阳修先后提出多项建议和主张。一是要强农固本，节用爱民。他在《原弊》中说:“上之用物者有节，民无遗力，国不过费，上爱其下，下给其上，使不相困。”二是精练兵卒，裁减冗员。在《准诏言事上书》中说:“减冗卒之虚费，练精兵而速战，功成兵罢，自然足矣。”三是整顿官吏队伍，澄汰“冗滥之官”。在《再论按察官吏状》中说:“去冗官，则民之科率十分减九。”四是国家不与商贾争利。在《通进司上书》中说:“利不可专，欲专而反损”；“夺商之谋益深，则为国之利益损”；“今为国之利多者，茶与盐耳”；“欲诱商而通货，莫若与之共利”。建议要“不惜其利而诱大商”“不惜其利而诱贩夫”，只有“诚能不较锱铢而思远大，积朽之物散而钱币通，可不劳而用足矣。”盐、茶历来是国家专控专卖，不允许私商经营。欧阳修根据宋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现实，能够与时俱进，打破传统旧制观念，提出允许大商小贩经营盐、茶，促进商品流通，是了不起的卓识远见。五是停止大兴土木，以减虚费。他在《论罢修奉先寺等状》中说:“方今民力困贫，国用窘急，小人不识大计，不思爱君，但欲广耗国财，务为己利，恣侵欺于官物，图酬奖之功劳，讬名祖宗，张大事体。”于是要求“便行寝罢”。
改革朝政管理，明赏罚求实效。这是关于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的问题，或谓之帝王御国之术。宋仁宗朝，朝令夕改，互相矛盾；官吏有功不赏，有过不罚或乱赏乱罚；只图形式不讲实效的问题，十分普遍，甚至有点随心所欲，任意行事。欧阳修在《准诏言事上书》中把它概括为“三不”，即:“一曰不慎号令，二曰不明赏罚，三曰不责功实。”他说:“此三弊因循于上，则万事弛慢废坏于下……若号令不信，赏罚不当则天下不服。故又须责臣下以功实，然后号令不虚出，而赏罚不滥行。是以慎号令，明赏罚，责功实，此三者帝王之奇术也。”
然后他详细分析了朝廷不慎号令、不明赏罚、不责功实的表现和危害。说:“言多变则不信，令频改则难从。今出令之初，不加详审，行之未久，寻有更张。以不信之言行难从之令，故每有处置之事，州县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则官吏或相谓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须更改’，或曰‘备礼行下，略与应破指挥’。旦夕之间，果然又变。至于将吏更易，道路疲于送迎；符牒纵横，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闻而叹息，或闻而窃笑，叹息者有忧天下之心，窃笑者有轻朝廷之意。”对于不慎号令，他在《论讨蛮贼任人不一札子》中举了一个典型事例，湖南发生蛮族暴乱，朝廷在短短几天之间先后差遣5个“令专了蛮事”官员，而且5人“不相统制”，这该以谁的意见为准？确实荒唐可笑。在不明赏罚方面，欧阳修说:“用人之术，不过赏罚。然赏及无功则恩不足劝，罚失有罪则威无所惧，虽有人，不可用矣。”对此他在《论慎出诏令札子》中，也举了一例典型。说朝廷下诏“褒美陕西转运使卞咸”，此人在陕西有劣迹，“至今西人怨谤不已”，朝廷“善恶不分，无所激劝”。关于不责功实，在《准诏言事上书》中说:“自兵动以来，处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无实”，如招募的兵不少，但“其间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胜数，兵额空多，所用者少，是有点兵之虚名，而无得兵之实数也。”就是这样的兵，“又无训齐精练之法。此有教兵之虚名，而无训兵之实艺也。”再是兵器“铁刃不刚，筋胶不固，长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不计所用之不堪，经历官司又无检责。此有器械之虚名，而无器械之实用也。”总之，只图形式、数量不求实际。因此，他建议要“慎号令，明赏罚，责功实”。他还在《论乞令百官议事札子》中提出:“凡军国大事”，要“集百官参议”，认为这样既可防止决策失误，又可避免朝令夕改，使上下难以适从；同时在廷议中还可以发现人才。这就很有些集思广益、民主决策的意识。在《论按察官吏状》中，建议明立“黜陟之法”，奖优罚劣。在《论军中选将札子》中，提出用比武淘汰法，选出精明强干的将领，然后士兵严格训练，虽不能以一当百，也要以一当十。他在出使河北权知镇州时，给朝廷建议《乞置弓弩都作院》，并亲自主持制造兵器，“选得专一监官，柬择精好工匠，制定工料法式，明立赏罚”，责其完成。这一切清楚地表明欧阳修为政的慎密严谨，求真务实的思路和作风。
除上述几个方面以外，在军事、外交、教育、人才选拔等方面，欧阳修都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主张。对于北方契丹、西边西夏的威胁和侵扰，欧阳修始终是坚定的抗战派，反对朝廷一味奉行“币帛买和”的做法。在他为朝廷写的奏章中，涉及契丹、西夏的奏章，就有数十篇。他认真分析契丹、西夏的关系及军力国情，审时度势，提出战略对策。如鉴于与契丹有“澶渊之盟”的协定约束，只要不给对方制造借口，就可以“精选材臣，付与边郡，使其各图御备”“完城垒，训兵戎，习山川，蓄粮食”，严加防犯就可以（《论河北守备事宜札子》）。但是，对西夏的不断侵扰，则要坚决抗击。在《言西边事宜》的两篇札状中，他主张利用其与契丹的矛盾，选择其薄弱环节，集中力量，出奇兵速战，以挫其锐气，逼其就和。在与契丹、西夏的外交关系上，《论契丹求御容札子》中，他提出“明信义，重曲直，酌人情，量事势”的四项原则，体现有礼、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教育方面，他在《议学状》中说:“建学校以养贤，论材德而取士，此皆国之本务。”倡议国家特创新学，“立三舍”，分步骤从德、材、学三个方面培养人才，避免仅凭科举一卷定终身之弊。在选拔人才上，他主张“不限资例”“唯材是举”。鉴于朝廷选拔人才实行举荐制，他在《准诏言事上书》中提出:“大凡善恶之人，各以类聚。故守廉慎者，各举清干之人；有赃污者，各举贪浊之人；好徇私者，各举请求之人；性庸暗者，各举不材之人。朝廷不问是非，但见举主数足，便行改官，则清干者进矣，贪浊者亦进矣，请求者亦进矣，不材者亦进矣。”因此，他提出“举官当选择举主”，才能避免贤恶混杂的状况。而且在《论台官不当限资考札子》中，进一步提出要朝廷“重定举官之法，有不称职，连坐举主，重为约束，以防伪滥，庶几称职，可振纲纪”。这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
总之，欧阳修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主张，内容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官吏制度、外交策略、领导艺术各个方面，其中许多观点，至今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和可借鉴的价值。但是，由于他一生始终处于侍从和辅助的地位，不像韩琦和王安石等，处于当轴地位，独当一面。因此，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主张，并未能尽为当轴者接受和采纳。就他本人的政治实践而言，也只能在其有限的范围，尽量做到“宽简”“便民”“不扰”而已。他在晚年写给焦千之的信中说:“一从吏事，便为礼法所绳。若居人下而欲有设施，则世事难如人意，便当屈伸取舍，要于济务。此非独小官，自古圣贤尚以为难，所以前世一节之士以贫贱为易守也。”（《书简》卷七）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惋惜和无奈，也为我们准确地把握和理解欧阳修庆历五年（1045）以后的变化提供了一条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