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全本精校的网站：修书网（hairstylefavorite.com）
（校对精校版：就是内容质量好，无乱码，无屏蔽字，无星号，无广告，章节目录完整）
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民国旧事》介子平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介子平，1964年生，供职某出版单位。出版有《青灯》《烟霏云敛》《少年文章》《消失的民艺:年画》《褪色的记忆——连环画》《雕刻王家大院》《风华丹青》《大韵书法》《田园将芜》《苦酒微甘》《此间少年》《民国文事》《画说山西古代壁画》《我是编辑》《晋九:山西历史文化随笔》等专著。
本书按专题分类，分为辛亥五废、民国逸闻、民国趣闻三大块，每一块各有十篇左右专门文字，记录了刺客、公义、辫子、新学、变法等民国故事。内容不泥古，观点有新意，图片添新姿，值得一读
当偶然因素撞击生存法则的时候，当民族性格影响国家命运的时刻，无数聪明人也摸不清新时代的脉络和基因，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路，中国人要以什么姿态展现自己的思维方式。本书充斥了新立意、新材料、新逻辑，且看介子平娓娓道来。
序
幽州古台，北固亭下，吴宫花草，晋代衣冠，故人感怀也。余生也晚，非民国亲历者，然在童年，满眼风光北固楼，寻常巷陌处处民国遗迹。我的这些叙述民国的文字，是在我的那张民国的写字桌上完成的，桌子之前的用途是公务，还是写作、记账？拥有者是教师，还是文人、商家？未知。郁达夫光绪年间生于富阳的满洲弄，而我办公的地方叫满洲坟，位于太原城新南门外。满人入关后，辟此地为满洲义园；辛亥之后，满人失势，墓地渐小；抗战时期，日军强征此地，遗骨遂悄然迁走，但地名留下了。余之感怀，一伏案眼前是民国，一出楼门外还是民国。然物是人非，往事如烟，时过之事不在远近，很快都化作了陌生。“天空中没有我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
民国是距今*近的“前朝”，是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的开端，虽曰短暂，内涵却闳中肆外，谷稼丰衍，遗存史料车载斗量、堆积如山，加之过来人的口述条呈、回忆追怀，构成了其庞大的内容体系。近年来，有关民国史研究方面的著述，既多且杂，领域不同，角度各异，引人注目，扣人心弦。
吸引我关注这段历史的原因，在于民国有趣的人发生的有趣的事，及发表的有趣的文。于是零零星星写下了一些文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立足点在于从细微处了解历史及读史后的感受。这个小册子*初起名“民国碎影”，之所以称之为“碎影”，在于这些感受东鳞西爪，支离破碎，尚构不成完备体系。民国本是个整体，但囿于视野之偏狭、见解之浅显，加之为公余的挤奶之作，于是只得以“碎影”的面貌出现。张岱曾言:“拾遗补阙，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然一语不易拾，一事不易补，治史者皆知，读史者未必知。丘吉尔曾言:“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我非专业的目光，仅在不远的民国而已。
我也是位历史研究者，只是涉及者不是民国史，而是出版史。出版史中，民国是绕不过的一段，而诸如晋绥边区出版史、晋冀鲁豫边区出版史，本就是民国出版的一部分，连环画出版始于民国，年画出版盛于民国。
就历史的真实性，阎锡山在1937年4月23日的日记中有段精辟的分析:“自古历史难得真相，为者无暇记，记者又不知为者之曲直，证之今日，府署中之事实与街衢之谣传，每相径庭，报纸之登载十乖其九。”人世无常，以史明理，历史的真实也不在时间的远近，而在乎推断的合理。事件发生了，总有背后隐约的原因，表象的原因怎能就是真实的缘由？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历史的任何解读，也极具个人色彩。何兆武先生曾将历史学分为两个层次:“*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第二个层次是对*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个层次属于自然世界，它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属于人文世界，它是人文的。”一曲《后庭花》，情节同，唱词同，不同的只是扮角唱腔的微妙变化。以常见史料，归纳现象，离析缘由，乃史学家的观察与思考，亦心得与领悟。
野史是民间对历史的解读、对现实的期望，正因如此，野史能使人对一切冠冕堂皇的事物持有怀疑态度。民国史研究近来在民间格外热闹，几成显学，何以然？正统的《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家谱”，民国史则不是，记录者是握有无数管笔的散客。民间的民国史中有多少溢美的成分，附会的合理，又有多少省略的原委，片面的背景，难以估量忖度。“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使人触动者，不仅是这些人事人文，还有兴衰更替间的思索。怀念民国是一种病。
历史的趋势是必然的，但偶然因素也能改变进程。秦之李斯，助纣为虐，焚书坑儒；汉之王莽，书生治国，一塌糊涂；唐之安禄山，安史之乱，由盛转衰；宋之王安石，变法维新，由治而乱；明之吴三桂，一己之私，引狼入室；清之袁世凯，卖友求荣，反复无常。无数的历史选择，就在某个人手里。
历史上不只成败有幸与不幸，毁誉亦有幸与不幸。蒋廷黻谈及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被罢黜，认为是林的终身大幸，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慈禧心腹太监安德海于辛酉政变时，行杖责苦肉计，罚回京师，借机传递两宫密信，与恭亲王奕联络，铲除肃顺等赞襄政务八大臣，慈禧从此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大清历史从此沿着她的喜好行驶。政变中，作为小人物的安德海，作用关键，提及这段历史，此人绕不过。使人疲惫者往往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鞋里的一粒沙子，许多大事往往败在小人物手里，因为做大事情的人总是容易忽略小人物，有人说小人物改变了大历史，果真如此？慈禧一方成功的深层原因，实则在于正统皇权思想、政治伦理观念的深刻影响。八大臣虽奉有咸丰遗诏，慈禧等人却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而京师文武大臣及握有兵权的胜保、僧格林沁等均倒向代表皇权的两宫皇太后一边。太平天国被剿灭后，东南半壁无主，李元度未劝进曾国藩自立；戊戌变法时，帝后两党胶着，谭嗣同未说服袁世凯倒戈，被劝说者的阻力，也基于此皇权正统意识。
慈禧的执政，再一次被归入了“红颜祸水，倾国倾城”的宿命。夏亡于妺喜；商亡于妲己；西周亡于褒姒；吴亡于西施；秦以吕易嬴，赵姬之功；晋牛继马后，光姬之力；唐衰于杨玉环；明亡于陈圆圆；清败于慈禧。晚清以降，空前的政治危机，源于西洋势力的侵入，若不然，大清不会亡，若大清不亡，封建制度不会亡。纵使在长时间的巨大冲击下，这一制度的思想文化根基仍死而不僵，此根基就是历史大趋势的支撑。假如甲午战争胜利了，戊戌变法成功了，这些偶然事件是否会有转折历史的趋向，是否会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未必！有道是自古“独柱擎天力弗支”。
还有一些也是规律性的必然。秦尚法，汉即尚儒，矫枉过正；唐重武轻文，宋即重文轻武，过犹不及。朝代之初，君强臣强，唐之初，君有太宗，臣有房玄龄、杜如晦；朝代之中，君强臣弱，唐之中，君有玄宗，臣则为李林甫、杨国忠；朝代之末，君弱臣强，唐末之君不足道也，臣多为虎狼之臣。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偶然绝非孤立，前因后果；凡事皆有联系，后果前因。鲁迅曾言:“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份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自然环境决定生存之道，生存之道影响文化基因，文化基因形成民族性格，民族性格关乎国家命运，历史走势全在于“宿命”。
历史是观察现实的思维方式。翻阅历史的思索，在于与现实对比后的沦肌浃髓，铭诸肺腑。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唐太宗有“以古为鉴可知兴衰”的切论，此不赘言。
是为序！
乱世刺客多
暗杀不是*好的手段，却是不得已的选择。暗杀乃弱者的强声，刺客具有标杆作用，不能消灭敌对集团，但可消灭集团中的个人；不能改变政策，却能树立信心。
政治纷争、风云际会之时，总伴随着暗杀现象的出现。光绪二十九年（1903），江天祥在《政体进化论》中道:“尝考各国独立之已事，大抵可划为三时期:首言论，次暗杀，终乃大举。”战国时期，为刺客多发期，《史记?刺客列传》记述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六位节义之侠，之所以选择这些轻死重节之士，盖因其行为影响到了历史的进程。其中*为著名者为杖剑去国、图穷匕见之荆轲，*为感人者乃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之豫让。李敖在《抢救》一文中对侠客进行了分类:“这两个大类一类是专诸型，一类是荆轲型，专诸型的侠客为私人的小目标卖命；荆轲型的侠客却为国家的大目标献身。这两个人都被司马迁记载在《史记》里，并且放在刺客列传一章里。司马迁是*能欣赏侠客的，可惜他没能指出他们献身的大目标和小目标。”极具英雄情怀的太史公，站在审美与赞赏的角度看待刺客行为。清人吴见思在《史记论文之刺客列传》中说:“刺客是天壤间*种激烈人，《刺客传》是《史记》中*种激烈文字。”
晚清时期亦然，光宣年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者，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人。主义虽全同，但手段却有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革命速成，唯暗杀*为奏效。刺客中的著名者有陈天华、吴樾、陆皓东、秋瑾、熊成基、彭家珍、史坚如、汪精卫等。与古时义士不同，参与者并非凶神恶煞，皆浩然英风之书生。苏曼殊、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等人也曾参与暗杀行动。1905年，蔡元培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参加秘密小组研制炸药。在其《自写年谱》中有过详细记载:“我等仍继续筹制炸弹，炸药易制，而王君小徐遍访上海五金店，未有能代制精便的弹壳者。黄君克强及蒯君若木自东京来，均携有弹壳若干，装药后，由孙君少侯密送南京。”陈独秀与吴樾曾相争刺杀清廷五大臣，其时吴樾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独秀答曰:“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吴樾立即北上赴义，时年廿五。他们的*行为旨在使专制者心惊胆战，同时唤起民众的民主意识和反抗专制政府的勇气。吴樾还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但鲁迅不这么认为，他在答许广平问暗杀事时说:“*，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二回类此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龚炜《巢林笔谈》评说博浪沙事云:“博浪沙一击，事虽未成，而六国后之起兵亡秦，肇端于此。”这或许就是那个时代暗杀所能起到的作用。
邹容于光绪三十年（1904）因苏报案与章太炎同禁上海西牢，章判三年，邹判二年。次年正月，邹患病甚剧，于二月二十九日瘐死于狱中，由刘三收其骨密葬沪西华泾乡，外间鲜有知者。据喻血轮《绮情楼杂记》载:“迄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天津探访局总办杨以德忽密报巡警部尚书徐世昌，谓邹容秘密入京，图谋革命。徐闻讯，大为惊骇，飞饬内外警厅戒严，并搜查各客栈及庙宇寺院，凡青年旅客，俱遭逮问，时距邹容谢世，已一年又半矣。清吏之慌张，殊使人失笑。按杨以德在庚子前，原为火车检票员，拳乱时颇获横财，遂捐一杂职，夤缘入采访队，工谄媚，善迎合，经其逮捕罗织成狱者，不胜枚举。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遂报捐知府，旋保道员，袁于天津设探访局，杨遂得充总办矣。杨知袁之注意革命党，遂收罗国父及康、梁、章太炎、邹容诸人肖像，陈列室中，日夕谛观，自谓能捕得其一，则京堂可操左券矣。如上述密报邹容入京，即其京堂梦中诬妄事类之一。”死邹容能吓倒活徐世昌，也足见晚清暗杀之频繁，刺客之无畏。
秋瑾也是刺客型性格，长身玉立，双眸炯然，风度异于庸流，是一位梳头的爷们。光绪二十九年（1903），为筹措日本留学经费，曾向公婆伸手要钱。据其夫侄王蕴琏《回忆婶母秋瑾》云:“秋瑾婶母曾问她家娘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其弟徐伟供词牵连秋瑾，泄露金华起义计划。10日，她已知徐失败消息，却拒绝要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遂遣散众人，毅然孤守大通学堂。14日下午被捕，其坚不吐供，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别无他语。翌日凌晨，被押绍兴古轩亭口刑场，慷慨就义。
民初，宋教仁被刺杀，梁启超写下了《暗杀之罪恶》的文章，文中道:“有人以为，暗杀了这种对国家举足轻重的人物，政局必然跟着大变化。其实不然。某名士之死，对政局转变的好坏虽有所影响，但无法根本改变。况且政治现象是由全社会势力所造成，其崭露头角的人物，不过是此种社会势力所代表。若暗杀的是*流的好人，则第二流的好人必继而代之，但第二流的好人，没有*流的好人贤明，这就会减缓或推迟社会的进步。若暗杀的是*号的坏人，则第二号的坏人也会继而代之，而第二号的坏人比*号的坏人更差，则会使社会的恶分量增加，效果更坏。”到底是文章大家，思辨之至，将众人对暗杀的纷纭认识，一语破解。宋教仁被暗杀前，挚友徐血儿劝之曰:“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险危，愿先生慎重防卫。”答曰:“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陈其美也劝其提防，宋狂笑道:“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1913年3月，袁世凯发电邀请宋教仁“速赴北京，商讨国是”。3月20日晚10时50分，黄兴、陈其美、廖仲恺等人至上海车站，为宋教仁送行。宋教仁刚进入月台入口，这时，“突于宋君背后闪出一人，出手枪连发三出。*出中宋君右肋，斜入腹部；第二出向黄克强身边掠过；第三出从吴君颂华胯下而过，幸未伤人”。（见《宋教仁传》）然除革命党人搞暗杀，还有谁会使暗杀之术？迨宋案发生后，租界巡捕房搜查凶手武士英不获，却发现了应桂馨的名片，从而逮捕了应桂馨，并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才暴露了其背后指使人和经费来源实出自北京的国务院内务部的一位秘书洪述祖。宋逝未几，武士英于囚牢中毒而死，未几洪述祖亦畏罪潜逃，赵秉钧亦猝毙。此案盘根错节，扑朔迷离，有说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暗杀者，有说赵秉钧擅自暗杀者，还有说国民党人陈其美因派系斗争暗杀者。宋教仁死后，黄兴撰一挽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确是袁世凯。”
为宋教仁送行的廖仲恺，于1925年8月20日也遇刺身亡，凶手亦不知是谁。与先期的暗杀不同，这批刺客虽有干练凶残的职业果敢，却无坦荡磊落的襟怀气度——刺客也要有刺客的风范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