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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
1920～1997。
他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上颇有成就。散文集《蒲桥集》《人间草木》等。
写字、画画、做饭，明明是*平常普通的日常，他却深得其中的乐趣。
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就是汪曾祺。汪曾祺所习、所善、所悦的都是文人雅好，弥漫的是文人情调，例如为文，善画，酷爱京戏。凡事经他一说，莫不妙趣横生，充满了“生之喜悦”。
这本书打开了一扇审美的门，处处渗透着生活的朴素又深刻的道理。
精装雅读。收录汪曾祺文学随笔20余篇。20世纪以来国人推崇的作家。顾城冯唐鹦鹉史航盛赞。他有很多创作实战的经验，所以写的文艺理论和创作总结，对我们写文章很有好处。
谈读杂书我读书很杂，毫无系统，也没有目的。随手抓起一本书来就看。觉得没意思，就丢开。我看杂书所用的时间比看文学作品和评论的要多得多。常看的是有关节令风物民俗的，如《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其次是方志、游记，如《岭表录异》《岭外代答》。讲草木虫鱼的书我也爱看，如法布尔的《昆虫记》，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花镜》。讲正经学问的书，只要写得通达而不迂腐的也很好看，如《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差一点，其中一部分也挺好玩。我也爱读书论、画论。有些书无法归类，如《宋提刑洗冤录》，这是讲验尸的。有些书本身内容就很庞杂，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之类的书，只好笼统地称之为笔记了。谈杂书至少有以下几种好处:*，这是很好的休息。泡一杯茶懒懒地靠在沙发里，看杂书一册，这比打扑克要舒服得多。第二，可以增长知识，认识世界。我从法布尔的书里知道知了原来是个聋子，从吴其浚的书里知道古诗里的葵就是湖南、四川人现在还吃的冬苋菜，实在非常高兴。第三，可以学习语言。杂书的文字都写得比较随便，比较自然，不是正襟危坐，刻意为文，但自有情致，而且接近口语。一个现代作家从古人学语言，与其苦读《昭明文选》、“唐宋八家”，不如多看杂书。这样较易融入自己的笔下。这是我的一点经验之谈。青年作家，不妨试试。第四，从杂书里可以悟出一些写小说、写散文的道理，尤其是书论和画论。包世臣《艺舟双楫》去:“吴兴书笔，专用平顺，一点一画，一字一行，排次顶接而成。古帖字体，大小颇有相径庭者，如老翁携幼孙行，长短参差，而情意真挚，痛痒相关。吴兴书如市人入隘巷，鱼贯徐行，而争先竞后之色，人人见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他讲的是写字，写小说、散文不也正当如此吗？小说、散文的各部分，应该“情意真挚，痛痒相关”，这样才能做到“形散而神不散”。小说笔谈语言在西单听见交通安全宣传车播出:“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语言。在校尉营一派出所外宣传夏令卫生的墙报上看到一句话:“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再吃”，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语言。这样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标准，是准确。北京的店铺，过去都用八个字标明其特点。有的刻在匾上，有的用黑漆漆在店面两旁的粉墙上，都非常贴切。“尘飞白雪，品重红绫”，这是点心铺。“味珍鸡蹠，香渍豚蹄”，是桂香村。煤铺的门额上写着“乌金墨玉，石火光恒”，很美。八面槽有一家“老娘”（接生婆）的门口写的是:“轻车快马，吉祥姥姥”，这是诗。店铺的告白，往往写得非常醒目。如“照配钥匙，立等可取”。在西四看见一家，门口写着:“出售新藤椅，修理旧棕床”，很好。过去的澡堂，一进门就看见四个大字:“各照衣帽”，真是简到不能再简。《世说新语》全书的语言都很讲究。同样的话，这样说，那样说，多几个字，少几个字，味道便不同。张岱记他的一个亲戚的话:“你张氏兄弟真是奇。肉只是吃，不知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有一个人把这几句话略改了几个字。张岱便斥之为“伧父”。一个写小说的人得训练自己的“语感”。要辨别得出，什么语言是无味的。结构戏剧的结构像建筑，小说的结构像树。戏剧的结构是比较外在的、理智的。写戏总要有介绍人物，矛盾冲突、高潮（写戏一般都要先有提纲，并且要经过讨论），多少是强迫读者（观众）接受这些东西的。戏剧是愚弄。小说不是这样。一棵树是不会事先想到怎样长一个枝子，一片叶子，再长的。它就是这样长出来了。然而这一个枝子，这一片叶子，这样长，又都是有道理的。从来没有两个树枝、两片树叶是长在一个空间的。小说的结构是更内在的，更自然的。我想用另外一个概念代替“结构”——节奏。中国过去讲“文气”，很有道理。什么是“文气”？我以为是内在的节奏。“血脉流通”“气韵生动”，说得都很好。小说的结构是更精细，更复杂，更无迹可求的。苏东坡说:“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说的是结构。章太炎《菿汉微言》论汪容甫的骈体文，“起止自在，无首尾呼应之式”。写小说者，正当如此。小说的结构的特点是:随便。叙事与抒情现在的年轻人写小说是有点爱发议论。夹叙夹议，或者离开故事单独抒情。这种议论和抒情有时是可有可无的。法朗士专爱在小说里发议论。他的一些小说是以议论为主的，故事无关重要。他不过借一个故事来发表一通牵涉到某一方面的社会问题的大议论。但是法朗士的议论很精彩，很精辟，很深刻。法朗士是哲学家。我们不是。我们发不出很高深的议论。因此，不宜多发。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说出。一件事可以这样叙述，也可以那样叙述。怎样叙述，都有倾向性。可以是超然的、客观的、尖刻的、嘲讽的（比如鲁迅的《肥皂》《高老夫子》），也可以是寄予深切的同情的（比如《祝福》《伤逝》）。董解元《西厢记》写张生和莺莺分别:“马儿登程，坐车儿临舍；马儿往西行，坐车儿往东拽；两口儿一步儿离得远如一步也！”这是叙事。但这里流露出董解元对张生和莺莺的恋爱的态度，充满了感情。“一步儿离得远如一步也”，何等痛切。作者如无深情，便不能写得如此痛切。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怎样表现倾向性？中国的古话说得好:字里行间。悠闲和精细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世界上哪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呢）。同样一件事，一个人可以说得娓娓动听，使人如同身临其境；另一个人也许说得索然无味。《董西厢》是用韵文写的，但是你简直感觉不出是押了韵的。董解元把韵文运用得如此熟练，比用散文还要流畅自如，细致入微，神情毕肖。写张生问店二哥蒲州有什么可以散心处，店二哥介绍了普救寺:“店都知，说一和，道:‘国家修造了数载余过，其间盖造的非小可，想天宫上光景，赛他不过。说谎后，小人图什么？普天之下，更没两座。’张生当时听说后，道:‘譬如闲走，与你看去则个。’”张生与店二哥的对话，语气神情，都非常贴切。“说谎后，小人图什么”，活脱是一个二哥的口吻。写张生游览了普救寺，前面铺叙了许多景物，*后写:“张生觑了，失声地道:‘果然好！’频频地稽首。欲待问是何年建，见梁文上明写着:‘垂拱二年修。’”这真是神来之笔。“垂拱二年修”，“修”字押得非常稳。这一句把张生的思想活动，神情，动态，全写出来了。——换一个写法就可能很呆板。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说，不能着急，这样才能体察人情物理，审词定气，从而提神醒脑，引人入胜。急于要告诉人一件什么事，还想告诉人这件事当中包含的道理，面红耳赤，是不会使人留下印象的。张岱记柳敬亭说武松打虎，武松到酒店里，蓦地一声，店中的空酒坛都嗡嗡作响，说他“闲中著色，精细至此”。唯悠闲才能精细。不要着急。董解元《西厢记》与其说是戏曲，不如说是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董西厢》的《前言》里说:“它的组织形式和它采取的艺术手法，为后来的戏曲、小说开阔了蹊径”，是很有见识的话。从小说的角度来看，《董西厢》的许多细致处远胜于许多话本。它的许多方法，到现在对我们还有用，看起来还很“新”。风格和时尚齐白石在他的一本画集的前面题了四句诗:“冷艳如雪个，来京不值钱。此翁无肝胆，空负一千年。”他后来创出了红花黑叶一派，他的画被买主，——首先是那些壁悬名人字画的大饭庄所接受了。于非闇开始的画也是吴昌硕式的大写意的。后来张大千告诉他:“现在画吴昌硕式的人这样多，你几时才能出头？”他建议于非闇改画院体的工笔画。于非闇于是改画勾勒重彩。于非闇的画也被北京的市民接受了。扬州八怪的知音是当时的盐商。我不以为盐商是不懂艺术的。艺术是要卖钱的，是要被人们欣赏、接受的。红花黑叶、勾勒重彩、扬州八怪，一时成为风尚；实际上决定一时风尚的是买主。画家的风格不能脱离欣赏者的趣味太远。小说也是这样。就是像卡夫卡那样的作家，如果他的小说没有一个人欣赏，他的作品是不会存在的。但是一个作家的风格总得走在时尚前面一点，他的风格才有可能转而成为时尚。追随时尚的作家，就会为时尚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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