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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斌六〇后，南京人，现供职于南京大学文学院。著有《张爱玲传》《事迹与心迹》《字里行间》《提前怀旧》等。
“书与我虽是一度无缘，我对书则自小到大，始终是未免有情，而这‘未免有情’，在我看来却是*的缘分。”本书为余斌个人随笔集一种（共三种），在一个被电子屏充满的小时代，余斌却将他和书的缘分，与书有关的趣闻、随想娓娓道来，自有一种特别趣味。
这是一本关于书的书，更确切地讲，是一本讲述与书的缘分与“交往”的书。从“文革”到新时期，开启一段关于书的记忆。
我与书的缘分我与书，书与我之间，究竟算是有缘无缘，真也说不清楚。“缘”之一字，透着几分玄妙，必要“因”、“缘”凑泊，方可成其好事。对于一些铁杆的爱书人而言，这可以看作两下里的一种宿命关系吧？但这属于奇缘，就我与书而言，未免言重。若说有缘，则很长一段时间里，周围的环境分明是在证明我与书的无缘。首先是“命”不好，命好就当生在书香门第，呱呱坠地时已是书香缭绕。祖上耕者尽有，读者却无，耕读之家也沾不上边。父亲干革命出离家乡，到他那一辈为止，也许是家族中拥有书籍最多的人，以量计算，大概几十本是有的。都是“讲政治”一类，马恩列斯毛，联共布党史，外加一大堆文件汇编，全是上面发的。多少年后读《共产党宣言》，那气势，真有沛然莫之能御之慨，不言其他，文章是好文章。但彼时看不懂，即或看得懂，用来耳提面命，也就无趣。我怀疑父亲头次自己买书，还是为我花的钱，至少此前他不大可能一次性花那么多钱在书上。是有次从北京开会回来，送我的礼物是一套浩然的《艳阳天》。算来这是我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书，自然印象深刻，到现在书价都还记得，五本加一起是五元一角。这大概是一九七〇年的事，我刚十岁，书即使没看完也看了大半，其中的路线斗争，自然看不出端倪，只记得萧长春、焦淑红谈恋爱，此外两个中农，一个叫“马大炮”，一个叫“弯弯绕”。我不知道父亲为何买下这书送我，也许新华书店里就没几本书，也许他只是拣厚的挑，以示重赏。何事而能得此重赏已经忘记，而以书为礼，若非我的索要，便是父亲见我喜读书而投其所好。关于书，还有若干“第一次”可以证明我的缘浅。比如，我读的第一部小说，也是第一部大部头书，乃是《欧阳海之歌》。此前所读，都是故事或通讯报道一类，《闯王李自成》、《战斗的越南南方》，等等。也读“毛选”，最感兴趣的是第四卷后面的注释，里面有关于三大战役敌方伤亡人数的统计，淮海战役最“辉煌”，毙敌、伤敌、俘敌五十五万，我亦因这数字最为兴奋。于此可见彼时读书的胃口（与书何干？），一如看电影，情之所钟，唯在所谓“战斗故事片”，如果不是男童尚武天性，便是受“斗争”氛围的影响。如此爱“热闹”，像《欧阳海之歌》这样的书居然读完，而且难以置信的是，至少读过三遍以上。唯一的原因，是当时实在无书可读。我自己在新华书店买的第一本书是《沸腾的群山》，作者为谁已经忘却，书名一定是对的。价钱是一元左右，当时不算小数，就我当时绝少零花钱的“经济状况”，解囊时委实需要几分“慷慨”的豪气。偌大书店，取此而不取彼应有理由，但可以不问，因为书店里文学一类的书大都看过，包括买的这一本，拣这本下手，纯是因为买书的行为本身。而比起《牛田洋》、《征途》、《虹南作战史》、《较量》之类，《沸腾的群山》更看得下去。此书不知何时被处理了，大约后来对其“书”的资格有所怀疑，置于架上亦脸上无光。于今想来多少有些后悔:如同曾经拥有的《学习与批判》、《朝霞》等杂志一样，留下来也算是“文物”了—除本义之外，也可解作“文革之物”。家无藏书又买不到书，要读书，似乎只有借。图书馆是借不到什么书的，印象中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没见图书馆开过门，中学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都是如此。后来开放了，也没什么书可借。“文革”后期，书的禁区稍稍松动，有些“文革”前的书又外借了，我拿了父亲的借书证隔三岔五往南京图书馆跑，《雁飞塞北》、《边疆晓歌》、《军队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看了一大堆。不知道图书馆根据何种标准决定哪些书可让读者阅读，也想不起自己是如何选择，也许大体上是看书的厚薄吧，那是饕餮式吞书的年纪，几册薄书借回去，不几天就看无可看。我只记得每次借书时的忐忑，若是借书处的人因人证不符拒而不借，我就有断炊之虞。当然这么说有点夸张，我借书其实还有别的来源。我向所有具有可能性的同学借书，他们并非书的主人，所以我其实是在怂恿他们将父母、哥哥姐姐的书取出或盗出。向人借书，也得有点资本，手上有货，才可互通有无。《艳阳天》一度是唯一的资本，此外可喜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重印的几部古典小说名著，内部可以买到，父亲未放弃此项特权，我于是得以用这几部书作筹码换书看，这些书在当时可算“奇货”，以之生“利”，“暴利”何止于十倍？但比之于我的胃口，以书易书的资本还是少了些，只好辅之以借鸡生蛋之法，比如甲借一书于我，许以三天期限，我一天看完，便拿去与乙做交易，令其两日归还，得乙书快速看完后没准又拿去与丙做交易。如此买空卖空，委实读了不少书，只是借来借去，环环相扣，也时有失去控制的危险，不止一次，时限已到，书仍是“君问归期未有期”，结果往往是短期的翻脸。借来的书五花八门，从《赤脚医生手册》到《安娜卡列尼娜》，从扬州评话《武松》到石印本的《济公传》，从《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到手抄本《一把铜尺》。清楚记得借到的第一本书是“文革”前的中学语文课本，我是不愿将教材视为书的，但那课本实在比我们用的以语录、大批评、小评论为主打内容的课本有趣得多，所以居然也如获宝物，读得津津有味。不仅内容，我借得的书，形貌上也是千奇百怪。在此爱书人乐道的所谓“品相”，休要提起，因为这些书中，称得上全须全尾的就不多，只可叫作残书—不是“冷摊负手对残书”的“残书”，是真正的残书: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或者干脆无头无尾。有一部俄国小说我特别喜欢，大段大段摘录了许多，但书开始的二十多页不翼而飞，结尾缺了多少页不知道，反正是未了，我竟一直不知道读的是何书，直到十多年后一次在资料室随意翻书，翻到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觉得似曾相识，这才蓦然回首，终于能够对号入座。而另有几本那时读过的残书，至今还是不知其名，恐怕也将永远是无头案了。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青少年时代的读书经历，实可作为书荒年代的证据。奇的是每说到书，最易记起的就是这些，也许忆苦思甜是每个人都容易产生的冲动吧？求知欲最旺盛的年头未能遍读好书，记忆的空间被许多不相干的书或只可谓之印刷品的书占去不少，实在是一大憾事。但要说书与我整个无缘，倒也不确，即使在“文革”年头，钻头觅缝，掐头去尾，我也还读过一些堪称好书的书，此其一；其二，二十岁上下，“文革”总算过去，读书朝无禁区的方向发展，昔之所失，有了恶补的机会。最要紧者，书与我虽是一度无缘，我对书则自小到大，始终是未免有情，而这“未免有情”，在我看来却是最大的缘分。见异思迁，移情别恋的时候是有的。比如一度陶醉于古典音乐，到处搜寻磁带，每日花在倒带上的时间，端在读书之上；一度疯狂看碟，进出音像店的次数，绝对超过逛书摊书店；每到世界杯之时，则又心神不属，即得好书也要束之高阁。然而以上种种，好比一晌贪欢，世界杯之类是数年一次的高烧，搜带寻碟亦是某个阶段的疯狂，终不似对书的兴趣一以贯之，来得持久。以杯中物作比，其他爱好如喝酒，喜读书则如饮茶，喝酒是一时之醉，饮茶是每日之需。以男女关系作比，则其他爱好如偷情，任他高潮迭起，亦只是干柴烈火，须臾而尽，喜读书则如老夫老妻，足以白头偕老。何况饮茶亦自有另一番陶醉，老夫老妻亦未必就没有狂喜。谈书即抬举书而贬低其他，对我的其他爱好，未免有些不公。不过平心而论，这也并非对书的客套。犹记年轻时喜做各种测验，有次三五人闲聊，便有命题，问若置身荒岛而限带三本书，如何取舍？如何回答已忘却，过后倒超出范围想了一想（何必一定是书？）。想来想去，必需品之外，最是不能离弃的，还是书。其实还有更具预言色彩的测试:旧时有抓周一说，小儿若在诸般物事中单挑了书伸出手去，那就是命中注定，与书有缘。但小时父母都在忙工作，而且是革命工作，这等迷信活动，怕是根本未曾想起，由此我也就失去了关于该问题最简明的验证机会。当然喜读书与否虽无干一生休咎，以婴孩无意识举动一举而定，也还是近于儿戏，而且为父母的心中所想，恐怕不在书之本身，而在读书带来的功名富贵，不信问问一心盼着小儿直取书本的父母，可是希望小儿日后成个书虫？望子成龙者口中所谓“读书种子”，与书虫绝对是两码事。认定书中自有千钟粟、颜如玉且确乎“求仁得仁”者，我们不能说他不读书，范进等辈，做梦都想中举，头悬梁锥刺骨，读书劲头不可谓不大，但所读之物我们未必认它是书，其人我们也不愿称他是与书有缘之人。以此标准，抓周其实往往导致误判，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贾宝玉，这位哥儿伸手便去抓脂粉，后来果然也满脑子姐姐妹妹，可看看他读《西厢》一类无用之书的劲头，我们岂能说他就与书无缘？圣人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与书结缘者，当作如是观。照孔夫子说法，“好之”、“乐之”都是较“知之”更高的境界，也就更难企及。我则固执地以为“好之”、“乐之”是较低的门槛，“知之”难乎其难。盖因我将“好之”、“乐之”解作一种情感态度或是状态，对书未免有情，也就可以入我门来一笑逢。不拘有用之书或无用之书，要说“知之”，则吾岂敢？然而不求甚解，任他糊涂，自谓“好之”也还勉强当得起。所以有时我也疑疑惑惑地想，自家恐怕也还算得上是个与书有缘之人。发蒙旧时小儿开始读书认字，谓之“发蒙”。我的“发蒙”，当然是在小学。外国文学方面，当然的，要迟得多，算起来要到初中，这里的一个关键人物是高我三个年级的小孔。他的作用不在指点门径，而在一下子把我给镇住，相应地，他的方法不是循循善诱，而是醍醐灌顶—虽然他自己浑然不觉。小孔家就在学校操场的西头，没事常在学校里转悠，自老师到低班学生都认识他。老师、他的同年级学生都叫他小孔，低班生也胡乱跟着这么叫，—虽说不无“僭越”的嫌疑，他倒也不以为忤。小孔长得肩宽背厚，腰粗腿粗胳膊粗，粗黑的头发始终长不到一寸，下巴结结实实，一根鼻子势大力沉。或许这鼻子力道太大，压迫得嘴唇不易掀动，小孔说话瓮声瓮气的，像是有点大舌头。我和小孔差了好几级，他既非邻居，又不是某个同学的哥哥，论理不会有什么瓜葛的，也不知怎么就算认识了。初一的暑假，我和几个同学向老师讨了差事，每天晚上到学校的图书馆当看守，校园里有座小山，图书馆就在半山腰上。正是喜好群居的年纪，我们每次都有一两个“编外人员”来入伙。四五个人坐在由山脚下通到图书馆的最上面几级石级上，海阔天空，言不及义地神吹。头顶一天星斗，脚下是蒙蒙眬眬、空空荡荡的操场。更深时分，夜凉如水，人家的灯火渐次熄灭，四周的各种声音归于沉寂，就觉自己的说话声变响起来，咳嗽一声，传出去老远，打个哈欠也清晰可闻，真如置身空山之中。有一静必有一动。我们也时常下山去骚扰，小孔家就在校内，也是我们的骚扰对象。几个人裹了大毛巾扮作土匪模样，携了弹弓、弹弓枪去偷袭，一个高喊“小孔，小孔”，待他从家里出来，这边黑暗中一阵齐射。小孔中了弹，便骂道:“小狗日的，让我逮到打个半死！”也就是骂骂。晚上在家闷得慌又无处可去，他时常要来找我们玩。往往是冲了澡之后，肩上搭了块毛巾，哼着样板戏大摇大摆走上山来。到了我们堆里，他自有一种高班生在低年级学生面前特有的见多识广、居高临下的派头，当仁不让就做了中心。有天我正抱了本千辛万苦弄来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在看，小孔又来了。从我手里拿过书去翻看几页，问我:“契诃夫是哪国人？”我说是俄国人。他听了便抛下书，露出看不起的神情。“苏联小说不灵，”他道，“都是跟法国学的，法国小说一等。”我虽还看不出契诃夫的好来，但书前面译者说他是极伟大的，心里就有些不服。小孔却不理会，只自顾自说道:“有个莎士比亚晓得不晓得？写过一本《罗密欧与朱丽叶》，绝对精彩！”于是便讲这故事。我得说他擅长的是旁逸斜出的乱侃，讲故事并不高明。说了几句他便推说记不清楚，掉过头来纵论法国（？）小说家。“莎士比亚还不算什么，巴尔扎克更棒。还有更厉害的，知道不知道《茶花女》？—小仲马写的。他老子叫大仲马，《基督山恩仇记》没看过吧？那是没的话说了。”这一连串的名字我闻所未闻，但他讲得眉飞色舞，我们倒也听得津津有味。那天晚上小孔神吹到很迟，就在我们那儿睡了。人多，桌子拼成的通铺睡不下，小孔和我们当中一个叫阿五的，一横一竖睡在了借书还书的曲尺形柜台上。我们都还没发育，阿五更生得瘦小，睡在那里更衬出小孔偌大一个身胚。众人渐渐入梦，我大概是最后一个睡着的。小孔瓮声瓮气打着鼾，蚊香隐隐的一点红亮是黯淡的，黑暗中也见不出缭绕的烟缕。迷迷糊糊地我还在想，《基督山恩仇记》或许比《水浒》、《说唐》更有意思吧？如今教着外国文学史，当年小孔报出的一串作家的名字时常挂在嘴边，那些书也早都看了，自然也就知道，莎士比亚实在要比大仲马、小仲马伟大得多，但我还是忘不了那一次的“文学启蒙”。有次到留在母校的中学同学处串门，说起过去认识的人，他告我小孔现在当着体育教师。一时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不禁悬想，要是哪天在大街上恰好撞见，向他提起这段往事，不知他会怎么说。也许他会说:“哪有这回事？”不过更可能的情形是招呼了之后，他要似是而非地想半天:“你不就是那谁吗？”似乎在当时，很熟的样子，他也单认人而不大知道我们姓甚名谁。毕竟，他是高年级生。残书有一首旧诗，何人所作，全诗的意思，都记不得了，只记得其中的一句:“冷摊负手对残书。”“冷”、“残”二字透出几分萧索的味道，但读书人逛书摊，其实是快意的。这里的“残书”想必是喜欢讲究版本的人常说的“残本”，或抄本或刻本，总之是绝版书，虽残缺不全，却极少见极难得，多少有收藏价值。我所说的“残书”与此无干，不过是本当寻常可见却又被翻看得破烂不堪的书罢了。我上小学、中学时看过许多这样的残书。那时差不多所有算得上“书”的书都已被划为“四旧”，不是被烧掉，便是被封存，留给我们的读物，领袖著作加宣传小册子之外，大约就只有《较量》、《虹南作战史》之流的准文学了。所幸旧书中颇有一些漏网之鱼，它们成了我钻头觅缝捕猎的对象。可是这类求爹爹告奶奶，打拱作揖借来的书中，全须全尾的难得一见。《青春之歌》大约是我读到的第一本残书，这书“文革”前的印数少说也在几十万之谱，却成了奇书。我看的那一本想是经了无数人的手，书角卷曲，直角变了钝角，四边形变作多边形，切边的书成了毛边书，而且封面封底都没了，糊了张牛皮纸替代。然而这书内容大体完整，要算是好的。我看过更不成话的书，往往是从十几页开始，到最后的高潮将来未来或是正是热闹之际，却又戛然而止，没了收梢。最奇的是看过一本《烈火金钢》，说“一本”是太奢侈了，确切地说我拿到的是两沓纸:从四十几页到一百多页；从二百多页到三百八十几页，像是活页文选。这是残缺严重的，还有一些比较起来虽缺页不多，却难以卒读。我读残书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一个绰号叫“二乌鸦”的邻居，他有一同学的父亲沿街收购旧货，南京人称作“挑高箩的”，我看到的《说唐》就是“二乌鸦”从他的一堆废纸里倒腾出来的。大概是民国初年的本子，比三十二开还大些，一页上怕塞下有一千五六百字，撑得天地皆满，字挤着字真是“间不容发”。纸张已翻得发毛，字迹模糊不清。不唯如此，这书还是遭了腰斩的，—不是金圣叹斩《水浒》的“腰斩”，是书真的断成了两截，只有书脊还连作一气。要破半天功夫将其中一页逗拢来，这才可以将就着看下去。这样的残书如今是见不到了，很难想象这样的书会有人要看，而且得到时竟是如获至宝，欢天喜地的。很后悔当时没从人家手里断下一本来留着，留下来倒是可以给书荒的年代作个见证。闲书何为闲书，何为正经书，有时是很难说的。按照通常的划分，凡茶后饭余供消遣的，那是闲书；读了可以致用的，或者意在“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便是正经书了。学术书、教科书，当然是正经书，小说散文戏曲，还有所谓纪实文学之类，就被目为闲书。只要看看家长鼓励小孩看什么，不许他看什么，就可了然这界限。然而这是从书本身的性质着眼，而书是死的，人是活的，书的正经与否，有时也在于看书的人。同一本书，在张三是闲书，到李四那里也许就成了正经书；王五须正襟危坐读的，赵六读它或许只是出于消遣。大学理工科的学生常对中文系的同学羡慕不已，想他们无须啃枯燥的数理化，整天看小说，多少快活？殊不知中文系的学生也有一大堆并不好懂的书要看，即如小说，平日兴之所至地看看，那书似乎是和颜悦色笑脸迎人的，等到要用来做研究、写论文，那书好像忽然板起面孔，一本正经，拒人千里了:要看出道道，不易；说出个子丑寅卯，更不易，要查参考书，要摘录，要苦思冥想—有趣变为无趣，真是不胜其苦。所以到临了，学中文的人对文学往往不及其他科系的学生那么纯情。这是闲书变为不闲的，相反的例子也不少。数学书抽象难懂，总是正经书了，可我在一本传记中读到，有位政治精英日理万机之余，偏以这类书作消遣，说是一进入那公式推导的世界，便身心俱泰，万虑全消。砖头厚的字典，常人看来是乏味透了，偶尔查查生字尚可，逐条看去就“难以卒读”，可大学者如钱钟书却读得津津有味，如醉如痴，仿佛看的是惊险小说。有位文学教授出差在外无事可做，拿下本旁人推荐的武侠书消磨时光，不想翻了十几页便昏昏欲睡，第二天找来一本班扬的《天路历程》，一气读完，这才大觉过瘾。书而能成为闲书，使人轻松，一个必须的条件是易懂，倘若要打点起十二分精神去对付，轻松变为紧张，那就是求闲而得忙了。上面那些高人或是生有异秉，或是天分极高，或是训练有素、道行高深，读正经书亦不觉其难，这才可以优游书中，好似闲庭信步。至于那位教授读不进武侠，当然不是江湖险恶，“天路”易行，而是胃口养精致了，好比听惯了名角的戏，草台班的戏听了自然不入耳。这在常人就办不到，也无须办到。不过即在常人，正经书偶或充了闲书的时候也是有的。大学二年级时考文学理论，本当抱了教科书和课堂笔记大看特看，大背特背的，但我对四平八稳的教科书一向反感，对背书更是头疼，每到该温书时，就像被逼着做功课的顽童，拖延得一刻是一刻。这种时候常会随意抓过一本书胡乱翻看。有一次手边恰好放着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便极无聊地拿了看。这书只有比教科书更难懂，平日再不会有兴致的，事实上以往看过几次，看来看去还在十三四页，这一次却上了劲，居然一口气看了七八十页。—并非学问长进，豁然开朗，实在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要能躲开教科书，似乎什么读物都是好的；衬着考试的“大痛”，黑格尔的艰深只算可以忍受的“小痛”，甚至是不无惬意的了。尽管那次考试过后我再没碰过黑格尔，但在那几天，黑格尔在我确乎具有闲书的意义。正襟危坐读《金瓶》《金瓶》者，《金瓶梅》是也，是中国人就知道，这是数得着的“淫书”。因为“淫”，所以禁，是屡禁屡止，还是屡禁不止，要看话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想犯禁的人，多，能得逞的人，少。我居然得逞，而且是在“文革”年间，自己也觉得难以置信。虽然得逞，能不能就算读过了《金瓶梅》，却应打一问号，盖因所读乃是最最奇特的“版本”，全部字数，不到两万。其时正在读高中，“文革”后期，书荒仍在蔓延，乃钻头觅缝，四处搜罗，真可谓“于书无所不窥”。的确是“窥”，因要弄到一部非常之书，常要使用非常手段，一旦到手，又须避人耳目，暗中读之。有一同学，父亲是某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的头儿，近水楼台，常能接触到奇僻之书，其中便有《金瓶梅》，一度还带回家中。我同学窥测多时，奈何老爸防范甚严，绝对地“坚壁清野”。忽一日，同学神情诡秘拉我到学校一背人所在，告我一惊人消息:《金瓶梅》藏身之处已被发现，他爸要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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