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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毓璜，1939年生，江苏泰兴人。中共党员。1960年毕业于盐城师专中文系。历任盐城师范学校文学教师、教导主任，县文化局剧目室主任，江苏省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创作研究室主任及理论工作委员会主任，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现为江苏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兼及散文创作。著有论文集《文苑探微》，系列散文《乡忆》、《逆旅琐记》，随笔系列《云烟过眼》、《都市风景》以及有关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评论150余篇等，发表、出版作品300余万字。另主编《江苏青年作家论》、《江苏文学五十年理论卷》等书。其作品曾多次获省级以上奖。目前整理出版评论、随笔集《苦丁斋思絮》*、二卷（85万字）。
《漂泊》是著名文学评论家黄毓璜的散文随笔集，作者曾为在全国文学评论界颇有影响的江苏省文学评论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作品曾多次获省级以上奖。本书包含“家事”“乡情”“我和作家的往事”“豆爷笔记”“异乡之乡”共五辑。在这些文章中，作者的精神分明存有“长绳系日”的情结。作者寻向昨日，盖因那里有生命的体认，有心灵的守护。非独荦荦大端，一些芥末小事，也能成为岁月冲淡不去的存储。
“紫金文库”丛书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中国书籍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为“紫金山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合集，有国内知名作家苏童、叶兆言、范小青、黄蓓佳、毕飞宇、金曾豪等，也有诸多江苏文学新秀、新锐。“中国书籍文学馆·紫金文库”*辑，十人十卷，异彩纷呈，展示了江苏文学低调内敛而又个性鲜明的强劲活力。
家事苦涩岁月的记忆父亲篇我出生那年，父亲已六十三岁。这不构成自己对父亲情感浓浓却又印象淡淡的原委。贴实的关涉还要回到父亲那边——如果他建立过赫赫功业抑或留下过斑斑劣迹，如果他对我有过高高的企求、重重的责罚哪怕狠狠地打过我一次，都会有些刻骨铭心的记忆；但是没有。父亲没有十足的“味儿”、鲜艳的“色彩”，就是一个普普通通、规规矩矩的人，一个无求于利禄乃至疏淡于营生的人，一个对自己的儿子从没碰过一指、骂过一声的父亲，一个对后辈的成长极少干涉而奉行“顺其天性而育”的父亲。在别人的眼光里，父亲*明白的身份是“前清秀才”。然而，这并不妨碍我认定他的淡泊世事，他并不以为这身份值当什么。文人的疏狂是有的，要不然就不会像玩笑又像当真地数落几位友人:“你是第几十名的举人呀”“你是个*百多名的进士呀”。如果不是废科举前的五六年，逢上我爷爷、奶奶相继去世而奉制“丁忧”，他还会一路高中的。至今不明白他何以几次说到自己是“朝廷钦赐的举人”这样的话，跟何事有什么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此类近乎标榜的言辞后面，除了表明他曾把科举之路看成过“自我实现”的途径，还分明着没把自己是秀才当回事，或者说，他不以为自己只是个秀才。我用“自我实现”说事，是因为有把握断定他的应试只是为了证明自我，所谓“学问在我”，对于他还该加上“我在学问”；否则，就解释不了其何以始终那么决绝地一次次排拒任何意义上的“就位任职”和各种途径上的“治家理财”。他既无捡拾“敲门砖”的心机，又无“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就是一个安于以诗为伴而隔膜于世俗也限制了自己的文人。如同其名“贻清”标示的那样，无衣食之忧的他只想认认真真地写诗、清清白白地做人。不难想见，实践这一意愿是有些难度的，因为他的另一个明白的身份便是承继了祖业的地主，这能“清白”得了吗？好在“限制”了他的秉性也“成全”了他。父亲那句“身外之物无足恋”的口头禅，确实不只挂在嘴上，也很可以证之其行。比如，很早以前，老家的豪宅被付之一炬，父亲异乎寻常地不甚介意，且为其常说的积善积德一直对纵火者不肯追究；比如，也还在民国时，离乡客居小镇之后，他就不再回乡，漠然于乡产、地租一类事体。虽无“毁家纾难”“弃产济贫”一类壮举，也就是当个随遇而安的“甩手掌柜”了。难怪到了土改时，故里以“开明绅士”视之，只是派人到小镇客客气气地知会一声，竟然没要他回乡接受当时无可规避的批斗。这也该跟他散淡到没有（政治）“立场”有关。依稀记得，当时在国民党军政服职的几个年轻人慕名登门，他与之有过几度随意的谈诗论文；也依稀记得，家里几次隐匿过一位当新四军的族兄（我喊他“荣宝哥”）；眼见院子里一位新四军干部（我喊他“伯峻先生”）的老母亲备受欺压，便屡屡给予生活上的照应、接济。这些跟“政治倾向”无关，更没有迹象可表明是“同情革命”。他并非是个自觉地、高远地寄梦的人，坚守的大体只是一种世俗意义上的善良。父亲一度日有诗作，如果积存起来，不会下于千余首，未能保留并背不出完整的一首，作为后辈，至今不能不以无知、失职自谴。模糊的记忆中，多数诗作大体贯穿着自然的崇尚、自在的述怀以及自由的向往。只是抗日烽火燃起，到了民族存亡之秋，素常散淡的父亲展示出了其激情的一面:幼时难解的一些律诗无法追寻了，此间连连写下多篇长调，断章残句还记得一点，比如，由“甲午一战海师空/我军势弱彼逞雄”领起，铺排开历史的回望；以“倭奴侵匮我东土/台上美人犹跳舞/下一令曰不抵抗/中原从此失门户”开篇，谴责消极抗日；用“半壁高悬太阳旗/义军一见泪如雨”描状十九路军的痛心疾首，讴歌其“二万雄师御外侮”，慨叹其“独力无援终何补”。他的另一句口头禅“百无一用是书生”，也在此间高频率地出现，他是内疚于难尽效命报国的“匹夫之责”吗？他是在慨叹“吾老矣”的力不从心吗？父亲早年十分乐意接受一位诗友对自己的比称:“贻清先生是燕子，不入愁门。”据说燕子在梁上筑巢是会选择环境的，那标准便是安谧、平静的和谐之家。人们可能未曾去想，不入愁门的燕儿自身原是辛苦劳顿的，须得年年衔泥衔草地做窝、时时飞进飞出地觅食，并无闲适、潇洒可言。人间事亦仿佛如此，不愿“以心为形役”原是须得有前提、有条件的。经济条件并谋生能力的失落，子辈幼小的赡养无着，注定了暮年的“老燕”不能不陷入“愁门”。靠母亲去故里勉力耕织，当然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生计。小时候经常遇到的那种情境至今记得:说不定何时一觉醒来，每每听到父母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谈话，大体是对“坐吃山空”的焦虑和前景黯淡的忧心。焦虑和忧心往往会导致父母的谈心转为让我不安的拌嘴斗气，我知道，这莫名的宣泄饱含了无依的悬悬、无尽的惶惶以及无奈的戚戚。样板戏风行那阵，我特别容易动情于“小铁梅”的“提篮小卖拾煤渣”，就是彼刻不能不联想到当年自家情景而深深自责，以为自己纵然不能“早当家”，也不该从没思量为分担家庭重负而毅然辍学。内心自然也明白，果如此，恐怕又无异给父亲造出一道心灵的创痛。就像那一年，初中毕业后我选择中专而未被录取，心安理得地当了小学代课教师。每给家里奉上微薄的工资，父亲初始不无欢喜，继而露出不安，后来有一次，竟久久沉默至于潸然泪下而不能自禁。代课只代了八个月，是父亲坚执要我回家复习，他心心念念于儿子的再度投考。在历经过科考中式又接受过书院熏染的父亲，把后代立身有本的期望寄托于学业有成十分自然；异于通常的是，为了供我读书，年逾古稀的他节衣缩食到苛酷的地步。记得有阵子，三日两头思量的就是家里可卖的东西，从玩物到家具，从衣饰到器皿，*后，连他视同生命的几箱古籍也变卖一空。直到自己就业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日里，我在两种时刻特别容易牵动思情而黯然神伤。一是偶尔端起酒杯，不经意就想到已故父亲早年曾是位宏量的饮者，家境的拮据使他不得不戒了酒。我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那天，见到父亲喜形于色的样子，母亲破例让姐姐打来一毛钱酒，当然就是为他助兴的意思。不想吃饭前，碗底的那点酒被我误当做水，给倒了。虽然母亲不顾父亲的劝阻，再次掏了一毛钱，可父亲饮用间，那显然掺和了为破费而歉疚的微笑，久久地郁积为我心头的一份隐痛。二是当自己写作间点燃一支香烟，常会想起，为同样的原因，父亲不得不戒了烟。逢上写诗时，偶或想来一支助其构思，就会不无犹豫地掏出三分钱，让我帮他买上五根。这五根烟会应付上几十天，因为他几乎从不舍得一下子把一根吸完。好多年间，及于烟酒，每视为奢侈且每生莫名的罪感；而如今，倒上一杯、点上一支，已很为坦然。可见前贤说时间是“忘却的救主”，是须得我们深长品味的。我在各级学校当然都在贫困生之列，可父亲从未想过让我申请减免学费、领取助学金。记得读初中一年级时，班主任周老师中秋节前来家访，适逢我们“举家食粥”，唏嘘不已的老师第二天一早便送来两条大鱼，临走前又主动启示助学金的事。父亲感谢着也尴尬着，终究还是不让我提起申请。多少年后忖度过:是“家庭成分”不好奉行“自觉”？是不愿接受“救济”已然自律成性？抑或还有些“君子固穷”一类的原则不愿违拗、有些“文人清高”一类的脾性难以弃置？虽然理不很清，私下却分明做出了一己的领悟且化入了个人的临世态度。譬若至于今日，自问一直注意“克己”“忍苦”，一直注重“自守”“自立”，应该跟“家风”的秉承、跟父亲潜移默化的濡染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