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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买书记历：三十九位爱书人的集体回忆》陈晓维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现代文学研究专家，著有《发现的愉悦》《看张及其他》等，编有《知堂集外文》等。
许定铭，香港作家、藏书家，著有《醉书随笔》等。
谢其章，作家、藏书家，著有《创刊号风景》《搜书记》《书蠹艳异录》等。
止庵，学者、作家，《周作人自编集》校订者，《张爱玲全集》编者，著有《周作人传》《茶店说书》《惜别》等。
傅月庵，台湾作家、出版人，台北茉莉二手书店执行总监，著有《生涯一蠹鱼》《书人行脚》等。
赵国忠，藏书家，著有《聚书脞谈录》《春明读书记》等。
臧伟强，收藏家。
艾俊川，媒体人，古典文献学者，著有《文中象外》等。
胡文辉，学者、媒体人，著有《陈寅恪诗笺释》《现代学林点将录》《拟管锥编》等。
史航，著名编剧，中央戏剧学院教师。
高山杉，学者，就职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著有《佛书料简》等。
陈晓维，本书编者，著有《好书之徒》、《书贩列传》（将出）等。
林冠中，香港藏书家。
胡同，布衣书局老板。
陈逸华，台湾九歌出版社资深编辑。
……一部有趣有料的书话集，作者中既有闻名海内的藏书大佬，也有深藏不露的民间高人，既有学者、编剧、媒体人，也有旧书店老板、公务员、自由职业者……39位爱书人围绕私人买书史此一主题展开“各自表述”，涉及线装、新文学、签名本、近代诗词、非正式出版物等各项专藏，从琉璃厂、潘家园、上海文庙，到海外淘书、旧书网站、拍卖场，既是相互独立的私人买书小史，又不经意间相互呼应、穿插，构成1978年以降两代爱书人的“集体回忆”，全景展现三十年来国人搜求古旧书之面貌。
★近年少见的有趣有料的重头书话著作，由两岸三地39位爱书人精心撰述，多数文章未曾发表，系**次与读者见面。
★不仅内容引人入胜，兼具趣味性与史料价值，而且装帧精良，并附16幅精美彩插，特具收藏价值。序
陈子善
读这么多爱书人的买书回忆，我的感受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津津有味，倍感亲切。津津有味，是因为他们记述的买书经历虽然有长有短，各各不同，但中文外文，古籍今籍，娓娓道来，均精彩纷呈，引人入胜；倍感亲切，是因为他们之中竟有十九位，也就是正好二分之一，是我认识或者熟识的，新老书友蒐集珍藏了那么多有趣有意思的书，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也算是出入新旧书店和徜徉新旧书摊多年的人了，也有过在上海或北京天蒙蒙亮就赶早市淘旧书的记录，足迹还远至东京、大阪、柏林、汉堡、伦敦、剑桥、波士顿、洛杉矶和新加坡，在那些名城买过旧书或新书，自以为经历不可谓不丰富，收获也多多少少有一些，只是近年来因不上网而坐失购书良机无数，与书中各位爱书人相比，真是自愧不如，羡慕不已。因此，当编者不弃，要我为本书写几句话时，我踌躇再三，不知写些什么好。
思来想去，也来写一写我的沈从文书缘吧，虽然远比不上晓维兄的《寻沈记》丰富和生动。
记得是1980或1981年的事。我只要不上课，往往上午泡图书馆，下午逛旧书店。当时上海旧书店只有“上海书店”一家，那天我踏进福州路上海书店内部书刊门市部，倪墨炎先生已先我而至。倪先生以收藏新文学书刊著名，也很会写文章，我们早已是熟人，常在旧书店中见面。自然，我只是大学青年助教，他的“级别”远比我高。内部书刊门市部有两个陈列室，他都可自由进出，我却只能进外面的一个，而“好书”往往都在我进不去的里面那个陈列室，我为此一直引为恨事，但也无可奈何。
那天他从拎包中取出一书对营业员说:“买重了，换一本。”营业员认识这位常客，一口应允。我在旁偷眼一看，原来是沈从文的《边城》单行本，机不可失，当即说:“老倪不要了，我买吧。”营业员倒也爽快:“可以！”于是我购得了《边城》1934年10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本，四十八开平装，付泉零点六元整。
出得店门，走在熙熙攘攘的福州路上，心情大好，边走边翻书，竟还有更大的惊喜。我发现此书前环衬左下有如下毛笔字:
家延兄存从文廿三年十月卅日
沈从文三十年代的签名本啊，且是此书出版当月送出的，实在难得，我几乎欣喜若狂，真是一个美好无比的黄昏！
这是我获得的第二本现代著名作家签名本，第一本是巴金的《忆》。后来遇到倪先生，闲聊之余，我忍不住问:“你不知道这本《边城》是签名本？”他答曰:“我怎么不知道？但我不专收签名本，我已有一本《边城》初版本了，书品全新，正好让你捡了便宜。”其实，这本《边城》签名本也有八成新。于是我俩相视一笑而别。
《边城》签名本上款所题的“家延兄”是谁？似非文学圈中人，一时难以查考，只得冒昧写信向沈从文先生请教。张兆和先生在1983年7月23日复信云:“家延是我中学的一个同学（女），姓潘，苏州人，已故。”原来是作者送给夫人的“闺蜜”的。后来我据此写过一篇小文《〈边城〉初版签名本》，这也是我写的第一篇考证作家签名本的文章。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出于好奇，把《边城》初版本与天津《国闻周报》1934年1月至4月第十一卷第一、二、四、十至十六期最初发表的《边城》连载本略作对比，发现两个版本之间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初版本已作了修改，后来又读到姜德明先生介绍《边城》作者校注本（1935年4月再版本）的《写在〈边城〉的书边上》，进一步意识到一部现代文学名著，往往存在多种不同的版本，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因此，当四川龚明德兄起意编“现代文学名著汇校本”丛书时，我自告奋勇，报名汇校《边城》。没想到龚兄出师不利，第一本《〈围城〉汇校本》就出了“问题”，整个计划也不得不付之东流。多年之后，金宏宇兄等终于出版了《〈边城〉汇校本》（可惜他没能利用姜藏作者校注本），我乐观其成。
此后我虽不刻意但也一直留意搜罗沈从文1949年前的作品，但所得甚微。《记丁玲》正续集、《湘西》《废邮存底》《长河》等初版、再版或更晚的版本倒是先后入手了，但也仅此而已，他早期（二十年代）的作品集，几乎一无所获，未免沮丧。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在北京中国书店，从一堆杂书中翻出两本沈从文读过的书，才算为自己的沈从文书缘增添了新的别致的一章。
一本是《化外人》，欧美短篇小说集，傅东华选译，列为“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之一，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初版，为四十八开精装本。但我购得的这册已是残本，硬布封面封底均已失去，而代之以牛皮纸补装。这本小书本来不是什么珍稀版本，何况还是残本，我之所以如获至宝，是因为书的前环衬和正文第一页右侧各有一行毛笔小字，分别为“从文三十六年十一月北平”、“从文三十六年十一月”。
沈从文的字自有鲜明特色，我早已熟悉。因此，我判断这是沈从文的旧藏，当即购下，付泉二十六元整。
另一本是《思想的方法》，GrahamWallas著，胡贻穀译，列为“汉译世界名著”之一，1936年10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小三十二开平装本，封面封底也已失去，仍代之以牛皮纸补装。但此书作者序文第一页右侧也有一行毛笔小字:“从文读书三十七年五月北平”，此书虽然也是残本，因也为沈从文旧藏，故一并购下，付泉五十元整。
从题字推测，沈从文阅读《化外人》和《思想的方法》两书时间当在1947、1948年间。“山雨欲来风满楼”，郭沫若已在1948年3月发表的“名文”《斥反动文艺》中直接点了沈从文的名，而此时的沈从文除了继续编刊撰文，还在读外国小说，读“思想的方法”……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思想的方法》一书中，不少段落有铅笔圈点或打钩，应均出自沈从文之手。
众多中国现代作家中，只有鲁迅的藏书（特别是后期藏书）保存得最好，早在1959年9月，北京鲁迅博物馆就编印了《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以至有论者可以据此写出《鲁迅藏书研究》《鲁迅读过的书》这样的著作。沈从文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他从一个“乡下人”成长为国际闻名的大作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读过哪些书，受到哪些影响，由于他的藏书早已星散，这方面的研究确实难度不小。因此，这两本我在无意中偶得的沈从文1947、1948年间读过的书或可对此稍稍弥补一二。
除了《边城》初版签名本和1949年以前出版的沈从文其他作品，除了沈从文读过的两本书，我的沈从文书缘还应包括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他的作品。沈从文1980年5月初迁居北京前门东大街中国社科院宿舍。两年后的8月，我在这里首次拜访他老人家，得到他的热情接待。我带去了新印的《从文自传》增补本（1981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请他签名，他欣然用毛笔在扉页上写下:
子善同志沈从文八二年八月
1985年8月，我最后一次拜访他，又带去《沈从文文集》精装本第一卷（1982年1月香港三联书店版）请他签名。他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只能勉力在扉页上用水笔写下“沈从文八五年八月”八个字。两年以后，他老人家谢世，与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从此以后，这两册沈从文为我而签的签名本，也为我所宝藏。
然而，我的沈从文书缘并未到此结束。十四年前，收藏家潘兄出版《百年文人墨迹:亦孚藏品》时，由我转请董桥先生为之写了序。他高兴之余，执意送我一幅沈从文的字，并再三说明，沈从文的字他已收藏多幅，这枚最小的送我略表心意，千万不要过意不去。我却之不恭，只能愧领。这也是我未曾想到的，沈从文书缘之后，又有了沈从文书法缘，也算应了“爱屋及乌”这句古话。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毛笔字漂亮的作家不乏其人，但能称得上书法家的并不多，沈从文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我得到的这幅字书于北京“荣宝斋监制”的白石老人瓜果小笺上，是一幅行书，全文如下:
圆丘有奇草，钟山出灵液。王孙列八珍，安期炼五石。长揖当途人，来去山中客。
黄裳先生雅命
沈从文卅六年仲夏北平
落款钤有两编后记陈晓维茨威格小说《看不见的珍藏》讲的是一个年迈目盲收藏家的故事。在结尾处作者这样写道:“楼上的窗口里露出一张白发老人的高高兴兴的笑脸，凌驾于大街上愁眉苦脸、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的人群之上，由一片善意幻觉的白云托着，远远地脱离了我们这个严酷的现实世界。我不觉又想起了那句含有深意的老话——我记得好像是歌德说的——‘收藏家是幸福的人！’”收藏家是幸福的。当我们摊开前辈藏家郑振铎、阿英、黄裳们的淘书地图，加入他们的冒险之旅时，总是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在他们幸福的风暴中心有着无法预知，因而充满魅力的文献珍宝，有浸透历代贤哲智慧结晶的陈旧纸张，还有一只看不见的带我们挣脱强大世俗引力的求真之手。然而物换星移，藏书的故事终究还是要写下新的章节。多年以来，淘书生活，淘书的人一直都在随着那令旗一挥，走马换将。今天再拿起这些步入藏书名人堂的风趣人物的访书记来读，兴味自是依旧盎然，但已不免使我们生出隔世之感。如果回溯一下，我们会发现，近三十年来的淘书方式与他们那个时代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在八十年代，中国的旧书市场基本还是由国营的古旧书店垄断资源，一统天下。想看旧书所必须提供的盖着大红印章的机关介绍信、带有等级制度色彩的机关首长接待室，都使普通的爱好者只能徒呼奈何，望书兴叹。到了九十年代，北京中国书店开始市场化运作，各地也陆续出现了跳蚤市场、旧书摊、古玩市场，再加上拍卖行业的兴起，旧书的来源变得多元化，普通人也逐渐可以参与其中了。进入新世纪，特别是非典以后，孔夫子旧书网踏浪而来，它毫不留情地颠覆了旧有格局，把全国各地海量的旧书资源整合在一个平台上，大有横扫千军的独大气势。很多原来觉得难找的书在网站上一搜即得，方便极了。同时海外的ebay、abebooks等购书网站上也出现了一批来自中国的淘书人，借助这些网站他们把触角轻松地伸向世界各地。海外的中文旧书资源在短期内便掀起一股汹涌的回流潮。有些令人遗憾的是，无论网上购书，还是拍卖会的蓬勃发展，都使买书人和卖书人失去了直接见面的机会，旧书买卖进入了“零接触”时代。黄裳笔下的眼光好、有魄力的修文堂主人孙实君，爱赌咒发誓、言辞永远虚虚实实的传薪书店老板徐绍樵那样的好故事，以后不容易听到了。可以想象，未来的爱书人再讲起淘书故事，冷摊负手对残书的悠然情调没有了，利用信息不对称捡漏的狂喜减少了，察言观色、欲擒故纵的戏剧性场面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安坐电脑前的站桩式搜书。神奇的“网搜学”将成为每个淘书人的必修课。未来的淘书是实实在在的“信息技术产业”，是毫不含糊的针尖对麦芒的财力比拼。并且，老一辈藏书家笔下动辄提及的宋刻元椠、精彩的明代版画，除了在拍卖会上偶尔灵光一现，也已是杳如黄鹤，渐行渐远了。如今常见的藏书主题是清三代精写刻、民国红蓝印、新文学，甚至红色文献、老画册、签名本。藏品价格的节节攀升和中产阶级收藏队伍的不断壮大，使得藏书的子门类被不断地拓宽。每个人都只能固守在一个极窄的领域里苦心经营。如果郑振铎老先生今天有机会到琉璃厂、潘家园走一趟，他一定会叹口气，摇摇头说:“再也不来了，白浪费时间。”收藏的内容改变了，但是藏书给人带来的乐趣是始终如一的。因为书除了文献价值、经济价值以外，更重要的是它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主观价值。这主观价值的判断来自记忆，也来自对于未知世界的莫名渴望。这才是人和书之间最紧密的联系纽带。正因为如此，淘书的故事才会这样代代延续，永不枯竭。在本书中，谢其章、柯卫东、赵国忠、胡桂林等几位算是前辈了，他们从中国书店的“三门”时代起就开始淘书。十年前我第一次去逛潘家园，就见到谢、柯、赵三剑客结伴而行，一人背一个双肩背书包（以便腾出两手来翻检）。逛完摊就凑在一起互晒战利品，海阔天空地神侃一气，然后再连续作战，一道去中国书店碰碰好运气。那时有我熟悉的书友在一旁为我指点:“那个最能说的，老谢，谢其章。帅帅的那个，是老柯，他会修洋装书。”他们几位的收藏重心是民国书，跟我重合，所以开始的时候大家也在孔夫子网上争过书。2004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跟谢其章打交道。饭桌上他说:“跟你在孔夫子上争沈从文《记丁玲》的就是我，我让别人代我出的价。”他还告诉我，不久前网上那本好品相的张爱玲《流言》，也是被他买去了。多年后我又看见他在微博上显摆这本漂亮的《流言》初版本，说书后的版权章是张爱玲亲手一枚一枚盖上去的,所以这书六十八年前曾经过张爱玲之右手云云，我就又想起来当年我们在新开路胡同东口那家质次价不高的边城餐厅吃过的第一顿饭。有一次我在潘家园逛完摊，去布衣书局开在二楼的店面里闲坐。当时那里像个地下交通站，各色淘书人等进进出出，歇歇脚，或是会会友。我刚坐下，赵国忠进来了。头一天他答应把自藏带护封的查显琳诗集《上元月》带来给我看。我的那本没护封，好几百买的，他的品相好得多，却只用掉五十元。我赶紧用扫描仪扫了，留作资料。过一会，柯卫东也来了，他说这书他也有，十年前天津古籍书店买的，二十五元。正说得高兴，台湾的吴兴文推门而入。他长驻北京，对此间的旧书市场了如指掌。他扫了一眼《上元月》便说:“这书还有平装本。九十年代初我在天津古籍书店看见的，书架上一大排。平装精装都有，精装的都带护封。我和秦贤次一起去的。他平装精装各买了一本。十块钱。”后来吴兴文还慷慨地把他收藏的平装本《上元月》送给了我。这几位老书虫，追忆起似水年华来，就是这样“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韩智冬出道也早。他家大宅离潘家园只有一箭之地，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当年逛摊，他是不计得失，风雨无阻。他曾有九字真言“许它没有，不许你不去”。多少好书之徒持此大明咒念诵修行，终成正果。他们这拨人都赶上了好时候，是捡过大漏的。赵龙江写的《拾到的知堂遗物》，说的就是他在中国书店书市，一块钱买到有鲁迅父亲伯宜公题写书名、周作人撰跋语的小书《异书四种》。这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但馅饼只会往那些终日在旧书世界里恋恋风尘的脑袋上砸。赵龙江在标题里用了一个轻描淡写的“拾”字，缘来缘去缘如水，真是恰如其分。我曾听很多人描述过当年书市的盛况。开市之前如何像春运买火车票一样拥塞在中国书店门口，开闸以后又如何人喊马嘶，如潮水般争先冲向一捆捆线装书。亲历者都说，王洪刚跑得最快，买得最多。王洪刚和艾俊川是对我帮助很大的两位师长。他们都精通版本，聪明绝顶，口才也好。听他们谈书如闻老吏断狱，片言解纷。台湾作家高阳说自己是“野翰林”，如果旧书圈里也有野翰林，也有道在化外的少林扫地僧，那一定非他们两位莫属。他们买书，常能从中发现旁人估量不到的价值，因此可以人弃我取，披沙拣金。像王洪刚文中所说的配齐方以智《药地炮庄》和明版《四书金丹》，艾俊川能够从海外买到插增甲本《水浒传》残叶，除了机缘，更要有着扎实的版本学、古代文献知识作后盾。艾俊川才高，他的人却是如《论语》所言“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那些《水浒传》残叶，他曾当面给我看过。当时我说，这书即便送到手中，我都不知道它好在哪里。这就是所谓的货卖识家吧。好书遇到伯乐，看似是人的幸运，实则也是书的幸运。近年来线装书价格高涨以后，一般的工薪阶层已经很难涉足其中了。于是一些新的藏书专题被发掘出来，像龚晏邦的藏书票、菜单、杂项收藏，马征的十七年文学收藏，叶寻的地下出版物收藏，都是很有特色的。从龚晏邦活泼欢快的文字里，你能感受到，经济上的小投入，一样可以带来乐趣上的大产出。而叶寻的收藏活动，既是兴趣使然，其实也是在给自己的现实关怀寻找一个可以落脚的投射点。旧书跟大多数行业一样，重心在北、上、广三个地区。上海的励俊、散木，广东的胡文辉，北京的高山杉都是令我敬佩的藏家。他们是典型的学者型藏家，重视书的实用价值、学术价值，若仅仅为了深锁..则不为也。他们在故纸堆里爬梳剔抉、抽丝剥茧，发人所未发，都做出了相当精彩的学术文章。这样说来，住在湖州的顾诤就显得很特别。湖州的旧书资源极少，顾诤本人又晕车，难以外出旅行，买书基本上只能通过网购。我去他家参观过他的古籍收藏，一件一件搬出来，他都如数家珍，把版刻特点、版本流变讲得头头是道，钟爱之情溢于言表。顾诤是本书里最年轻的作者之一，但他的访书记无论是格调还是关注的对象，倒是与黄裳那一代藏书家最为接近。哈尔滨的臧伟强则是一个书痴。他买书有豪气，为了心仪的珍本书不惜壮士断腕，千金买马骨。“先举下来再说，钱可以慢慢想办法。”有时候他在拍卖会上的“非理性行为”，常常使我们担心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疯了。未见有人“好德如好色”，但他是“好书甚于好色”。为了研究一部书的版本，他可以大年夜把自己关在堆满藏品的办公室里，饿了泡碗方便面，困了就往沙发里一倒。我在他文章里读到“展对知堂遗墨，笔者不时称绝，情难自抑，几近大喊出口，数度为身旁的韩斗及白文俊兄以手势制止”时，他那令人啼笑皆非的痴态就瞬时间跃然如在目前。说到痴态，我不由得想到另一个东北人——史航。周作人说废名样貌奇古，史航看上去亦好像一个白袜云履、形迹可疑的炼丹术士，口中念念有词，从嘉靖万历年间的雾霭中穿越而来，难怪他在电影《神探亨特张》里能把个江湖骗子演绎得如此传神。他和止庵一样，其实不能算是藏家，他们是只读不藏的。记得有一次去史航家里，他置身猫群和书堆之中，放言自己喜欢的书，总爱买了复本送人。因为他欣赏痴人贾宝玉，别人都是爱标榜人无我有，而贾宝玉是会为自己有玉他人没有而生气的。他又说自己喜欢的作家的著作，便会留一两种放着，舍不得读。因为怕全都读完了，剩下的几十年人生不知该如何去度过。有买书的，就得有卖书的。买书辛苦，卖书更是不易。我走上藏书道路要算起来是从买胡同的书开始，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书友。我们还曾经朝夕相处，共同经营了两年多的布衣书局。十几年来他一直把做好布衣书局作为人生理想。即使旧书店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店面不得不从二坏内搬到三环边上，再转移到四环外，他还是一直在勉力坚持。他曾幻想把书店开成四五十年代上海三马路上的来青阁，如同一座文艺沙龙，买书人没事就来坐坐，喝上一杯闲茶，海阔天空地聊聊书林掌故。但现实生活哪有这样轻松惬意，他的《六十吨》写的就是一次艰苦的收购活动。正是很多次这样耗尽心力的奔忙，造就了今天在书圈里有口皆碑的布衣书局。买书的，卖书的。卖书的，买书的。从清人徐子晋的《前尘梦影录》到今天，藏书的故事讲过了一代又一代。谈的是书，书后面到底还是人。旧书如镜，映照你我。而世事如棋，又总使得身在其中的凡人感到此身如寄。那么，约编这样的一本搜书文集，既是向未来抛出的一只盛满现世光华的漂流瓶，同时，也是如谢其章先生所说，“向旧时光投去最后的一瞥以示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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