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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则臣，作家，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著有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夜火车》《午夜之门》、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人间烟火》《居延》、随笔集《把大师挂在嘴上》《到世界去》等多部。曾获得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成德、韩、英、荷、日、意、俄、法、蒙等语。
《别用假嗓子说话》是青年作家徐则臣的*散文自选集，共分3辑，既有对亲情乡情的描写，又有“在路上”渐行渐远的思考，以及对当下写作、读书的体悟。徐则臣的散文创作一直与小说并行，他在书中说:“有些情小说抒不好，有些理小说讲不清，有些话小说就是说不明白，但我又必须把它说出来——我就是一个用汉字来表达自我的人，不说话会憋死。所以，我坚持以小说家的身份顽固地写散文随笔。……写下它们让我心安。”
★70后*火作家徐则臣**散文自选集★由4次获得“中国*美的书”称号的设计师制作，32开精装，典雅精巧，世界大师的绘画做封面图。★小说家的散文——*不虚妄的文字*不做作的性情*不雕琢的思想*不掩饰的本色★“小说家的散文”丛书，打开另一扇窗，呈现小说家的本色。★在散文里，小说家是藏不住的。他们把自己和盘托出，与*真实的灵魂照面。
别用假嗓子说话
照有识之士的说法，风水轮流转，尴尬的70后终于在奔四的时候，被批评界认可为亚热门话题。当然，这些年来70后也从来没有被彻底遗忘过，一直靠边列席在关于50后、60后和80后的评说里:说到50后、60后，70后是一帮不长进的小东西，稀松平淡，没法跟前辈比；提到80后，70后成了没出息的哥哥姐姐，鸦雀无声，没一个能挺身冲进市场，争到一块蛋糕。跟50后、60后比质量，跟80后比销量，两套标准，这个判断固执地遵循一个奇怪的逻辑；懂文学的这么说，不懂文学的也这么说，鄙视70后成了最保险的文学结论之一，反正里外不讨喜。在我看来，做这样的反面典型挺好，我把稀松平淡视为深挖洞广积粮，把鸦雀无声理解为低调和淡定，我更喜欢看见一群正在劳作的沉默的脊梁。劳动者最光荣。的确，现在撅着屁股吃力不讨好地写中短篇的，绝大多数都是70后。身为编辑，有时候我会突发奇想，要是这群人集体抽风急功近利，中短篇小说罢写了，那么多文学杂志辽阔的版面该如何填满呢？这么一想，70后在当下文坛似乎也挺重要。不管是盼望着还是无望着，东风的确是来了，春天的脚步的确是近了，在盯50后、60后盯得审美疲劳之后，在看多了80后发现大家都长得差不多之后，70后的屁股被慢慢地挪到审判台的中间，可以开始了:坐好了，说你呢。
70后作家写得如何，我说了不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绝不相信延续在50后、60后身上蓬勃的文学才华，会在十年或者二十年后的一代人身上突然集体萎缩掉。也许70后已经做得很好，也许70后的路还很长，这要留待时间去定夺。摆在眼前的是，70后整体上宏大叙事野心的欠缺，在当下史诗成癖的文学语境里，是大大减了分的。我听到很多前辈为此忧心忡忡，语重心长地提醒:砖头，砖头。70后似乎迫切地需要“砖头”，拿不出来，只能和过去一样继续挨板砖，但这个谁也没法替他们急。
现在要做的是“就事论事”:70后是否成立，如何成立。
其实在使用“70后”这个词时，已经证明了这个概念的某种合理性。是“某种”——这只是权宜之计，因为它有巨大的不科学性。怎么能用一个狭隘的时间概念来涵盖和阐释作家与文学？文学是久远的事业，其通约的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我们才能在今天依然满怀激情地谈论唐诗三百、《荷马史诗》与《圣经》，依然可以夜以继日地欣赏曹雪芹、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非常对，千百年之后，没有人傻到会以十年甚或百年为单位，对作家与文学进行代际划分。但是，如果我们不急于观古今于须臾，不那么阔绰地看待文学史，而是将目光落实，尽力返回每一个作家和作品的诞生与成长现场，也许会别有洞天。历史往往如此，在一个波诡云谲的非常时代，它的历史容量将远高于平常；在每一个历史的节骨眼上，一天可以当成一年乃至半辈子来过。不存在均码的历史，也不存在等值的历史，否则，我们现在根本没机会看见时间和人类的起伏，上下五千年也将会是另外一个景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视和重视个别时间段的差异，给予某些代际划分足够的合理性，也许对理解历史和我们自身的处境更具建设意义。对70后也如此，设身处地地将这一群体放进“代际”中来打量，同样会有别的一番发现。
我知道，大家已经习惯于使用70后概念的同时腹诽，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把这代作家从当代文学的序列里单拎出来，因为70后文学的特质并不明显，也因为大家断定这一代的文学特质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明显。我不这么看，虽然就目前来看，的确不是很明显。
也许我们应该承认，时代在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这群人身上，留下了足以区分前后两代人的印记。如果60后作家的确能够被确认为“晚生”和“迟到”的一代，那70后作家更是迟至晚矣。1970年出生的作家，“文革”结束时也才六岁，刚刚开始有所记忆，而1976年以后出生的作家，根本连“文革”的边儿都没沾上，而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思潮”他们又没能赶上，平白错过了两个重大的历史和文学事件。和60后相比，70后一直被认为是没有“故事”和“历史”的一代。50后参与了建造也见证了毁灭；60后看见的只是废墟和阴影，但他们起码还有活生生的废墟和阴影可看，还有一个可以策动精神反叛的80年代，所以他们与生俱来就有颠覆和反叛的目标和冲动；70后什么都没见着，只能远远地想象，感不能同于身受，他们血液中缺少这样的基因。而80后，成长于改革开放的环境里，从小接受麦当劳、变形金刚和西方价值观的耳提面命，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里天然地有了全球化和地球村的影子，他们放松、从容、自我的世界与整个世界几乎可以画上等号，所以他们对这个时代和生活没有疑问，他们肆无忌惮，出入自由，他们可以真诚坦率地认同名利和商业时代。这也是他们比上几代作家更擅长与市场打交道的原因。与80后比，70后拘谨，忧郁，心事重重瞻前顾后，没法像他们那样放旷洒脱、坚决不“信”，放弃对主流价值观的追求，又不愿放弃对60后的“故事”和“历史”的遥望。他们希望自己也能“不信”，也能“怀疑”，也能“颠覆”和“解构”；而这“不信”和“怀疑”在60后那里恰恰意味着另一种“信”，“颠覆”和“解构”在60后那里也意味着另一种意义上的“建构”。也就是说，70后在骨子里还是希望像60后那样有所“本”，有所信仰，有所坚持和依傍，而这恰恰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缺失。所以，70后的焦虑在于，既不能像80后那样无所焦虑，又不能像60后那样深度焦虑；70后的焦虑在于他们的焦虑太过肤浅。这是一群犹疑和徘徊的人，这是一群两头不靠的人。他们生长在一个历史的节骨眼上。
这是一代人的胎记，抹不掉。它规定了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时，目光必然与60后和80后不同，这个世界在他们眼中映鉴出的必然也是与60后和80后不同的图景——代际意味的不仅仅是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时间差，而是一辈子的看待世界的差异。上世纪70年代对70后来说，是一个无可替代也无法更改的十年，是宿命也是根源和出发地，更是独一无二的资源。如果一切皆可以入文学，如果一切皆有可能成就出好文学，那么，才华和勤奋之外，关键在于能否看清楚自己，能否坚守住自己，能否忠直有效地表达自己。
70后的要务也许正在于守住这个“不科学”的代际划分，70后就是70后，说70后看见的、听见的、想到的、焦虑的、希望的，别冒充别人，别用假嗓子说话。说自己想说的、能说的、应该说的、不得不说的，充分地、有效地说出来，提供一个人和一代人对世界的独特看法。这是70后的价值所在，也是文学的应有之义。
但在忠直有效的自我表达这一点上，毋庸讳言，我们做得并不好。这一代作家中有众多保有才华者，正沉迷于一些所谓的“通约”的、“少长咸宜”的文学款式，在从事一种跟自己无关、跟这一代人无关，甚至跟当下的这个世界无关的写作。这样的写作里没有“我”，没有“我”的切肤的情感、思想和艺术的参与。此类拼贴和组装他人经验、思想和艺术的作品，的确可以更有效地获取献花与掌声，但却与文学的真义、与一个人眼中的时代南辕北辙。我把这样的作品称为完美的赝品（如果足以完美的话），我把这样的写作称为假声写作。这种虚伪和无效的写作，长久以来，大概也是导致70后“面目模糊”，被集体无意识般地“列席”于各类评说的重要原因。
道路阻且长，谁也无法避免被与“某0后”打包混为一谈，但70后也许应该有自我提醒的自觉:你就是你，没事少往别人的队伍里混。没自己的声音可以慢慢找，别老用假嗓子说话，否则，要你干什么？这不是另立山头。自我区分不仅是自我确立的前提，也是历史本身使然。
我之所从来
2011年4月24日，在山东某地出差，因离家近，朋友顺道送我回了趟老家。家里正在翻盖房子，两层半的小楼已经完成了两层，钢筋水泥混凝土和红砖，脚手架，混乱得如同一场战争。因为楼顶刚浇注水泥，要多晾几天，工人们暂时都散了，父亲带我爬上空荡荡的毛坯房的二楼。房子算不上高，但视野开阔，半个村庄都在眼里，陡生了身轻如燕和豪迈之感。这两个感觉实在不搭界，但我踩着楼顶尚未抹平的水泥板，转着圈子把邻居们的院子看了一遍，生出的就是这感觉:想飞；钢筋水泥混凝土的楼顶很结实，有登高望远的豪迈。
这感觉从老屋里来。老屋在旁边，低矮的平房，红砖白瓦，为了给新房子腾地方，拆了一半，看上去悲伤破败，像一只折了翅膀的老母鸡。多少年来一家人就生活在老屋里，当然，那时候还不觉得它老，也不叫它老屋，我们在瓦房里出出进进，不认为它狭矮陈陋，我们过得喜气洋洋。那时候我小，对世界充满最朴素的好奇，坐在院子里仰脸望天，整个村庄的人声和狗吠都拥到一个院子里。我想站到高处，看一看别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看一看到了夏天的傍晚，他们是如何在院子里摆出一张桌子吃饭。但是院落低矮，除了爬到树顶，我只能坐井观天。我爬过很多树，可是村子里的树能有多高，到处又都是树，目光越过别人家的山墙就被枝叶挡住了，能见度太差。挂在树梢上整个人颤颤巍巍，感觉很不好，所以羡慕鸟，能飞上天，在某一个瞬间静止，一动不动。我想像一只鸟飞抵村庄上空，十万人家尽收眼底。后来看到电影和电视，知道了弄出浩大镜头的叫航拍，那时候我就希望像鸟一样航看我的村庄。因为我住在老屋里，在一个几千人的村庄，我们低矮，贴着地面生活，如同一枚棋子，被摁在了低海拔的角落里。当然，所有人都在自己低海拔的角落里。
只是我想看清楚，大家是如何生活在自己的角落里。所以我想飞。我喜欢想象一只鸟飞抵村庄上空，我更喜欢想象一个人一步一步走到高处，足够高，直到他把这个世界看清楚。所以我想登高望远。这些念头没有微言大义，也无寓意更非寓言，就是一个贫乏的孩子对世界最微小的好奇心。
此后的很多年，我离家念书、工作，寒暑两季放假回家或是小住，不是钻进书本里不出来，就是火烧屁股一般转个身就走。也是待在老屋里，但全然没有了少年时的天真，自以为知道外面的世界也无非如此，也不再会对邻居家的院子和饭桌感兴趣。就算坐飞机经过村庄上空，我也不过是从舷窗往下看看，在千篇一律的村镇中挑一个可能是我故乡的位置，哦，那是我家——我家离机场只有十多公里，小时候每见到飞机经过头顶都要大喊:飞机，停下。那只鸟从虚构中飞走了，回到家我几乎再想不起要登高望远。
但是现在，站在二楼粗糙的房坯上，我突然想起了那只鸟，想起了童年时我一个人的关键词:登高望远。现在，房子的确长高了；现在，房子长到二层，还要再长高半层。以我小时候的想象力，也许我曾经设想过有一天房子会做梦般地长高，但我肯定不会想到，真正站在长高了的房子上看村庄，究竟是什么感觉。
母亲一直不愿意盖新房子，老屋住着就很好，冬暖夏凉，主要是不必操心。嫁到我家三十多年里她参与盖了六次房子，搬家三年穷，何况造新家，穷怕了也累怕了。这几年但凡谁动议破旧立新，母亲都要历数六次里的穷困与操劳。在乡村，一穷二白的家境里屡建新居，和城里空着钱袋去买房的年轻人一样，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母亲扳着指头说:你看，草房子盖了几间，瓦房盖了几间，半边草半边瓦的房子盖了几间……这样的房子我都经历过，只是每一间都是该款的绝唱，更穷困的生活我没过过。有一年给大爷爷单独盖一间屋，我也跟在父亲后头脱土坯，给房梁上的父亲扔稻草，我满头满身的汗，我懂得黄泥里掺上多少河水和稻糠壳抹墙才最牢靠。有一年，从院子里长老槐树和果树的草房子里彻底搬进白瓦房，就是现在的老屋，我只有四五岁，把自己的小零件蚂蚁搬家似的往新屋子里运，光脚踩到了一枚图钉，一扎到底。因为疼痛，记忆从那枚清醒的图钉开始，蔓延到整只脚，然后是白瓦房和草屋子，然后是新旧两个院子，然后是新旧两个院子所属的两个时代的生活——过去的世界通过一颗图钉闪亮地咬合在一起。那是我关于这个世界最初完整的记忆，从此，大规模的记忆才开始和我的生活同步进行。在遗落了图钉的新的白瓦房里，我们家一住二十多年，直到把白瓦的颜色住灰，把新房子住旧，成了老屋；直住到这些年有了一点点钱的邻居们都把小瓦房砸了，原地盖起了雄伟敞亮的大屋子。
祖父说:没法活了，人家都住在咱们头顶上，喘不过来气。盖不盖？
我说:盖。
祖父说:怎么盖？
我说:两层半。宜早不宜迟。
前后左右的邻居们，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我们家成了峡谷，头顶只有院子大的四方的天。年过九十的祖父要了一辈子强，现在低头抬头都憋得慌。那就盖新的。我负责说服父母。二十多年的老房子，够本了，再住下去就成了危房；还有三五十年要活，新房子早晚要盖，好日子早过一天算一天，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就为了夏天凉快点儿，也得翻新的，否则邻居们都立秋了，咱们家还在三伏天里没出来。母亲还犹豫，我向她保证，这辈子她盖的最后一次房子，咱们全用好材料。
母亲说:就算用金銮殿的材料，不还是得我和你爸操持？
那天下午，我站在父母亲此生建造的最后一所房子的二楼上，在三十三岁这一年，终于在高处看遍了半个村庄，二十年的时光倏忽而逝。除了拿出一点钱，关于这座新房子我做的只是在电话里说了几次设想，嘱咐材料尽量用最好的；三个月之后回到家，我直接站到了二楼顶上。下一次再回来，我看见的将是一座祖父祖母和我父母这辈子住过的最完美的房子，他们把二楼朝阳的最大一个房间留给了我。搬家的时候我不会在，从老屋到新楼，我其实希望自己能像四五岁的时候一样，蚂蚁似的一趟趟搬运；就算出现第二枚图钉也未必不是好事，踩上去，疼痛将贯穿我一生。这可能也是我在自己的村庄里建造的最后一座房子。
我从二楼下来，给祖父祖母买了烟酒和点心，陪他们说话，和父母吃了顿晚饭，就拎着行李去了机场。从下车到离开，在家一共待了四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