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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之,本名吴迪。北京大学文学硕士。1951年10月生于北京,1966年上中学(北京四中),1968年十七岁到内蒙古插队,1971年到内蒙古铸锻厂当工人,1975年到河北香河天文仪器厂接着当工人。1978年上大学、研究生,专业中国古代文学,1987年到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任教,教中国文学史、影片分析等课。1998--1999年到瑞典隆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客座教授。2000年至今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教书,搞研究,专业方向:中国电影史、影视创作及理论。先后在北大华亿影视公司和保利华亿传媒集团任文学总监。2013年到香港中大访学。现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书分为两辑:第一辑为闲言,所收录文章为之前发表在报纸、杂志的,有对异域电影的看法,有对中国影片的见解,更有对中国传媒的的认知。第二辑为随影,主要是对过往之事的回忆,有对北大学习生涯的回顾,也有和朋友往事的记忆,另外,还有对“艺术”“义”的看法。
本书文字轻松幽默、内容活泼易读。在轻松的外表下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剖析,其中涉及到中西方文化,还包括了对待电影艺术的态度,因此对中西方比较文化感兴趣,对西方电影、主流电影评论感兴趣的读者会更容易被此书吸引。另外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剖析,更让读者眼前一亮,有种醍醐灌顶之感。
艺术的姿态:“屈膝”“俯仰”与“站立”一搞艺术的人没有几个不是奔着艺术家去的,嘴上说的是混口饭吃,心里却惦记着在七老八十的时候,由什么权威部门给他们封上一个“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家里挂上著名书法家题写的“德艺双馨”的条幅,并且在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中当一回嘉宾,在一大群老少“纷丝”的痴迷的掌声和敬仰的眼神里,歆享一把崇拜者奉献的香火。想当艺术家是好事,问题是,艺术——我指的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艺术——只能生长在适宜的土地上。我们村北面有很大一片盐碱地,几位知青发誓要在上面种出庄稼,各种良种都弄来了,起早贪黑忙了两年,无论种下的是小麦还是玉米,长出来的都是碱蒿和羊草。后来看当地的县志,才知道,早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年代,一位省科院的农业专家就有过更高明、更大胆的壮举——把棉花与西河柳嫁接起来。当年的报纸介绍说,西河柳最适宜在盐碱地上生长,如果嫁接成功,那树上就会结出硕大的棉桃,其树叶可以入药,树枝可以编筐。这个成果一旦推广开来,盐碱地即将成为宝贵的资源……其字里行间大有痛恨中国的盐碱地不够多的意思。丹纳认为,一切可以称之为艺术的东西,都是思想感情、道德宗教、政治法律、风俗人情的产物。①试图跟上时代的傅雷批评他“忽略或是不够强调最基本的一面——经济生活”。傅雷是最讨厌庸俗的,而他的时代最擅长的就是把一切都庸俗化。艺术与经济的关系曲折、微妙而且幽远。所以马克思才谆谆告诫人们:精神发展与物质发展是不平衡的。也就是说,经济繁荣并不意味着艺术的昌盛。美元储备、GDP、小康社会可以制造出亿万富翁,却未必能培养出来伟大的艺术。就像盐碱地里长不出庄稼一样,思想一元也不会产生真正的艺术家。“人民艺术家”固然可敬,可是在大多数时候,干的却是宣传员的活计。在历史的镜子里,“德艺双馨”会呈现出不同的模样,如果脑袋挂在权势的腰带上,那么其“德”恐怕会从香花变成毒草。麦克卢汉有句名言:“媒介是人体感官的延伸。”“艺术人生”是什么器官的延伸呢?想来想去,非盲肠莫属。当然,盲肠的延伸,从根本上说,也是精神与物质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它以太平盛世为宏大背景,将嘉宾的虚荣心做成堂皇的门面,把人们的好奇心和窥私癖变成赚取收视率的法宝,在千篇一律的煽情与人工制造的惊喜交相辉映,廉价的眼泪和空洞的掌声竞长争高之时,朱先生把这个节目的关键词化为虚无。三按阶级标准划分,中国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按所占资源多少来划分,就只剩下十大阶层没了阶级,而原来那两个革命阶级则被排到第八和第九,同为占有文化资源的知识阶层,从昔日的“臭老九”一跃排名第四,成了让人羡慕的专家学者、白领金领。由此可见,同样的东西,只需将划分标准变那么一变,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模样。按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将艺术分为音乐、舞蹈、绘画、文学、戏剧、电影等等。假如换上另一种标准——把艺术家对待权、钱的心电图,外化为身体的姿态,我们就会惊异地发现,屈膝、俯仰、站立足以概括所有的艺术。屈膝,可以是跪倒尘埃,匍匐不起;可以是两股战战,低头哈腰。不管是哪一种,其心思都是一样——如何讨主子欢喜。天下的主子都爱听奉承话,都爱看到自己的伟大形象,贤明如唐太宗者也免不了想杀掉直谏的魏征,无常如唐明皇者竟会让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连任十六年宰相。所以,迎合上意就成了这种艺术的永恒主题。明世宗崇佞道教,整天想着得道成仙,举行尊天大典的斋醮仪式就成了嘉靖时代的日常功课。斋醮首先就是向天帝奉上一篇文辞华丽、态度诚恳的表章。世宗向天帝邀宠,却把任务交给大臣,大臣们向皇帝邀宠,争献这种被称为“青词”的赋体骈文。严嵩因此官至太子太保,与其同榜的状元顾鼎臣由此而入内阁,夏言、袁炜、李春芳先后拜相,成为著名的“青词宰相”。希特勒要吞并欧洲,就有了维尔纳·博伊梅尔堡、埃德温·德温格尔等一批歌颂侵略战争的作家。希特勒要争夺生存空间,就有了《没有空间的人民》(汉斯·格林)、《托马汉斯兄弟们》(威廉·普莱尔)等一堆鼓吹领土扩张的小说。希特勒要篡改历史,最早发现美洲的哥伦布就换成了德国走私贩子皮宁,提出“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就从波兰人变成了德国佬。写作《神曲》的但丁也长成了日耳曼人的模样。希特勒相信“丛林哲学”,凶狠、残忍、好斗的苍鹰、秃鹫、雄狮、公牛就从纳粹画家的笔下汩汩涌出。希特勒要用石头体现德意志精神,花岗岩和大理石造就的“褐色大厦”遂拔地而起。“我们肩负着造型艺术和音乐艺术的使命,自知任重而道远;自知完成我们的文化为国为民任务之艰巨;我们深深为春天的到来而激动:全体德国人民同心协力团结在元首周围。”这是受宠的艺术家们给元首的效忠信。②艺术家一旦效忠起来,那艺术的双膝就免不了沾上污泥。因此,无论商家怎样爆炒,样板戏让人记得的也还是那几段唱腔。无论史家怎样美化,十七年的文艺也时时要露出连接“新纪元”的脐带。劝进诗古已有之,“高大全”“三突出”绝非天降,于会泳、刘庆棠、浩亮、梁效、初澜、罗思鼎、唐晓文……不管是实名的艺术家,还是化名的学者教授都“长在红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