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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里柯克（StephenLeacock，1869—1944），加拿大最著名的幽默讽刺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学者和大学教授，1910年出版首部幽默小品集，之后的三十几年间，创作过诗歌、剧本、传记及文学理论等多种形式的作品，代表作有《文学上的失误》《打油小说集》《小镇艳阳录》等。他是加拿大第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是继马克•吐温之后最受美国人欢迎的幽默作家。在他去世之后，加拿大里柯克学会设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斯蒂芬•里柯克幽默文学奖”，该奖至今仍是加拿大的重要文学奖项。
《在理发师的剃刀下》共收录里柯克创作三十篇，《我为什么杀我的房东》等二十九篇为幽默小品文，作品创作时间从一九一二年延伸到一九四二年，基本覆盖里柯克整个创作生涯。另收一篇评论文章《我的幽默观》，里柯克在此文中集中阐释了自己的幽默讽刺小品写作理念。
像斯蒂芬•里柯克这样以幽默为“专业”的作家并不多。他不是逗人发笑的小丑，而是洞察人生的智者，他的幽默不是出于幸灾乐祸，而是对人间疾苦怀有恻隐之心。一位批评家曾经很谨慎地指出:在加拿大作家里，里柯克是*接近伟大的。他算不上*伟大的作家，然而他可以跟那些*伟大的作家同桌而坐。他通过各种独创形式，用笑骂的笔锋同他生活的那个社会里的不合理现象短兵相接；他着眼于日常生活，以随笔式的短文思考和诠释着人生。本书由知名翻译家萧乾、文洁若夫妇联袂翻译，收录了里柯克*代表性的三十篇小品文。
译序幽默是英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从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到莎士比亚的喜剧，从十八世纪的菲尔丁和斯威夫特到本世纪的萧伯纳的作品上，都深深打着这个印记。然而像里柯克这样以幽默为“专业”的，为数却并不多；正如英国历代诗歌中不乏诙谐感，而上世纪末的爱德华•黑尔却是一位专门写诙谐诗的诗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里柯克这位“专业”幽默讽刺家其实是位道地的“业余”作家。他的本职是加拿大最高学府麦吉尔大学的政治经济系主任。还是让他来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在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生于英国汉茨的斯旺摩尔。不知道当时星辰有过什么特殊征兆，不过我认为很可能发生过。一八七六年我父母移居加拿大，我决定跟他们一道走。我父亲在安大略省的锡姆科湖畔接手一座农场。那正逢上加拿大农业的困难时期，他靠勤劳勉强支付了雇工的工资，年景丰收才能打足转年用的种子，省得花钱去买。有了这一经过，我和弟兄们势必被迫离开土地，当上了教授、商人或工程师，却未成长为农场工人。然而我对农活很熟悉，所以在做政治演讲的时候，我还可以大谈诚实的体力劳动、早起以及熟睡的快乐对身心的好处。“我是在多伦多的加拿大公学受的教育，一八八七年我成为该校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从那里我升入多伦多大学，并毕业于一八九一年。大学期间，我把全部时间都用于语言文字的研究上，不管是活的，死的，还是半死的。我对外界一概不了解，每天勤奋地研究语言文字约达十六个小时。毕业后不久，我就把学会的语言统统忘光了，发现自己在智力上破了产。换句话说，我成为一名所谓杰出的毕业生。凭这个资格，我只能干起教书这个既不需要经验也不需要智力的行当。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九年，我任加拿大公学教职，这段经历使我对许多才华横溢的人却迫不得已而终身从事这种最枯燥乏味、最不讨好、待遇又最低微的职业，感到深切的同情。我发现自己教的学生当中那些似乎最懒、最不用功的，如今都在律师界、工商界以及社会上赫赫有名；而真正有出息、并曾获得全部奖状的学生，如今却在暑期旅馆当账房先生或在运河船上当个水手，靠艰辛劳动挣着工资。“一八九九年，我愤而辞去教职，借了够维持几个月的钱，到芝加哥大学去攻读经济和政治学。不久，我当上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借此，加上我为麦吉尔大学干的一些临时工作，我终于在一九〇三年获得哲学博士。这个学位就意味着我参加了一辈子最后的一次考试并得了满分。从此，就再也不能接受新的概念了。“这期间我结了婚，成为麦吉尔大学的教职员。先是政治系的讲师，后来成为政治经济系主任。这个职位是我干此行所获得的奖赏之一，我自认十分幸运。报酬是如此之丰厚，使我显得高出左近的警察、邮递员、电车售票员以及其他公务员。同时，我可以同市内穷些的生意人平起平坐地交往了。论余暇，我一年四季所享受的，比生意人一辈子所能享受的还要多，于是，我拥有生意人所无法拥有的乐趣——思考；尤为可贵的是，可以在几个月里什么也不想。“我写过一些与大学生活有关的东西——一本政治学著作，在许多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我是美国政治学学会以及英国皇家殖民研究所的会员，并为英国国教的教友。这些都足以证明我的身份。我同政治及公共生活有点联系。几年前，我曾走遍大英帝国，发表关于帝国组织的讲演。随后南非联邦1就宣告成立，特立尼达的香蕉工人闹起事来，土耳其与意大利也开了火。关于我那些演讲的分量，我想读者从而可以产生一些概念。在加拿大，我属于保守党。然而迄今，我在加拿大政界无成功可言:从没捞到过什么建筑桥梁或码头的合同，甚至在横贯全加拿大的铁路修建工程上，连一小段也没能承包上。加拿大自治领就是这样亏待它的公民的，人们逐渐会对此习以为常。“除了学术著作，我还写过《文学上的失误》及《诙谐小说》，均已由纽约的多德•米德公司出版（伦敦版由约翰•莱因的伯德利•黑德公司出版）。两书各只需区区一块五毛钱即可购得，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合理。尽管我这序言显得荒谬，读后你仍可以走进任何书店，买两种才只需三块钱。然而二书的内容太幽默了，以致多年都未能付印。因为排字工人排印时全笑得前仰后合，简直喘不过气来。直到活字排版机发明后——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了会操纵活字排版机的工人之后，才得以付印。即便眼下，对流传我的书也仍应谨慎从事，确保它们只落入健康人之手。“许多朋友都以为我是在脑筋疲劳得不能从事经济学的严肃研究时，作为消遣才写这类无价值的诙谐文章的。我个人的经验却正相反。那种用事实及数字加以充实的严肃的教学著作，写起来倒十分省力。写篇论中国中部民间文学的论文或者调查爱德华王子岛1人口锐减情况并进行统计要省事多了。然而把自己头脑中的东西写出来，并且文章本身还值得一读，那要难多了。这种文思时续时断，而且可遇而不可求。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写一本《艾丽斯漫游奇境记》，也不愿写整部《大英百科全书》。”上文节译自里柯克于一九三一年为他的《小镇艳阳录》（1912）所写的自序。他在三十几年内，共出版了将近四十部集子。他的创作生涯是以写讽刺小品开始的。收在他的第一个文集《文学上的失误》（1910）中的十几篇短文就已经显示出他的写作才能、思想和倾向性——他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滑稽的情节，来揭发生活中的荒谬。一位批评家说，里柯克把他自己的人生哲学翻译成笑的语言了。除了创作，里柯克还写了几部理论性的著作，如《幽默的理论与技巧》（约1935），《狄更斯评传》（1933）以及有关马克•吐温及欧•亨利的专论。他对幽默文学是曾苦心孤诣地钻研过的。里柯克是一位充满风趣和机智的人。他研究政治经济学，但他从不在文章中卖弄自己的专业知识。相反，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的，他总是以平民的身份从常识的角度来谈论人和事物。《编杂志》不但用夸张的手法，强烈地揭露了买文者与卖文者中间的剥削关系，编辑人员的自以为是，草率粗暴，作者还通过那本编辑生意经，有力地揭发了报刊的本质——广告第一，利润至上。《吃饼冠军乔•布朗》和《大演员一席谭》都是里柯克极喜欢采用的模拟体。这里，他模拟的正是报纸上经常出现的那种千篇一律的“访问记”。这两个被访问者的性格看起来不大一样，吃饼冠军是用故作谦虚来赢得新闻记者的捧场，大演员则大言不惭地摆起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抬高自己的身价；其实，两个人都巴望记者能替他们在报端吹嘘一番。吃饼居然还举行冠军赛，真是无聊透顶。《大演员一席谭》还接触到自以为是，任意窜改古典遗产的问题。总之，里柯克的幽默讽刺，像一切好的讽刺一样，是多刃的。《巴黎的素朴生活》处处是反笔，对巴黎上层社会的趋炎附势，骄横奢侈，竭尽讽刺之能事。《大西洋彼岸的友谊》从侧面鄙夷地写出了暴发户倚财欺人、放小钱使大利的嘴脸，搬来的历史遗迹还要照纽约街道一样编成号码排列起来，大煞风景地盖起加油站。全文最后一句，真是意味深长。《萨隆尼奥》写的是一个不学无术、冒充风雅的财主，同时也广泛地讽刺了那些强不知以为知的死硬派。《纽立芝太太置古董》是通过一个浅薄无知的女暴发户的独白，刻画出那个社会里的虚伪风尚。这里，里柯克还讽刺了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东西，就是鉴赏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美与实用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钟没有针和摆、茶壶漏水才算名贵，才有资格当古董，这真是自己给自己安上的笼套。在《怎样发大财》里，作者的笑声就带着更多的鄙夷、愤慨，带着更多的泪了。这里，他也是寥寥几笔，就替财主勾勒出一副尊容来:一面是庸俗、空虚，精神上的行尸走肉，另一面是贪婪、残酷，靠剥削孤儿寡妇发迹。文章还顺便挖苦了那个社会极为流行的“名人自传”，那些吹牛大家总是夸耀说，他们是用五分钱打出天下的。像《阔人幸福吗？》一文，就表现了他对为富不仁者的鄙视:他们惯用“破产”办法把自己的灾难转嫁到芸芸众生身上，而自己依然过着奢侈的生活。在《适者生存》一文中，他对在生存竞争中败下阵的小本经营者的悲惨下场表示了深切同情。里柯克擅长写随笔式的短文，他继承了十八世纪以来英国散文随笔的传统:着眼于日常生活，信手拈来。他对生活中一些琐碎而又可笑的现象，观察得十分细致。《素昧平生的朋友》就饶有风趣地描绘了一个“不熟装熟”者（结果上了大当）的微妙心理。作为上世纪出生并长大的人，里柯克对二十年代出现的某些新事物不时表示反感，例如《我何以不参加国际冠军赛》。这种厌恶心情往往是出于留恋往昔的感伤。《哀后院的消失》就是对高层建筑一种无可奈何的反应。从里柯克的《我的幽默观》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待幽默十分认真，摆的位置也很崇高。大凡好的幽默家，莫不是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在这一点上，里柯克与其所师承的狄更斯及马克•吐温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情小人物，憎恶大腹贾；他不断揭露社会上种种不公道、不合理的现象，用简洁有力的笔触刻画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剖析他们灵魂中的贪婪自私、庸俗浅薄。英语国家的文学史上，对里柯克还没有一个较确切的估价。一位批评家曾经很谨慎地指出:在加拿大作家中间，里柯克是最接近伟大的。他算不上最伟大的作家。然而他可以跟那些最伟大的作家同桌而坐。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评价是公正的。里柯克虽然也写过几部中篇和一部《狄更斯评传》，但比较成功的还是他那些短小精悍的幽默小品，也就是说，相当于作曲上的“轻音乐”。像中国杂文家一样，里柯克通过各种独创形式，用笑骂的笔锋跟他生活的那个社会里的不合理现象短兵相接。他虽然终生都是业余作家，然而他一直把文学当作一支武器抓在手里，每篇东西都言之有物，而他又永远不甘于平淡无奇，想遍了法儿把话说得新鲜，把武器磨得锋利。这是他最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地方。他接近伟大，因为他坚持做一个严肃的幽默家。他有意识地追求严肃的内容，而且以此自豪。他在论文里不断提起他最向往的一种境界:崇高的幽默。这里，作者所写的那些荒谬绝伦的情节，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根据的不是别的，而正是生活本身。幽默的内容应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诠释，幽默家的笑里应该含着泪水，因为幽默家不是逗人发笑的小丑，而是洞察人生的智者；他的幽默不是出于幸灾乐祸，而是对人间疾苦怀有恻隐之心。我还特别赞赏他晚年对生命终结的看法。七十岁上他喉部开过一次刀。当有人问他对死亡的态度时，他回答说:“我怀疑死亡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把手杖交给我，我要去面对它。”里柯克以七十五岁高龄溘然长逝。两年后，里柯克学会为了纪念这位幽默大师，决定设立银质奖章，颁给加拿大每年最优秀的幽默作品。这一奖章在加拿大文坛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个集子里的三十篇小品，分别译自以下十一本书:《小镇艳阳录》（1912）、《前前后后》（1913）、《来自大愚的月光》（1915）、《愚话续集》（1916）、《狂乱的小说》（1918）、《脚灯之上》（1923）、《短路》（1928）、《文学上的失误》（1930年补充版）、《模范自述及其他特写，由庄到谐》（1938）、《我的一位了不起的叔父》（1942）、《里柯克佳作选》（1946）。其中的二十五篇系萧乾所译，另外五篇的译者是文洁若女士。萧乾我为什么杀我的房东既然现在大家差不多都晓得我把我们公寓的房东杀了，我想就这个事件对社会作些解释。各方面都向我保证，说解释是没有必要的，可是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总不能等闲视之，不得不去拜访一下警官，把事情的详细经过报告给他。他告诉我说，绝对没有必要去作任何解释。一般人杀房东都不加解释，解释起来也没什么好处。“你把房东给杀了，”他说，“很好，杀了还不就杀了呗！”我问他从某一意义来说，这件事情与法律有没有关系？他只摇了摇头，反问我说:“这跟法律有什么关系？”我对他说，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以来，我的处境十分尴尬。很多朋友——甚至一些不相识的人，都向我祝贺。我想，要是把全部经过统统公开出来，凭我所做的事也许不配接受大家的祝贺。一句话，我是希望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适当地公开一下的。“很好，”警官说，“要是你想这么做，可以填一份表格。”于是，他在他的文件堆里找了半天。他问我说:“你刚才说的是已经杀了你的房东呢，还是正打算杀他？”我斩钉截铁地说:“我已经把他杀啦。”警官说:“那么，好，你得用另外一种表格。”他给了我一张印就的长纸条，上头留着填写的空白——杀房东者的年龄、职业、杀害的理由（如有即填，否则听便）等等。“理由这一项我填什么呢？”我问。“我想顶好还是简单填上个‘无’字，”他说，“要不，你高兴的话，也可以填上‘一般’！”说完这话，他就朝我毕恭毕敬地躬了躬腰，示意叫我走出办公室去，同时向我表示，希望我还是把房东掩埋一下，不要丢开尸首不管。我对这次会见很不满意。我充分了解作警官的只能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要是每个人杀完了房东都来向他们问询一番，他们自然就会感到很为难，而且也不胜其烦。一般的枪杀房东都与涨房租有关，这用不着作什么解释。房东说:“从下个月起，我每个月再涨你十块钱房租。”房客说:“好吧，那么我就把你给毙啦。”有时候他把房东给毙了，有时候他也作兴会忘记。我这件事可与众不同。由于全国房客联合会打算在下星期六颁发给我一枚金质奖章，事到如今，我不得不把经过说个明白。讲起来那是约莫五年前的事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和我太太搬进这套房间来的情景。房东亲自领我们看了房。我还想指出:当时他的举止神情一点也没什么使我们觉得变态的地方——就是有，也很不明显。只有一件小事我牢记心头:他向我们道歉，说放碗橱的地方太窄啦。“这套房间里的碗橱室不够宽绰。”他说。听他这么一说，我倒有点不安了。我说:“可是瞧吧，这个贮藏间，地方多大呀，至少也有四英尺见方，又通风。”他还是摇头，一再说放碗橱的地方太窄。他说:“我一定给你们再造个像样些的。”两个月以后，新的碗橱室造好了，我发现他并没涨房租，就大吃一惊——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我问他道:“新造了碗橱室，难道你还不该涨房租吗？”他回答说:“不涨，我一共才花了五十块钱。”我反驳他说:“可是那五十块钱每年的利息还不得六十块吗？”这一层他倒是也承认了，不过他说，他还是不想涨房租。我思索了一下，从他这种举动可以断定他准是患了初期麻痹症，或是脑动脉硬化症。当时我还没想到要杀他，那是以后的事。一直到转年春天，我不记得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后来我的房东有一天出乎意外地露面了，直说“对不起，打搅了，”（这么道歉法儿，本身就形迹可疑。）然后告诉我们说，他打算把房间重新裱糊起来，我怎么拦也拦不住。我说:“墙纸才糊了不过十年。”他说:“是呀，可是这十年来，墙纸的价钱已经涨上一倍啦。”我坚决地说:“很好，为了裱糊，每月你一定得涨二十块钱房租。”他回答说:“我不涨。”这件事情使我们彼此之间显然疏远了好几个月。底下一件事就更加突出了。大家都记得当时由于建筑费猛涨，于是，房租也跟着大涨特涨。我的房东可还是不肯加房租。“建筑费至少涨了一倍啦。”我说。“对，”他回答说，“可是我眼前并不盖房子呀。我一向从我这项房产的投资里得到百分之十的利润；我眼下得的仍然是百分之十。”“你总该替你太太想想吧。”我说。“我不。”他回答说。“你有义务替她想想。”我接着说下去。“请让我告诉你，昨天我在报上看到一封房东的来信，我认为那是（出自房东笔下）最漂亮的一封信。信里头就谈到建筑费的上涨使他不得不想到他的妻小。信写得动人极了。”“我不在乎，我没成亲。”他回答说。“啊，没成亲，”我说。我想大概就在这当儿，我初次起意要把这个人干掉。接着又发生十一月那件事。读者一定都记得为了庆祝停战日1，房租又上涨了百分之五十。我的房东不肯参加这种庆祝。这家伙这么缺乏爱国心，真叫我十分气愤。同样，为了纪念福煦将军访问而加的租，以及后来为了向退伍军人表示致敬加的租（如果我记的不差的话，那次加的是百分之二十五），他都拒绝了。那纯粹是一种爱国运动，事先毫无布置，完全出于大家的自觉自愿。我听到许多士兵说，那是他们回到祖国初次受到的欢迎，他们永远也不能忘怀。过不久，为了欢迎威尔士亲王的访问又加了一回房租。在表示友好感情上，没有比加房租更恰当的方式了。可是呀，所有这些举动，我的房东一概都不参加。他一直也不涨房租。他说:“我得到了我那百分之十就够啦。”我知道他那麻痹症或是脑动脉硬化症这当儿一定蔓延到脑部的一整叶或半个脑部了。我正考虑该采取什么行动。上个月，重要关头到来了。为了平衡德国马克的贬值，房租极其合理地猛涨起来。显然，这次的加房租是非常合乎商业上的逻辑的。事情摆得很清楚:马克的贬值如果不这么应付，我们就要遭殃。德国的马克一不值钱，他们就可以大买起我们的房产了。我足足等了三天，希望接到加房租的通知，可是一直渺无踪影。于是，我到房东的写字间去拜访他了。我承认当时身上是带着武器的。为了替自己辩护，我也不妨说明一下理由:事先我就料到要应付的是一个反常、乖张的人，一个动脉在半个脑袋里已经硬化了的人。我单刀直入。“你看到德国马克贬值的这件事了吧。”我说。“看到了。那又怎么样呢？”他回答道。“就是这样，”我说，“你到底给我涨不涨房租？”“不，我不涨。”他执拗地说。我举起左轮来，开了枪。开枪的时候，他侧着脸朝我坐着。我一共打了四枪。我从冒的那股烟里看到至少有一颗子弹把他的坎肩炸成碎条，第二颗射掉了他的衬衫硬领，其余的两颗射穿了他的后背带。眼看他就要垮了，我不信他能走到街上；就是能，也走不动了。于是，我就丢下他，像前边叙述的，到警察局自首去了。要是颁发给我房客联合会的那枚奖章的话，我希望他们对这个案件的经过有充分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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