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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华，高级政工师/工程师。生于1953年9月。1969年11月，作为上海知青赴黑龙江省爱辉县插队落户。1973年夏天离开农村，就读矿业院校学习采煤专业。1980年回到上海，期间又修学工业企业管理专业三年。退休前，在原煤炭部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上海分院管理岗位工作。现担任爱辉上海知青联谊会秘书长，2004年曾主编本书姊妹篇《那山那水那嘎垯》。
此书取名为《那人那情那命运》，不仅表明与《那山那水那嘎垯》是相连的姊妹篇，也喻示了知青这个群体从“来到”时的相同境遇，到“离开”后的不同命运。其中有当兵后“从黑河走向柏林”担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高级顾问、有推荐上学后再留学定居国外的医学博士、有留守黑土地干了一辈子退休回沪在街道里弄的志愿者、有大返城退休后再回农村帮农民建合作社的法人代表……更多的则是返城后一边安家立业一边为改革开放做出奉献，现在已经颐养天年的退休者。他们用“小白鸽”“小木屋”“匕首”“松木家具”“*后十三枪”等不同的故事，还有对“孩他姑”“东北婆婆”“木匠师傅”长眠于黑土地知青战友的不同思念，展示了一代知青在命运跌宕起伏中的共同点: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
数十位知青深情讲述北大荒点滴往事，用朴素的文字为远去的时代留下真实的见证，也为读者辨析历史、认识国情、感悟人生提供些许借鉴。
序韩自力这本书是2004年出版的《那山那水那嘎垯》续篇。如果说，《那山那水那嘎垯》由一百二十多位知青记录了自己如何来到并融入那片黑土地的故事；那么，《那人那情那命运》则是由六十多位知青记录了自己如何离开那片黑土地的真实经历。相比之下，“离开”的征稿要比“来到”难了很多。知青来到黑土地的原因和经历基本相似，而离开黑土地的原因和经历却各不相同。书中提到广灵中学六九届试点“一个方向，一种形式，一个班级，一个集体”，八个班317名同学集中到爱辉县插队，后来陆陆续续各自离去的调查，即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此书的编者准确地将所有插队知青的“离去”分成了四个阶段，有上山下乡运动还处在早期激情时就通过推荐当兵、上学、招工或因独生子女、家庭特困而结束插队生活的知青；有激情跌落回归现实后通过投亲靠友“转点”而离开边陲农村的知青；有*后大规模通过病退、顶替离开黑土地的知青；当然，此书并没有忽略那些在黑土地收获了爱情并为此坚持、留守到退休后返回上海的知青。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把“离开”时与人不同的感情和命运写出来的，所以，这本续篇的征稿艰难地进行了好多年，终于基本收齐了插队爱辉五千多名上海知青“离去”的各种类型。读完这本书，不仅能让人知道中国知青大返城是在当时政策的渐进松动下，从插队知青开始的；更能让人真实地感受到知青在拐弯“回家”时，令人唏嘘不已的不同命运和感情:有的急拐，激扬跌宕；有的慢拐，随波缓淌；有的连拐几个弯，上了高坡；有的用力向前冲，一泻千丈……不同的拐弯，发出了不同的回响。悔与不悔、怀念与忘却、自豪与沮丧、欢乐与沉痛……甚至赞美与诅咒！生命就如同河流，谁能在这世界上找到一样的呢？现在，曾经的“知青”，被称作“老知青”或者被称作“知青人”，就像小溪江河，到了*终去的地方就被称作“大海”一样。大海在潮起潮落之间，倾听着各种诉说，显示出它无比宽阔的容量。既然弯都拐过来了，来到浩瀚的大海，那就让悔与不悔并存，怀念与忘却相联，自豪与沮丧共有，欢乐与沉痛互通，赞美和诅咒同在。此书取名为《那人那情那命运》，不仅表明与《那山那水那嘎垯》是相连的姊妹篇，也喻示了知青这个群体从“来到”时的相同境遇，到“离开”后的不同命运。其中有当兵后“从黑河走向柏林”担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高级顾问、有推荐上学后再留学定居国外的医学博士、有留守黑土地干了一辈子退休回沪在街道里弄的志愿者、有大返城退休后再回农村帮农民建合作社的法人代表……更多的则是返城后一边安家立业一边为改革开放做出奉献，现在已经颐养天年的退休者。他们用“小白鸽”“小木屋”“匕首”“松木家具”“*后十三枪”等不同的故事，还有对“孩他姑”“东北婆婆”“木匠师傅”长眠于黑土地知青战友的不同思念，展示了一代知青在命运跌宕起伏中的共同点: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每一个人的生命和感情，无论曾经拐了什么样的弯，现在看到的，都有令人感悟的精彩。留下真实，待后人评说，此为序。从黑河走向柏林原四嘉子公社大乌斯力大队上海知青王建政从1969年11月5日抵达爱辉县插队，到1972年12月23日当兵离开，我在黑龙江的插队生涯总共1142天。时隔45年猛然回首，峥嵘岁月恍若隔世。1969年11月1日，15岁的我扛着铺盖卷，懵懵懂懂地跟随成千上万的知青大军登上北去的列车。周围其他人都哭得稀里哗啦，自己非但哭不出来，内心反而带着几分兴奋，或许是因为生平*次出远门，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充满着各种色彩的幻想和憧憬。1966年“文革”初期，很多高班同学去外地串联，但是父母不让我去，理由是年纪太小。如今，这么多同学一起出门，而且一下子跑到几千公里以外的北大荒，心里自然充满了新鲜感。来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才真正尝到了人间的甜酸苦辣。爱读书惹出了大麻烦我从小就是一个书虫，喜欢看书。“文革”期间，家里仅有的一书架藏书全部翻遍了，连竖版繁体字的《红楼梦》也看了好几遍。买不起新书，能够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书寥寥无几，所以对各类图书充满了饥渴。来到黑龙江，读书就更是一种奢望了。那时候，见了各类小说眼睛都会放光！有一次，随公社劳力上山干活，晚上住在半地下的地窝子，睡的是稻草铺的大通铺。我在邻村老乡那里发现一本厚厚的《武松传》，足有四百多页！这本书有关于潘金莲勾引武松的描写，对所有年轻人的吸引力巨大。经过央求，老乡只同意借我看一宿，从当天晚上七点开始，到第二天早上五点还书，再轮到下一个读者。我兴奋不已，蜷缩在不足一米宽的铺位上，手里只有一支蜡烛可供支配，打起十二分精神秉烛夜读。为了节约蜡烛，我拿出随身带的一把袖珍小剪子，每隔几分钟就剪一下烛芯，使得烛火始终保持在*小亮度，结果一支蜡烛硬是挺了十个小时，一夜终于啃完了那本大部头！第二天照常出工……还有一次，村里一位年轻的老乡悄悄地借给我一本《三侠五义》，令我爱不释手，压在枕头底下翻来覆去地品。没想到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大麻烦！年底在评工分大会上，有个老乡对我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说我干活还可以，不惜力，但是有一个不足之处:喜欢看封资修的书籍，枕头底下藏着《三侠五义》。此话的目的就是要压低我的工分，效果不错，立马就把我的工分压到了六分半。当时的*工分标准是十分，我们男知青的标准是七分，相当于女社员；女知青的工分就更低了，好像是六分。*终评分结果，几乎所有知青的工分都被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压低了半分到一分。必须承认，为了一本小说影响了“政治分”，使我小小年纪就受到了很大的精神震动，这也成为我接受再教育*严峻的*课。后来，我的炕上枕边只有三五本书:《中国简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鲁迅文选》等。马克思、鲁迅的著作在“文革”当中没有被禁止，看这类书不会犯忌。每天农活不管多累，躺在炕上总要翻书看。政治类的图书很枯燥，所以每每先看，看困了就拿出鲁迅来品。所谓“品”，是舍不得一下子读完那字字精当的一篇篇杂文，每篇文章要来回咀嚼很多遍。下乡三年，我几乎每晚都是宿舍里*后入睡的知青……练涂鸦当上了小队会计业余时间没有多少书可看，知青的兴趣只好转移，宿舍里大多数插兄学会了*简单的乐器——口琴。我口拙，学了几天学不会，于是不再跟风，闲来喜欢练练字。练毛笔字需要墨汁和宣纸，至少也要毛边纸吧！我买不起，于是从大队供销社买来一沓沓*便宜的普通信纸，一有空闲就练钢笔字。一元钱十本信纸，一本用来写信，九本练字。记得当时书店里有一本《汉字快写法》，算得上是*早的行书入门书籍，我如获至宝，一得闲就练上几页，自得其乐。那个年代队里常开会，传达各级文件，读报纸文章，一开就是好几个小时。小队部开会留下的记忆非常深刻。干了一天农活，大家都很累，每逢开会喜欢脱鞋上炕，躲在远离队长的角落里聊天、打瞌睡。男男女女都会卷“大炮”抽，关东烟弥漫，十分呛人。但是，我却可以尽兴地练字涂鸦，久而久之钢笔行书便有了长进。或许就因为我这点“舞文弄墨”的爱好，第二年我当上了小队会计。会计是小队委员，相当于全国*基层农村的一个*小的“官”。别看一个小队只有四百多号人，但是账目很复杂，一共有六本账，月底必须平账才行。会计每个月有两天做账的时间，可以不下地干活，在别人看来我很舒服，但是我感到算账头疼，时不时就会失眠。不过，当队干部也有好处，年底在评工分时就能深刻体会到:社员们异口同声地夸奖我，包括那位曾经批评我看封资修图书的社员，结果我的工分*次评上了*分十分！一张伟人像改变了命运在练字涂鸦的同时，我也经常用碳素笔画一些素描小品。主要题材无非是当时流行的样板戏英雄人物。有一次兴起，居然用广告色和硬板纸画了一大幅马恩列斯毛伟人像，并在上海插队干部老李的指导下写下了“OURGREATTEACHERS（我们伟大的导师们）”一行英文字。因为是用九宫格方式画的，伟人像自然很逼真，可是很多老乡并不了解啥叫九宫格，一个劲地夸我有才。我不无得意地把这张画贴在知青宿舍的墙上，一直到我离开大乌斯力也没有摘下来。没想到的是，就是这张伟人像，后来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下乡三年，日子越久脑子里越加迷茫，眼前根本看不到未来的路在何方。当年的时髦口号是“屯垦戍边”“扎根农村一辈子”，然而在我们知青的心底里，似乎从来没有真的设想过会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劳动一辈子。至少我是没有认真想过“扎根”，尽管我是“小队干部”、大队团支部委员。18岁那年的秋天，晴天一声春雷——北京部队到黑河来征兵！队里居然有名额，所有知青都有资格报名！这个消息，无异于天上掉馅饼下来，饥饿难耐的知青哪个不想分享一口！于是，我们男知青几乎全部报了名。经过公社体检，淘汰了一大半老乡青年和知青，距离当兵的目标近了一步。此时，我父亲还在上海金山卫的五七干校“牛棚”里，没有得到“解放”，我的心里自然没有底，成天眼巴巴地盼望自己政审能够过关，连出工劳动的心思也没有了。当时，社会上不时兴*，我们这些知青也没钱*，*能做的就是隔三差五地到公社武装部去打探消息。武装部位于四嘉子公社所在地，距离大乌斯力大队六里地，穿着棉大衣、大头鞋，在冰天雪地里步行需要将近一小时，每次往返都是一身臭汗、一脸冰霜……四嘉子公社武装部的刘部长，是一个英俊的军队转业干部，还是我的山东老乡，对我很关心，很真诚。据说，有一次他在视察大乌斯力知青点时发现了我画的伟人像，顺便打听了我的姓名，居然一下子就记住了。所以，当他得知我报名参军时，就在征兵领导那里帮我说了不少好话。来我们四嘉子公社征兵的领导，是北京铁道兵部队的徐贵歧连长，也是山东人，身材魁梧，满脸胡碴，人称“大胡子连长”。他看上去铁面无私、不苟言笑，实际上心肠很软，为人仗义，把我这个“知青人才”招进了部队。为连队赢得板报一等奖1972年12月23日，我和二百多名爱辉县新兵一起，身穿绿军装，乘坐硬座专列，绕道内蒙古辗转前往北京。途中走了五天，与下乡那天用的时间一样多，但是这一次大家行李少，车厢里秩序好，心情大不一样，一路上欢声笑语。火车上不供应正餐，每次会在途中经过的兵站吃饭，大家排着队前往大食堂，每桌四菜一汤管够吃，心满意足。12月28日晚上，火车缓缓抵达向往已久的祖国首都北京。来到北京，住在东直门外东小街的一个营区内。整个院落很大，只有连部是砖瓦平房，其他全是木板搭建的临时房屋，两个班四十多人一个屋，一排排上下铺，绿被子白床单，整齐划一，与东北大炕通铺截然不同。我们四嘉子公社来的12名新兵，编入铁道兵第15师第72团新兵连的一个班，全班22人中只有班长是1970年入伍的河北老兵，其他都是黑河新战士。大胡子徐连长是我们的新兵连连长。徐连长表面看上去很严肃，难得看见他的笑脸，新兵都怕他，但是我却能透过他的眼神感受到他对我的特殊关心。新兵训练刚开始不久，他就派我去团部参加新训教育展览筹备工作。在团部，我们几个特殊新兵既要写字画画、布置展板，又要充当解说员，为各个连队巡回展出，前后持续时间长达一个月。艰苦的新兵训练阶段总共是三个月，我少参加了三分之一。别的新兵都羡慕我，但是我的军人素养却比别人差了一大块，训练结束时投弹和射击考核的成绩只拿到了“及格”，拖了全班的后腿，只有队列和刺杀成绩勉强获得“优秀”。新训结束后，我被分到了*艰苦的连队之一——防水连。北京地区驻有两个师的铁道兵部队，即第12师和第15师，主要任务是修建地下铁道。每个师都有独立的机械连、汽车连、混凝土连等各个工种，可以独立承担修建地铁的任务。我们防水连序号是第3营第10连，负责地铁防水层的铺设，基本上是与毛毡和沥青打交道，算得上是又脏又累的工种。刚刚宣布分配名单时，我很羡慕那些去学汽车驾驶的战友，感叹自己命运不好。到了10连才知道，原来大胡子连长就是这个连的老连长，他奉命带完新兵以后又回到10连当连长，顺便把我带了回去！后来他告诉我，他在黑龙江招兵时就打算把我当作特长兵招回去，将来给他当个写写画画的小文书！来到10连，先是分到了2排5班，班长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山东老乡，没上过几年学，对我这个“文化人”呵护有加。可惜，如今怎么也想不起来他的姓名了！*周赶上部队举办黑板报比赛，连里没让我下工地干活。孙启祥指导员给我三天时间为连队设计黑板报。因为我从小学开始一直和黑板报打交道，所以驾轻就熟，一个人又写又画，设计了三块图文并茂的黑板报，一举为10连赢得了一等奖。那几天，孙指导员经常找我聊天，好像对我的一切都感兴趣。指导员是个安徽人，外表与徐连长正好相反，白白净净，慈眉善目，老是笑嘻嘻的。几天后，他笑嘻嘻地对我说:“我看过你放在枕头底下的日记本，觉得你的文才不错，跟徐连长商量了一下，决定调你到连部当文书，希望你好好工作、不负厚望……”哎呀妈呀！在“文革”的那些岁月里，人人嘴上都要说假话，只有在日记上偶尔吐露真心话，例如远大的志向、个人的好恶、内心的波动，甚至有一些自己胡诌的格律诗词等等，通常是不能见天日的个人隐私呀！在黑龙江下乡时，日记本天天锁在自己的箱子里。可是当兵在连队，个人不允许有自己的私密空间，所有个人物品必须放在枕头底下。猛不丁听说指导员偷看了自己的日记本，我的脑子嗡地一下子就炸开了！尽管内心十分抵触，但是表情上不能流露出来，窝囊极了，以致当时我就暗下决心:从此以后再也不写日记了！当文书先要刮胡子文书要住在连部。连部是三间平房，左间三分之二是我与通信员的卧室，里边三分之一是隔断枪械库，因为文书还要兼枪械员，所有连队的武器弹药都我保管。右边是连长和指导员的卧室，中间是会议室。刚到连队，指导员就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我把嘴唇上的胡须刮掉！他特别指出，军人不允许留小胡子，你是全连*一个留胡子的战士，希望你注意仪表，给全连战士作个榜样。这件事令我很纠结，因为在新兵连的三个月里，无论班长怎么劝说，我都坚持不肯刮胡子。但是，如今我住进了连部，劝我刮胡子的是指导员，怎么办？虽然我当时没有痛痛快快地表态，但是当天晚上我就剃掉了胡须，而且此生再也没有留过胡子。文书工作主要是写文章:各种总结报表，各种讲话文稿。徐连长是“大老粗”，识字不多，所以给他写讲话稿必须一笔一画地书写，潦草了他看不明白。当年没有打字机，更谈不上电脑，所以写一篇稿子改几次就要抄几次，倒是可以静心练钢笔楷书。插队几年的硬笔书法，又捡了起来。枪械员负责保管全连的武器枪支。所有枪支统统锁在我的卧室里屋，平时很少动，只有每年一次打靶时才会启动，而且只有打靶时才会发放弹药，每一颗子弹都要严格管理严格回收，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当时北京的口号是:“每一颗子弹就是一个敌人！”这话的意思是，丢失一颗子弹就可能给首都的安全带来隐患。不过，枪械员打靶的机会比连里战士多。记得每年枪械员集训时，都会把各连文书拉到靶场过足射击瘾，从手枪、步枪、冲锋枪到机枪，逐一打个痛快。这样做的初衷是让所有枪械员尽量熟悉各种武器，必须学会使用和擦拭各类枪支。调到团部当新闻报道员一晃就是半年过去了。老连队的伙食比新兵连好得多，文书不用下工地干活，平时学习的时间也多，所以感觉到在部队当兵无比幸福，工作劲头也很高。连队每个季度评选一次先进，我连续两次分别受到连嘉奖和营嘉奖。有一天，团宣传股长李竹书来连里蹲点调研，住在连部。李股长是典型的南方人，文质彬彬，英俊睿智，与包公脸膛、喜欢粗口的大胡子连长形成黑白分明的对比。李股长说，他是上海人，对上海知青在黑龙江的插队生活很感兴趣，所以跟我天南海北地聊了很多，我也很喜欢听他讲部队。指导员告诉我，股长曾经把我写的几份讲话稿拿去看过，不知道是想了解我的写作文笔还是钢笔书法。蹲点结束后，股长回机关去了。几天后接到调令，让我去团部报到。徐连长这时才向我透露，团里军务股早就想调我去当文书，但是连里没同意，现在宣传股长亲自来调我，他们就同意了，因为他们认为我比较适合搞宣传，去宣传股有利于我的成长。于是，我于1973年11月来到团宣传股新闻报道组助勤。所谓助勤，就是以编外战士的身份到团机关帮助工作，编制仍然在所在连队。我到宣传股不久，李股长就升任师宣传科长，李德茂继任股长。新闻报道组的组长是张福根干事，我就成为了一名新闻战士。当时，我们每年的任务指标是在《铁道兵报》报刊电台上发表两篇新闻或图片报道文章。换句话说，除了《铁道兵报》以外，还要争取在《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或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上发表作品。当年写稿子同样是手工劳动，各级领导审稿后还要一遍一遍地抄稿子。到了报刊编辑部，稿件内容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字写得不好，连编辑都懒得看你的稿子，所以我更得好好练字、认真抄稿，几年下来钢笔书法不断进步，以至于后来上大学时我参加过全国*届硬笔书法大赛，一举荣获了三等奖。回想起来，插队时打下的涂鸦基础功不可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逐渐熟悉了新的工作岗位。1974年1月1日，我在《铁道兵报》上发表了*篇文章。1974年当年发表的作品共五篇，1975年突破了十篇的台阶，连续两年获得团嘉奖；1976年刊稿量猛增到三十八篇，荣立了三等功，被部队保送上大学。进入中国*学府北京大学1976年9月，我有幸被北京大学西语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录取，成为*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文革”重灾区，两校新生推迟一学期入校，所以我们迟至1977年2月才正式入学。进入北京大学的第二天，我就奉命在校园内书写“彻底肃清‘文革’余毒”“为某某、某某老师恢复政治名誉”等大幅标语。可见，下乡时开会练字的爱好没有白费，这点特长已经被记录在个人档案中了。肃清“文革”极左思潮，大学教育开始正规化，我这个只受过完整小学教育、象征性初中教育的解放军战士，一下子跳过高中阶段，直接接受大学教育。虽然全班同学都没有学过德语，但是像我这样连一点英语基础都没有的学生属于少数。为了掌握一门外语，我在初期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每天起早贪黑与德语26个字母打交道。正是由于我在黑龙江插队时吃过大苦、流过大汗，所以一切都乐在其中，从容应对。北京大学举办书法研习班，报名者需要交作品，我想报名参加，但是没有笔墨纸砚，好不容易对付了一张小作品交上去，没有被录取。后来看到学员们的毕业作品展，心里老大不服气，于是就用400字的方格稿纸写了一幅钢笔字，报名参加全国*届硬笔书法大赛。没想到，一举获得了三等奖证书和奖品——一支高级钢笔。从此以后，练字的兴趣就更大了。1980年8月，我以优异成绩毕业。我任班长的1976级德语班被评为北京大学排名*的先进班，我本人也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毕业分配时面临四种可能性:一是留校。班主任和系领导几次找我谈话，希望我留在北京大学当老师，被我婉言谢绝。早在东北插队期间，我就断然拒绝在大队担任民办教师。或许是“文革”对“臭老九”偏见的影响，我对当教师的职业始终抱有抵触情绪。二是去团中央。三是去人大。当时，团中央正在筹建旅游部，人大也在筹建法制委员会，两个单位都需要德语人才。我经过思考谢绝了这两个单位。因为，我从内心不舍得脱军装，希望能够回部队继续当兵。于是，我排除了一切其他可能性，毅然回到了老部队。我所在的老部队，虽然已经于1976年底从铁道兵第15师72团改编为基建工程兵第7支队第62大队，但是驻地没有变，编制没有变，大多数领导和同事也都还在，战友情深，环境宜人。回到老部队，担任了政治处见习宣传干事，依然负责新闻报道工作。正因为我没有脱军装，所以半年后比较顺利地被国防部有关部门考试录取，走上了军事外交道路。欧洲军事外交生涯23年从1981年以正排职军官学员身份进入国防部，到2013年从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以副军职国防兼海军、空军武官身份退役，我总共在国防部工作32年，其中23年是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这三个德语国家度过的，经历了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东欧剧变、冷战结束等一系列历史事件……退出现役之后，我受聘在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担任高级顾问，继续为我军的战略研究和外事工作出力。同时，我还担任中德交流合作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为中德两国之间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合作交流牵线搭桥。我的转点经历原爱辉公社前拉腰子生产队上海知青丁是玲1972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爸妈的一封信，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一份调往安徽省郎溪县的商调函。我看到此函，心里咯噔一下，七上八下的，这可怎么办啊？在当时的革命环境、政治气候下，凭我一个人的能力，要想从远离上海市的我国边陲之地黑龙江省黑河市调往邻近上海市的安徽省郎溪县，谈何容易！而且，此事现在若被其他同学知道，不但事情办不成，还会造成我不安心在边疆农村扎根的坏影响。之前，我还申请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时尚未被批准。思前想后，我只能悄悄地把调离的想法连同信件一起锁进箱子里。两周以后，爸妈来信催问调往安徽的事办得如何，我就如实禀告这里的情况，他们觉得让我自己去办这件事确实是困难的。一个20岁不到的女孩子，根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况且在当时“革命青年坚决扎根边疆农村一辈子”的政治环境下，我如何开口说要调往安徽农村？现在想想也不可能的。但我知道，爸妈下定决心要调我到安徽，尤其是妈妈。因为去年探亲后回黑龙江，路上足足走了七天，再等我写信给父母又是七天，漫长的半个月，让妈妈感觉到黑龙江离上海实在太远太远。她说以后要去看看你，也太累了。这就是母亲的思念和关爱，希望孩子离自己近一些，*好在身边，当然那是不可能的。说心里话，那时我到黑龙江也快三年了，这里的生活和农活都比较熟悉了，不仅如此，*主要的是这里有一帮非常熟悉和知心的同学。我们到黑龙江插队是集体插队，就是整个中学以班级为单位，一起插队到某个生产队。我所在的前拉腰子生产队还有一些小学同学，我们是互帮互助、相互鼓励的好同学。我现在要离开这个集体和同学，真是很难割舍，有一种失落感。到安徽去，那是多么陌生的地方呀！回想去年的一天，夕阳西下，我们坐的马车走在回屯子的路上，不知为啥，马惊了！拉着我们一路狂奔，在冲向马厩时，一个大转弯，我被颠下马车，摔在地上。我趴在地上想站立起来，但是根本起不来。这时，一些干其他农活的同学也陆续回屯子了，好几个同学赶紧跑过来，把我扶起来。他们看见我脸上、手上的皮都擦破了，血慢慢地渗了出来，赶紧帮我抬腿动动，看看有没有伤了骨头。好在那时年轻，只是些皮外伤，没有伤筋动骨。除此之外，三年来，乡亲们对我们知青的关心和爱护，这时也浮现在脑海。住在我们宿舍隔壁的孟姐，经常做了好吃的韭菜盒子和饺子，叫我们几个女同学到她家去享用。当时，物资还是相当匮乏的，她们一家人不舍得吃，省下来给我们吃，真是一辈子也还不了这份情。想到这些，我要调往安徽农村的信心就不足了，反正我自己不会去办这个手续的。我就像往常一样，天天下农田干活，住在同一个宿舍的女同学大都不知道我这个秘密，只有一位*知心的女同学是知道的。转眼间，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都收好入库，要进入东北的“猫冬”了。我们屯子的许多同学忙碌起来，准备回上海过年，形容他们蠢蠢欲动也不为过。这都是因为今年生产队又丰收了，每10分工又比去年多了五角，达到二元五角，一个月出满勤就有75元收入，比当时上海工人收入多一倍。钱多了，当然就要回家看望父母啊，人之常情。这时，我开始发愁了，是留还是走，举棋不定。还好，爸妈又来信让我再等一等，说他们托了报社的老同事老吉（吉景峰，是上海解放日报社到黑河西岗子带知青插队的干部）等他在哈尔滨开会后，就会来找我。几天后，老吉顶着严寒，从几十里外的黑河赶到我们前拉腰子生产队找我，当晚老吉就让我带他到我们拉腰子大队党支部书记家，说明了他来的意图，希望书记能够同意我调往安徽农村。这么着急马上就去办理此事，老吉是怕夜长梦多。此时，我觉得对于黑龙江的留恋，只能停留在过去了，调往安徽农村的事已是势在必行、木已成舟了。其实，老吉出现的当天，聪明的同学已经猜到八九。第二天，生产队的老乡也有知道的了。接着，我跟着老吉到公社知青办公室、县知青办公室，去办一系列的手续。在爱辉县知青办公室办手续时，一位办事的女干部说:“听说，安徽农村插队还不如黑龙江，没有柴火烧，都要自己上山砍的。”我听了心凉了一半，真有些后悔了。但是，老吉安慰我，安徽毕竟离上海近了很多。离家近，这就是我爸妈所希望的，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安徽农村的劳动生活状况，一切不得而知，连做梦的梦境都找不到。出去办手续离开生产队三天，当我回到队里，几个相处很好的同学就有思想波动了，她们羡慕我能离开。因为之前，有位男同学通过关系去参军了。我是第二个离开前拉腰子的知青，同学中多多少少有点反响，这可以理解，都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看到我离开，以为我回上海了。我告诉她们，我是转到安徽的农村，不是调回上海。其实，我离开黑龙江，不知是福还是祸，到安徽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我想好了，安徽农村再苦，也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好好干。因为在前拉腰子的这三年，让我学会了如何克服困难，有了积极向上的理念。1973年的春天，我到了安徽省宣城地区的郎溪县涛城公社凤河大队大义前队，开始了新的生活。刚开始的两个月，我的情绪极其低落，非常想家和想念黑龙江的生活，但在同一集体户知青的关心和帮助下，才慢慢好起来。我去插队落户的生产队有三位上海女知青，年龄和我相仿。瘦瘦高高的施伟萍讲话有点幽默；周雪娥个子不高，但干农活很利落的；王玉华长得很白，双抢那一段时间，她竟然晒不黑。她们见到我，就没有陌生的感觉……我刚到的时候，公社知青办公室没有来得及把我的床批拨下来，我是和小王暂时挤在一张单人床睡的，这让我感到很温暖，也使我更有信心融入这个集体。的确，后来我们都成为了好朋友，睡在同一个屋檐下，吃在同一个锅里面，相互帮助、相互鼓励，克服很多在父母身边碰不到的困难。记得有一天半夜，小施突然大声叫喊，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拿起手电筒朝她喊声赶去，她指给我看，在柴火堆边上一条蛇把一只大老鼠紧紧地缠住了，我看了也吓一跳，但我马上拉着她走出厨房间，知道这已经是打草惊蛇了，这时其他人也起来安慰她。原来是小施的蚊帐的一角绳子断了，她起来到厨房找绳子，不想碰到这样一个难得看到的场景。从此，我知道了蛇是鼠的天敌之一。我们住的房子很简陋，房子是土墙和茅草顶的，估计五六十平方米。那扇老式的大门，关上后，门与墙之间还有一根手指宽的缝，我曾经想这缝可以钻进什么吧。进了大门，就看见左右还有两间套间。中间是我们吃饭的“餐厅”，一张小方桌，几个小凳，也可以说是“客厅”。右边套间是灶间，有个农村烧饭的灶头，靠后面的墙边堆柴火和放农具。左边套间就是我们四个姑娘的“闺房”啦，没有房门，挂个布帘，否则屋里东西一目了然。那时安徽农村还没有电灯，晚上全靠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弱灯光照明，要看书只能凑到油灯旁边，与黑龙江农村的电灯相比，我有些不习惯，觉得这里太落后、太贫困。但是，既来之，则安之。集体户里别人能过，我一定也能过，必须闯过这一关。比较黑龙江农村，安徽的农活更辛苦。这里没有马车，搬运东西全靠人挑肩扛。这里拖拉机也没有，更谈不上联合收割机，一切全靠人力劳动。这里妇女一天劳动*工分是七分，我是五分五厘。安徽郎溪县以种水稻为主，一年两季，双抢是*累的，在短时间里要把早稻割了，马上种下晚稻。这时我们*辛苦，为了赶农时，天刚亮就下田干活，然后吃早饭，天黑透了才能收工。我*次卷起裤腿，光着脚下水田耘草，人都站不稳，也不敢跨步，害怕水田里有什么东西。听说蚂蟥会钻到血管里去，我吓得真不知如何是好！慢慢地知道，蛇听到响声就游走了，而蚂蟥是不停地叮在人的腿上吸血，只要在它叮的上方，拍一下，它就掉了。经历多了，也就不怕了。我在安徽农村学会了插秧、水田耘草、割稻。还有挑担，觉得挑担光靠力气不行，是有窍门的。看到老乡挑上150斤重的稻谷，能健步走十几里路，我真是佩服得很。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顺利地渡过了劳动关。到安徽半年后，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74年的秋天，我被推荐到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读书，毕业后，留校当了一名教师。回家原爱辉公社西三架子大队上海知青林云普大概是从我下乡的第三个年头起，大学开始招生，企业开始招工。村里的下乡青年、回乡青年有的被招生上了大学，有的进城当上了吃商品粮的国家职工。尽管名额很少，但这已足以动摇绝大部分知青“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的信心。与此同时，上海针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也悄悄开始松动。有病的可以办病退；老人身边无子女的允许一个子女回家；父母退休可以顶替工作；主动报名支援三线建设或者到上海郊区新建企业工作的职工，作为放弃上海市户口的代偿，允许一名下乡的子女招工同往。政策一松动，家长们便开动脑筋，使尽千方百计把子女往南方挪动。符合政策的自不必说，用上海话讲叫“硬档”，不符合政策的则另辟蹊径。“路道”粗的托亲戚朋友把孩子调回南方某城落脚谋生，“路道”差一些的把孩子调回老家农村，希冀得到亲眷的照应。实在不行的，就在南方某地托人找个对象，把孩子嫁过去。总之，只想让子女不再在遥远的边疆“面朝土地背朝天”，只想子女离上海近一点，再近一点……看着一起下乡的同学一个一个悄悄地离开，心里长草自不必说，夜半醒来满脑子胡思乱想。咱一不符合接班顶替政策，因为早在我下乡前父母就已退休；二不符合身边无子女条件，爹妈有姐照顾；三不符合病退，本人体格“杠杠”的，一般小病小灾撂不倒，还在女社员中评得大寨式工分*分——八分，诸如铲地、割地的这些大田活计不输给男人；四不符合当兵条件，咱近视眼，再说，部队也没到俺们队上来招兵；五轮不到招工，在我离开农村之前，还没有上海知青被招工；六没有投亲门路，祖辈生活在苏州城里，没有乡下亲戚……想啊想，想到鸡鸣五更心烦意乱，就开始羡慕嫉妒恨。羡慕人家爹妈有本事，羡慕人家的父母年轻，怨恨自己“生不逢时”，甚至希望自己能得点什么病。越想越绝望，于是和小高同学相约，如果离不开农村，那咱也绝不在当地结婚嫁人。假如同学们都走光了，知青点撤了，我们就自己盖一座小土房，在那里相互照顾了此一生。现在想起当时那绝望中的梦想不禁觉得好笑。其实，过着集体生活的知青，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我们不懂春耕、夏锄、秋收、冬藏的农活，没有东北农家扒炕、抹墙、挖窖、储菜等基本生活技能。两个女孩想要在那苦寒之地独立生活，简直是痴人说梦！说来也怪，在离开农村很多年以后，当时臆想中的那个小土房却常常会出现在我的梦里。一个人的旅程1972年末，大多数同学都回上海探亲了。我因为要给社员分红，再加上组织上要发展我入党，为接受考验，我留在了青年点。春节将临，家里突然来电报称“父亲病危”。亲情大于一切，于是我舍弃“进步”，踏上了回家路。先坐马车到松树沟，再搭西岗子开过来的客车到黑河。老队长蒋维新为了让我尽快坐上火车，打电话给在黑河一粮店工作的亲戚，安排我在她家落脚，并托她给我找车去北安。晚饭，大婶给我烙了饼，还有炒土豆丝。夜里，我睡在她闺女的房间里。半夜，大婶叫醒了睡梦中的我，把我送上了一辆到北安拉货的卡车。雪夜，提心吊胆地坐在颠簸的驾驶室里。不知司机何人，不敢搭话，人家问一句我答一句。司机觉得没趣，于是不再作声。半路，又有人送上来一个操着山东口音的男孩，司机让男孩坐在中间。男孩上来，驾驶室里多了个人，但大家还是没话。司机默默地开着车。那个山东男孩上来后，我的紧张心情似乎放松了些。车窗外，天空黑漆漆，大地白茫茫，分不清哪是道路哪是大地，车顺着车辙往前开。耳边只有轰鸣的马达声和汽车轮子碾压雪地的嘎嘎声。途中不知是何地，距公路不远的一处房子着火了，熊熊的大火映红了天空，映红了雪地……第二天清早，车到达北安的一个货运处。我背着行李跳出驾驶室，着忙中把水壶拉在了车上，师傅拎起水壶带把水壶扔到了我脚下，我弯腰捡起水壶，谢过师傅，奔向火车站。那个山东男孩跟着我到售票处排队买票，我对男孩说:“你看行李，我去买票？”男孩摇头。我又说:“那我把钱给你，你去买票，我看行李？”男孩还是摇头。嗨！都说我有戒心，那男孩的戒心比我还强！我心想，你那破行李白给我都不要！有啥好防的？不过，俗话说“跑腿子行李，大姑娘腰——碰不得”。算了，也许人家的行李里装着钱呢。那就背着行李一起排队吧。当天我们上了火车，六七个小时后到达哈尔滨。那男孩还是不说话，于是大家各走各的。晚上，哈尔滨火车站候车室早就没有空座，我蜷缩着坐在行李上过夜，瞌睡中的大脑不断被睡熟得东倒西歪的身体惊醒。第二天凌晨排队签58次直快，座票已经没有只有站票，票价一分不少！哈尔滨到上海的火车拥挤不堪，绝大多数是回家的知青。我站在过道上倚靠着一个座椅背。站累了就把随身带的用棉大衣打起来的行李放在地上，坐在上面歇一会儿上。后半夜，坐在靠窗座位上的一位大叔看我孤身一人挺可怜，对我说:“你在这里不要走，我到锦西下车，我的座位给你。”旁边有一帮男女也是上海知青，因为没得到这个座位，忿忿不平。责问那位大叔，“我们先到的你为什么不让给我们？”那位大叔说:“你们有几个座位可以轮着坐，她一个人已经站了一夜！”其中一个女孩人长得还可以，但嘴很臭，一个劲地骂人。那位大叔真好，看我坐安稳了，他才下车。那位大叔走后，女孩一个劲地威胁我:“哼！侬看牢！有本事侬就勿立起来！侬立起来，阿拉就抢！”我很气愤，但我想我一个人，绝不是他们一帮人的对手，“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不睬她*凶！但为了保住我的座位，后面的三天两夜我尽量不上厕所，也不敢多喝水。几天下来整个人都浮肿。经过六天的旅程，火车终于停在了北火车站。姐姐上班，母亲亲自来接我。看到母亲，我一下子扑进她怀里。可母亲见到我的样子，哭了……但令人欣慰的是，我一踏进家门，病重卧床的父亲竟然坐了起来！大山里的“相亲”在家的日子里，我除了看闲书没有多少言语，我不知道该和年迈多病的父母讲些什么。母亲关切地问我:“他们从东北回来的人都说东北很苦，没东西吃，怎么没听你说？”我笑笑:“妈，你看我这么胖，像苦的样子吗？”老爸老妈默默地看着我，悄悄地叹气。春节过后，在江西德安军工厂工作的二姐结束探亲要回去了。姐姐问我:“江西不错，离上海近多了，你要不要先跟我去看看，你要是看好的话，姐姐想办法把你调到江西去。”我不假思索地说:“好！”于是爹妈主动掏路费说:“去吧，不要闷在家里，跟二姐去江西玩玩。”我高高兴兴地跟着姐姐和姐姐当时的男友（现在的姐夫）去江西一游。姐姐的单位在大山里，我们乘直快从上海到南昌，从南昌换普客到德安。德安是个小县城，从德安到姐姐所在的工厂还有15公里路。去那里只有一条进入大山的二级公路，应该是为建军工厂开出来的。工厂有定时大巴到县城，我们便搭大巴进山了。公路在狭窄的山沟里蜿蜒，一侧是山体，一侧是沟渠、水田。山脚下高大的樟树掩映着白墙青瓦的农舍。江西山里人家的农舍瘦高，黑黑的门洞，小小的窗没有玻璃，开在离地很高的墙上的。屋顶没有烟囱，青烟从屋顶的瓦片间钻出来，慢慢地在空中飘散。二月，春寒料峭。稻田还没有耕种，一块块田地里铺满了开粉色小花的红花草。路，向前向上向山里延伸着，左看是山，右看是山，回头看还是山，目光所到之处总被大山挡住，唯有抬头看那一线天空。工厂在公路的尽头，家属宿舍在大巴前进方向右侧的山脚下，顺着山势，分块分层依山而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门见山，出门爬坡。这里给我的感受与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上完全不同。相比这大山的满目葱茏，我更喜欢东北大地的皑皑白雪；相比这崎岖的山路，我更喜欢北方那起伏的丘陵和一望无际的田野。军工厂的独身宿舍在厂区内，不允许外人借住。于是，姐姐的小姐妹把她分到的粉刷好不久准备做婚房的房子借给我们住。这是一种干打垒墙的平房，门窗和地面都是杉木的。杉木的纹理很好看，还有独特的清香。这是一房一厨，没有卫浴设施。厨房里的柴灶是他们自己动手垒的，和上海农村里的大灶头一样，只是缩小版，因为厨房面积很小。姐姐请同事吃饭，姐夫一大早搭通勤车去县城买了好多菜。客人都是从上海招来的学生，姐姐向我介绍了一圈来宾，还特意介绍其中一位男生，说他是上海某某学校大专毕业云云。但我根本没记住他们姓甚名谁。席间主宾们兴致勃勃地聊回上海探亲的见闻，嘻嘻哈哈地谈工厂里的人事。我一个东北来的“阿乡”自然与他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客人散去，姐姐问我对那个大专生印象如何？我这才明白爹妈掏钱让我来江西散心的真实用心。我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不想走这条路。其实，在进山的那一刻，我已经否定了来江西的想法，尽管如果能来到这里话，便可以把“边境证”换成日思夜想的“工作证”。在姐姐们的山里住了一些日子便准备回上海。姐姐、姐夫又请假陪我游了一趟庐山。我们从德安乘车到庐山的后山脚下，用了四个小时爬十多里山路登上了庐山顶。在山上旅馆住一夜，第二天上午游览花径、仙人洞，拜谒五老峰。因为要赶当天的轮船回上海，在山上吃过午饭便又顺着上山的路下山了。人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一路下行，脚下刹不住闸！蹦蹦跳跳一个小时便到达山下，总算可以走平地了，心里那个高兴，可不曾想到了平地竟然不会走路了，小腿肚子痛得不敢把脚跟往地上放，只得一瘸一拐继续踮着脚尖走路。这俗话说的“上山容易下山难”，可真是一点不假。庐山下来我们返回九江市区，在九江的轮船码头上，我告别了热心的姐姐、姐夫，登上了长江轮。回到上海的家中，我依旧默默无语。妈妈小心翼翼地问我:“你以后怎么办？”我平静地说:“妈，你们就不要再给我动这种脑筋了。东北当地人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他们能活，我也能活。”可我知道自己只是嘴硬。原来，当我躺在东北乡下的热炕上，为自己的前程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时候，远在上海的老父老母看到左邻右舍的孩子陆陆续续回来，也在日夜为我担忧。一边每封家书都谆谆叮嘱“不要在乡下谈朋友”，一边悄悄地为我想办法。想来，老父老母也盘算过，他们没什么门路和能力可以把女儿弄回南方，但好在女孩子还有出嫁这条路。去江西的事，是父母背地里跟二姐商量好的。一九七三年的“圆梦”开春了，队里要春耕准备了，我也该回队了，我还担任着队里的出纳员呢。我相信该变的总会变，该有的总会有，无论如何眼下的生活总还得继续吧。幸运的是，机会终于来了。1973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个值得记载的年份。邓小平同志在被隔离、看管了5年之后，于1973年复出，中央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邓小平开始协助周恩来总理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也就在那年，中央决定大专院校的招生工作由推选改为考试。得到这个消息，我精神为之一振，我想读书，我要读书，机会来了我必须抓住！报考的程序是个人报名，组织批准，我报了名。从被批准报考到参加考试只有几个月时间。对于只学完了小学课程的我，要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补上得几年时间才能学完的中学数理化课程，简直是天方夜谭。尽管如此，我还是抱着一分希望，做着十分的努力。一起报考的年轻人想方设法从村里的回乡青年那里借来课本，积极地复习迎考。更准确地说，我不是复习，而是学习。自学的过程是艰难的，没有老师辅导，更没有时间。插队落户当社员，出一天工拿一天工分。农忙时节，人人下地干活，你在宿舍复习会引来别人侧目，于是坚持着白天出工晚上复习。可仅仅几天便坚持不住了，捧起书本便上下眼皮打架。我们生产队里有两个六七届初中毕业的回乡女青年参加了报考，几个人一商量还是硬着头皮向队长请假，躲到了其中一位的家里复习迎考。也许是有关方面了解到了一些实际情况，后来通知闭卷考改为开卷考了。考生们暗自松了一口气。全面复习简化为看定理看要点，记住什么内容到书上的那一章里去找。8月，考生们接到通知，自带行李铺盖到黑河报道。黑河的中小学生都放假了，教室成了考生们的临时宿舍和考场。不记得考场设在黑河的哪个学校。只记得考试那天，那个学校前的大街上，都是一张张消瘦而年轻的脸。在考试前一天，招生办的老师给每个考生发了一份报考志愿书，考场的黑板上公布了本次招考的各个大专院校的名称和专业。在招考老师对志愿书填写作了一系列的讲解后，考生们开始根据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喜好认真而郑重地填写这份关系着前途和命运的志愿书。当时许多人对于专业的考虑没什么概念。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去圆读书梦。我从小的理想是穿上白大褂当一名医生。由于学历水平太低，我不敢报考大学，故而在志愿书上填上了“哈尔滨卫生学校药剂专业”。交上了志愿书，大家在校园的树荫下休息。陪同知青参加高考的爱辉公社上海插队干部季兴根老师，挨个询问每个人的志愿填写情况。对志愿填报不合适的考生，给予具体指导，并及时地帮助更改。就这样我改填了化工志愿，也改写了人生。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有这样一位长者，“冒天下之大不韪”，给我们这些涉世不深、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孩子点拨人生，这是何等的幸运！三十多年后，在爱辉上海知青联谊会的一次春节团拜会上，我见到了季老师，在交谈中，我提起这段往事，季老师却淡淡一笑说:“我不记得了。”1973年的这场考试变数太多。在*门课开考之前，监考老师临时向我们宣布了一个决定，填报中专的考生可以改报大学，只需加做数学卷上的那道二元一次方程求根公式推导题。从1966年开始停止了七年的高考，在1973年注定会一波三折。两天的考试结束了，大家打起行李铺盖，回到生产队。不久，等待入学通知的我们又接到一个通知，入学考试成绩取消。原因是辽宁的一个叫张铁生的考生交了“白卷”，并在卷子后面给中央写了一封公开信。*后，一场热热闹闹的招生考试，重又回归为基层推荐。各校的招生名额从县里分到公社，又由公社的有关部门按生产队进行分配。我们生产队只分到一个名额。于是队里召开了社员大会，以投票的方式在报考的人中推选入学者。而我因得到的票数*，幸运地获得了这个名额。就这样在下乡四年后，我从农村挣巴出来了。在齐齐哈尔市完成了两年的学业，毕业分配到了哈尔滨郊县阿城的一个大型国企。尽管那里还是远离家乡亲人，但比起爱辉的那个小村，已经近了好多好多。我在那里安心地工作、生活、结婚、生子。在那里我得到了很多，舒适的住房，亲如兄弟姐妹的朋友，如同师长般尽心栽培我的领导。我还经单位批准，通过成人高考获得了去北京上大学深造的机会。工作顺利生活安稳，曾经向往的一切似乎都有了，“回家”的念头也就日渐淡漠了。两代人的轮回一个新的补偿政策打破了我原本平静而安逸的生活。1989年3月21日，上海市劳动局、上海市教育局、上海市粮食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允许在外省区工作的原上海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子女来沪就读入户问题的通知》。“允许一名年满16周岁或初中毕业以上未婚、未就业的子女来沪就读入户……”这个消息是退休后在居委会工作的大姐带回来的。那时，我儿子已经上初中。为了我儿子回沪，家里的亲朋来了个总动员。大姐去街道、派出所办理我儿子返沪的所有手续。妹妹和大姐的小女儿、女婿为我儿子择校，办理入学手续。一切办妥之后，我借出差的机会，把儿子送到了我母亲和作为监护人的妹妹身边。由于上海和黑龙江两地教材不同，为了让我儿子尽快赶上新学校的教学进度，妹妹和大姐的大女儿、女婿又想方设法为他联系家教。在东北长大的儿子从未离开过我，初到上海的他生活不习惯，也听不懂上海话，常常想家。于是，他的那些姨、姐、哥只要有空便来看望他，陪着他出去游玩散心。按理说，有亲人们对我儿子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应该没什么好担心的了。然而，知青子女返沪政策仍是让我喜忧参半。喜的是终于儿子可以替代我回到上海，并在上海接受较好的教育。忧的是我的儿子又像我当年一样远离父母。这两代人的轮回，让我真正体会了当年我离开家时，我父母的心痛和担忧。尽管一个是沦落小乡村，一个是踏进大都市。况且，我儿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值青春叛逆期，任何挫折都可能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乃至影响他的一生。对孩子的思念和担忧如尖刀剜心，常使我难以入眠。尤其是每每听到电话那头儿子想念我们的哭腔，我便心痛如绞泪如雨下……儿子是根，根迁走了，我的心便也随着迁走了。还记得那时候费翔唱的流行歌曲《故乡的云》吗？“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那令人神伤的歌声就仿佛是母亲对我的呼唤，儿子对我的期盼。一个念头在脑海里陡然升起，为了年迈的母亲，为了未成年的儿子，我必须回家！尽管如此一来，我将抛弃在那里奋斗20年所获得的一切，到新的地方从零开始！但为了亲人，我将义无反顾！二十年后回家一天，单位来了一位客人，是杭州某新建化纤厂的总经理。这位年轻的总经理，是来我们单位学习考察，私下里也是来挖人的。这个企业虽然很小，生产规模还不如我们的一个车间，但无论如何，它地处杭州市里，比起阿城，杭州可是离上海近多啦！于是我开始找单位领导恳谈，希望他们能放我一马。然而，尽管改革开放已经十余年，但作为国企的职工，想要流动还是非常艰难的。好不容易才说服工厂领导将我放行，并同意让我自带档案前往杭州。到了杭州，那位总经理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很好的宾馆，每天好吃好喝地招待，还安排我们游西湖。走在西子湖畔，想着就要到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心里那高兴自不必说。一起结伴前往的同学甚至感叹:“能到杭州，哪怕以后在西湖边卖茶叶蛋也行啊！”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我们的美梦落空了。原来，这位年轻的总经理在人事调动上遇到了阻力。他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不允许将我们调入，理由是该位总经理从外地引进人员没经过他批准。年轻的企业老总，原本想让我们带着档案到杭州，形成“逼宫”的势态，逼迫他批准这次人才引进。但他太嫩了，尽管，他的领导在这家新企业成立时，让他带着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下去担任企业总经理，并承诺他有用人的权力，但国家用人制度不改，他的这一权力是空的。命运跟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我们满怀憧憬来到西子湖畔，期待在这座号称“天堂”的城市里落脚，可以离上海近些，离妈妈和儿子近些。可是却因为这所谓的“权力之争”，让我与这座城市失之交臂，擦肩而过！带着无限的遗憾我们垂头丧气地重新踏上北归的列车。经过两天一夜的奔波，火车在夜色中到达哈尔滨。出站，看到原单位的赵总正笑吟吟地站在奔驰车旁伸手迎接我们。他轻声而坚定地对我们说:“走！回家！”虽然赵总亲自赴哈尔滨迎接的举动让我万分感动，可是我南归的信念一点也没有动摇。因为，在上海有年迈的老母，更有年少的儿子在日夜呼唤！上天眷顾，机会又来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浦东开发建设的步伐加快，需要大量人才。我从纺织部举办的企业高管岗训班上获得一个信息，一家注册在浦东的中外合资企业需要专业技术人才，基本条件是45岁以下、中级职称以上。我和先生不仅符合基本条件，而且我先生正好具有这方面专业技术，且积累有20年的工作经验。获得了这个信息，我妹妹又开始为我的调动到处奔走。在妹妹的斡旋下，也在一些好心人的帮助指点下，作为人才引进，先生和我通过考核被这家企业录用了。当然，联系调动是背着我的工作单位悄悄地进行的。我和先生依旧不动声色地照常上班。妹妹则在上海紧锣密鼓地为我们办手续。1995年1月初，我们拿到了上海市人事局的调令。终于可以回上海了！母亲的愿望可以实现了！我们一家三口又可以团聚在一起了！先生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原单位安排的去德国考察的机会。我们分别交待了工作，以1.8万元的价格卖掉了三室一厅的房子。打点起行李包裹，向公司建设初期开始共事了二十多年的同学、同事一一道别。从拿到调令到启程离开，几乎每个晚上都是在朋友们依依惜别的送行宴上渡过，醇醇烈酒里饱含的情义浓得化都化不开！二十多天后，当所有的家什装上了集装箱，我返身回到屋里，把空荡荡的房间扫了一遍，反锁上门，独自一人站在充满阳光的温暖的屋子中央。环顾四壁，每个角落都有我生活的信息，心底涌起一股莫名的不舍。于是，我放声大哭……从16岁离家闯荡东北，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家，回到母亲温暖的怀抱。眼下，多年的夙愿成现实，要离开这片黑土地的时候，心里充斥的却是一棵大树被连根拔起的感觉。1995年春节，在先生的老家陪着公公吃了我们在东北的*后一顿年夜饭。年初一，返回哈尔滨，向这里的亲朋好友告别。初二晚上，带着一大堆随身行李登上了南下的列车。躺在车厢的卧铺上，枕着滚滚车轮，听着那铿锵的声音，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到了上海，上海站大门敞开着，无人检票！年初四凌晨四点多，58次列车稳稳地停在了上海站的月台边，亲人们早就等候在这里，儿子欢呼着向我们跑来。当我们一行人肩扛手提着大包小包走向北区出口时，那场景竟然与我的梦境一模一样！在外漂泊了27年，我终于回家了！胸中涌上一股热流，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真想扑进母亲的怀里痛哭一场。但是，在踏进家门的一霎那，看到安静地端坐在那张熟悉的放着热腾腾早餐的方桌边，正满脸欣喜地望着我们进屋的年过七旬的老母亲时，我忍住了。回家，真好！写于2015年10月修改于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