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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1980年生于山东滨州，本科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博士毕业于武汉大学。郑州大学文学院直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负责人，客家文化与华文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台湾交通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河南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河南省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台湾文学研究。出版专著1部。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等。获首届高校台湾研究学术年会杰出论文奖、河南省杜甫文学奖、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河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特等奖、河南省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以及河南省优秀教师、河南省首批青年文化英才、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等荣誉称号。
本书主要选取了老中青三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河南作家（田中禾、李佩甫、刘庆邦、墨白、乔叶、邵丽、南飞雁、李清源），以及原籍河南后迁徙省外和海外的作家周瑄璞、方丽娜，通过分析他们的创作特征、主体精神气质、所存在的问题等，透视所展现的新世纪文学的新质与病象，揭示河南这块苦难与新生、沉重与芜杂共生的土地所给予这块土地所生长的人和*一无二的个性。同时附有对多位作家的访谈，在学术性之外也增加了可读性和资料价值。
第二章写实与先锋
在河南这块土地上，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发展，现实主义始终是主调，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异类，李洱和墨白便是两个异类。他们上承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在中原这块“现实”无比强大的土地上，进行着自己的突围。只是，时代的转型，文学风气的转变，以及某种根深蒂固的血脉和生命基因，使得他们尽管有艺术实验和探索之心，却无法将其彻底实现，甚至他们艺术和形式探索的热忱，从一开始便和纯粹的形式主义者有所不同，这使得他们的创作表现出某种激进和保守相交杂的特征。然而，也正是因此，他们的写作才显现出了某种特别的意味和价值。
□□节李洱论
一、先锋的出场与退场
——李洱20世纪90年代小说创作论
李洱的名字，很早便听说。知道他是“先锋作家”“晚生代”，还是河南济源人。2010年我到河南参加工作，李洱2011年离开河南。这中间，虽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存在着时空的交集，但自己当时只是个刚毕业的学生，和作家圈尚无往来，所以对李洱的印象，便止于道听途说。大约在2013年初，我有篇文章入围现代文学馆的一个青年评论奖，受邀赴京参加终评典礼。典礼地点在现代文学馆附近的一家酒店，在那里，才□□次见到李洱。
那次评奖入围者中，依稀记得就我一个人来自河南，所以我便天然地以为我们之间会有某种亲近感，于是就冒昧到李洱房间拜访。记得他好像抽烟，烟雾缭绕中，我们聊到了河南，还聊到他怎么从河南到北京，当然也聊到他的小说。那时，我印象□深的是《石榴树上结樱桃》，博士论文专门有一节写的便是这个小说。我提到对那个小说的深刻印象，李洱很客气地谦让，谦让得很真诚。面对面的交流总是比较客套的，何况还是□□次见面。不过，那时说的那些很可能被李洱当成客套话的赞美之辞，其实都是实话。他那部写得完全不像李洱的小说的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当年确实是给了我很深很深的印象。当然，面对一个年轻人的赞美，李洱想必不会太在意，尽管当时听了那些话他还是笑眯眯的样子。我当时的反应是，这是一个懂得照顾别人情绪的人——“到底是个北方汉子”，我心里想。
说李洱是个“汉子”，显然不符合事实。无论是他的作品，还是他白白净净、文质彬彬的面相，都和“汉子”挂不上钩。他是北方人不假，但文学气质却是南方化的。这种“南方化”的印象，自然和他当年读的大学，和他所曾身属的那个以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南方作家为代表的“先锋作家”的群体有关。一个地道的北方人，出身河南农村，南方读大学，毕业后回到河南，二十多年后进京，这是作家李洱前半生的生命轨迹。李洱是1966年出生，他的这个生命轨迹，仔细看的话，其实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学讯息:乡村/都市，南方/北方，先锋/写实。这里面有一种内在的冲突和二元对立。我和李洱面对面的接触，仅止于那一次，所以关于作家本人我无从做更多的判断。但至少从他的文学文学创作来看——从早年的先锋写作，到今天更趋写实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应物兄》，李洱的小说确实也呈现着一种历时性的二元对立的形态。那么，对李洱来说，其人其文，生命与文学，是否存在着某种相关性？
……
通过出身判定写作取向和风格，显然有些武断。但是李洱的出身和他的写作之间确实呈现着一种明显的冲突或割裂:乡村出身的他却是一个长久地膈膜于乡村叙事的写作者。而他前期写作的那种强烈的知识化倾向，睽以他乡村的出身，便更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对于往往依赖经验写作的中国当代作家而言，李洱这种几乎完全超离早年生活经验的现象并不多见。不过，如果以此为凭，断言李洱是一个向往现代、追逐新潮的人，也不一定确切。在上面的话里，他虽然略略谈到了他在8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求学的的经历（那时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确如李洱所言的，“在全国高校中可能是□活跃的，所谓领风气之先，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创作”），但奇怪的是，四年后的他却又回到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更偏僻、鄙陋一些的河南，而且一呆就是二十多年。人生的选择当然受很多因素影响，但不管怎样，依据李洱的创作路向，他似乎更应该留在上海那个繁花似锦、摇曳多姿的文学圈子里——“写诗的，写小说的，写剧本的，多得不得了。我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开始学习写小说的。当时，我与格非交往比较多，在格非那里见到过很多作家、编辑、主编。”这样一个圈子和氛围，显然更适合作家李洱。
李洱从上海回河南的动机我们无从知晓，但是他的这个人生选择，却让我们能够从这个细节看到他的某种性情的东西:我们是否可以推知，他是一个知道取舍，并有一定精神定力的人？从离开更如鱼得水的上海文学圈回到河南并扎根二十多年，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他在物质方面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繁华、追逐表象化的“现代”生活的人。倘如此，那么我们便能再进一步推测:他是有着比较纯粹的精神追求的人那种人——不仅是在文字里，也在生活里。我们只能这么去推测，却不敢作断言。但至少我想，李洱在河南的这二十多年，时代风云变幻，历史一往无前，知识和才华变得可以兑“现”，而事实上很多人（包括李洱身边的人）也在极力兑“现”的年代，李洱一直蜗居中原一域，这说明他是一个能沉潜下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