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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彦杰
男，80后，山东青岛人，人民警察，三级警督，任教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与犯罪心理学研究者。
于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北京世锦赛、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庆典、“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等大型活动中多次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和嘉奖。
已出版文学类图书包括:
《警色青春》（联合读创，2016年）
《繁复世情，璀璨江湖——漫谈金庸经典之<射雕英雄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刑侦犯罪题材系列小说“追凶者”之《萨满疑云》（联合读创，2019年）
中国首支警察原创乐队——“南里”乐队的监制及填词人，创作《管警官》《对不起，我是警察》等歌曲在全国警队中广为传唱。
被媒体誉为“左手接海岩，右手解金庸”的新世纪警营文化代言人。
清初既充满复杂的政治斗争,又浸染靓丽的青春色泽，此种独特的时代风貌在《鹿鼎记》中被表现得有声有色。其情致风味描摹如亲见，中国传统生活和古典文化的各层面在书中皆有所展现，衣食住行、琴棋书画、天文地理、赋诗词曲、诸子百家、九流三教，几乎无所不包。
1667-1689年这个时期处于康熙执政的前半部分，也是清初统治者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宏伟事业的*。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鹿鼎记》中“韦小宝的视角和经历”来解析、考察并尽可能地还原这一时期真实的历史政治、社会生活与文化情况。
《鹿鼎记》中的康熙与韦小宝，一君一臣，亦师亦友，在庙堂上珠联璧合，在江湖中上下其手，可谓是所向披靡，无往不利。我们在阅读小说的快感过后，还可以借机补充一些历史和社会的知识，以更好的理解和体验小说的艺术本质和魅力，同时还可提升对历史政治、社会生活与文化的认识水平，一举两得，这也恰是作者创作这本书的目的之一。
金庸先生在1981年《鹿鼎记》初版的后记中写道:“然而《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他在2006年的世纪新修改版后记中明确说:“曾郑重考虑大改《鹿鼎记》，但*后决定不改，因为这部小说写的是清朝盛世康熙时代的故事，主要抒写的重点是时代而非人物。”
虚构与真实比肩，皆置身于历史时间轴，《鹿鼎记》再次彰显了金庸先生非凡的才华与抱负—重释历史，书写历史。金庸先生在书中采用不同形式强调大关节的历史性质，这在强调娱乐性的武侠小说中是很引人注意的特例。以写清代帝王历史小说闻名的作家二月河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金庸先生是天才。我说他是天才并非在这里用虚词逢场作戏，而是我的真诚实语。”他认为:“从明清小说始，中国的武侠几百年没有什么质的变化。但到了现在又出现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等的武侠体小说，主将应该就是金庸。”历史学家余英时回忆自己20世纪70年代回到香港工作时与金庸结为朋友，两人对围棋有共同的嗜好，一次棋会之后，金庸谈及自己的武侠作品时表示，“*满意的是封笔之作《鹿鼎记》”。这恰恰就如倪匡所言:“金庸以前的作品，是凌厉刚猛之剑，是软剑，是重剑，是草木竹石皆可为剑，虽然已足以横行天下，但到了《鹿鼎记》，才真正到达‘无剑胜有剑’的境地。”
《鹿鼎记》是书写江湖的武侠小说中描述庙堂*为深刻全面的作品，也就是说此部小说中对政治的描写浓墨重彩。这部长篇小说的*回中，主人公韦小宝没有出现，出现的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基本概括了小说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意味。董乃斌认为《鹿鼎记》“是金庸用小说的样式实践了新史学的理论，是在小说的戏笔中放进了浓郁的史意，把小说的戏笔化成了沉重的史笔，其创新意义值得重视”。其实，《鹿鼎记》不仅是讲历史典故和政治故事。
金庸先生曾对张大春说:“武侠小说的创作的确是在试图逼近古代的社会。从历史的资料里，我尽可能地把所接触到的生活层面包括进去，其中也许还包括文人们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情怀，这是就生活面而言。”清初既充满复杂的政治斗争，又浸染亮丽的青春色泽，此种独特的时代风貌在《鹿鼎记》中被表现得有声有色。其情致风味描摹如亲见，中国传统生活和古典文化的各层面在书中皆有所展现，衣食住行、琴棋书画、天文地理、诗词曲赋、诸子百家、九流三教，几乎无所不包。
读者手中的这本书，就是笔者通过《鹿鼎记》，或者说是通过韦小宝的视角和经历来解析及考察，并尽可能地还原书中所写的那个时期真实的历史政治、社会生活与文化情况。
厘清小说中所写故事的起止时间点是首要之举。由于小说的演义性质，《鹿鼎记》给读者的感觉似乎故事只历经了极为有限的几年，实际上是20多年。韦小宝在《鹿鼎记》中以“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形象出场，在宫中偶遇康熙时，康熙与鳌拜正因是否杀苏克萨哈之事起争执。历史记载，苏克萨哈被杀于康熙六年（1667），那年康熙刚好13岁。韦小宝“参与的”*后一件大事是代表清朝政府与俄罗斯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是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那年康熙35岁，韦小宝也应三十四五岁。此后多久韦小宝才携家人归隐大理，因无具体客观的历史事件作为时间参考就不得而知了。
也就是说，本书主要是借金庸先生创造的文学人物韦小宝在《鹿鼎记》一书中的视角和经历，解析1667—1689年这20多年前后的中国政治格局与社会文化。这个时期处于康熙执政的前半部分，也是清初统治者在军事和政治上宏伟事业的*。这个阶段恰恰也是金庸先生祖上*荣耀的时期，其浙江海宁查家甚至被康熙称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历史和社会从来就密不可分，写作同样与前面二者密切相关。所有历史政治事件的发生、社会生活和文化的状态与变迁皆有前因后果。《鹿鼎记》所写的这20多年也免不了时常对一些人和事做一些背景材料的简介，尤其是作为一部与清初历史虚实结合的武侠小说，在一些情节的渊源介绍上难免会牵涉明末和南明政权。
历史学界对“清初”的界定基本都是“顺康”，也就是顺治元年（1644）到康熙二十年（1681），考虑到本书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术研究作品，加之书中前半部分有大量内容涉及顺治，所以此书的书名中就直接使用了“清初”这个时间和历史概念。
美国学者梅尔清曾在《清初扬州文化》一书的*章写道:“近现代西方历史研究中对于从1645年至1700年，也就是扬州从清统治者的征服中恢复过来的这一段时期，历史向来没有被纳入清史的叙述范围。直到*近，对清初历史的绝大多数研究，还是要么集中在清征服中的军事和制度建设方面，要么集中在对明王朝忠贞的议题上。同中国研究者差不多，美国的学者也主要是研究18世纪清帝国的鼎盛或研究19世纪中期清帝国的风云变幻及政局动荡。”梅尔清所言的研究状况在近几年已有改观，从不同角度研究清初历史的书籍陆续面世。
本书选择研究的历史时间阶段跨度不大，值得做的文章却很多。史景迁认为:“康熙一朝，并非如后来的清朝那样因循旧例而拒斥变革，它不是一个稳定而安泰的时代。17世纪后期，明朝的效忠者对新王朝的威胁时时得见，而封疆大吏和以往与满人结盟的边疆部落也变得好战起来，皇家明确其优越地位的尝试还刚开始，皇朝与中原文化之间还不融洽。”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变革与尝新的时期，为金庸先生创作《鹿鼎记》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想象空间。
韦小宝这个角色在那个时期步入滚滚红尘，因缘际会地“主导”或“参与”了几件康熙朝毫无争议的宫廷大事、民族大事、国家大事。韦小宝风尘仆仆地奔波往返于庙堂与江湖，活跃于宫廷与妓院赌场，横跨于社会上层与底层，其活动范围从辽东到云南，从江南到台湾，甚至还到了俄罗斯莫斯科。于是乎，从未读过一本书的韦小宝行了万里路，也可称得上是见多而识广，他的经历与见闻本身就是记录那个历史时期中国政治军事及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小百科全书，甚至可以称之为个人史研究领域的某种新式的“文学范例”。
正如金庸先生自言:“我的小说里也一直对下层社会很关注，特别是那种远离高高在上的庙堂的生活。”
笔者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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