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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军，男，1957年11月28日生于安徽怀宁，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当代著名作家、剧作家、影视导演，闲时习画，现居北京。主要文学作品有:长篇小说《日晕》、《风》、《独白与手势》（《白》《蓝》《红》三部曲）、《死刑报告》以及《潘军小说文本》（六卷）、《潘军作品》（三卷）、《潘军文集》（十卷）等。作品曾多次获奖，并被译介为多种文字。话剧作品有:《地下》、《合同婚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哈尔滨话剧院、美国华盛顿特区黄河话剧团复演，并被翻译成意大利文于米兰国际戏剧节公演）、《霸王歌行》（中国国家话剧院首演）；多部作品先后赴日本、韩国、俄罗斯、埃及、以色列等国演出，多次获得奖项。自编自导的长篇电视剧存《五号特工组》《海狼行动》《惊天阴谋》《粉墨》《虎口拔牙》等。
《泊心堂记:潘军文墨自选集》是一部绘画随笔集，以作者潘军在安庆的住所泊心堂命名，收录了他在其中绘画赏画的心得与感悟，先有绘画，而后有文字，绘画引发了文字，文字又解读着绘画，包括《写莲说》《观鱼和羡鱼》《随记》等三十余篇。文图相得益彰，引人入胜。
2017年是农历丁酉年，我的本命年，时间不经意地过去了一个甲子。年前我便做出决定:离开京城回故乡。因为做影视，我在北京居住了十几年，却从未觉得这个大而不当的城市多么亲切，反倒日益感受到诸多的不便，至于交通的拥堵、空气的糟糕就不说了。沈从文说，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这句话后来被黄永玉书写，立碑于沈先生故乡湖南凤凰。我不是士兵，北京于我也算不得战场。但现在我需要回到故乡。我的故乡安庆，是座历史上有些名气的江城，民国时期曾为安徽省省会，如今不过是个四线的城市，落寞而萧条，但正合我意。我早已厌倦都市的喧嚣与繁华。随后，便在长江边上的碧桂园购置了一处房产，按照自己的设计，用近一年的时间完成装修。其中三楼是我的工作区域，有书房和画室。还有一间敞亮的阳光房兼茶室，抬眼望过去，大江一横，水天一色，江南峰峦一带，过往帆樯几点——颇有几分张陶庵《湖心亭看雪》的意思。这几年我虽过得逍遥自在，却也无聊，心不安静，既不想写也不想拍，想今后的时光专事书画。其实在写小说之前我就是学画的，遗憾的是这几十年里专心用于作画的时间极少，往往作为一种间歇的自我调剂。以前我说过这样的话:六十之前舞文，之后弄墨。现在我可以践约了。于是就取一斋号:泊心堂。《泊心堂记》便是这样的由来。之前在微信上曾以《回故乡记》发布过绘画习作，新年伊始，我希望有个改变。每天早上，我会去我的泊心堂，沏一杯茶，执一管笔，似乎是很随机地点点染染写写画画，如有比较满意的，就晒到朋友圈里，供大家一乐。有一天我忽然自问:今天你怎么想起来画这个呢?这是个问题，可我一时还回答不了，我觉得我应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就有了这本书的构想。是为记。2018年1月7日五君子图自有倪瓒以来，后人只要以几棵树（或几竿竹）为画面主体，加之平远构图，都难免有模仿之嫌，好像这几棵树就是老倪家的私产，你动不得。明人董其昌、沈周，“清四僧”，以及新安画派的查士标等，都在其类似画作上注明“拟倪瓒笔意”等。这很奇怪。中国画南北二宗，由唐宋的繁杂，到了“元四家”这里，实际上开始做了减法，画法疏简，格调天真幽淡，使得绘画具有抽象与空灵意味。这中间，倪瓒居功至伟。虽然赵孟頫对元代山水画的疏体模式具有开创意义，但*终还是由倪瓒实现了提高与突破。尝想，这大胆的减法是否与倪高士的洁癖有关？米开朗琪罗有句名言:把多余的部分去掉。倪瓒正是这样。显然．这一改变无疑是划时代的，一直影响到“清四僧”。石涛的书法题画，从精神到体式皆是以倪瓒为法；而弘仁则更加坦白，曾在画作题诗“迂翁笔墨予家宝，岁岁焚香供作师”。某种意义上，没有“元四家”，就没有“清四僧”，可以这么说，一部中国绘画史，有无倪瓒，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画家，是里程碑式的，当为大画家。而绝非如今那些在镜头前面摆样子高谈阔论，或者四下叫喊自己的画拍出了多少银子的角色。就五六株树，在倪瓒笔下显得如此生机盎然，董其昌、沈周的就显得刻板。弘仁和查士标则更加过分——新安画派虽然作为山水画的一派，有其鲜明的个性，但我不是很喜欢——那种把山体方块线条化的处理，太刻意，不洒脱，也远离了山水画的性情。这或许就是弘仁永远落在八大和石涛之后的原因所在。八大的抽象是生动的，笔墨是有趣味的；石涛的随意同样是生动的，笔墨也同样有趣。借用明清大文人张岱一句话:“天下之有意为好者，未必好；而古来之妙书妙画，皆以无心落笔，骤然得之。”这个“无心落笔”，并非指画家作画时胸无成竹，而是讲不能刻意；“骤然得之”，可能就是下意识问获得的那种意想不到的却又具有审美价值的效果，多少带有一点偶然性和运气成分。中国画使用材料是宣纸、毛笔和墨，纸有生宣、熟宣、半熟宣，受墨性能各异；笔有狼毫、羊毫、兼毫，用笔有轻重缓急，有中锋、侧锋、散锋，还有提按；墨有松烟、油烟，以及今天的新法制作，分干枯浓淡，加上水分的控制，是带有偶然性的。当然我并非想讨论这个。我要说的，还是我自己的画。这幅《五君子图》没有什么特指的含义，五根竹子——权当象征吧，竹下五个老者，悠闲自在，相见甚欢——我羡慕这样的生活。自我回故乡，就专门布置了一问茶室，经常会有朋友、同学来这里喝茶，也是谈笑风生。这种感觉在京城是没有的。于是就这么画下来了。一天，有朋友来访，看见这画便说:学倪迂呢。他大概是因倪瓒有《六君子图》才有了这样的联想。我挺纳闷，自我业余习画至今，看画不少，但从不临习，而倪云林的画也见得不多，总共不过二十来张吧。这画怎么就和倪瓒挨上边呢？看来影响并不在于依样画瓢的亦步亦趋，心里的印记就是影响。仅从形式感上．这张画也可以看作“向倪瓒致敬”的产物。倪瓒，1301年生于无锡。初名珽，字泰宇，后字元镇，号云林子、荆蛮民、幻霞子等。倪瓒家族为江南著名豪富，早年丧父，由兄抚养。四十岁以前的倪瓒，过着富裕而风雅的名士生活，对酒当歌，吟诗作画，调声律，游四方。其人也生得眉清目秀，且有洁癖——关于这一点，民间流传的段子很多。元顺帝至正初年。社会动荡，烽烟四起，连年的战争让倪瓒思想日趋消极，*终他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散尽家财，不隐不仕，浪迹江湖。“照夜风灯人独宿，打窗江雨鹤相依”——这该是他的写照。在“元四家”中，倪瓒在士大夫的心目中享誉极高。后人有这样的评价:“元代人才，虽不若赵宋之盛，而高士特著，高士之中，首推倪黄。”民间称倪瓒为倪高士，除了他的高超的学识与艺术成就，我想更在于他的气节。明初，朱元璋曾召倪瓒进京供职，他坚辞不赴，并以诗明志:“只傍清水不染尘。”“吴王”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出重金请他作画，被他严词拒绝:“倪瓒不能为王门画师！”后来竞因此遭受毒打，却毫不吭声，声称“一出声便俗”。所以，倪瓒的洁癖，不是癖好，而是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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