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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光闪烁在你的枝头》何万敏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何万敏，生于1963年，四川凉山人，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高级记者，现居西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四川省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凉山日报社副总编辑。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青年文学》《美文》《四川文学》等上百种报刊，获得文学、新闻奖项300多个，出版有评论集《何万敏影视文集》、人文地理《奔向女儿国》、报告文学《烛照凉山》（与人合作）等。
《光闪烁在你的枝头》是《凉山日报》副总编辑何万敏在《凉山城市新报》每周五的副刊上，开设的个人专栏“何必读书”结集。全书分为文学、历史、地方、文化四个板块，共42篇随笔，另附多篇作家评论。
这些随笔借阅读相应图书延伸话题，表达作者犀利的观点、深刻的阐述、真诚的情怀。文笔畅晓，见解独到，引文缜密。这些文章被《当代文坛》《凉山文学》《彝海》《会理文艺》《西昌月》期刊和“根据地”“地名古今”（《人民日报》李辉主持）及“船波文艺”等微刊转发。作者关注非虚构和文明的边缘，认为非虚构的要义，在乎光照是否伸透进时代的暗角，洞悉社会的野蛮生长，给予迷失与无助的人以珍贵的怜悯和善良的温存。
回溯历史深处，关注文明边缘。谈庄学本、曾昭抡、林耀华、费孝通、萧亮中、史景迁的跨文体写作；观凉山的野性与蚕食。做一个不断思考并且不断修改自己思考的人。
天地之间的加持
——序何万敏《光闪烁在你的枝头》
伍松乔
地处中国西南一隅的凉山，能够有记者作家锲而不舍地写读书笔记，在报纸周而复始地持续推出读书专栏，惊讶之余，满怀敬意。
本书就是何万敏在《凉山城市新报》每周五“大凉山”文化副刊上，开设的个人专栏《何必翻书》的结集，分为《精神状况》《历史现场》《这方水土》《文化多棱》四个板块与人分享。其中文章陆续被多家报刊、新媒体转发，多位认真的文化人写出了认真的评论，其影响不言而喻。
万敏抬头望天，从大师、大家、先贤、先驱们的初始文本，辗转探寻，又低头落地，回到自己置身其间的本土原点。读者借作者上天入地的慧眼，从他那些感性自然、洋溢着个性思考的文字，从凉山的地理出发，走进对彝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探究与人文追问，包括那些隐藏在山原、谷地、平坝深处的众多不解之谜。如此天马行空般的体验，既津津有味，又大开脑洞，称得上是一种有收益的享受。
相对于本书其他章，*章《精神状况》读者可能小众了些，但我以为，它却是全书核心所在，是读懂作者*重要的一章。这一章的内容是对同行、对自己的夫子自道，虽然可以广而言之是文学，但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纯文学，其关键词是媒体写作，或者说是新闻与文学交叉的纪实——现在也很热门地被称作非虚构写作。
《华严经》说:“佛所加持无有边。”“加”是加被，“持”是任持，加被是佛的力量，任持是自己的力量，两个合拢来，就是“加持”。简而言之，就是依靠神力与自身努力，得以壮大。以此为喻，我更以为，“媒体写作的加持”可以视为本书的核心。换句话说，作者念念不忘、孜孜以求的是:媒体写作如何是好，怎样才能更上层楼。
国内的主流写作，长期被认为是文学写作，而文学写作的主流，又被认为是作家协会系统刊物、著作、评奖所代表的纯文学写作，这其实不确切。
姑且不去说眼下已成阵容、方兴未艾的民间写作和多媒体写作，从近代以至当今，以中国报纸为代表的媒体写作，其非纯新闻意义上的作品，包括特稿、特写之类与副刊作品两大部分，它们以文学、新闻两性结合为特征，在整体数量、影响力方面，实际上远远超越了纯文学写作。据2017年春在泸州召开的第26届四川省报纸副刊研究会年会统计，四川报纸副刊每一年刊发作品数量不低于10亿字，按20万字一部书计算，相当于5000部书；四川省报纸副刊研究会成立26年，四川副刊作品累计发稿不低于260亿字，约合13万部书。这些作品川流不息、滔滔不绝，由此构成了四川报业文化人对巴蜀文化的巨大贡献、巴蜀文学写作的主要景观。
四川文艺期刊联合会会长、曾经担任《四川文学》主编的知名女作家高虹，对媒体写作有着长期、独到的观察与研究，在其《媒体文化有标杆》一文（《青年作家》2012年第5期）中，详尽阐述了媒体写作的特殊价值，摘要如下:
记者写作具有对现实的强烈关注性，这对于中国写作界以及中国来说都非常重要。
德国汉学家顾彬对当代中国作家的批评，曾引起一些作家和学者的争议。他对中国作家关心当下现实的良知和勇气的程度非常不满意，这一点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不能否认，文学界确实有太多凌空蹈虚、回避民间疾苦、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作品。
记者写作是我们文学中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我想推到一个*情景来说明，那就是2008年发生的“5·12”汶川特大地震。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震惊和哀痛，很多文学写作者面临着失语和表达的匮乏感。虽然很快有了潮水般涌来的地震诗歌、散文，但其表面、同质乃至轻飘，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这种时候，*能担当、事实上*有担当的正是记者写作，正是纪实写作。
就一般意义而言，广大读者渴望知道真相、了解全景、重临现场，并获取思想信息，这只有纪实写作能够做到。换句话说，在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书写上，文人写作是有其局限的。正是在这里，纪实文学有着巨大的空间和无穷的魅力，记者写作无疑更接近时代的激流。
简而言之，在社会变得如此多元、多元得几乎纷乱与庞杂的今天，媒体成了现代社会的核心，成了人们感知世界的*重要的方式。尼采这样形容现代社会与媒体的关系:“读报取代了每日祈祷”，所以，媒体成了现代社会的教堂，媒体写作者成了这个时代的牧师。同样的经典话语还有:“记者越聪明，社会越好（巴菲特）”、“有什么副刊，就有什么社会（龙应台）”等等。
虽然如此，在强调媒体写作的价值时，不能不正视它在国内的缺陷，从社会到媒体文化人自身，对此缺乏严重的自知、自信与自觉，便是头一条。本书中，万敏引述了大量中西方从宏观到微观对媒体写作的经典阐述，其意思或许也在于树立从本源着眼的某种标杆，毕竟中国的媒体其生也晚、先天不足、命运多舛。
媒体写作，其活力与魅力靠什么？人物、故事、思想、语言、细节，种种答案见仁见智，但它们都只是子概念，属于“术”的层面。统率一切的应该是贯穿其中、超乎其上的本真，即真、善、美。求真是媒体写作的基石，唯此为大的“道”理。
媒体写作是什么？说到底，无非就是以审美手法，呈现出来的关于社会人生的记录（信息）、解读（见识）与情怀（感情）。求真的作品，就是对于社会人生的真实记录、真诚感受、真切表达。
从巴金先生1980年代伊始大声疾呼“讲真话”算起，已经30多年了，我们的写作更真实、真诚、真切了吗？
虽有上扬，却仍在盘整。虽然多样，色香味过浓，精气神明显不足。
巴老如果今天重回人间，他会感到很纠结:严重威胁国计民生、困扰天下苍生的种种难题、热点，诸如法治难立、环境污染、官场腐败、财富失衡，以及楼市股市沉浮、就医入学难等等，这些天天发生在每一个人身边的大真大实、芸芸众生的辛酸苦辣，总体而言，并未能进入记者、作家的法眼，“集体失语”让人惊讶。一年年雾霾降临、黑云压城之时，有人还在一如既往地大写特写“春光明媚”；臭水河边、沙化土地上，居然还能若无其事地“放飞心灵”，这真是哪儿跟哪儿呀！
为了保证求真不流于清谈，纪实或曰非虚构作品必须大力张扬，它是求真落地的重要平台，是当今媒体写作必须把握的“基本盘”。
选择纪实，就是选择与时代生活紧密贴近，选择对天下苍生的真诚关注，选择对社会变迁的当下记录。提倡这样的作品，才不至沦为孤家的自娱自乐，寡人的文字游戏，或是故步自封的新旧八股。非虚构写作是打破传统文学思维、文学秩序的新的生机、力量和资源，它正迅速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可能性。
波澜壮阔的中国生活，给中国的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滔滔不绝的正能量和精彩纷呈的上行空间。中国文学或许未来会有其他类型成为新的主导或流行色，但很长一个时期里，求真、纪实的潮流是时代的选择。
在纪实文体之中，*值得一说的是“特稿”，这种1990年代悄然兴起、一度风行，却远远不被所谓“主流文学”看重，其实*为契合转型中国长期需要的文学新闻复合文体，正是媒体写作的正道与独特风景，应该成为媒体写作、中国写作的*文体。
美国普利策奖是全球影响极大的文学与新闻奖，在忽视特稿多年之后，1978年4月7日，该奖委员会专门设立了普利策奖特稿奖，旨在彰扬这种已经被证明是讲述社会人生真实故事*为有效、大受欢迎的体裁。被数百所大学选用的美国新闻学经典教材《新闻报道与写作》，专辟一章讲授“特稿、长篇报道和系列报道”。
我很高兴地读到本书中万敏对此种文体的高度在乎，他早已做出了选择:“很长一段时间，《普利策新闻奖（特稿卷）》是我的教科书”、“非虚构的特稿正合我意”。
中国记者作家自有其幸。
大道理管小道理，每个群体、个人皆有自己命中注定的遭遇与使命。神州百年风云不是浮云，借狄更斯《双城记》开篇所言:“这是*好的时代，这是*坏的时代。”20世纪以来的问题与主义复杂纷呈，仅仅从选题富矿的角度，中国便*有理由成为一个“特稿大国”，可以开出无限多的问题清单、写作目录与自选动作。
就以本书屡屡涉及的民族历史与凉山地域而言，每一个空间乍看起来似乎凝固、停滞，系在时间轴上，显示的却是伟大而艰难的——变迁。
俄国人顾彼得所写的《彝人首领》“兹莫慕理”即慕理土司（汉名岭光电），1940年代在自家领地内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可不是一个阶级标签就能说清楚的，它表明现代化的进程势不可当。新世纪之初，著名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提出“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的重要概念:“迁徙、融合是中华民族漫长繁衍历程中*主要的两大特征”。彝族学者巴莫阿依所写《在汉族人的环绕中》论文、台湾学者王明珂所撰《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专著，仅从题目即可见交流乃至融合的主流形态。
这样的世纪变迁，已经在学界受到了相当的关注，而在写作圈尚处于萌芽状态，很多人感兴趣的只是旅游者匆匆一瞥的猎奇而已，关于泸沽湖“走婚”铺天盖地的肤浅文字便是一个明证，而对于今日凉山之困的贫穷、吸毒、艾滋病、失学等社会阴影，新闻之外，媒体写作的深度发掘与解读，似乎还是一片处女地。
不仅仅是记录，也需要发现。
费孝通先生1978年首先提出，之后逐步完善的“藏彝走廊”宏观概念，这一片长约1200公里、宽约750公里的特殊的历史文化沉积带，如今正由学术概念变成项目规划，加速延伸到社会经济文化诸多领域。走进来、走出去，来来往往，一段段历史地理，正待有心之人、有志之士将它钩沉、梳理、凸显，演变为无愧于沧桑的一桩桩故事、一部部鸿篇。
媒体写作想要成为正果、硕果，成大气象，根本在于记者、作家的修炼，亦如佛教加持，须得要从他力加持到自我加持，修好自己。这不是一般的工作、职业，而是一种具使命感的伟大专业。
有理由对万敏充满期待。
就在这部书里，读下来，你会发现，这个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凉山“汉呷”，他的视野天高地阔，行事为文却又脚踏实地。
1990年代初在成都，作为一介“漂泊记者”，万敏难得地被招至“中国都市报教父”席文举的麾下，成为《华西都市报》中层骨干中少有的外聘。当回归《凉山日报》社，从执掌副刊到担任副总编，“某一天幡然醒悟，书写凉山才是*该用心的事”！几乎同时，报社创办人文地理杂志《锦绣凉山》，他担任了执行总编。人到中年，万敏开始了自己凉山写作的黄金时代，《走一回金沙江上“鬼门关”》《木里王国:上帝浏览的花园》《当大地恩赐于西昌》等在《南方周末》《中国国家地理》等名报名刊相继发表，使他具有了超越四川的影响力与美誉度。灵动、优美，富有张力的何氏语言，也与这片神奇土地多姿多彩的魅力如此契合。
两样着力极深的行为方式，给万敏插牢了上天入地的有力翅膀。
一是永远在路上。
常年驱车奔走，脚踏实地地在凉山州六万多平方公里山山水水间盘旋。比如“和几位摄影师徒步11天，行程400多公里，穿越香格里拉腹地”，经历“近乎绝望的折磨”。不是户外运动与探险猎奇，目标明确:“以学术的方式进入，以文学的方式结裹；以美学的眼光审视，以诗性的情怀思索；因蕴积而益厚、因锻炼而益精。他这种行走可称之为研究性阅读行走，或行走阅读。”（伍立杨:《倾听大地遥远回声——何万敏的人文地理》）
一是从来在阅读，而且直达那些标杆似的大家与行业精英。
就从这部书所呈现的名录里，读者可以领略到他对曾昭抡、庄学本、林耀华以及黄仁宇、许倬云、史景迁历史叙述的赞赏，对费孝通田野考察的推崇，对海明威、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等非虚构大家，还有晏礼中、李海鹏、邹波等媒体作家的推崇与偏爱。与*的智者、善者、在场者、行动派心灵共振、心潮起伏，无疑极大地提升了万敏脚下的海拔高度，开拓了洞察世事人情的视野与功力。
我*欣赏的还是何万敏在莽莽群山中的独自发呆。
在危险重重的不毛之地、凉山境内金沙江*凶险的段落:“凝望那些大山深处、高山之巅”；在秘境木里从县城再深入278公里之外，“坐在俄亚的东山头，呆呆地俯瞰着俄亚大村袅袅升起的炊烟，时间仿佛是凝固的。我知道，一天又将告别；唯有文明，仍在悄然延续。”他仿效着大凉山中放牧的彝人，“置身山峦重叠的原野，时常会用双手抵在眉骨的位置，以手掌的影子遮挡高原炽烈的阳光。时常眯起的眼睛，眼角过早堆积的皱纹，安静守候心爱的牛羊——的确，光亮刺得人睁不开双眼，眼力还得尽可能放得远些，再远一些”。
好动、爱笑的万敏，如此禅定，这不是修炼、加持，还能是什么？
我行我素，我读我书，我思我见，我写我心，“何”之“必”、何之笔，终归会有更大的动静。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文作者系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担任《四川日报》副刊主编。四川大学、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我是独自行进的，
我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
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都是一道不易猜中的谜题。
2015年，非虚构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胜出，同样出人意料。她1948年生于乌克兰，毕业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祖国是白俄罗斯，曾经的祖国是苏联，所以说她是白俄罗斯作家，归属感实在有些模糊。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她现有的六本作品，体裁都类似于非虚构写作，其中四本中译本均由北京磨铁图书出版，译名分别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锌皮娃娃兵》《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我还是想你，妈妈》。
早在奖项揭晓前，磨铁图书编辑陈亮接受搜狐读书采访时，感慨“我*次读到她的作品，就感觉像在阅读19世纪的俄罗斯经典作品，而不是出自当代作家之手。她给我的感觉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的伟大作家，她的作品里有那种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带来的强烈震撼”。
有人曾问阿列克谢耶维奇:“你撰写这些著作，自己居然没有变成疯子？这种压力是普通人心理无法承受的。如果是一个软弱的人，那么写完你的任何一本书，肯定得进精神病院。你不是录音机，你是个活人，你得把所有一切从心里过滤一遍。这些可怕的资料，会不会改变你的心灵？”
面对此问，她以本文标题所引的话作答。陈亮认为，这句话其实可以用来概括她的生活和写作。她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然后独自一人记录着这个时代的声音。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委员会委员贺拉斯·恩道尔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评价，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和平主义者，她激昂地提醒她的同胞，别让那些陈年乌托邦给催眠了。
显然，这正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字价值所在。
许多人对于“非虚构”的深刻印象来自于2014年盛夏的一场文坛风波。在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评审中，曾以《尘埃落定》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阿来新作《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以零票落选，惹得这位四川省作协主席勇敢站起来称“我抗议”！抗议“希望我自己和其他写作者再来参加这个奖项时，以文学之名，受到公正的对待”。
阿来质疑，“如果有人要说，‘非虚构’不是‘报告文学’，如果有人要说，具有强烈现实焦虑与指向的历史事实不是现实，那么，为何当初又允许《瞻对》一文进入报告文学组的评选，而不当时就拿掉？而要等一轮轮投票下来，又以终投的零票收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程序”？
截然不同的是，此作先已斩获人民文学奖“非虚构”大奖。评委会认为，在这部厚重的作品里，作家带着对现实的沉思去打捞历史记忆，将近些年来兴起的非虚构文体由现实延伸到历史。有评论家指出，对于文学史而言，这是非虚构写作史上不容忽视的力作，作者花大力气去书写民族史诗让人心生敬意。
如果非要说“非虚构”在中国有多么陌生，也并非事实。很多年以前有一本译作《被天堂遗忘的孩子》，时任《南方周末》总编辑向熹写下推荐文字:“谋生与亲情不可兼得，历经艰险亲情得圆，这是人类的故事母题之一。震撼的是，本书所述是真人真事，一切元素都存在于当代，却又残酷得陌生。从这部非虚构作品中，我们能感到罪恶前的无助、亲情下的无畏，当然也升华出对职业新闻工作者的敬意！”[ ［美］索尼娅·纳扎里奥，周鹰、王海译，《被天堂遗忘的孩子:恩里克的惊险寻母故事》，海南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封底文字。
]
与此书不太被读者关注相比，同为美国人的彼得·海斯勒几乎可以用广受追捧来形容。他的“纪实中国三部曲”中的两部《江城》与《寻路中国》好评如潮，以至带动着他离开中国后所写“来自东西方的报道”《奇石》也颇为畅销。
《江城》*为引人入胜。有些粗糙，却新鲜欲滴——
一大清早，黄小强正在包抄手。他的面前摆着几样配料:一碗猪肉馅、一盘四方形的抄手皮、一碗水、一个盘子。他的手里拿着一根筷子。他一只手捏着抄手皮，他用筷子拨出一点猪肉馅放在方形的面皮上。然后，他把筷子放到水里蘸了蘸，再用它把抄手皮的几个角折起来。包好的抄手有两个角重叠相抱。包好的抄手摆在了盘子里。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这道食品叫作馄饨，但四川人另有一种叫法，他们把它叫作抄手——“两只手交叉相抱”——因为抄手也有两个角重叠相抱。在四川的大多数地方，你走进一家餐馆，一言不发都能够要到抄手。你只需要交叉双臂，他们保准知道你想吃什么。[ ［美］彼得·海斯勒:《江城》，李雪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第273页。
]
彼得·海斯勒有个中文名叫何伟。他1996年作为“外教”来到偏远的江边小城涪陵，待了两年。“它和中国的其他小城镇十分相似——吵闹、繁忙、肮脏、拥挤。”1990年代的涪陵在他笔下的面目是这样的。2000年，他完成了《江城》。看彼得·海斯勒的书，很容易发现其特点:质朴的文字描述，丰富的细节呈现，精彩的故事推动。美国图书出版协会评论“它如诗般的语言和朴素的故事……让我们愿意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心和灵魂”。分歧仅限于，当地政府听说了《江城》，在看过何伟曾经的同事、涪陵师专英语系教授李雪顺翻译的大概后，并不高兴，“这是在说涪陵坏话”！
何伟则在书中坦言，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两个人:何伟和彼得·海斯勒。何伟很笨，说话有口音，文法很糟，而在傻乎乎的何伟背后，彼得·海斯勒在专注地考察一切，并且做笔记。这两个人实际地存在于他的体内，却不一定是一个使用中文的人和另一个使用英文的人，而有可能是一个使用言辞的人，和另一个使用文字的人，他拙于前者，长于后者。在没有迅捷反应的同时，另一个他却在异常敏锐地观察，然后从T恤领口拿下钢笔，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有一天，这个被忽视和遗忘的细节会出现在文章里，附加一个奇妙的比喻。
在中国，像彼得·海斯勒一般训练有素而以作品产生很大影响的记者，并不多见（请新闻同行原谅我的武断。我这里评判的标准为非虚构专著，而不是散见于报刊的特稿乃至记者的特稿合集）。
倒是学者梁鸿以《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赢得更多赞誉。“还原一个乡村的变迁史，直击中国农民的痛与悲！”“揭开社会温情的面纱，让你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乡村！”“倾听农民在新时代发出的*声呐喊，感受农民在新时期的悲欢离合！”当你看到这样带感叹号的三个句子，你就一定会猜到作品蕴含的分量了。
即使饱含真情，梁鸿也没有抱着愤世嫉俗的姿态。
是的，忧伤，当奔波于大地上各个城市和城市的阴暗角落时，当看到那一个个人时，我的心充满忧伤，不是因为个体孤独或疲惫而产生的忧伤，而是因为那数千万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场景和共同的凝视而产生的忧伤。忧伤不只来自这一场景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制度和个人、城市与乡村等等，也来自它逐渐成为我们这个国度*正常的风景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化追求中必需的代价和牺牲。它成为一种象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
梁鸿温文尔雅，娓娓道来。当然，她也说过写完《中国在梁庄》之后，内心不是“释然”，而是更加“沉重”和“忧虑”。“说实话，当代乡村所存在的问题及内在的矛盾伤痛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所有这些问题，她坦言给不出任何答案。
身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梁鸿正是从梁庄走出来的乡村女儿。作者以深入的调查和真实的体验为依托，通过对故事、场景和历史的叙述，由一种对“存在”的发现和厘清，实现了一个由已知到未知的探索和求证的过程。我以为，有价值的文字，总是取决于文本对历史与现实介入的深度。
毫无疑问，所谓的“现代性”背后必然隐藏着某种困境。中国的社会现实繁复多变，当中的匪夷所思极富戏剧张力，远甚于好莱坞的编剧高手，只不过多数时候，表象以新闻报道或坊间消息的形态，被快速消解掉。媒体的抓狂日新月异，精神的空乏仍难弥补。我相信，今天和今后都会有人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持保留意见。争论没什么不好，问题是，无论在中国新闻界还是文学界，你阅读过这么好质量的非虚构作品吗？
2015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