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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盖州人，宏观经济学博士，中国社科院人口学硕士。曾在国家体改所负责社会分层课题研究，后下海经商，涉及领域包括进出口、信托、传媒、咨询、通信、房地产等几十种行业，担任过国企、外企、民企任主要负责人。2000年春，于北京广济寺皈依佛教，后拜在香港觉真长老门下，现追随明贤法师学习中观。2010年末，发起成立1/13基金，旨在关注精神疾病人群。已出版了《淡定的人生处处禅》、《黄金屋:一个老总的读书笔记》、《段子:一个老总的江湖见闻》、《段子2:老板圈内的那些事》、《段子3:大小是个人物》、《段子4:听滕老总讲商场应酬》等畅销书，是圈内公认的段子高手。储贺军，执业律师。1984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8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199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001年在美国伟恩州立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1987年在中国法律事务中心开始从事律师工作，于1989年成为君合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1994年离开君合开始从事公司法律顾问工作，期间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工作约12年。于2008年8月重返君合。著有《市场秩序论》、《<孙子兵法>与东亚谈判风格》（英文:TheArtofWarandEastAsianNegotiationStyles）（美国WillametteUniversityCollegeofLaw校刊）（10WMTJILDR161）等。滕征辉
储贺军、滕征辉编著的《全都不靠谱》运用诙谐、生动的语言描述了生活中的若干事件和现象，《全都不靠谱》共六十余篇短文，每篇均为一个话题，初读之会禁不住莞尔一笑，但沉下心思，却又发人深醒，具有很强的现实意味。全文语言生动形象，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分别从经济、法律、人文等各方面深入浅出地阐明整理。
京城资深律师储贺军，学过经济，但从未靠经济吃过饭；学过文学，但以律师为业挣钱养家糊口。一个自由派毛粉、理智型愤青、知识流文盲。《段子》系列的作者滕征辉又一力作，酣畅淋漓地针砭历史，评说实事！《全都不靠谱》分别从经济、法律、人文等各方面深入浅出地阐明整理。
一杯清茶，一杯红酒，喧嚣过后，随手翻看好友的《全都不靠谱》文稿，静静地与自己内心对话。在这个尘埃和雾霾的世界中，还是能找到二_一处宁静的角落。做了二十多年律师，鼓弄了五花八门的法律之术，把一些简单的事情变得好复杂。人疲倦，心也疲倦。某一夏夜，躺在沙漠的沙丘上，仰望满天繁星，浩渺苍穹，猛然意识到成为宇宙中已知的唯一有生命之星球上的高级动物是多么幸运和难得。何况我们经历了一个既有血雨腥风、噤若寒蝉，又有个性自我、意志飞扬的天翻地覆、斗转星移的时代。人生苦短，白驹过隙，当你周围的亲朋好友陆续有人过世时更有感悟。短暂的旅程，我们该如何领略？储贺军和滕征辉是我八十年代研究生的两位同学，一位毕业后和我一样在法律圈内自斟自酌，另一位则在金融领域饕餮大餐。令我意外并且自惭的是，这两位同窗无论沧海桑田，无论青丝鹤发，竟始终性情随心、笔墨随感。当一个人回忆过去，整理旧集时说明他已不年轻；同时，当一个人畅说心路历程，评论人生几何时说明他没有虚度光阴，而是充实地咀嚼和回味了生命的五谷杂粮。顺着这笔墨，你可以回头追寻一个生命的脉动与轨迹，不求精彩，但求鲜活。追寻者可能是亲朋好友，可能是陌路闲人，也可能正是笔墨者自己。是为序。肖微2013年5月23日
四君子——改革那些儿事之三我是1984年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系的，那时有一个传奇的话题:“老青对话”，就是国务院总理接见学生，听取他们对国民经济的看法。而后总理去各地考察时，也至少带一名懂行的年轻人，一路边听边探讨。引发这一历史事件的即是所谓的“四君子”，我于2008年做《三十年三十人》时访谈过当事人后，才知道了些来龙去脉。1979年，政府又提出建设十个大庆、若干个大钢、大化肥等，黄江南多年来关心宏观经济数据，认为当时的国民经济失调已到了崩盘的边缘，再搞什么“大跃进”，无异于引火烧身。李银河虽不懂经济，但感觉这是件大事，便找了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女友林春，进而间接结识了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助理研究员王岐山。王岐山是西北大学学历史的，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所在，主动提出起草一份东西给中央。当时，黄江南、朱嘉明和翁永曦经常在一起讨论，加上王岐山后，四个人在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好几天，写出了报告，预测了1980年将要出现的经济衰退，分析了原因，给出了危机对策。关键在于，国家计委认为1980年国民经济预测增长为6％～8％，而他们却说，农业是零增长、轻工业负增长、重工业更负增长。报告由王岐山交给了姚副总理，又转给了陈云，陈做了肯定的批示后，引起了上层的重视。1979年底的一个下午，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姚依林、薛暮桥、马洪等，与四位年轻人做了面对面的直接对话，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老青对话”。记得我们对黄江南访谈，是在宣武门西提牛排馆的一个角落，黄师兄喜欢喝一点红酒，看上去真诚又自信，他说:“我们那时很狂的。”然后哈哈大笑起来。汇报在中南海西花厅举行，黄负责汇报理论部分，刚一提到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立即被某老领导喝止，但那人马上又被另一位领导喝止，官场的规矩还是厉害的。于是，他才得以阐述计划经济由平衡一失调一危机一再平衡的发展规律，指出:继三年自然灾害后，当前已到了第二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当口。轮流发言后，翁永曦发挥了记者的本能，马上总结道:“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1980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出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字样，这可是中国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啊！而后的时间更证明:四位年轻人的预测准确到了小数点的百分之一位数，且多年一直如此。从那以后，四人一起提问题、拿想法、同讨论、共发表。由于分量重、数量多，江湖人称“四签名”，到了我们这种晚辈出来玩的时候，遂尊称为“四君子”。1980年夏天，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极力邀请王岐山和黄江南去调研，先是组织一个个部门座谈，然后请他们各市县乡四处地跑。回到军区招待所，俩人坐在水泥地上，以凳子为桌，写出了《广东经济发展战略报告》，然后，所有厅局长们听他们介绍方案。改革三十年多年，这个方案基本吻合了广东的发展进程。而后，各部委请、各省市请，河南省的省委书记干脆调这帮子人来当官，直接任命为局级干部。后来，就发生了“莫干山会议”，从而催生了第二次“老青对话”，华生、郭树清等更年轻的青年学者开始登上舞台，杜润生、王岐山牵头的农村发展所成了改革大本营，后来又有了国家体改所和中信研究所等。当这帮历经文革的青年精英厘定下来以后，中国的改革大势终于成了20世纪最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黄师兄非常尊重老一辈经济领导，认为他们的经验难能可贵，像货币发行量与社会购买力的关系，给出的1:7参数就很准确。对邓大人的贡献，他说三点:坚持搁置争议和尝试新事物；坚持对外开放；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其中的智慧，直到今天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在谈完苏东休克疗法的教训后，黄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有时候，稳健并不是保守啊！”（滕征辉）P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