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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虹，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中国当代散文的审美建构》、《中国现代散文论》、《中国当代散文发展史略》等散文理论研究专著，在学术报刊发表《20世纪散文文体发展及其文化蕴含》、《论20世纪散文思潮》、《走向个性写作的军旅散文》、《21世纪散文作家的走向》等散文理论研究论文和散文评论数十篇。独编或合编《中国散文年选》等散文选本十余种。
散文本质上是对人生困境的诉说和对合理生活的呼唤。尽管人与人的生存境遇千差万别，但人所面临的生存难题是相通的，人的快乐和忧伤是相通的，人的迷惘和探索的热望也是相通的，人需要诉说和倾听……本书选取了2010年度中国*代表性的散文作品，一起来倾听散文家们真诚的诉说。
本书选取了2010年度中国**代表性的优秀散文，有对友人的怀念、对人生的感悟、对困境的忧虑、对于理性的追寻，对于道德本性的探究……在这些优秀散文家的创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其生命的跃动，执着而倔强地用心灵之光照亮生活。
我的课从来不点名，学生都知道，来不来听课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关于点名，本学期有三件事要记下来:第一件:从电视新闻来的“新闻”2009年11月24日午间新闻说湖北一所大学，学生代人点名收费五块，代人上课并记课堂笔记收费十块。据最先开拓这项“业务”的学生说，原本他是不收费的，后来“生意”实在好，一个人忙不过来，才叫上更多同学参与并衍变出了收费标准。我把这事当作“当日新闻”在大二课上讲了，我说这学生真有创意，生意开拓到身边了。下面反响热烈，有人拍着桌子做恍然大悟状:这样的都有，不仗义嘛，帮个忙还收钱？自以为抓到一条新鲜事，下课后，有人告诉我，我们学校小广告栏里现在就有“代人喊到”的条子。第二件:我在场的代点名大二的写作课，课间休息，有个中文系的小女生客客气气来点名，是抽查逃课的。我告诉她有一人请假，看一眼她手上的名单，担心铃响前点不完。没想她点名神速流畅，下面的呼应更是奇妙，同样神速流畅行云流水地配合，恰好铃响，小女生仰着脸说都到齐了，立马离开。课在继续，可是我头脑间隙里有什么疑惑，忽然想起，今天起码两个人不在场，可是，小女生离开前明确说的是都到齐了。我问他们，是哪个人替别人喊了到？那声“到”在脱口而出的时候心慌不？你们之间是怎么分工默契的？如果几个人同时替人喊了到，会不会穿帮露馅？那几分钟里，教室安静死了，与平时上课的安静很不同，站在空教室里一样，空旷中能感到紧张在暗行。除我之外，他们每一个都是知情者，一个临时的沉默同盟。我说，今天的事情很小，看来你们都已经是熟练的老手了，今天能替别人喊到的，未来也许就会抄别人的论文，虚报统计数字，做假账，虽然我早说过不会把我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但是，这次，我提醒你们认准你的底线。第三件:误会带来的狂奔还是大二的事，朱俊材向我借安哲罗普洛斯的《永远的一天》，我答应下次课带光碟给他，同时在心里重新定位这个外表老实的男生。这部片子常被赞誉为充满诗意，但更多的人当它大闷片，难得朱俊材会喜欢它。应该带碟去上课那天走得急，忘了这事，铃声响过才想起来，问朱俊材，有人说他没来。心里的自责稍有缓解，想下次一定不能忘。过了十几分钟，朱俊材连呼带喘满头是汗冲进教室，腰都跑得直不起来了，我暗想，坏了，他来了。课间休息，正有学生和我说话，朱俊材凑到讲桌前满脸赔笑问:老师，点名了？一下子我全明白了，是有人通风报信说刚点你名了，朱俊材才一路狂奔成那样。多讽刺啊，在我自责的时候，这个喜欢安哲罗普洛斯的学生担心点名可能带来我见过太多的惩治了，绝不会拿来用在我的学生身上，希望朱俊材的害怕不再发生，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不该在怯懦赔笑中长大。大学教师可以用点名、挂科等等名目惩罚他的学生，而学生也自有应对，如果教学双方都接受和麻木于猫和老鼠的游戏，还有什么教育可言？对于作弊，我承认我的坚守有点僵硬，2005年，第一次以教师身份“沉痛地”谈论作弊等于偷窃，直到2009年的秋天，我的态度也在逐渐被环境推移转换着。2009年9月新生人校第一课，我在“问卷调查”中有意加了一项“你对作弊的看法”。他们有三项选择:不可。中性。可以。50人，有26人回答“不可”，刚超过半数，其他回答有:可以接受。中性。或视情况决定，或未回答。关于作弊，一些学生附了自己简短的看法，我把它们分成了三类:一、作弊不可耻作弊有很多种，我基本不作弊，但我不鄙视作弊。因为考试这东西吧，如果在某种利益上实在没办法的话，作一作弊是可取的，不过最好是可成立的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否则，作弊是有损形象的，但不是可耻的，没必要把作弊评得那么低俗。二、有时作弊可以接受考试作弊有时可以接受，当危险系数低时会一试，当然要有冒险的意义。由考试的类型规模决定，正规的大考，比如高考就肯定不可以。个人认为大学的很多课程是浪费时间的，一个人应有选择地有重点地面对自己的专业课程，虽然我考试真的从未作弊，但以我的观点，作弊如果是有选择的，可以理解接受。三、不被抓住就行老师的课讲得不好，照本宣科，考试时治学生，作弊没什么。不喜欢的课程作弊很正常。大家都理解，不被抓住就行。这个调查，源于开学初和教务陈老师的一句对话。我问:○八戏影学生上学期期末考试没有作弊的吧？陈老师说:没有。我刚要安心走开，旁边一个年轻老师随口说:没发现就是了，您不是班主任吧？我说:不是。当我把这个场面向这个班的学生转述，教室里一片欣然会心的笑，明显带着成功过后的默契庆幸和欢快。到了大一的课，再把这前后两个场面原原本本讲给新生。我说，对之前的学生我已经说过，不会再以我个人的道德标准衡量和规定你们，学校方面对于作弊的惩治条款一定足够明确严厉，任何道理在结果面前都只是苍白，请你们每个人确定和修正你自己的标准。到了期末，作弊成了管理者常挂嘴边的词，班长再三强调考试纪律，他说学工办又提醒了，作弊后果严重，还说这事他听也听烦了，说也说烦了。下面都在笑，笑班长的靖边普通话。2010年2月25日，新学期报到，我又去问教务小王老师:上学期。九戏影考试没作弊的吧？回答是没有。现在轮到我会心地替他们笑了，也许这已经是这些被动的弱者们最后和唯一的抗拒方式。寒假刚到，有亲戚的孩子来度假，闲聊时说到他表弟在河南读大学，每学期花掉不少冤枉钱，一直瞒着父母。表弟的老师明码实价:确保考试不挂科收费二百，一律考前先交钱。据他说:表弟没少二百、二百地买“及格”。这事听得我心惊。随后想到一次无意中听到几个男生议论活动经费不足:那都是我们交的钱，都给老师们拿去吃酒楼泡温泉了……听那语气，大学教师早已等同于肥头大耳的盘剥者，作为后者，你讲出来的话还有影响力吗？至于教师报销单据上赫然列出“版面费”一栏，早该心惊的不应当只我一人。所有这些身边的平日常态，如果论责任，都不该由学生独自承担，如果说我在2009年9月到12月之间，又碰到几只恶果，树根枝叶土壤空气通通难逃其责。把这个片段写完，发给儿子看，收到他的短信，照抄如下:作弊文看了，冷静记录的感觉好，缺点是新信息少，对于年轻人来说没啥新奇滴，一个大学教授的角度亲历，呵呵。新奇，还有多少奇思异想正被更年轻的后人们创造应用着，我知道得太有限。他又说愿意提供大把生动生猛的事例，我说我还是守住我个人见闻的界限吧。三方言和诗意这学期有两次课上得好，这个好，是大家共同创造的，因此也是不能预期和不可复制的。他们对陈词滥调早习惯到麻木了，这是新生第一课的第一印象，五年来都如此，“80后”“90后”无例外。大一的课第一次讲新闻，照例被两个同学讲成了“新闻联播”，气宇轩昂，学得还真像。我决定拿出一节课来让他们说说家乡，自由发言，唯一要求是要他们使用平时和父母玩伴间的语言。我强调，这是你最初的母语，是你们根儿上的语言。广州把街头商贩叫“走鬼”，山东把外来工叫“草灰”，重庆把打零工的叫“棒棒”，这些被平凡人日常使用着的语言才是活语言。大家商定从最北方哈尔滨的尹泽凇开始，由北至南，直到三亚的卓怀如。南北跨越大约四千公里。尹泽凇说，老师，说方言是要气场的。我说，让我们试试，共同创造这个气场。没想到他们异常踊跃，争先恐后，从每人仅限一句话，渐渐衍变成舍不得结束，开始大段大段的方言表演。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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