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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享誉国际的著名诗人孙文波首部谈论现代汉诗的长篇随笔，充满真知灼见。书中知识驳杂，涉及历史、政治、哲学、地方志等等。书写生动，警句频出，展现了一位当代沉思者的精神光谱。
我们还是应该看到现代性是当代诗的龙骨。
我不喜欢重写历史事实的诗歌。
现在的很多人写下的东西，并不是当代诗
新，很可能不正确，有问题，但新，永远是对一个人写作的基本要求。
那些仅仅把一些局部认识拿来当做变化的*性，
以期用之反对前代诗人的做法，让人感到十分可笑。
——孙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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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新诗写作者，我非常珍惜这一百年来新诗所获得的成就。这是好几代诗人，以对文化的巨大热爱，以及对文化前途的深入考察，以自己的智慧和学识，做出卓绝努力得到的回报。而正是对之珍惜，我们才需要小心维护，并以我们的殷勤工作，将之向健康、有效的方向推进。这当然需要不单付出热情，还要我们以更高的要求，更深入的探索，一步步走。同时，我们还需要既不骄傲自大，也不犬儒主义地看清楚存在的困难。在当下的环境中，恐怕困难已经不是来自于传统主义的否定，而来自于我们如何分析什么是今后写作的可能性。而且，这里面当然地包含了我们对自身写作得失的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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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基于文学的终极认知，没有在其关于语言、形式、时代认知，以及审美判断等等方面，做出真正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的努力，我对所谓的重建诗歌的地方面目，根本上是不信任的，也不认为是能够实现的。如果仅仅以为使用了某某地诗歌这样的说法，就能够获得地方面目，一切岂不是太简单了。中国当代诗歌所生存的环境，如果不考虑到其困境，不考虑其在创造性的思想观念上的现状，不考虑其从业人员对自身利益的私心考量，只是将其导向纯粹性的发展，无论怎么说，都会让人感到太一厢情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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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种原由，我特别不喜欢看到国内出版物用“现代汉诗”这样的词。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强调呢？难道我们用汉语写出的东西能被误看成英、德、法，或者其他国家的诗么？现代诗就现代诗嘛！其实就是用“现代诗”这样的命名，也不过是因为有“古典诗”的原因。历史上对诗的表述一般是“诗经”“两汉诗”“魏晋南北朝诗”“唐诗”“宋诗”，没有见到其中还加个“汉”字。如果搞成“唐汉诗”“汉诗经”，不别扭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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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诗意”的认识，当然是基于一个人对诗的认识之上的。如果没有真正从个体的认识上看到诗，也就不可能得出“什么是诗意”的有效结论。很多时候，我看到的不少人谈论“诗意”的言论，是建立在历史的、共同体的，以及可以冠之谓“审美一致性”的认识上的言论。他们对“诗意”的要求，没有让我看到来自于个体经验的认识。由此，他们也就不会理解一个从写作的经验出发，并面对语言的变化有独立认知的诗人，在写作中追求的“诗意”是什么。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总是在一般人对“诗意”的要求中看到“责任、自由、人性”这样的空泛的大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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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批评当代诗歌，尤其是批评一些具体的诗人的作品时，喜欢说“他是在用观念写作”。每次一看到这样的说辞，我心里就想笑。连这种话都敢说，还搞批评？因为说出这样的话表明的是，说话者根本没有了解，诗歌写作，从来都是在观念的支配下完成的。远的不说，现代主义以来，有哪一个伟大的诗人不是在自己明确的对诗的认识之下写作的？马拉美有关于“纯诗”“诗的音乐性”的观念，才会写出《骰子一掷永远消除不了偶然》这样的作品，艾略特、庞德有“后期象征主义”的观念，才会在写作中反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浪漫主义诗歌。至于，二十世纪的超现实主义、阿克梅派、运动派、纽约派等等诗歌流派的写作，谁不是建立在对怎么写作的清晰认知下的呢？就是中国当代诗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不管是不是建立了流派的诗人，只要稍微写得有趣一点的诗人，哪一个又不是有自己关于写作的一整套说辞的呢？即便是那些强调写作的感性，认为写作是反对理性的行为的诗人，不也是在一套关于诗歌是什么的说辞下，展开自己的写作的。可以这样说，正是在对写作有了清楚认识，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当代诗歌的观念后，作为个体的诗人的写作才呈现出清楚、具体的个人面貌。相反，那些没有观念的诗人，大多数人都只能是面貌模糊不清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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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我们见到过的谈论诗的大多数文字，基本是建立在乡愿上的，就是少数表现谈论者独立见识，还算不错的文章，亦没有完全摈弃乡愿。可以这样说，不彻底认识到乡愿的劣质性对谈论诗歌的负面意义，其余的都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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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诗的形态的接受，取决于对诗的形式价值的认知，任何一个从事诗歌写作的人，必定很难对全部的诗都接受，因此褒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被看作是分类学。或者是自我认同意义上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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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一个人没有把诗写坏，让人们读到的不是一首坏诗，我的意思是他已经做得很值得称赞了。原因在于更多的人以为自己写出的是好诗，其实连没有写坏都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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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还在写的、我一直引为同道并尊重的诗人，我早已经不把他们写出了好诗当作一种要求。我其实根本不关心他们今天，或者明天是不是写出了一首好诗。对于我来说，写出了好诗还是没有写好，一点都不重要。在我这里，真正重要的是，他们的写作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可以被称之为“重要性”的特质。以及他们的写作是不是从建设的意义上为诗歌带来了什么。也正因为如此，对于我来说，写坏了的诗亦成为他们写作中重要的，也许是*重要的构成部分。因为，就我看到的情况而言，正是在写坏了的情况下，他们呈现给我们的是诗歌在当代发展中的思考，是一种寻找新可能性的路径的努力。而对于那些纠结于谁又写出了一首好诗的谈论，我基本上没有兴趣。在我看来，只有差诗人才把将每一首诗写好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而真正重要的诗人，只关注写作为诗歌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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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诗与散文的关系，现在的人们多数会提到废名的一段话。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初，庞德在其《回顾》一文中，已经有很清楚的论述。所以，每当有人议论当代诗的“散文化”时，我一般不会说什么。我觉得，那些以为只有用咬文嚼字的方式，用比喻、意象，或者喜欢在诗篇的构成上用语言的意外、变形、偏移来要求诗的人，其实是狭隘地理解了诗。如果照他们的那种要求，恐怕二十世纪一多半的诗人都会被踢出诗人的队列。其实，现代诗的确立，应该说是建立在语言对意义的发现之上的。在这一过程中，节奏、形式、对意义的抵达，是非常重要的完成“诗意”呈现的必须要素。只要做到了这几点，不管具体的诗篇怎样被一些人认为“松散”，仍然是不可否认地是诗的。我自己在这一点上深有体会。有时候，当题材需要把细节的叙述作为必须，在语言的推进中以减小缝隙的方式来完成一首诗的建构时，它们也许会被认为是“散文化”的，但如果不这样，其对于细腻、生动的情感要求，以及对于准确的意义要求，又怎么可能完成呢？从这一点上说，它亦是对个人“诗学”如何建立的具体实践。要知道，对于任何一个诗人来说，怎么写作，完全是一种诗学观念的具体实践。正是在这样的实践获得了作品的支撑后，我们才会看到一个诗人是怎么被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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