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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晶明：评论家，曾任《文艺报》总编辑，现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等。著有《鲁迅还在》《鲁迅的文化视野》《独白与对话》等，主编有《鲁迅演讲集》《新批评文丛》等。
★将一场论战放在显微镜下的观察：作者将1925年的这场论战放在 显微镜 下予以观察，以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文字记录为依据，结合常情常理，将这场论战的全过程呈现出来，诸多的细节，诸多的微妙之处，以及牵涉到的多位文化名人和政界要人，均有所考量。可以说这是一部还原那场近100年前的论战的 考古 文献。
★将一场论战放入新文学史加以考察：在用显微镜观察鲁迅与陈西滢论战的同时，作者并没有沉溺于对论战现场的挖掘——如同鲁迅论战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骂赢一个人或者一件事，而是事关深刻的国民性一样，作者在使用显微镜的同时，也使用望远镜，站在一个俯瞰新文学史、新文化运动的高度来思考这件事。这件事最主要的一个后果，就是塑造了以杂文为武器的鲁迅，塑造了以批判和战斗为主要姿态的鲁迅，并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通过作者的阐述，1925年之于鲁迅、之于新文学的特殊性，逐渐呈现出来。
★极为翔实的历史文献整理归类：无论是为了还原论战的细节和细微之处，还是考察这一场论战对鲁迅乃至整个文化史的影响，都离不开一偏偏具体的论战文字，只有这些文字才是最为核心的素材。作者多方收集，力争将论战双方的文章全部收集完全——鲁迅的文章相对容易收集整理，而陈西滢的文章则散落在多种文献中，需要丰富的资料占有以及清晰的整理思路，这一点作者又从作家转向学者，体现了深厚的功力。
绪论
我对 鲁迅与陈西滢 这个题目开始感兴趣并决意要做一回梳理和研究，是近一年来的事。凡关注鲁迅研究动态的人都会发现，近年来，学术界对鲁迅和他的论敌之间的论争文选、鲁迅的笔战经历，已有多种著作和论文进行过梳理和描述。除了鲁迅与高长虹、鲁迅与粱实秋、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论战和恩怨被大书特书之外，一些与鲁迅曾经发生过论战，但个人经历并无多少新鲜材料可以公布的论战对手，专题研究与论述尚有开发余地。鲁迅与陈西滢之间的论战究竟有多少可以挖掘的资源，研究这样一个题目对鲁迅研究来说有多大的意义，是我在阅读相关作品、资料的同时反复思考的问题。鲁迅与陈西滢，并无个人间的实际交往。他们是一对纯粹的笔战对手，他们两人之间发生的一切，都是以笔战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关系，在鲁迅和他所遇到的论敌当中，算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情形。
单纯的笔战是否可以成为一个以人物关系研究为主的论题？从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找到和得出多少具有特别意义的主题和内涵来？这同样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在鲁迅研究领域当中，想要寻找到一种前人未曾发现的话题实在是太难了，想要在一个既有的话题下找出新的研究材料也一样很难。近几年来，关于鲁迅与他的论敌的恩怨是非，学术界谈论较多，一时成为鲁迅研究领域里的一片新天地。但这些研究大多基于鲁迅多年来与其论敌之间争论起因、争论过程和争论结局的分析，粗线条的描述和鲁迅与其论敌间的论战文章辑录占其中的绝大多数。深入的研究著作尚不多见，近年来，已有论者对鲁迅与高长虹、鲁迅与周作人等专题进行过个案分析和详尽论述，在这一领域，仍然有许多值得后人进行认真研究的论题，鲁迅与陈西滢，或许就是其中之一。
一、 陈西滢是鲁迅的第一个论敌
陈西滢，本名陈源，曾留学英国，1922年回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是 现代评论派 的代表人物，文名因创办《现代评论》杂志并开设 闲话 栏目而大起，更因这些 闲话 引出同鲁迅的笔墨官司，成为20年代中期的重要文化人物。鲁迅的《华盖集》及《华盖集续编》中的多篇文章就是针对陈西滢的 闲话 而写。鲁迅曾指出，陈西滢曾说他的杂感 无一看的价值 ，只要看看《华盖集》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因。陈西滢一生除后来结集的《西滢闲话》和少数散文与译作之外，著述很少，但他因此带来的 名声 却很大。研究鲁迅与他的论敌，陈西滢是首先要遇到的重点人物。
说 首先遇到 ，是我以为陈西滢是鲁迅认真对付、刻骨铭心的第一个论敌。翻读《鲁迅全集》会发现，在 五四 初期，鲁迅置身于新文化运动之中，尽管在白话文运动及 青年必读书 等方面，鲁迅的观点与言论受到来自守旧派的攻击和批评，但并没有什么具体人物成为鲁迅穷追猛打的对手，林纾、陈铁生、柯柏森、梅光迪等，鲁迅对他们的反驳也都是始于言论，止于言论，并没有发展到难缠的地步，也没有形成足称 事件 的规模。属于正常的言论之争。而陈西滢，则是鲁迅遇到的第一个值得认真对付的 论敌 。1925年至1927年间，鲁迅杂文半数以上的篇什，都与陈西滢及其所代表的 现代评论派 有关。可以说，鲁迅的第一个论敌，正是陈西滢。1925年6月1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了鲁迅的杂文《并非闲话》，这是鲁迅与陈西滢的第一次正面 交火 ，从那以后，一直到1927年，鲁陈之间的论战就从未间息过。促发鲁迅与陈西滢交战的直接事件，是发生在1925年的 女师大风潮 。在支持还是反对学生运动方面，鲁迅与陈西滢之间发生了重大分歧，并由此引发出一系列论战主题。 学者 、 公理 、 正人君子 、 流言 等等鲁迅论战中的名词，从这时开始大量出现，鲁迅笔战的风格， 不能带住 的韧性战斗精神，正是通过与陈西滢的笔战确立下来，并为世人所熟悉。
陈西滢同时也是鲁迅最为耿耿于怀的论敌。 五四 初期，鲁迅的杂感多集中于 国民性 的批判，言论也多以中国历史、文化和一般社会现象为批判对象，涉及时人时事的为数并不多。与陈西滢交战后，杂文中的 私怨 成分明显增加，而这 私怨 ，又常常是为 公仇 而发，并归结为 公仇 ，使鲁迅杂文更显战斗的 火气 ，且不失深广的主题。鲁迅终其一生都未能对陈西滢稍加原谅，这与他同梁实秋、林语堂甚至高长虹之间的恩怨都有所不同。这些针对具体人物和事件展开的论战，不因具体的是非而流于文人之间简单的好恶之争，这是鲁迅的高明之处，也是鲁迅论战文章不可效仿的地方。研究鲁陈之间的笔战，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运动史，研究和理解鲁迅的笔战风格和他的 韧性的战斗精神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以上一些基本的认识，我以为 鲁迅与陈西滢 这个研究专题是可以成立的。本书试图专注于鲁陈之间论战始末的分析，将笔触深入到双方论战的最细部，进行文化的、文学的、政治现实的分析与研究。对今天的读者来说，陈西滢是个相对陌生的名字，他作为文学家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著述，《西滢闲话》是他一生最主要的作品集；作为学者，他主要是在北京大学英文系、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难以称得上是成果显著的专家；作为文化运动中的人物，他参与创办《现代评论》杂志，主要在初期负责编辑文艺稿件。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在 五四 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中，陈西滢都算不得多么突显的人物，然而，在20年代中期，陈西滢却是鲁迅笔下最突出的论争对手，1925年一年间，鲁迅的大多数杂文都与陈西滢相关，《华盖集》及其《续编》，是这场论战的集中体现。而1925年这一年，在鲁迅的一生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一年鲁迅的社会活动、文学创作、个人生活，都有很多令人玩味之处。1925年一年的风风雨雨，对鲁迅一生都有着深刻影响，陈西滢在这样的时候出现在鲁迅的视野里，自然成为研究这一时期的鲁迅时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这也是我之所以选定这样一个题目，切入鲁迅世界的出发点。在进入对两人的论争分析之前，有必要对人们相对知之较少的陈西滢，他的生平经历、创作活动做一个简单的交待，也有必要将鲁迅在1925年的主要活动和创作情形，做一点具体的描述，以使以后的论述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背景。
二、 陈西滢何许人也
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1896年3月24日出生，江苏无锡人。幼年人上海文明书局附设的文明小学就读，后转学到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附属小学。1911年毕业，升入中院。16岁时，受其表舅吴敬恒鼓励，赴英国留学，从中学读到大学，在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与文学。苦学英文，打下深厚的英国文学功底。在伦敦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期间，受到名师拉斯基的指导，并获博士学位。1922年26岁时，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回国，即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后联合好友王世杰、周鲠生、杨端六、皮宗石、杨振声等创办《现代评论》杂志。编辑过其中第一、二卷的文艺稿件。围绕该刊及《新月》杂志，与胡适、徐志摩等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
1924年泰戈尔来华，徐志摩接待并任翻译，陈西滢参与了接待工作。女作家凌叔华时为燕京大学学生，也参与其中，陈西滢因此与凌叔华结识。1927年，与凌叔华结婚。这年夏天，两人以北京大学研究院驻外撰述员身份到日本旅行。1929年5月，王世杰出任武汉大学校长，聘请陈西滢为教授并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后因抗战爆发，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陈西滢随校前往。王世杰当时信心十足，决心要把武汉大学办成同哥伦比亚大学、剑桥大学等并列的世界名校。陈西滢也十分投入，除担任教学和行政任务外，还开设了 短篇小说 、 英国文化 、 翻译 、 世界名著 等课程。1943年赴英，在中英文化协会任职，1946年，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由于巴黎物价昂贵，不久即迁往伦敦居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台湾国际地位受到威胁，加上台湾政府经费紧张，连年积欠会费，陈西滢的处境十分狼狈。1966年，台湾被联合国取消成员地位，陈西滢在法警干预下被迫迁出巴黎办公处。其间因抗争而心脏病突发，当场昏厥，被送往医院急救。同年，以国民党政府外派文化官员身份退休，定居伦敦。1970年3月29日，因脑溢血客死于伦敦，享年74岁。在担任教科文组织职务期间，他曾帮助台湾文人恢复了跟国际笔会的关系，1959年，同罗家伦、陈纪滢、曾恩波等出席了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笔会。
陈西滢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1924年至1927年间，并集中发表于《现代评论》、《新月》等刊，他翻译过梅立克、曼殊菲儿的作品。1928年6月，新月书店出版《西滢闲话》，1970年，台湾萌芽出版社出版了《西滢后话》。
陈西滢的一生，经历复杂曲折，文学活动在他一生中所占比例并不很大，正是由于同鲁迅的论争，才使他的文名在当时远扬，直到今天仍为研究者所关注。
三、 1925年的鲁迅
1925年，鲁迅45岁。这一年对鲁迅的一生来说，都显得十分重要又十分特别，无论从社会活动还是创作经历，抑或是个人情感经历而言，1925年都是鲁迅一生中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的第一天，鲁迅写下了散文诗《希望》，并在这一年里完成了《野草》的写作，这是一部记录作家心灵轨迹的重要著作，也是鲁迅艺术探索途中的经典作品。
1925年的鲁迅，继续他的小说创作，《长明灯》、《孤独者》、《伤逝》、《离婚》等都创作于这一年。《离婚》是鲁迅小说的终结之作。他的杂文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第一本杂文集《热风》在这一年结集出版，杂文创作也呈现出短兵相接的特点。
1925年对鲁迅来说是多事之秋， 女师大风潮 中，他因公开支持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于8月遭到教育部长章士钊的 革职 ，为了讨还公道，他迅速向北洋政府平政院递交了诉状，控告章士钊并在次年1月得到复职，回到教育部任佥事职务。也由于 女师大风潮 ，鲁迅与陈西滢等 现代评论派 的文人学者展开笔战，充分展示了鲁迅韧性的战斗精神，杂文笔法更显锋芒。确立了杂文文体参与现实的品格和论战的风格。《华盖集》中的大部分文章就写作于这一年。
这一年的鲁迅，肺病复发，这对他以后的生命历程有着潜在的影响。而对鲁迅人生命运发生根本影响的，还是他在这一年结识了许广平，许当时为女师大的进步学生，曾因参与 驱羊 （杨荫榆）运动而受到校长杨荫榆的开除处分。鲁迅不遗余力地为许广平等六位学生伸张正义，许广平则从这一年开始，频频去鲁迅寓所探访，两人从此建立了通信联系。也可以说，1925年是《两地书》的第一个年头。
1925年的鲁迅，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认识更多地与现实结合，《野草》是一个思想者和一位艺术家积郁在灵魂深处的 地火 的喷发，《伤逝》、《离婚》等小说在艺术上更臻 圆熟 ，结尾却少了《呐喊》时期的 亮色 。这一年，鲁迅结交了笔战的对手，对以陈西滢、徐志摩等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文人展开了之前没有的论战。身兼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数校教职的鲁迅，还必须应对来自教育部 上司 的威吓和 手脚 。带着肺病的他，又在这样的身心交瘁中寻找到了生命的亮点：许广平。
001925年的鲁迅，在年初的2月，因《青年必读书》这篇不足千字的文字，成为文坛上的议论中心，守旧者的反对之声并不是最可怕的，许多青年对他 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 的言论的误解，才真正让他产生内心深处的悲凉。
1925年的鲁迅，还继续翻译厨川白村的作品，《出了象牙之塔》就在这一年年底完成。这一年，他还与韦素园、李霁野等组成 未名社 ，出版《未名》半月刊和 未名丛书 。
无论站在何种角度看，1925年的鲁迅，都显得那样意味深长，鲁迅的思想、情绪、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都在这一年浓缩，生发出许多让后人说不尽、道不完的故事。鲁迅传记我们已经见到过许多种，并还在继续增加，而我以为，把1925年的鲁迅抽取出来，在显微镜下一点点放大，那会得到多少 线性 描述难以发现的内涵和深度，这样一种描述，对读者了解鲁迅精神世界，又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对陈西滢其人有了一个大概了解，又重温了1925年这关键的一年中，鲁迅的主要活动和生活处境后，再来确立 鲁迅与陈西滢 这一话题，就显得相对容易一些，我的着眼点，就是从1925年出发，以鲁迅和陈西滢为视角，描述和分析鲁陈之间的纷争恩怨，并从中探讨这场论战生发出来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文学观念的诸多意义，努力为切实、深入地研究 五四 新文化运动和鲁迅杂文的创作特点，提供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