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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之史料价值，向为前人所重，本丛刊收录上海图书馆珍稀藏稿钞本日记，涉及范其骏、潘祖荫等47人的65种日记，所选日记兼顾作者的不同身份和日记的多种类型，其中人物有朝廷高官如潘祖荫、王际华等，文化名流如何绍基等，日记有工作日记、读书日记、出使日记、养病日记，以及综合的记事日记等，且大多数为孤本存世，价值重大。
本书为《珍稀日记手札文献丛刊》之一种，已陆续收录整理了《绍英日记》《师伏堂日记》《邓之诚日记》《余绍宋日记》《缘督庐日记钞》《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王伯祥日记》《徐乃昌日记》《顾森书日记》《朱峙三日记》《周太玄日记》《江瀚日记》《求恕斋日记》《国家图书馆藏稿本日记选编》等40余部名人日记手札。
本书装帧风格保持丛书的一致性，简单大方。封面由著名设计大师吕敬人设计，版心设计在遵照丛书编辑标准的基础上，作了适当调整，增加了书眉，使丛刊更加美观雅致。
所用文献底本中原有的题跋、批点等，全部予以保留，原书的扉页、题签也全部采用。各书曾有的收藏者和现有收藏单位的印章，也全部予以保留，力图*限度地反映各书的原貌并体现曾经收藏和流传的情况。内文印制方面，我们坚持采用传统的大机器胶印，单色灰度高精印刷的出版方式，以*限度地反映原书面貌。
日记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文献，是个人对当日见闻、感想的选择性记録。这种自我叙述的个性化文本曾在历史上以多种形式和名目出现，并成为人们日常创作的应用文。我国传世的历代日记内容丰富，承载了中华文化的灿烂岁月，记録了风云变幻的时代变迁，描写了大江南北的无限风光，倾吐了各色人等的心中秘语，留下了文人墨客的诗词华章……每一天的阴晴圆缺，每一页的字里行间，均是人们生存状态的写照。日记，既书写了个人的经历，也反映了社会的历史踪迹，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这种以“非公共性写作”为主的文字，是一种个人的私密性记録与交流形式，一般不作公开发表的预设。所以，日记这种编年逐日书写的独特体裁，是文献学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其价值历来深受人们重视。
一
日记之起源，目前尚无定论。综合前贤研究，主要说法有:一为张荫桓的西汉说，即西汉时陆贾、苏武、张骞等人的出使日记。二为俞樾的东汉说，以东汉马第伯所作《封禅仪记》为例。三为源于唐代说，戴祚的《西征记》，僧法盛的《奉使高丽记》和李翱的《来南録》可为证。此外，考古发现中的甲骨与木牍片断也为人们考察日记的早期历史提供了研究材料。从汉代刘向《新序·杂事》“思君之过书之，日有记也”可见日记一词产生的端倪，而在实际写作时，历代对此类文献的标注称名纷然杂呈。如日録、日历、日谱、日注、日谈、日志、计日、纪略、纪事、纪实、偶记、余记、述略，还有纪游、纪程、行记、游録、行程记、纪程记、驿程记、旅行记、随笔、杂録、札记、侍行记、扈从记等不一而足，皆因作者身份不同致使所记内容和重点的差异而形成了各种异称。所以，日记作为个人经历与生活的实録，内容丰富多彩、无所不包，由此也呈现出从形式到内容作划分的多种日记类别，但日记类别的标准至今未形成共识，仍有待文献学者继续讨论。日记之作，自宋元以来逐渐盛行，明清时达到高峰，是现存古代日记的主要遗产，至近现代则更为流行，写作者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各色人等，其数量不可胜数。
历代日记是一座内容丰富而庞大的文献宝库，但由于这种私密性写作，愿意主动公开的人较少，得到整理刊布者只占很小一部分，与庞大的写作群体相比具有很大反差，以致大量日记稿本在流传中或散失，或匿藏，幸而得以传世者实在是少之又少。所以，中国日记文献的传播形成了一个显著特点，是刊本少，稿本多。直至清代，日记的刊刻虽然数量明显增加，但也只是清代日记创作的一小部分而已。所以，历代日记的整理出版深受人们重视。
日记存世数量目前还未确知，尚未有人做过系统的馆藏调查，流于社会的公众日记更是无从统计，其文献的留存状态全有赖于公藏机构的登记和出版发布。古代日记作为一种文集类型，自唐以来的目録中着録了相当数量。虞坤林的《二十世纪日记知见録》收録近现代人物日记一千二百种。二十世纪以降，多种大型丛书颇为重视收録日记出版，如台北文海出版社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续辑，吴相湘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初、续、三编和《清代稿本百种汇刊》中均有日记收入。专门的日记丛书主要有中华书局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其他还有上海书店出版社的《近现代名人日记丛刊》、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近世学人日记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的《民国名人日记丛书》、山西教育出版社的《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等。规模最大的日记专书是学苑出版社的《历代日记丛钞》二百卷，收编宋至民国时期的各类日记五百种。该《丛钞》取材于国家图书馆所藏历代刻本、民国时期的排印本和部分稿本，是我国图书馆界集中整理出版馆藏日记文献的示范项目。
二
上海图书馆所藏古今日记据书目显示达五千余条，其中最珍贵者为古代元朝至民国时期的稿钞本日记，还有当代文化界、政界著名人士的日记原件，具有时间跨度大、文本类型全、名家名作多、版本价值高的特点，其中既有鸿篇巨制，也有零本残章。这些历经岁月磨洗的日记文本，展现了中国人在各个时期的生存状态与心理活动，不仅构筑了日记文献史的重要篇章，还成为历史研究不可多得的依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日记主要来源，一是继承了一九五八年“四馆合并”的馆藏，其中以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前身的合众图书馆的收藏为主；二是政府的图书调拨与历年采购；三是社会各界的无私捐赠和本馆坚持不懈的主动征集。特别是近年来的日记捐赠和征集，为充实和提高本馆的日记稿本收藏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二〇一三年晚清重臣张佩纶后人张恭庆捐赠了《兰骈馆日记》等十七种张佩纶日记稿本，还有朱学勤的《结一庐日记》二册。二〇一五年本馆人员专程赴美，从翁同龢五世孙翁万戈处获赠《翁同龢日记》稿本四十七册，次年在天津得到翁氏后裔翁铭庆捐赠翁同龢早年日记稿本《己酉南归应试日记》《庚戌恭赴西陵日记》合册，较完整地收藏了晚清四大日记之首的《翁同龢日记》，成为深具影响力的文化事件，是中华古籍海外回归的重大成果之一。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近二十年在征集现当代作家、学者的手稿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收获，其中的日记稿本是一个特色收藏类型，除《陶行知日记》《阿英日记》《丁玲日记》等名家外，还有著名社会公众人物于纯顺的探险日记。有些个人日记的时间跨度超过六十年，数量达一百数十册之巨。此外，本馆与政府有关部门合作，在二〇一六年成功地从海外入藏了现代史上重要人物的完整日记，原件达一百余册。总之，上海图书馆对日记稿本的收藏极为重视，几代同仁均刻意搜寻，积极征集，遂成一类引人注目的文献特色专藏。
近几十年来，上海图书馆秉持服务社会的理念，不断将馆藏日记稿本公之于世，嘉惠学林。如馆藏元代《郭髯手写日记》是现存最早的日记手稿，不仅文物价值极为珍罕，其艺术价值也因其书法的清劲秀逸（源自赵孟俯）而备受瞩目，早在一九五八年即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完整地再现了这部中国日记文献之最的面貌。之后，馆藏日记陆续整理问世，其形式主要有:一为标点整理后由出版社出版，或在本馆主编的《历史文献》年刊上发表，如《王韬日记》（中华书局出版），王清穆的《知耻斋日记》、郑观应《光绪二十二年岁次丙申赴梧日记》《黄炎培读书日记》（刊于《历史文献》）；二是影印出版，如《翁同龢日记》线装影印共七函四十七册（上海远东出版社），《蒋维乔日记》三十册（中华书局），《王乃誉日记》五册（中华书局）；三是原件影印与排印相结合出版，如郑观应的《长江日记》稿本书影与标点文字互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四是合璧出版，如刘承干的《求恕斋日记》，本馆藏稿本五十一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四册，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为一编出版，深受学者好评；五是建库上网，如在上海图书馆的古籍稿钞本数据库和盛宣怀档案数据库中，稿钞本日记给予了较全面的展示，读者在上海图书馆可便捷查阅。
三
在以往的日记整理出版基础上，上海图书馆在二〇一二年筹办馆藏日记稿本文献精品展时，即制订分批出版馆藏日记稿钞本的计划，以此与专题展览配套，践行“传承中华文化，揭示馆藏精品，服务社会大众”的原则。本《丛刊》的编辑出版先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承接，后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具体主持，历时五年方告竣工，其波折正体现了日记稿本出版的困难，更令人感到整理开发馆藏文献是我们必须为之努力的使命。值此《丛刊》出版之际，在此略作几点说明。
（一）本《丛刊》共选编馆藏四十七人六十余种日记，按作者生卒年编排，同时兼顾日记起始时间。以清人日记为多，所选日记兼顾作者的不同身份和日记的多种类型。其中人物有朝廷高官、文化名流、收藏大家等，日记内容涉及工作日记、读书日记、出使日记、养病日记，以及综合的记事日记等。此外，本书酌收少量已刊印的稿本日记，如王韬的《蘅花馆日记》曾在一九八七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排印本《王韬日记》，但缺咸丰七年所记，而且文字校勘仍存讹误之处。因本稿本日记影响甚大，特别引人注目，今再次予以完整影印出版。
（二）本《丛刊》因受制于出版条件等因素，所选书目虽非本馆所藏日记的全貌，但其珍稀的文献价值不言而喻，所涉及的内容不仅有荦荦大端之史事、棋琴书画的闲情逸致，也有生老病死、柴米油盐之类的生活常态的叙述，让人如临其境，增广见闻。
如清人范其骏所撰《庚申褉湖被难日记》，记録了咸丰十年四月初二日至六月初八日两月间太平军攻打苏州城和吴江的情况，其中有组织吴江民众防卫抗击太平军的细节，附有殉难人小传，有助于我们了解“太平天国革命”的社会影响。从廖寿恒的《抑抑斋日记》中，我们可看到晚清新政推行的秘闻，作者亲历了慈禧太后的“面谕”“谕令”，如“命将康、刘、林、杨、谭、杨六人处斩”“命拟懿旨定康有为罪状”等情景，还有他为康、梁向光绪皇帝传递密信的记録。
入值朝廷的高官日记中也有可咀嚼之处。如潘祖荫《潘文勤日记》所记入直均不叙朝政得失的评价，除公务外，对受赐和人情往来记之颇详，如细至有人送河豚之类。还有对慈禧皇太后差办之事的烦扰记録，如慈禧将所作赏赐臣下的绘画命潘祖荫题诗，派他为内宫、园囿题写殿名、门名、船名和匾额、楹联，因不胜其烦而私下找人代笔。王际华入直武英殿的日记，对宫廷见闻、乾隆皇帝的活动记之甚详，如记録清廷宴请琉球使臣、高丽使臣的情景，赏赐琉球国王的物品细目。他参加重华宫茶宴观戏时，因即席恭和御制七律二首，受到厚赐“碧玉如意乙枝，金星研一方，张渥‘雪夜访戴’一轴，沈周‘溪午纳凉’一轴，皆有御书题句，续入《石渠宝笈》上等者也”。“拜恩而出”的荣耀溢于字里行间。杨泰亨“入直内阁”的见闻在其《杨泰亨日记》中也有令人深思的史料，如童介山自山西解饷归来，述山西巡抚沈桂芬对属下二百余州县官员考察的情形，因“捐班过多”，从“试以策论”改为“面试，默写履历”，结果丑态百出，官员素质之差，折射出了晚清官场腐败至极，大清国气尽的端倪由此可见。
（三）稿本日记具有文学性、艺术性，历来深受人们重视。除文人所写日记外，大多朝廷官员也是通过科举博得功名的读书人，他们所写的日记同样洋溢着文艺的本色情怀。如查慎行在《南斋日记》中附有众多个人诗作，与日后结集《敬业堂诗集》卷三十一《直庐集》时的改动对比，其排序、文字时有不同，且有未收之作。张廷济的《清仪阁笔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取名为《张叔未日记杂稿》）中有不少诗、文、铭、联等作品，其中诗作多未收入自刻本《顺安诗草》。所以，日记的诗词初稿具有重要的文本研究价值，有助于校勘和辑佚。另有在日记中除自己作品之外钞録其他人诗文的情景。如《杨泰亨日记》中钞録古今名篇、同僚友人诗文、楹联达六十余篇，其中有千言长诗、万字宏文，展现了作者的文学趣味。
此外，稿本日记的书法也颇有鉴赏价值。除何绍基作为著名书法家外，其他人的书写也是风采各异，除楷书外，一般以楷书和行书为主，钞本以楷书多见，现代日记则以钢笔书写为多。日记文字的书写虽不同于其他形式的书法作品刻意求精，但其自然生动的笔法，更显真实的性情与心态。如《苏邻日记》作者李鸿裔好碑帖，擅书法，在日记中常有叙述，同治十二年冬在日记副页上题“随时领悟悬臂之活、运笔使转之势”大字二行，日记的书写也成为其展现书艺的园地。至于书画碑帖的评论鉴赏与收藏，因记主的爱好与兴趣，在何绍基、潘曾绶等人的日记中有详细的记録，保留了丰富的书画史资料。《何兆瀛日记》中有丰富的民间戏曲史料。
（四）本《丛刊》可体察日记文献传播的特点与图书馆前辈保护典籍的深厚情怀。历代部分日记因记録者生前或身后付梓而有幸传世，但大量未刊稿本在岁月的沧桑中遭遇了损毁灭失。日记文献研究专家陈左高先生在《历代日记丛谈》导言中认为，中国历代日记写作“盛于明清”，而“清代后期的日记，浩如烟海，几乎超过先代日记的总和”。但昔日创作之“浩”已非今天存世之“海”。所以，抢救保护和出版稿本日记，意义十分重大。
日记稿本上的部分信息如稿本封面、副页和正文页上的标注、题跋、印章、眉批，对人们认识日记的传播源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馆藏何绍基《蝯翁日记》钤有“均斋收藏”“翁同龢印”“非昔过眼”“赵不骞印”“蝯龛无赏”“旧山楼珍藏”“铁如意人家”“丁氏秉衡”“虞山丁国钧藏”等印，可见此稿自一八三五年之后历经多人收藏，并有翁同龢、丁祖荫跋。翁同龢跋曰:“蝯叟乙未归湘日记一本，余以数十钱得于打鼓担上，蝯叟知之索观甚急，后仍还余，余谓叟‘王氏琼箫同行’一语何遽涂去耶？叟亦大笑。”此跋道出一段日记收藏与涂改的内情。
日记的传世也有赖于钞本的保存。如《理堂日记》稿中有眉批“日记皆顶格写”“低一格移在第一行”“大字居中写，原本有‘此诗笑话钞録于此’八字”等，可见这是批者对钞者的评阅意见。虽然此钞稿可能是授徒的“作业”，但毕竟为后人传递了一部难得的日记，原稿现不知所踪。《邵友濂日记》也是一部钞稿，封面有顾廷龙先生所题“邵友濂日记。一九五六年据稿本传钞”，前附顾廷龙先生手钞《清史列传·邵友濂本传》，日记正文由顾廷龙先生命人钞録。邵友濂之孙为邵洵美，本日记原稿被邵氏后人焚之于“文化大革命”中，此册日记钞件成为仅存传世之本，该钞本日记不仅可从中发现顾廷龙先生对文献收藏的慧眼学识，还能看到图书馆前辈化私为公的公益情怀。本书就收録了多部来自潘景郑先生捐赠的日记，如其祖上《潘曾绶日记》《潘祖荫日记》等。
（五）加强稿本日记的出版合作，让散存于各图书馆和收藏者中的同一作者日记合璧问世。如《何绍基日记》除本馆所藏之外，尚有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和湖南省博物馆等处收藏，分别题名为《东洲草堂日记》《草堂日记》《何道州日记》《种竹日记》等；王诒寿《缦雅堂日记》在浙江省图书馆还藏有稿本五册，所记时间为同治六年至九年；《王韬日记》在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也藏有部分；张廷济的日记在国家图书馆藏有稿本七册；吴大澄另有《奉使吉林日记》被藏于南京图书馆；陶浚宣的还有《入剡日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其他种种，不一而足。期待各馆今后协调出版计划，予以合璧，方便学者利用文献。
此外，以往的名人日记出版存在为尊者讳的删改状况，日记相关内容被整理者涂抹、遮盖，即使是稿本影印也非全貌。如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的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蔡元培在整理出版时作了技术处理（见黄显功《蔡元培为何删改〈越缦堂日记〉》，载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文汇报·文汇学人》），但其原稿仍值得重现天日。本馆稿本日记中藏有《越缦堂日记》咸丰四年春三月十四日至同治二年三月三十日，共十五册。我们十分期望与其他收藏者合作，将此稿本再次影印。本《丛刊》失收这部日记名作，是为以待完璧问世。本馆在二〇一六年推出的《翁同龢日记》是首次按稿本原样合璧出版的新版本，为读者提供了以往隐秘的信息。
近年来，上海图书馆致力于馆藏日记的开发与开放，积极通过多种形式向读者揭示日记文献。二〇一四年举办了“心曲传真——上海图书馆藏稿本日记精品展”，展示了六十种稿本日记，并出版了专题图録。本《丛刊》是上海图书馆深入开展日记文献服务的又一重要项目，我们将继续整理出版馆藏稿钞本日记，完善整理体例，为各界读者提供学术文献资源。
感谢为《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的整理出版给予学术帮助的专家，以此祝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周年。
黄显功于上海图书馆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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