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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是上海市大型研究型公共图书馆，为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所在地，馆藏历史文献370万册，包括古籍170万册（件），在这些珍贵的馆藏中，有国家一级文物700种，二级文物1300种。
“盛宣怀档案”是深受海内外学术界重视的近现代名人档案，总量约有十五万件。本书是其中慈善类档案的选编，一慈善机构为纲，分为红十字会、善堂、义庄、成人救助所、儿童善事院、义学六大部分，供选编档案1200余件，从*早的同治十一年到*晚的民国二十五年，反映了盛宣怀一生设置的主要慈善机构。
盛宣怀档案中的近代慈善事业史料主要包含慈善和赈灾两大部分，本书编选有关慈善方面的档案。由于盛宣怀的慈善事业的档案几乎涉及档案的各种文档形式、当时各阶层从事慈善的人物、各种慈善的团体机构等，时间跨度又几近涵盖晚清及民国初，事情纷纭，头绪繁杂，爲了便于整理编选及方便读者的检索阅读，我们以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史学术研究的两个方面之一的慈善机构爲依托，再结合盛宣怀档案中慈善资料的特点，以慈善机构爲纲目，以时代先后爲次序，分爲红十字会、善堂、义庄、成人救济所、儿童善事院、义学六大部分，而善会都关涉赈灾活动，故不收入本书。本书精选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和具有史事联贯性的档案共计一千二百余件。*早的是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续捐读书田记》，*晚的是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的《盛氏愚斋义庄奉令解散通告》。
学界一般认爲，万国红十字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但由于资料缺乏，一般研究者或绕过或少谈甚至不谈，而在盛宣怀档案中有关万国红十字会的档案有二百余件，它们主要是当时在东北的万国红十字会会员用日记、电报、信件、报告等诸多形式向上海总部回报万国红十字会在中俄战争中于东北开展的慈善工作情况，然后由总部用蓝印方法复印一份向盛宣怀逐一回报的源文件。这些档案足以理清和补写万国红十字会在中俄战争中的慈善活动史。
还有大量盛宣怀和外国红十字会联系的信件和公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盛宣怀爲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建立而了解世界红十字会，并让国际红十字会认可中国红十字会所做的努力。他还通过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红十字会和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联合慈善活动，如当时的美国红十字会派工程技术人员来华帮助中国红十字会进行浚导淮海的工作。这些都是早期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红十字会进行交流的珍档秘史。
善堂是清代流布*广的一种慈善组织，到了晚清不再是中国士绅的专利，外国在华人员也办起了善堂。他们不仅对他们的族人举办慈善活动，同样也对我们中国人进行慈善活动。然而，他们的资源来源和当时中国的善堂的资源来源有所不同。中国善堂还是依靠富有善心的绅士募捐；外国人办的善堂却是进行商业化操作，他们采用土地抵押的办法来获取利润。这种方法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盛宣怀的慈善款的来源。在盛氏至善堂的二十件档案中我们还看到了盛宣怀受日本三井洋行的管理模式的影响，成立至善堂对他身后产业进行管理，规定拿出一部分利润来做善款，以确保善款的来源。这种做法正是近代慈善事业的特征之一——慈善资源的广泛性的反映。
拙园义庄、留园义庄、愚斋义庄是常州盛氏家族的盛隆、盛康、盛宣怀所建的义庄。本书选了近七百件档案，来展示他们祖孙三代所建的义庄是怎样从传统义庄变爲富于近代意义的义庄，从以赈济族人爲宗旨发展到以赈济社会爲趋势，善款从义田里的农作物渐渐变成近代资本股权和股票，由*初的族人管理，到聘请社会贤达乃至成立董事会进行管理。这些档案足以说明义庄的变迁进程。
成人救济所从早期的具有收养性质的育黎所、庇寒所、栖流所，慢慢地流变爲教养兼收性质的草辫所、工艺厂，正是中国慈善事业理念由「收养」向「教养兼施」转变的反映。如《整顿育黎堂章程稿》:育黎堂「向由天津道经管，长养老弱男女穷民二三百人，亦无定额，前刘道任内每于岁底则多养一二百人，日给高粱粥两飡，严冬给棉衣裤一袭。」《创建常郡栖流所呈文》:「除将流丐仍旧归于庇寒所收养外，其流丐中有戒烟医病两种及流民中极穷苦者，通年收养以一百名爲率，并设戒烟、医病两所。」可见以养爲主。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正月《总理练兵处致吕镜宇尚书函》:「本京地面寥阔，贫民极多，现经同人公议，拟创设首善工艺厂数所，收养旗汉无业男妇，教以工作，俾遂生机。」《教习草辫所章程》:「此艺学习数日便可成就。」《恳助贫民工艺厂书》:「（何）焯等爰集同志创设贫民工艺厂一所，以慈善性质爲工艺事业，收一般无衣无食之贫民分科学习，或爲机织，或爲雕刻，或爲藤工，或爲纸工，务令入厂者不数月而学成一艺，足以赡养身家爲宗旨。」到了民国二年《恳助贫民工艺厂书》已经完全是「教养兼施」了。
儿童善事院主要是学习日本的苦儿院的经验。一九一二年日本《赤十字社苦儿院课程》明确表示:「宗旨:专收极苦男女儿童，施以相当之知识、工艺教育，俾人人有自立之资格，以期国无游民爲宗旨。」盛宣怀档案中反映出儿童善事院的宗旨和日本赤十字社苦儿院如同一辙，如《广仁堂董谨拟创设贫儿院章程条例》云:「地方自治首重教育，而教育莫重于幼稚。尤莫重于无人教育之幼稚，此贫儿院之设所以专收养孤贫子弟爲宗旨。俾可各习一艺，免致流荡失所。」
《盛宣怀档案选编》简介
上海图书馆收藏了很多中国近现代名人档案，其中以“盛宣怀档案”*为著名（以下简称“盛档”），深受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盛宣怀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身份，创造了诸多业绩，他是为中国工业、金融、交通、教育、慈善等事业的近代化作出重要贡献的政治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盛宣怀在近代中国纵横驰骋数十年，经历丰富，他将经手事务所记录的公、私文档均予以保存，为后世留下了一座极为丰富的文献史料宝库——盛宣怀档案。“盛档”经数十年沧桑，除一部分被盛氏后人携至日本和香港外，其余都完整地收藏在上海图书馆，其所含文献达十五万余件，数量之巨大，种类之繁多，牵涉人物、机构、事件之广泛，令人叹为观止。在“盛档”中，有盛宣怀的履历、日记、书稿、信函及他所撰写的其他各类文字底稿，有他收到的来函、公牍、电文，以及个人财产记录、日常生活账单和支出凭证以至*的清单和名录，涉及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军事、金融、教育等各个方面。
为了整理、开发盛宣怀档案，从1997年7月起，上海图书馆成立了“盛宣怀档案项目组”，特聘馆外专家，开始了“盛档”的整理编目工作，至2005年底完成。2006年9月，又启动了“盛档”原件的全文扫描，并研究和开发成功“盛档”数字化服务平台，2008年8月，“盛档”全文扫描工作宣告完成。在此期间，上图“盛档”的整理工作引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重视，2005年，“盛档”被列入国家清史档案整理项目。2008年12月，上海图书馆与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签约立项。经过数年实践和摸索，至2011年制定了编纂体例，确定以选编的形式按主题板块编纂，集中揭示以往未曾整理面世的档案，方便学术界利用，发挥“盛档”的史料价值。因此，决定出版《盛宣怀档案选编》，全书一百册，重点选编慈善、赈灾、铁路、电报、典当钱庄、文化教育方面的档案。该书于2014年底正式出版。
《盛宣怀档案选编》初版后，陆续收到一些读者和研究者的反馈，该书虽有很高史料和文献价值，但也有一个*局限，即其内容包括六大类，而有些研究者或研究机构仅需某类档案文献，购买全套则无必要，因此建议将全套拆分为六个部分，分别定价，以适应读者需要。得知这些意见后，我社研究后，经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和上海图书馆商议，将原《盛宣怀档案选编》一百册根据内容拆分为六个部分，分别名为《盛宣怀慈善档案选编》《盛宣怀赈灾档案选编》《盛宣怀铁路档案选编》《盛宣怀电报档案选编》《盛宣怀典当钱庄档案选编》《盛宣怀文化教育档案选编》，研究者可以各取所需。
“慈善”一詞，*早出自《魏書·崔光傳》:“光寬和慈善，不忤於物，進退沉浮，自得而已。”它的實際含義就是仁慈，富有同情心，直至近代人們才把這種充滿仁慈和富有同情心的一切社會活動稱為慈善活動或慈善事業。中國古代的慈善活動早已存在，如春秋時期的范蠡，《史記》上就有記載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昆弟。”又《周禮》記載了對不同年齡段的老人享有相應的優恤待遇。其慈善活動主要是官府和個人的行為，尚未形成完善的慈善性組織。慈善組織是以慈悲濟世、積德從善為宗旨，奉行濟困扶貧、修橋造路、撫孤恤寡、助殘助學、救災救難、收埋無主屍休、調解民間糾紛、敬惜字紙等善舉，是一種非營利性的組織。中國慈善組織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階段表現為宗教組織形態，主要是受宗教慈悲意識的影響而組建起來的慈善組織。它肇始於南北朝時期。《南齊書·文惠太子傳》載:“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梁書·武帝紀下》:“辛巳，輿駕親祀南郊。詔曰:‘春司御氣，虔恭報祀，陶匏克誠，蒼璧禮備，思隨乾覆，布兹亭育。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身。`又於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華髮不匱。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勿收租賦。戊子，大赦天下。”當時建立的收救殘疾人和流浪者的“六疾館”、贍恤孤兒寡母的“孤獨園”，這些帶有宗教意識、由朝廷著手和主持的慈善救濟機構，和當時佛教寺院主持的規誡殘殺、勸善修行、賑災濟貧、施醫給藥等一系列慈善活動，形成了這一段時期慈善組織的宗教色彩。到了李唐，武宗廢天下僧寺,濟貧工作由宗教團體再轉入政府之手,由政府機構直接實行。第二階段表現為宗族組織形態。宋代，隨著社會、經濟、文化諸多領域的大發展,在慈善事業方面也呈現出劃時代的變化。一方面承襲唐制,擴大官辦慈善機構規模,設立“居養安濟院”、“慈幼局”、“慈幼莊”、“嬰兒局”等慈善機構；另一方面寺院等宗教組織的濟貧慈善事業也得以恢復並有長足發展。特別在民間，皇祐二年（一〇五〇）著名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在蘇州創辦了具有濃重宗族色彩的旨在救濟族人的慈善機構“義莊”和“義學”，此形式迅速成為自宋以降遍及大江南北的全國性仿效的宗族慈善組織形式，也是*受社會各階層歡迎的、*為主要的慈善組織形式，延至民國。第三階段表現為民間組織形態。明末清初，民間的慈善事業更加興盛，特別在江南等富庶地區，不僅宗親慈善機構義莊遍地開花，在民間又產生了突破宗親間救濟的慈善組織，它不同於官方的，也不同於宗教組織的慈善機構，而是一種全新的志願性質的慈善組織。在各府州縣由紳商捐贈錢財，廣立善堂，普施義舉，或育嬰，或養老，或恤嫠，或施棺，或散藥，此慈善組織形式方興未艾，清代迅速在全國蔓延。使慈善事業之興辦久而彌光，日趨佳景。第四階段表現為多樣化的組織形態。十九世紀，面臨西風歐雨襲來，加上國內各階層的動蕩變化，中國遭遇了千年未有的劇烈社會變革，慈善事業也面臨著從傳統走向近代的大轉型。在新時代的歷史條件下，不僅以上三個階段的各種慈善組織形態延續下來，又增添了新的慈善組織形式:有中外士紳或宗教人士辦理的善會，以及中外人士合辦的善會，還組織了被國際性慈善組織所認可的中國善會，呈現出了多樣性的慈善組織形態。中國慈善事業歷經千年，經久不衰，但對中國慈善事業史的學術研究卻起歩較晚，*早祗能追溯到民國初年，一些學者對古代救荒濟貧有過一些介紹和探討。如當時的《申報》登載了《論清查慈善堂事》、《創興紅十字會》、《效法泰西以行善舉》、《安置流民議》、《創興善會》，及《中外日報》上《慈善公啟》和《救濟善會公啟並章程》等數十篇。嗣後由於國內國際戰爭不斷，使剛剛起步的學術研究漸趨沉寂。現能被學界認可的研究成果只有一九三七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鄧雲特（鄧拓筆名）的《中國救荒史》。建國後，慈善史的研究基本上著眼於近代中國慈善事業，而學者往往把它作為地主階級和帝國主義的虛偽行為來進行批判。直至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慈善史的研究方有所起色。一九九一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周秋光的《熊希齡與慈善教育事業》，一九九九年廣東經濟出版社出版鄭功成《中華慈善事業》，二〇〇五年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徐麟《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研究》，二〇〇六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周秋光、曾桂林《中國慈善簡史》，二〇一一年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出版王衛平、黃鴻山、曾桂林《中國慈善史綱》。特別是近代慈善事業史的研究成果更顯突出，先後出版了頗有影響力的學術專著:二〇〇三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池子華等《百年紅十字》，二〇〇四年池子華又在該社出版《紅十字與近代中國》，同年臺北紅十字總會出版張玉法主編《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百年會史（一九〇四）》，二〇〇五年濟南出版社出版趙寶愛《慈善救濟事業與山東社會變遷》，二〇〇六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朱滸《地方性流動及其超越:晚清義賑與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同時也出現了周秋光、池子華、朱滸等一批慈善史研究專家，給近代慈善史研究帶來了勃勃生機。他們的研究讓我們看到了傳統慈善事業邁入近代慈善事業主要表現在從重在“收養”向“教養兼施”的理念轉變，並為我們理定了近代慈善事業的五大特徵:1、慈善家群體的湧現；2、慈善組織的多樣性；3、慈善資源的廣泛性；4、救濟手段的先進性；5、救濟區域的廣闊性。中國近代慈善事業史的學術研究主要在於慈善思想和慈善組織機構兩個方面。儘管近代慈善事業史的學術研究碩果累累，但是近代慈善事業史料整理工作仍處於滯後的狀況，這嚴重阻礙了學術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現在我們能見到的有關近代慈善事業史料的正式出版物，只有一九九三年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編輯的《中國紅十字會歷史資料選編（一九〇四—一九四九）》和二〇〇一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趙輝先生主編的《天津紅十字會九十年》二種，其餘多為近代史學者整理編輯如《中國地方誌集成》之類的大型資料集、叢書中所涉及到的有關慈善方面的資料，或從近代慈善家的文集中梳輯，迄今還沒有一套全面系統的近代慈善事業專題史料集，給學術研究帶來了資料方面的限制。作為近代檔案資料整理工作者，我們有責任有義務把聲聞學界的盛宣懷檔案中有關慈善事業的檔案呈現給學界，以促進近代慈善事業的研究。盛宣懷檔案中的近代慈善事業史料主要包含慈善和賑災兩大部分，本卷為有關慈善方面的檔案。由於盛宣懷慈善事業的檔案幾乎涉及到檔案的各種文檔形式、當時各階層從事慈善的人物、各種慈善團體機構等，時間跨度又幾近涵蓋晚清及民國初，事情紛紜，頭緒繁雜，為了便於整理選編及方便讀者檢索閱讀，我們以中國近代慈善事業史學術研究的兩個方面之一的慈善機構為依托，再結合盛宣懷檔案中慈善資料的特點，以慈善機構為綱目，以時代先後為次序，分為紅十字會、善堂、義莊、成人救濟所、兒童善事院、義學六大部分，而善會由於關涉賑災活動故不收入本編。本編精選具有較高史料價值和具有史事聯貫性的檔案共計一千六百餘件。學界一般認為萬國紅十字會是中國紅十字會的前身，但由於資料缺乏，一般研究者或繞過或少談，而在盛宣懷檔案中有關萬國紅十字會的檔案有二百餘件，它們主要是當時在東北的萬國紅十字會會員用日記、電報、信件、報告等諸多形式向上海總部回報萬國紅十字會在中俄戰爭中於東北開展的慈善工作情況，然後由總部用藍印方法復印一份向盛宣懷逐一回報的原始檔案。這些檔案足以理清和補寫萬國紅十字會在中俄戰爭中的慈善活動史。還有大量盛宣懷和外國紅十字會聯系的信件和公文，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盛宣懷為了中國紅十字會的建立而瞭解世界紅十字會，並讓國際紅十字會認可中國紅十字會所做的努力。他還通過剛成立不久的中國紅十字會和國際紅十字會進行聯合慈善活動，如當時的美國紅十字會派工程技術人員來華幫助中國紅十字會進行浚導淮海的工作。這些都是中國紅十字會與國際紅十字會進行交流的珍檔秘史。善堂是清代民間流布*廣的一種慈善組織，到了晚清不再是中國士紳的專利，外國在華人員也辦起了善堂。他們不僅對他們的族人舉辦慈善活動，同樣也對我們中國人進行慈善活動。然而，他們的資源來源和當時中國的善堂的資源來源有所不同。中國善堂還是依靠富有善心的紳士募捐；外國人辦的善堂卻是進行商業化操作，他們採用土地抵押的辦法來獲取利潤。這種方法或多或少地影響了盛宣懷的慈善款的來源問題。在盛氏至善堂的二十件檔案中我們還看到了盛宣懷受日本三井洋行的管理模式的影響，成立至善堂對他身後產業進行管理，規定拿出一部分利潤來做善款，以確保善款的來源。這種做法正是近代慈善事業慈善資源廣泛性的反映。拙園義莊、留園義莊、愚齋義莊是常州盛氏家族的盛隆、盛康、盛宣懷所建的義莊。本卷選了近七百件檔案，來展示他們祖孫三代所建的義莊是怎樣從傳統義莊變為富於近代意義的義莊，它從以賑濟族人為宗旨發展到以賑濟社會為趨勢，善款從義田裡的農作物變成近代資本股權和股票，由*初的族人管理，到聘請社會賢達乃至成立董事會進行管理。這些檔案足以說明義莊的變遷小史。成人救濟所從早期具有收養性質的育黎所、庇寒所、棲流所，慢慢演變為教養兼收性質的草辮所、工藝廠，正是中國慈善事業理念由“重在收養”向“教養兼施”轉變的反映。如《整頓育黎堂章程稿》:育黎堂“向由天津道經管，長養老弱男女窮民二三百人，亦無定額，前劉道任內每於歲底則多養一二百人，日給高梁粥兩飡，嚴冬給棉衣褲一襲。”《創建常郡棲流所呈文》:“除將流丐仍舊歸於庇寒所收養外，其流丐中有戒煙醫病兩種及流民中極窮苦者，通年收養以一百名為率，並設戒煙、醫病兩所。”可見以養為主。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正月《總理練兵處致呂鏡宇尚書函》:“本京地面寥闊，貧民極多，現經同人公議，擬創設首善工藝廠數所，收養旗漢無業男婦，教以工作，俾遂生機。”《教習草辮所章程》:“此藝學習數日便可成就。”《懇助貧民工藝廠書》:“（何）焯等爰集同志創設貧民工藝廠一所，以慈善性質為工藝事業，收一般無衣無食之貧民分科學習，或為機織或為雕刻或為籐工或為紙工，務令入廠者不數月而學成一藝，足以贍養身家為宗旨。”到了民國二年《懇助貧民工藝廠書》已經完全是“教養兼施”了。兒童善事院主要是學習日本的苦兒院的經驗。如一九一二年日本《赤十字社苦兒院課程》明確表示:“宗旨:專收極苦男女兒童，施以相當之知識、工藝，教育俾人人有自立之資格，以期國無遊民為宗旨。”盛宣懷檔案中反映出兒童善事院的宗旨和日本赤十字社苦兒院如出一轍，如《廣仁堂董謹擬創設貧兒院章程條例》云:“地方自治首重教育，而教育莫重於幼稚。尤莫重於無人教育之幼稚，此貧兒院之設所以專收養孤貧子弟為宗旨。俾可各習一藝，免致流蕩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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