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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1939年3月生于重庆,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1948:天地玄黄》等。退休后,开始转向现代民间思想史的研究,写有《拒绝遗忘: 1957年学 研究笔记》等专著。同时关心中小学教育、地方文化研究与青年志愿者运动,写有《语文教育门外谈》等专著和《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等思想随笔,主编有《新语文读本》等读物。2007年又出版了《我的精神自传》。
《周作人传》写毕于1989年3月7日(农历己巳年正月三十日)晨,正值作者五十寿辰。回顾书出版后的遭遇,更是感慨万端。先是遭到围攻,横加 为汉奸辩护 的罪名;后来,在九十年代的商业大潮以及自由主义大行其时的时代思潮里,周作人突然大红大紫,我对周作人的某些批判性审视,又变得不合时宜。钱理群说:重读《周作人传》,却有恍若隔世之感……在苦涩中仍有一点自慰:当年所写下的感受与思考,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时间淘洗,大体还站得住,只少数地方略有补充与修改……此书再版,自然要面对新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他们对《周作人传》,以及所描述的传主及其时代和历史,将会有怎样的反应和评价,也是我颇为好奇的。
钱理群先生是以诗人的方式,把周作人这个特殊的中国现代作家,放在二十世纪这个大背景下来展现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看着周作人走完了他的人生。这部传记的重要之处在于,周作人各个时期的重要文章,在传记中大部分得到了好的体现。尤其是童年时期的写作最是别致,作者有意略写或一笔带过那些与鲁迅相同的、广为人知的史实,而巧妙地大量插入《儿童杂事诗》的分析,既体现了研究特色,又增加了周作人这一特定的人物那说不尽的童年的气氛。这是作者的聪明之处,读来确实令人感到与众不同。
——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张铁荣
他(周作人)有一种超然不群的气度——是冷酷呢,还是有礼貌的轻视?——把人放在适当的距离之外,津津然以旁观者态度去看他们。他在应对仪节上的那份谦和,正是拦阻人跟他过分亲热的一道屏障……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温源宁
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他(周作人)恐怕要排在第一位。杂,是想了解 人 。他读书的诀窍有三:勤,实是谦词,不妨说是 上瘾 ;快,由勤而来,看多了,懂得分辨吸收,必然快;善记,说到某书某处,仿佛刚刚读过。
——张中行
我以为,周作人与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两人的晚年相差如此之远,就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则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
——胡兰成
再版前言
本书 写毕于1989年3月7日(农历己巳年正月三十日)晨,正值作者五十寿辰 。现在,一晃二十三年,我也由盛年进入老年。回顾书出版后的遭遇,更是感慨万端。先是遭到围攻,横加 为汉奸辩护 的罪名;后来,在九十年代的商业大潮以及自由主义大行其时的时代思潮里,周作人突然大红大紫,我对周作人的某些批判性审视,又变得不合时宜。我也不愿意凑热闹,遂多年不在公开场合谈周作人,唯私下把玩其作,随手写下心得,最后积成《读周作人》一书。加上与《周作人传》同时写的《周作人论》,算是有了一个我的 周作人研究三部曲 。《周作人论》与《读周作人》近年已由中华书局和新华出版社先后再版(改题为《周作人二十一讲》和《钱理群读周作人》),现在蒙华文出版社李红强先生的厚爱,又将《周作人传》再版,自是倍感欣慰。我也借此重读旧作,却有恍若隔世之感: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和相对自由的气氛之下,那样的从容、淡定的心态和笔调,潜入历史、人性深处的沉思的写作与生命状态,如今几乎已很难重现了。我为之惆怅不已,并深感历史的无情。但在苦涩中仍有一点自慰:当年所写下的感受与思考,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时间淘洗,大体还站得住,只少数地方略有补充与修改,另引文及出处、错字等改动了百余处。此书再版,自然要面对新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他们对本书,以及所描述的传主及其时代和历史,将会有怎样的反应和评价,也是我颇为好奇的。
钱理群2012年9月22日
在周作人八十前后作小品随笔里,那诙谐幽默之中正是浸透着对于人间万事万物,对于生命的老年人的温和的爱,流泻着秋天太阳的柔美的光辉……
正是周作人在为人类作最后的奉献时,人们重又注意到这位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作过重要贡献,而又走过曲折道路的作家。当周作人从香港友人的来信得知海外对他的种种评价时,他是感动的,他在回信中说: 知海外报刊时常提及鄙人,不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 ,并且表示 港地有涉及鄙人的文章,如刊在中立报纸上而其倘有理解……则愿意一读 。于是,在与朋友通信中,也不免谈到了自己的历史。曾经有人回忆,在从狱中出来以后,周作人即回避谈论自己的以往,即使有时谈到也表现得 若无其事,甚至有点麻木不仁的 ,据说, 有一次,他谈到了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同志,谈到他如何掩护大钊同志的子女,保存大钊同志遗文的事,他也并不激动,好像叙述和自己并无多大关系的往事。有一次,他偶尔谈到自己‘落水’事,也是轻轻地说了一句:‘糟了’,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情一样。 现在,周作人既写了《知堂回想录》,自然对 兄弟失和 、 出任伪职 这类敏感问题也不再沉默;但涉及时,也只是说: 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 他始终以平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历史,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与中国历史上的投敌变节者,晚年忏悔不迭的态度截然不同。在私人通信中,有时谈到历史与当代人物,偶尔也有几句评论。在这方面,周作人是相当固执己见的。例如,他始终坚持对鲁迅的某些批评意见即是如此。而他对郭沫若等 名人 表示 不大能够佩服 ,也是出自他的自由主义与个性主义的立场。这都可以说是本性难移,至死不改。但他也有宽容的地方,如在谈到当年的论敌陈西滢时,他表示 陈西滢亦是颇有才气的人,惟以乡谊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参加‘女师大’一役,妄费许多才气,亦深可惜矣 。也许对胡适的态度最能说明周作人的待人原则;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 (胡适)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惟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地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地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 那么,周作人是至老对人对事也是坚持自我独立判断的。在知识分子纷纷异化,失去了自我的60年代,经过了种种曲折之后,周作人把 自我 仍然保留得如此完整。
1966年3月,周作人因有感于邢台地震,又继之狂风不止,人们惊惧不已,用辘轳体作谐诗一首: 春风狂似虎,似虎不吃人;吃人亦无法,无法管风神 ———这几乎已是不祥的谶语。接着,他又开始玩骨牌过五关之戏,不则僵卧在床———周作人的精神防线,彻底地垮了。
4月19日,周作人翻译《平家物语》第六卷脱稿———周作人的 工作 最后地结束了。
5月17日,夜发现尿中有血,至6月25日医院确诊为前列腺肿瘤。
7月2日,他开始阅读《鲁迅全集》中的杂文——是因为无书可读,还是出于对鲁迅的怀念?据周建人回忆,鲁迅病危之时,也是在读周作人著作的。
7月9日,他的日记里突然出现 闻蝉鸣 三个字——他仍然挣扎着,紧紧抓住大自然的生机,顽强追求着生命的趣味与欢乐。
7月12日,傍晚北京地区突降大雷雨。周作人一生酷爱 雨 的意象,在他的笔下,写过 只是蜘蛛似的一缕缕地洒下来 , 细得望去都看不见 的,使人 既气闷 又闲适的冬天的雨,写过想象中的 大漠之上,大雨之下……悠然进行 的雨中豪情……但从未见过如此的狂雨,并夹带着地震似的闷雷——莫非这真是一种预兆?
现实的种种征兆确实不妙:7月10日,《集邮》停刊;7月20日,《北京晚报》停刊……周作人都一一小心而慎重地记在日记里。他显然预感着政治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