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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伟，北京大学英语系博士毕业，现任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副院长，研究方向为莎士比亚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在《外国文学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发表多篇研究论文，在商务印书馆等出版著译等。
何为法律以及法律何以合法的问题，构成了《威尼斯商人》等莎士比亚戏剧中或明或暗的情节主线。《夏洛克的困惑：莎士比亚与早期现代英国法律思想研究》将从早期现代英国法律思想的角度出发，探讨莎士比亚剧场与英国法律机制之间的 商榷 和对话关系。通过对《裘力斯·凯撒》、《威尼斯商人》、《一报还一报》、《李尔王》，以及《特罗斯罗斯与克瑞西达》等戏剧作品的法律解读，本书试图勾勒出莎士比亚戏剧所展现的作为 宇宙自然法 、 契约法 、 宗教律法 ， 王权话语 ，乃至 社会伦理 等早期现代英国社会的若干 法律 建构模式。研究表明：莎士比亚在参与建构英国法治神话的同时，也对法制社会中的种种弊端不无忧虑；完善合理的法律体系至关重要，而爱邻如己的悲天悯人情怀亦是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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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莎士比亚著作权分歧背后隐藏的是现代文学有关 作者 自我 等问题的观念变迁。如安德鲁·贝内特（AndrewBennett）指出， 作者 一词在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乃至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时期的含义均不相同。到了浪漫主义时代， 作者 才逐渐具有了某种独立自主性，成为文本意义的来源和终结。（7—8）查尔斯·泰勒也认为，浪漫主义运动引起了西方文学理论的重大变化；文学不再是对自然或宇宙的模仿和复制，而是文学家的内心表达，是一种寻找并产生意义的言说方式或叙事行为。（419）正是在这样的思潮和背景之下， 莎士比亚 成为西方世界的文化符号，人类创造力的代名词。然而颇为反讽的是，在莎士比亚时代，包括戏剧在内的想象性作品根本不是自我表现或抒发个人感情的渠道。尽管宗教忏悔式的自传和一些抒情诗歌也不时可见，但文学或戏剧作品作为自传式写作的观念是早期现代英国剧作家闻所未闻的。
（Shapiro：268—269）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让人们有理由怀疑通过作品还原作家生平的方法究竟有多大可信度。近400年来，西方社会的思想观念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其中包括儿童观念、家庭伦理、妇女地位、个人主义，等等。例如，维多利亚时代乃传记作家往往强调莎士比亚作为商人和放贷者的形象，然而杰曼·格里尔在其最新研究作品《莎士比亚的妻子》中却指出，现存史料文献并不能证明莎士比亚对财富的热衷。相反，莎士比亚常年生活在伦敦市，很可能无暇顾及小额借贷、买卖谷物等日常活动。如果斯特拉福特家中的大小事务大都由莎士比亚的妻子安妮·哈撒韦（AnneHathaway）一手操办，那么莎士比亚唯利是图、一身沾满铜臭气的商人形象则更多是传记者一厢情愿的想象和建构。18世纪的史料伪造者爱尔兰最终在马隆的火眼金睛之下露出了原形，但在此之前却成功地骗过了包括他的父亲和后来的英国乔治四世国王在内的众多人士，甚至著名传记家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Boswell）也被其瞒天过海。究其原因，爱尔兰伪造出的莎士比亚形象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心理期待和文化认同。（Shapiro：27）同样，21世纪以来甚嚣尘上的牛津公爵派等 阴谋论 与精神分析学鼻祖弗洛伊德、越南战争以后美国政府的诚信危机、网络时代的 民主 观念等均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个中原委，夏皮罗教授在《遗嘱分歧》中均有详尽交代，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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