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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櫆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等。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时期任教北京大学，在《新青年》《语丝》《新潮》等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论文《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诗《小河》等均为新文学运动振聋发聩之作。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创立了中国美文的典范。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著有自编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
《周作人自编集:立春以前》作者周作人生前亲自编定，学者止庵穷数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补从未出版作品，为市场上最全面最权威的周氏文集。
周作人的散文为中国第一。
——鲁迅
大陆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
——胡适
关于《立春以前》
止庵
一九四五年二月八日周作人日记云： 编阅《立春以前》，只有三四篇未收回，即可编成矣。 三月十四日云： 上午寄《立春以前》稿给太平书局。 一九四五年八月，该书由上海太平书局出版。本文三十三篇，除《关于送灶》（一九四四年一月）和 几篇题跋 中的《风雨后谈序》（一九四四年一月）、《秉烛后谈序》（一九四四年四月）和《谈新诗序》（一九四四年七月）外，均写于一九四四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即《苦口甘口》之后。
《立春以前》里 正经文章 多数是关于文学的，自《汉文学的传统》重新涉及这一问题以来，大约谈得最深入的了。尤其是《十堂笔谈》，与从前《谈龙集》范围大致相当，抑或更宽一些，既全面表述自己有关意见，也是如《我的杂学》那样的系统总结。《苦茶庵打油诗》虽是特殊样式，然为 忧生悯乱 而作，也是一种 正经文章 ，而且从更深的心理层次反映了 正经文章 的写作动机。集中 闲适文章 ，较之《药堂杂文》和《苦口甘口》比例要大得多，乃是继《药堂杂文》和《苦口甘口》中的 杂文 ，上承《秉烛后谈》、《药味集》所属那一系统，至于《雨的感想》、《立春以前》这样纯然感兴之作，简直是回溯到《雨天的书》、《泽泻集》的路数了。作为 续草木虫鱼 的《蚯蚓》和《萤火》，仍然是 赏鉴里混有批判 ，而又增添一种象征意味，是周氏此类写作中新的因子。总之此前各期散文的面貌在《立春以前》里几乎都有所展现，而又赋予新的也是时代的色彩，因而在周氏的作品中别具一格。
集中有篇《记杜逢辰君的事》，属于周氏散文中怀人一类。此种作品从一九二二年之《送爱罗先珂君》一文起手，以后陆续写有不少，散见于各集子，又以中期所作成就最大。所涉及者或为亲人，或为朋友，与作者都有某种情感联系，而彼此的存在又隔着时空甚至生死的距离。以文体论或当列为抒情散文，然而周氏文章又与习见者截然不同。作者有他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即如从前所说： 人的脸上固然不可没有表情，但我想只要淡淡地表示就好，譬如微微一笑，或者在眼光中露出一种感情，—自然，恋爱与死等可以算是例外，无妨有较强烈的表示，但也似乎不必那样掀起鼻子，露出牙齿，仿佛是要咬人的样子。 （《金鱼》）人的情感是真实存在，有或无，多或少，都是自然而然的；感情的表达本身丝毫无以增强或制造感情，企图增强或制造的，反而破坏了原有感情；感情更重要的交流形式，在于一种心理暗示作用，而且不限于阅读那一刻，还有回味效果。对周氏来说，情感表达方式也是文章的写作方式，中庸既是他的人生哲学，又是他的美学。这原本是一回事，未必有所安排，或者说，只是 不怎么样 ，不一定 要什么样 。用废名在《关于派别》中的话说就是， 散文之极致大约便是‘隔’，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学不到的，到此已不是一般文章的意义，人又乌从而有心去学乎？ 而他的另一说法也有意思： 我们总是求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即是求‘不隔’，平实生活里的意思却未必是说得出来的，知堂先生知道这一点，他是不言而中，说出来无大毛病，不失乎情与礼便好了。 周氏在文章中一再讲 可有可无 （《志摩纪念》）， 说这些闲话 （《半农纪念》），也是此意。然而其真挚恳切，感人至深，远非夸张造作者可以比拟。所以周氏写的 隔 的文章，却是 隔而不隔 ；寻常抒情之作是 不隔 文章，却是 不隔而隔 。古人云过犹不及，过是不及，不及却未必是不及也，这是含蓄的一点道理。
此次据太平书局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目录四页，正文一百九十六页。目录中每题之后均注明写作年月， 蚯蚓 下有 稿缺 字样，但正文中并不缺少。
《立春以前》是我的散文集之第二十二册。自民国十二年《自己的园地》出板以后，至今亦已有二十二年，算是每年平均出书一册，也还不多。但是这一册里的文章二十几篇，差不多全是半年中所写，略有十万字左右，那就不能说写得少了吧。这个原因本来也很简单，因为我从前说过，以看书代吸纸烟，近来则又以写文章代看书，利用旧存稿纸笔墨，随时写几页，积少成多，倏忽成册。纸烟吸过化为烟云，书看了之后大半忘记，有点记得的也不久朦胧地成了尘影，想起来都似乎是白花了的，若是做文章则白纸上写黑字，总是可以留存得住，虽然这本身有无价值自然还是一个问题。话虽如此，既然写下来了，如有机会，收集起来设法出板，那也是人情之常，以前的二十一册都已如此的印出来了，这回可以说是照例而已，别的说明原来是无须的，所以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写文章也已不少，内容杂得可以，所以只得以杂文自居，但是自己反省一下，近几年来可以找出两个段落，由此可看得出我的文章与思想的轨道。其一，民国廿九年冬我写一篇((日本之再认识》，正式声明日本研究店的关门，以后对于不懂得的外国事情不敢多开口，实行儒家的不知为不知的教训。其二，民国卅一年冬我写一篇((中国的思想问题》，离开文学的范围，关心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如顾亭林致黄梨洲书中所说，本国的事当然关切，而且也知道得较多，此也可以说是对于知之为知之这一句话有了做起讲之意吧。我对于中国民族前途向来感觉一种忧惧，近年自然更甚，不但因为己亦在人中，有沦胥及溺之感，也觉得个人捐弃其心力以至身命，为众生谋利益至少也为之有所计议，乃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凡智识阶级均应以此为准则，如经传所广说。我的力量极是薄弱，所能做的也只是稍有论议而已，却有外国文士见了说这是反动，我听了觉得很有意义，因此觉得恐怕我的路是走得不错的，因为冷暖只有自家知，有些人家的非难往往在己适成为奖励也。
立春以前
我很运气，诞生于前清光绪甲申季冬之立春以前。甲申这一年在中国史上不是一个好的年头儿，整三百年前流寇进北京，崇祯皇帝缢死于煤山，六十年前有马江之役，事情虽然没有怎么闹大，但是前有咸丰庚申之烧圆明园，后有光绪庚子之联军入京，四十年间四五次的外患，差不多甲申居于中间，是颇有意思的一件事。我说运气，便即因为是生于此年，尝到了国史上的好些苦味，味虽苦却也有点药的效用，这是下一辈的青年朋友所没有得到过的教训，所以遇见这些晦气也就即是运气。我既不是文人，更不会是史家，可是近三百年来的史事从杂书里涉猎得来，占据了我头脑的一隅，这往往使得我的意见不能与时式相合，自己觉得也很惶恐，可以说是给了我一种障碍，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是帮助，因为我相信自己所知道的事理很不多，实在只是一部分常识，而此又正是其中之一分子，有如吃下石灰质去，既然造成了我的脊梁骨，在我自不能不加以珍重也。
其次我觉得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过了我的儿童时代。在辛丑年往南京当水兵去以前，一直住在家乡，虽然其间有过两年住在杭州，但是风土还是与绍兴差不多少，所以其时虽有离乡之感，其实仍与居乡无异也。本来已是破落大家，本家的景况都不大好，不过故旧的乡风还是存在，逢时逢节的行事仍旧不少，这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自冬至春这一段落里，本族本房都有好些事要做，儿童们参加在内，觉得很有意思，书房放学，好吃好玩，自然也是重要的原因。这从冬至算起，祭灶，祀神，祭祖，过年拜岁，逛大街，看迎春，拜坟岁，随后跳到春分祠祭，再下去是清明扫墓了。这接连的一大串，很有点劳民伤财，从前讲崇俭的大人先生看了，已经要摇头，觉得大可不必如此铺张，如以现今物价来计算，一方豆腐四块钱，那么这糜费更是骇人听闻，幸而从前也还可以将就过去，让我在旁看学了十几年，着实给了我不少益处。简单的算来，对于鬼神与人的接待，节候之变换，风物之欣赏，人事与自然各方面之了解，都由此得到启示，我想假如那十年间关在教室里正式的上课，学问大概可以比现在多一点吧，然而这些了解恐怕要减少不少了。这一部分知识，在乡间花了很大的工夫学习来的，至今还是于我很有用处，许多岁时记与新年杂咏之类的书我也还是爱读不置。
上边所说冬季的节候之中，我现在只提出立春来说，这理由是很简单的，因为我说诞生于立春以前，而现今也正是这时节，至于今年是甲申，我又正在北京，那还是不大成为理由的理由。说到这里，我想起别的附带的一个原因，这便是我所受的古希腊人对于春的观念之影响。这里又可以分开来说，第一是希腊春祭的仪式。我涉猎杂书，看中了来若博士哈理孙女士讲古代宗教的著作，其中有《古代艺术和仪式》一册小书，给我作希腊悲剧起原的参考，很是有用，其说明从宗教转变为艺术的过程又特别觉得有意义。话似乎又得说回去。《礼运》云：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 古今中外人情都不相远，各民族宗教要求无不发生于此。哈理孙女士在《希腊神话论》的引言里说：
宗教的冲动单向着一个目的，即是生命之保存与发展。宗教用两种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一是消极的，除去一切于生命有害的东西，一是积极的，招进一切于生命有利的东西。全世界的宗教仪式不出这两种，一是驱除的，一是招纳的。饥饿与无子是人生的最重要的敌人，这个他要设法驱逐他。食物与多子是他最大的幸福。希伯来语的福字原意即云好吃。食物与多子这是他所想要招进来的。冬天他赶出去，春夏他迎进来。 因此无论天上或地下是否已有天帝在统治着，代表生命之力的这物事在人民中间总是极被尊重，无论这是春，是地，是动植物，或是女人。西亚古文明国则以神人当之，叙利亚的亚陀尼斯，吕吉亚的亚帖斯，埃及的阿施利斯皆是，忒拉开的迭阿女索斯后起，却盛行于希腊，由此祭礼而希腊悲剧乃以发生，神人初为敌所杀，终乃复生，象征春天之去而复返，一切生命得以继续，故其礼式先号而后笑。中国人民驱邪降福之意本不后人，唯宗教情绪稍为薄弱，故无此种大规模的表示，但对于春与阳光之复归则亦深致期待，只是多表现在节候上，看不出宗教的形式与意味耳。冬至是冬天的顶点，民间于祭祖之外又特别看重，语云，冬至大如年，其前夕称为冬夜，与除夕相并，盖为其是季节转变之关捩也。立春有迎春之仪式，其意义与各民族之春祭相同，不过中国祀典照例由政府举办，民众但立于观众的地位，仪式已近于艺术化，而春官由乞丐扮演，末了有打板子脱晦气之说，则更流入滑稽，唯民间重视立春的感情也还是存在，如前一日特称之曰交春，又推排八字者定年分以立春为准则，假如生于新正而在立春之前，则仍不算是改岁。由此可知春的意义在中国也比新年为重大，老百姓念诵九九等候寒冬的过去，最后云，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齐出，欢喜之情如见，此盖是农业国民之常情，不分今昔者也。但是乡间又有一句俗语云，春梦如狗屁。冬夜的梦特别有效验，一过立春便尔如此，殊不可解，岂以春气发动故，乱梦颠到，遂悉虚妄不实欤。
希腊人对于春的观念我觉得喜欢的，第二是季节影响的道德观。这里恐怕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是由环境而生的自然的结论，假如我们生在严寒酷暑，或一年一日夜的那种地方，感想当然另是一样，只有在中国或希腊，四时正确的迭代，气候平均的变化，这才感觉到他仿佛有意义，把他应用到人生上来。中国平常多讲五行，这个我很有点讨厌，但是如孔子所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却觉得颇有意思，由此引伸出儒家的中庸思想来，倒也极是自然，这与希腊哲人的主张正相合，盖其所根据者亦相同也。人民看见冬寒到了尽头，渐复暖过来，觉得春天虽然死去，却总能复活，不胜欣喜，哲人则因了寒来暑往而发见盛极必衰之理，冬既极盛，春自代兴，以此应用于人生，故以节为至善，纵为大过，而以格言总之则曰勿为已甚。此在中国亦正可通用，大抵儒道二家于此意见一致，推之于民间一般莫不了解此义，由于教训之传达者半，由于环境之影响盖亦居其半也。老子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鄙人甚喜此语，但是此亦须以经历为本，如或山陬海隅，天象有特殊者，则将不能理会，而其主张或将相反也未可料。昔者赫洛陀多斯著《史记》，记希腊波斯之战，波斯败绩，都屈迭台斯继之，记雅典斯巴达之战，雅典败绩，在史家之意皆以为由于犯了纵肆之过，初不外波斯而内雅典，特别有什么曲笔，此种中正的态度真当得史家之父的称号，若其意见不知学者以为如何，在鄙人则觉得殊有意趣，深与鄙怀相合者也。
上边的话说的有点凌乱，但总可以说明因了家乡以及外国的影响，对于春天我保有着农业国民共通的感情。春天与其力量何如，那是青年们所关心的问题，这里不必多说，在我只是觉得老朋友又得见面的样子，是期待也是喜悦，总之这其间没有什么恋爱的关系。天文家曰，春打六九头，冬至后四十五日是立春，反正一定的。这是正话，但是春天固然自来，老百姓也只是表示他的一种希望，田家谚云，五九四十五，穷汉街头舞，是也。我不懂诗，说不清中国诗人对于春的感情如何，如有祈望春之复归说得如此深切者，甚愿得一见之，匆促无可考问，只得姑且阁起耳。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十日，甲申小寒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