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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主要从事鲁迅研究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鲁迅与陈独秀》、《对话鲁迅》、《鲁迅书影录》、《鲁迅藏画录》、《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张中行别传》、《百年若梦——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等。
《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鲁迅与现代中国》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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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苏联文学对那时的中国读者是陌生的，鲁迅关注它的动因是了解革命蛮故里的文化动态。无论是勃洛克还是托洛茨基，鲁迅在他们那里感到了一种生气。在血色、死灭和新生活的创造里，知识分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应当说，俄国社会的真实情况，中国人了解得很少，仅能从一些文献里得到一些启示。大致的印象无非是，旧有的生活被粉碎了，一切都从头开始。先前有个性和具有人道情怀的作家们面临着全新的境况。鲁迅知道，从尼采开始，近代知识分子都只是在思考里进行变革，一切均止于象牙塔中。但唯有苏联，开始将民众拖人流血的变故里。个体的解放终于跨出了一步，开始了社会的变革。在这里，资本的压迫被颠覆了，奴役的现状改变了，许多知识分子曾苦思的问题变成实践中的话题。鲁迅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开始接触和动手翻译苏联作品。从一开始，他就带着一种追问：知识阶层在社会革命的冲突里，究竟能做些什么？
在动手翻译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诸人的著作时，鲁迅考虑更多的是像自己这一类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怎样看待新生的文化。他所译之书都是带有探讨色调的。像《文艺政策》那本书，只是一些不同意见的交锋，并无定论。在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的论争中，鲁迅懂得了革命中的文学及理论尚未定型，它只是一种精神的开始，而不是思想的结束。关注这些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那时中国的革命文人所提的口号，并非建立在本土的实际上，几乎还没有托洛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式的人物。中国的革命文学提倡者，多移用外来理论，显然有照搬的痕迹。而在着手译《文艺政策》时，鲁迅发现，其卖苏俄思想界的交锋，是有文化铺垫的，国内急剧变化的现实，导致了学理的碰撞。特别意味深长的是，当年预言和讴歌革命的作家，后来大多碰死在流血的现实中。较之于轻薄的中国左翼青年，鲁迅理解的左翼文化是沉重的和具有无限挑战的存在。他后来译介的同路人小说集《竖琴》，我的理解是回答了中国文坛的一个疑问的。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青年所提倡的革命文学不过是沙漠上的幻影。看看《竖琴》里的作品，你会感到新的艺术亦是有强大的挑战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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