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凡，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所研究员。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法律史研究，已出版独著、合著和主编科研成果40余种。独著有《明初重典考》、《明大诰研究》、《洪武法律典籍考证》等。宋北平，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博士，主要从事法律史及法律语言研究。出版有《秋审源流考》等专著。
乾隆朝会典续修于乾隆十二年（1747），告成于二十九年（1764），由履亲王允祹，大学士傅恒、张廷玉任总裁。起雍正六年（1728），迄乾隆二十三年（1758），展至二十七年（1762），特旨增辑者，不拘年限。既成，分为《清会典》100卷，《清会典则例》180卷。是了解乾隆朝以及清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
前言
《大清會典》是清朝官修典章制度的彙編，詳細地纂輯了清王朝中央文武衙門的編制、職掌、官員品級、統屬關係以及各項辦事制度，是當時國家機構及其職官處理公務的法律依據，也是中國歷*完備的具有大經大法性質的法典。
《大清會典》於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光緒五朝凡五修，故又總稱其爲“五朝會典”。
《會典》名之爲“典”，源於先秦時期的《周禮》。《周禮》又名《周官》，專載西周設官分職制度，采用“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康熙《大清會典》書首御制序）編纂體例。沿及唐、宋、元，仿爲《唐六典》，輯爲諸《會要》，修成“經世大典”。明初參照《唐六典》，頒《諸司職掌》，其後因之，編纂《明會典》。以“會典”命名始於明代。清朝承之，繼有《清會典》之編，而“會典事例”另成專書，則是清代的獨創。
康熙《會典》是清朝編纂的首部會典。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五月，康熙皇帝鑒於“條例、事宜多散見於卷牘，在百司既艱於考衷，而兆姓亦無由通曉”（康熙《大清會典》書首《皇帝敕諭内閣》），敕命纂修《會典》。二十九年（一六九○）成書，共一百六十二卷，載崇德元年（一六三六）至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中央五十個文武衙門現行的典章制度，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孝莊文皇后喪禮以特例附載“禮部”。此書仿明萬曆重修《會典》體例，以官統事，以事隸官，典例合一；“因事分類，因類分年，每一事例，略叙數語，以見大竟”（雍正《大清會典》書首《凡例》）。
雍正《會典》續修始於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十年（一七三二）完成，共二百五十卷。與康熙《會典》比較，編纂體例無新的變化，主要是續入了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至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典章制度，並對舊典的一些内容進行了考訂和增補。
乾隆《會典》是清五部《會典》中編纂體例、内容變化*的一部。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清高宗“以典例無辨，始命區會典則例各爲之部”（清崑岡等修、吴樹海等纂修光緒《大清會典》書首《凡例》），命續修典，二十九年（一七六四）成書。乾隆《會典》采用“以典爲綱，以則例爲目”的編纂體例，把原附在《會典》之後的事例與《會典》分編，計有《會典》一百卷，《會典則例》一百八十卷，接續雍正六年（一七二八）至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典章制度，典章制度不可通融改變，有較强的穩定性；《會典則例》專輯《會典》中所載各項典制的沿革損益的諭旨、奏章及具體事例，事例可因時因地根據情况通權達變。這種典、例分編的做法，爲嘉慶、光緒年間修典所傚法。
嘉慶《會典》始修於嘉慶六年（一八○一），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告成，分爲三部編輯，即會典八十卷，事例九百二十卷，圖一百三十二卷，接續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至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典章制度。該書將“會典則例”改稱“會典事例”，將乾隆《會典》後附圖分離出來，另行成書，名曰《大清會典圖》，開創了清代《會典》有典、有例、有圖編纂體例之先河。
光緒《會典》始修於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二十五年（一八九九）成書，其中會典一百卷，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圖二百七十卷，接續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至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典章制度。該書增加了神機營、總理多國事務衙門和一些典制、禮制的内容，是五朝會典中規模*，内容*完善的一部。
雍正、乾隆、嘉慶、光緒四部《會典》雖然在名義上是對康熙《會典》的續修或增修，但各朝《會典》相對獨立成書，獨立行世，是典章制度的獨立記述。
《大清會典》的資料來源主要有四大類，一是朝廷頒行的各有關典章制度的官修書，如《品級考》《賦役全書》《學政全書》《中樞政考》《大清律例》及各部院寺監則例等；二是各衙門的檔案文牘；三是《清實録》中有關典制的資料；四是其他記載清代典制的書籍。就事例的來源講，主要是選自皇帝的諭旨、中央各衙門和督撫等的條陳、歷年的成案。
關於《大清會典》的性質，學界長期存在争議。有些學者認爲《會典》是典章制度史料彙編，其性質爲“官修史書”；有些學者認爲皇帝明令“照依會典”、“永遠遵守”，其性質爲“行政法典”。筆者以爲，五朝《會典》的内容雖多寡不一，但實際上都是由國家典章制度和累朝事例構成，其事例又有“遠年事例”和“現行事例”之分。現行的國家典章和事例無疑具有法律效力，史籍中有關行用《會典》的記載比比皆是，而“遠年事例”屬於前朝舊例，非經皇帝欽准不得援引，其價值是“以備後世查考”。另外，五朝《會典》的編纂體例、收入《大清律》的情况前後也有變化。康熙、雍正《會典》典、例未分，將《大清律》全文收入；乾隆《會典》及《會典則例》按照“已刊刻頒行”諸書“只備參考，無庸復載”的編纂原則，未收入《大清律》（乾隆《會典》書首《凡例》）；嘉慶、光緒《會典》典文只載經久可行的現行典章，而把《大清律》律文及附例收入《會典事例》。因此，關於《大清會典》的性質，應在全面、認真研讀五朝《會典》《會典圖》及《會典事例》的基礎上，根據編纂的宗旨、内容和該書有無法律效力、是否行用等綜合加以判斷，不可只憑某一朝《會典》，或僅據光緒《會典》典文而不及其他就下結論。“官修史書”説忽視了《會典》與其他政書不同，它是通過立法活動修成，所載必經久可行之制，具有*的法律效力。“行政法典”説忽視了康熙、雍正《會典》收有《大清律》，忽視了嘉慶、光緒《會典》典文收有刑法基本制度和原則，且《大清律》作爲典文之目收入《會典事例》，故還是按照清代統治者對《會典》性質的表述，稱其爲“大經大法”爲妥。用現代法律語言則可表述爲:《大清會典》是全面規範國家政務和各項基本制度、經久常行、在國家法律體系中居於“綱”的地位的大法。
《大清會典》的内容涉及國家典章制度的方方面面，展現了清代典例法律體系的概貌，是研究清史和中國法制史學者的必讀之書。乾隆《大清會典·凡例》云:“《會典》以典章會要爲義，所載必經久常行之制。兹編於國家大經大法，官司所守，朝野所遵，皆總括綱領勒爲完書。”清代通過定期修訂《會典》，把增補、删除或修正的典章制度以《會典》形式確定下來。《會典事例》又按時間順序，以事例形式記載了清一代各項典章制度的變遷，匯集了歷年頒佈的有關國家機構組織活動的各種法律規範。清《會典》結構體例頗爲縝密，以官統事，以事隸官；以典帥例，以例、圖助典；以本文領注，以注詳文；詳略結合，經緯分明，體用相須，使這部宏篇巨著得以經世致用。它所記載的清代不斷完善法律制度的成功經驗，對於加强我國當前的法治建設也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長期以來，由於五朝《會典》卷帙繁衆，内容龐博，加之藏本較少，給讀者利用造成了很大困難。多年來，學界主要是使用光緒《會典》研究清代法律制度，以致清代前、中期法制研究，至今仍是清代法制史研究的薄弱環節。現存的《大清會典》已有影印本出版，對一般古漢語水平較低的讀者來説，閲讀仍有一定難度。標點本五朝《會典》的出版，無論是對於學術研究還是現實的法治建設，都有重要的意義。
現存的《大清會典》版本，康熙《會典》有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内府刻本；雍正《會典》有清雍正十年（一七三二）武英殿刻本；乾隆《會典》有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武英殿刻本、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四庫全書薈要》本、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鉛印本、光緒二十七年（一九○一）上海文林石印本、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著易堂書局石印本；嘉慶《會典》有清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武英殿刻本、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湖北崇文書局刻本；光緒《會典》有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京師官書局石印本、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上海商務印書館石印本、宣統元年（一九○九）上海商務印書館石印本、宣統三年（一九一一）上海商務印書館石印本。課題組在整理過程中，按照“擇善而從”的原則，五朝《會典》分别以康熙《會典》内府刻本和雍正、乾隆、嘉慶《會典》武英殿刻本、光緒《會典》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石印本爲底本，以其他版本爲參校本。
與大清五朝《會典》相並行的還有大清會典事例、大清部院則例這兩類重要的法律典籍，三者融爲一體，以《會典》爲綱，則例、事例爲目，共同構成完整的法律體系，充分顯示了清王朝近三百年間的典章制度的基本面貌。因事例、則例卷帙浩繁，標點整理工作量甚大，我們先把標點本五朝《大清會典》奉獻給讀者。
本書的整理工作從二○一二年開始，歷時四年完成。組織實施中的各種事宜，由宋北平先生承擔。鳳凰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姜小青先生對本書的出版一直關心支持。本書得以順利出版，是參加整理工作的各位學者共同努力和鳳凰出版社大力支持的結果。謹誌於此，以表謝意。
楊一凡宋北平二○一六年十月
大清會典序
自郊廟朝廷放之千百國徼荒服屬之倫而莫之偝〔一〕〔一〕偝:同“背”。，創業守文繩之億萬葉矩矱訓行之久而勿之渝，非《會典》奚由哉！顧惟自聖作明述，政府粲陳其間。有因者即不能無損與益，而要之悉損益以善厥因，則方策所麗，乃一成不易之書，非閲世遞輯之書也。國家膺大寳命，列聖肇興，禮樂明備。
皇祖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始勑釐定《會典》，則以時當大業甫成，實永肩我太祖、太宗、世祖三朝之統緒，不可以無述而述，固兼作矣。皇考世宗憲皇帝雍正五年申諭閣臣:“敬奉成編，考衷條系，則以累洽重熙，更兼皇祖景祚，延洪化成久道，不可以無述而述，且未遑言作矣。”暨朕寅紹丕基，祇祇翼翼，壹惟法祖宗之法，心祖宗之心，發册披圖，罔或偭隃尺寸。會西陲大功告蕆，幸纘承祖宗欲竟之志事。而凡職方、官制、郡縣、營戍、屯堡、覲饗、貢賦、錢幣諸大政於六曹庶司之掌，無所不隷。且我皇考勵精圖治，十三年之間，立綱陳紀，復不可無紀以垂永世。爰咨館局，次第具草，乙夜手批是正，而諗之曰:
嚮者，發凡排篹率用原議舊儀，連篇並載，是典與例無辨也。夫例可通，典不可變，今將緣典而傅例，後或摭例以殽典，其可乎？於是區《會典》《則例》各爲之部，而輔以行。諸臣皆謂若網在綱，咸正無缺，而朕弗敢專也。盖此日所輯之《會典》猶是我皇祖、皇考所輯之《會典》，而俛焉從事於兹者，豈直義取“述而不作”云爾哉！良以抱不得不述之深衷，更推明不容輕述之微指，稽典者當瞭然知宰世馭物所由來，無自疑每朝迭修爲故事耳。若夫治法心法，表裏兼賅，精之而貫徹天人，擴之而範圍今古，如往牒所稱，惟雎麟足以行官禮者，是又數典之原、嘉會之本也。朕其敢不懋諸，敢不與子孫臣民交勖諸！
乾隆甲申春御製
卷一宗人府
宗人府
宗令一人，左、右宗正各一人，左、右宗人各一人，初制以親王、郡王爲宗令，貝勒、貝子爲宗正，鎮國、輔國公爲宗人，厥後不拘一格，惟擇賢能者任之。掌皇族之屬籍，以時修輯《玉牒》，辨昭穆，序爵禄，均其惠養而布之教令。凡親疏之屬胥受治焉。府丞一人，用漢人。掌校理漢文册籍。左、右二司，每司理事官二人，副理官二人，主事二人，宗室旗員分半用。分掌左、右翼宗室覺羅之籍，稽承襲次序、秩俸等差，及養給貧幼、優婚喪之事，書其子女適庶、生卒、婚嫁、官爵、名謚，以備《玉牒》紀載。○經歷二人，宗室旗員分半用。掌出納文書。○堂主事二人，宗室旗員分半用。掌奏疏稿案。○漢主事二人，掌漢文册籍。○筆帖式二十四人，宗室旗員分半用。掌繙譯清漢文书。
凡天潢〔一〕〔一〕天潢（ｈｕáｎｇ）:指貴族宗室。宗派，以顯祖宣皇帝本支爲宗室，伯叔、兄弟之支爲覺羅。○宗室束金黄帶，覺羅束紅帶，生子女周歲書其年月日時、母某氏，詳其適庶次第，具册送府。宗室載入黄册〔二〕〔二〕黄册:清滿族户籍之一種。清制，凡滿族宗室子女，每年三月報宗人府，上書生年月日時，本人名某，嫡庶次第，母某氏，由宗人府造入黄綾裱背之檔册，故稱黄册。，覺羅載入紅册〔三〕〔三〕紅册:为满族覺羅所生子女之户籍檔册，所载與黄册同。由宗人府造入紅綾裱背檔册，故稱紅册。。○宗室以罪黜爲庶人者，束紅帶；覺羅以罪黜爲庶人者，束紫帶。所生子女備録送府，如前法各附黄、紅册後。○宗室子女繋皇帝伯叔、兄弟所生，年至十有五，奏請賜婚；未及歲已議婚者，奏聞。其餘宗室所生，聽本家自擇成禮，毋致逾時。若以女與外藩蒙古結婣者，均奏請，得旨迺行。
凡近支宗室命名，向與御名上一字同者，惟偏旁稍異之。如字去一之類。免其迴避。近支宗室子孫除欽賜名外，上一字仍許與皇子、皇孫同，如永字、綿字之類。下一字不得與皇子、皇孫名同偏旁。如玉字部及心字部之類。其用蒙古名及與漢人姓名相似者，禁之。
凡纂修《玉牒》，每十年由府題請以宗令、宗正充總裁官，按每年黄册、紅册所紀，彙入於《牒》，以帝系爲統，以長幼爲序，存者朱書，殁者墨書。誤同名，改卑者及幼者。每修成一次，於皇史宬、本府、盛京各尊藏一部。
凡封爵十有四等:和碩親王、世子，多羅郡王、長子，多羅貝勒、固山貝子、鎮國公、輔國公、不入八分鎮國公、不入八分輔國公、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奉恩將軍。○皇子生十五歲，由府奏請封爵。如奉旨暫停，每至五年再奏請。○親王適子曰世子，仍襲親王，餘子封不入八分公。天命間立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各置官屬，凡朝會燕饗皆異其禮，錫賚必均及，是爲八分。天聰以後宗室内有特恩封公及親王餘子授封公者，皆不入八分。其有功加至貝子，凖入八分。如有過，降至公，仍不入八分。世子適子授爵，視親王餘子，餘子封一等鎮國將軍。郡王適子曰長子，仍襲郡王，餘子封一等鎮國將軍。長子適子授爵，視郡王餘子，餘子封二等鎮國將軍；貝勒適子降襲貝子，餘子封二等鎮國將軍；貝子適子降襲鎮國公，餘子封三等鎮國將軍；鎮國公適子降襲輔國公，餘子封一等輔國將軍；輔國公適子仍襲輔國公，餘子封二等輔國將軍。不入八分鎮國公適子降襲不入八分輔國公，不入八分輔國公適子降襲三等鎮國將軍，一等鎮國將軍適子降襲一等輔國將軍，二等鎮國將軍適子降襲二等輔國將軍，三等鎮國將軍適子降襲三等輔國將軍，餘子均封三等輔國將軍。一等輔國將軍適子降襲一等奉國將軍，二等輔國將軍適子降襲二等奉國將軍，三等輔國將軍適子降襲三等奉國將軍，餘子均封三等奉國將軍。一、二、三等奉國將軍適子均降襲奉恩將軍，餘子受封亦如之。奉恩將軍適子仍襲罔替，餘爲閑散宗室。○親王側福晉子封二等鎮國將軍，世子側福晉子封三等鎮國將軍，郡王側福晉子封三等鎮國將軍，長子貝勒側室子均封一等輔國將軍，貝子側室子封二等輔國將軍，鎮國公側室子封三等輔國將軍，輔國公側室子封一等奉國將軍。○親王妾媵子封三等輔國將軍，世子、郡王妾媵子均封三等奉國將軍，長子、貝勒、貝子妾、媵子均封奉恩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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