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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的研究，出版有《诗歌评点与理论研究》等十余种种著作。
本书为2016年复旦大学第四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结集，复旦大学是国内古代文学批评重镇，此次会议论文由周兴陆教授主编，汇集了国内知名学者相关论文六十多篇，内容涉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不同方面，是近年来学界在古代文论研究方面的*成果。
展示中国文论研究的前沿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丛刊传承与开拓——复旦大学第四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弁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研究中心、语文所于2016年11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复旦大学第四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复旦大学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重镇，经过数代学者的努力，不断推出一批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传统，显示出鲜明的学术特色。为了加强学界切磋学术、交流合作，我们先后于2000、2005、2011年举办过三次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五年过去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学术思想在变革，理论观念在更新，研究领域在拓展，新的成果不断涌现，新的学人在成长，时代也向该学科提出了新问题。为了传承历史，开拓新局，绍续学术传统，推进学科发展，我们举办这次研讨会，得到了海内外同仁的热情响应和大力支持。王运熙、顾易生先生曾是复旦批评史学科的带头人，带领学科团队攀上了学术高峰。令人惋惜的是，2013、2014年顾先生、王先生先后鹤归道山。这次会议，我们一同纪念两位先生，温习二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并进而梳理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传统。会上推出了陈尚君教授整理校补的先师朱东润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黄霖教授主编的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两书可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肯定。海内外近百位学者与会并提交论文，作学术交流。论题涉及范围广泛，上自先秦，下至民国，涵盖各个时段、各种文体的理论批评问题；既有宏观视野的古今通变研究，也有具体的个案考察、观念辨析和文献发掘，较为全面地显示了近五年来该学科的主要成果、学界动态和发展方向。这次结集出版，对会议论文作了适当的遴选:有的论文已在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刊物《中国文学研究》上先行发表,有的论文将在他处发表，这里只能忍痛割爱了。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多年来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心存感激。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海内外同仁的援手共进。衷心希望我们能继续携手合作，一起推进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的开拓创新，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建设当代思想文化贡献一份力量。会上，香港城市大学刘卫林教授顿起雅兴，惠赐佳章。小子虽谢不敏，敢不拜命，特奉和一首。后刘教授又自港赠友人和作二，现一并汇录于下，以记一时之盛:临江仙刘卫林复旦大学第四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会议纪盛次简斋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韵嘉会重临来沪上，欣然再谒贤英。深论卓议掷金声。传承得开拓，博厚益高明。五载别来嗟苒荏，浮云世事堪惊。分襟杨浦话冬晴。海隅虽远隔，觞咏忆寒更。丙申初冬于光华楼文论会上临江仙周兴陆奉和刘卫林教授。复旦光华秋海上，诚心邀聚群英。缅怀先辈诉真情。绍传王、顾学，文论创新声。廿载同道新旧友，相逢携手言倾。新知旧学细商明。相期第五届，共约此时盟。临江仙刘卫林奉谢兴陆兄赐和海内佳朋欣再聚，光华满座才英。良时执手叙衷情。论文启新貌，词苑有嘉声。学海扶持经几岁，高吟意气相倾。清辞冰雪照人明。相从因大雅，此日结诗盟。文论会后书于复宣酒店灯下临江仙林峰夜读刘教授《临江仙》，欣然有感，依韵奉政沪上冬来飞薄雪，豫园雅聚文英。细听玉振出金声。风流人物在，共赏月华明。阔论高吟新旧客，申江灯火鸥惊。天涯海角赋烟晴。诗成觞咏夜，一句得三更。临江仙陈兴敬和卫林兄临江仙忽接良朋天外柬，知君幸会群英。欣然木铎振金声，中华多玮宝，千载耀光明。影照传来风景美，竟如仙境堪惊。繁华沪上值天晴，壮游逢盛世，甜梦入三更。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复旦大学邬国平郭绍虞先生在一篇悼念郑振铎的文章里，说自己“找不到当年的日记”，回忆往事难免有一些困难郭绍虞《“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点滴回忆——悼念振铎先生》，载《文艺月报》1958年12期。。后来他写的《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文，又说自己“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此文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3期。。两处的表述不同。无论哪种表述接近真实，今天想通过日记，如果确实曾经有过的话，来了解郭绍虞先生，已是相当困难。他在文章中很少谈论自己的经历和生活，除了晚年应约写过一篇《郭绍虞自述》此文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十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加上少数几篇追忆朱自清、叶圣陶、顾颉刚、郑振铎，以及“五四”述感的文章这些文章均收入他的《照隅室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留下了他一些侧影，其他关于他自己的文字很少。这也增添了我们现在具体去感知他的困难。作家、学者都有这么一种人，他们将一生融化在自己的作品里，却很少写本人。郭绍虞先生大概也是如此。然而，当我们将眼光移向郭绍虞先生的交游圈，则发现在胡适及上述友人和其他人的日记等作品中，保存和记录了郭先生的一些个人资讯和踪迹。当然，郭先生交游的圈子或许不算太大，然而其中有在现代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上位居一流的人物，这些人或是在他某个生活阶段中对他发生过重要影响，或是与他终身声气相求，而这些人又多怀有存史的意识，善于保存材料，于是，他们也有幸为郭先生保藏了一些珍贵的记忆。一郭绍虞先生（为了行文方便，以下省略“先生”的称谓）生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三日，公历1893年11月10日，卒于1984年6月22日，享年91岁。名希汾，字绍虞，以字行，江苏苏州人。晚年，他取《文心雕龙·序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之句，变化其义，名斋曰照隅室，其意表示，对于研究，自己“愿意详细地照隅隙，而不愿粗鲁地观衢路”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第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而“照隅”与“绍虞”声音相近，也是他取斋名的一种考虑。他祖上是清儒，他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父亲曾为塾师，所以他称自己出生于“寒儒”之家引自郭绍虞1952年5月7日填写《高等学校教师登记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印制），保管在复旦大学档案馆。。5岁至7岁，由他父亲教诲，启蒙识字。9岁后分别在苏州崇辨学堂、苏州蒙养学堂、苏州市长元吴三县小学堂、苏州元和县高等小学读完了小学课程。1909年下半年，在苏州江苏官书局当校对。1910年入苏州铁路实业学堂（后改名中等土木工业学校）读书二年，没有卒业。他早年的求学生活就这么结束了。离开学校后，郭绍虞在苏州的报馆做了几个月义务记者，这是他从事写作活动的开始。随后，到苏州太平桥镇小学、无锡荡口镇小学当教员。1913年7月到上海工作，任上海新民女学教师，1914年任教于上海尚公小学，这是一所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附设学校。一年后，见报端登载上海进步书局（文明书局的副招牌）招聘编辑启事，他去应聘被录取。后来，因所在的书局并入中华书局，他又重回上海尚公小学当教师，并在启秀女子中学、爱国女学体育专修科（亦称东亚体育学校）兼课，直至1919年6月结束。从20岁至27岁，郭绍虞一直是在记者、教师、编辑不同的职业中转圈圈，寻生活，而又以当教师为主。进上海进步书局以后，他开始从事著述，出版了几部作品。他与王懋为王文濡评选的《清诗评注读本》作注释，此书文明书局1916年出版。王文濡，字均卿，吴兴人，清朝举人，著名出版家，他曾主持进步书局、大东书局等，郭绍虞考入进步书局就是在他麾下工作。郭绍虞编撰的《战国策详注》，也由文明书局1918年出版。同年11月，大东书局出版他编撰的《书学津梁》，这是一本指导学习书法的读物。1918年他还编著了一本《中国体育史》，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的写作缘起，与他兼任爱国女学体育专修科教师的经历有关。真正让郭绍虞步入新的人生道路的转折，发生在1919年。当时北京大学招收旁听生，顾颉刚介绍他注册旁听北京大学中文系及哲学系课程，同时推荐他为北京《晨报副刊》特约撰稿人，一边求学，一边写作，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勤工俭学。顾颉刚与郭绍虞同岁，略长数月，他们是苏州老乡，志趣相近而建立联系，互勖互励，不过两人首次见面，是在郭绍虞到北大读书以后。在两人交往过程中，顾颉刚对郭绍虞的帮助尤大，他们是终身不渝的好友。这次北上京城让郭绍虞领受更多新文化的沐浴，眼界大开，学历背景提升，人脉也随之扩大，这些对他后来踏上大学讲台，深入学术圈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顾颉刚还介绍他加入北京大学的“新潮社”，这是由顾颉刚、傅斯年、罗家伦等组织的学生社团。郭绍虞本人则与郑振铎等一起发起组织了现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文学研究会”。组织此会，开始是建立在成员的友谊基础之上，为了方便同人联络感情，增进知识，交流写作，是出于“嘤嘤求友”的需要，后来到1921年初“文学研究会”正式宣告成立，则目标和雄心都大为增进，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笔重彩浓墨。郭绍虞自己认为，郑振铎对他接受进步思想发生过有力影响。经过了大约三个学期学习，郭绍虞从北大肄业，又开始了教书生涯，并成为大学教授。1921年，他先由顾颉刚等介绍，到山东济南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一学期，教写作。此时，福建协和大学（FukienChristianUniversity）派人与北京大学胡适联系，请他介绍一个人到该校担任国文教授，顾颉刚向胡适推荐郭绍虞，获胡适同意，于是郭绍虞辞去济南师范教职，从1921年7月起任协和大学教授，后又兼国文系主任。江南人历来视前往福建为畏途，语言难通，加上当时的政局较为复杂，故人们对只身前往不免小心翼翼。郭绍虞接受协和大学聘请后没有几天，郑振铎介绍他到上海中国公学任教，他因此曾经一度想推辞掉协和大学的职位，这也是不难理解的。类似的心理在别人身上也会出现，比如1923年，已经任协和大学系主任的郭绍虞受学校嘱托，拟邀请一位教员，月薪百元，先后与顾颉刚、叶圣陶、王伯祥、陈乃干相商，他们都犹豫而不能成行，虽然各人有各人的具体原因，上述这种顾虑也是起了不小的作用郑振铎邀郭绍虞去上海中国公学，郭绍虞邀顾颉刚、叶圣陶、王伯祥去协和大学，分别见顾颉刚1921年7月10日、1923年7月21日及25日、26日，8月8日、9日、12日、15日、16日、27日的日记。《顾颉刚日记》*册，第139页、376—381页、384—386页、390页，中华书局2010年。。福建协和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创建于1915年，地处福州鼓岭东南麓，是福州师范大学前身。在协和大学，郭绍虞讲授的课程有诗歌选读、文章选读、写作、中国文学史、文字学、中国哲学史等，课务繁忙。教会学校一般是重英文轻国文，中文上课时间多而成绩点少，图书馆中文书籍缺乏，购置中文图书经费配置比例也低。经过郭绍虞努力，情况得到改善，国文成绩点与英文一样，购置中文图书的经费有所增加，这些都使他觉得高兴，也暗生了几分成就感。然而后来，由于校方对待教授厚此薄彼，不能一视同仁，而郭绍虞“性情孤介”见郭绍虞致胡适信八通（按实际收九通）之九，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第265页，黄山书社1994年。，怀有很强的自尊心，奉行“我不能给人家看轻”见郭绍虞致胡适信八通之五，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第254页。的生活信条，于是他给校方写了一份抗议函，提出辞呈，1924年的春夏季学期一结束，他携箧离去。前后算起来，他在协和大学教了三年书。在此期间，他编过《闽江潮》，是一份鼓励学生作文和发表习作的刊物。当时，冯友兰是开封中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且兼系主任、文科主任、校评议会成员等职，他为了提高办学质量，对学校教学状况进行改革，延请外地优质教师来校任教。他请顾颉刚推荐教员，顾颉刚已经知道郭绍虞要离开协和大学，就推荐了他。1924年秋季开学，郭绍虞即到中州大学，先是副教授，一年后升教授，冯友兰离开中州大学后，他一度兼代系主任。郭绍虞在中州大学二年半，提倡学生搞研究，编辑《文艺》杂志。中州大学人事关系复杂，冯友兰改革的阻力亦重，在他离开以后，窘境更显，郭绍虞自然也会感到力不从心。1926年寒假后，值北方战事，交通中断，无法返回学校，郭绍虞借故与中州大学脱离了关系。此时，缘于沈雁冰介绍，他来到武昌第四中山大学任教，兼系主任及文学院委员，编辑副刊《上游》。郭绍虞在第四中山大学仅一个学期，到1927年7月，这段经历便结束了。离开的原因是，已经被聘为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冯友兰引荐了他，这再一次成为郭绍虞人生和学术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燕京大学创办于1919年，也是一所教会学校，注重现代大学精神，崇尚思想和学术自由，延聘教授唯关注其学术水平及社会影响力，对宗教和政治信仰并无特殊要求，教师的教学和研究条件、生活条件都相当优裕，是许多学者向往的高等学府。郭绍虞1927年9月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学系副教授，1930年升教授，1931年至1936年兼系主任燕京大学因郑振铎1935年2月离职，于下半年聘陆侃如为教授。据顾颉刚1936年9月4日的日记载，此时陆侃如已是国文学系主任（《顾颉刚日记》第三册，第526页），则郭绍虞卸任燕京大学国文学系主任是在1936年的上半年。，又兼燕大国学研究所导师和研究院导师、《燕京学报》编委。1934年春，他利用燕京大学休假机会，短暂到河南大学任教郭绍虞《陶集考辨》，《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第2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直至爆发太平洋战争，燕京大学停办，郭绍虞于1941年12月才结束了在燕京大学15年的教学生涯。燕京大学的执教经历对郭绍虞十分重要。首先，他从此确立了自己*主要的学术专攻方向——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语言学，并奠定了一生的学术地位。据《燕京大学本科课程一览》（民国十七年）所载，中国文学批评史课3学分，课时一学年，时间是每周一、三、四下午，三、四年级选修。这是郭绍虞承担的主要课程之一，他为此编印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他还曾经一度在清华大学兼课，也是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使用同一种讲义，讲义由清华大学印行。后来讲义经修改定稿，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此书即《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部奠基性著作。他还开设修辞学等课程，教研互相促进，使他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也有机会展开和深入，并且显示出将语法、修辞结合起来探索汉语特征的研究特色。其次，他还出版了其他多种著作和作品，有《文品汇钞》（1930年朴社铅印本）、《元好问文选》（北新书局1936年）、《宋诗话辑佚》上下册（燕京哈佛社大学丛书之一，1937年）、《陶集考》（燕京大学印行，1937年）、《国故概要（文学理论之部）》（燕京大学印行，1939年）、《近代文编》（燕京大学印行，1939年）、《学文示例》（开明书店1941年）、《语文通论》（开明书店1941年）。他在这时期，还在报刊杂志发表了多篇中国文学批评史专题论文。再次，指导研究生杨明照、张长弓等，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培养人才。离开燕京大学后，郭绍虞为了避免到伪北大去，由燕大同事袁贤能介绍到北平中国学院教书一年余。由于生活维艰，他于1943年8月返回上海，经郑振铎介绍进了开明书店做编辑。期间先后被聘为上海大厦大学、同济大学教授，都兼系主任任溶溶《郭绍虞老师在大厦》载:大厦大学中文系主任原来是刘大杰，与教务长闹矛盾，走掉后，任教的郭绍虞接任了系主任。1945年日本投降后，大厦大学搬回原址（现在的华东师大），郭绍虞转到同济大学（任溶溶《浮生五记——任溶溶看到的世界》，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按郭绍虞接受同济大学聘任的时间是1946年8月。，还同时在东吴大学、之江大学、上海光华大学、苏州河南大学兼职或兼课。后来考虑到学校工作太忙，不能兼顾开明书店的事务，而且他对干编辑一行的兴趣本来也不大，便于1947年辞去了开明书店职务，改为在同济大学教书为主。郭绍虞这段日子兼职兼课较多，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物价飞涨，生活困难，以此来补贴家里日用开销，结果使研究和写作的时间大为缩短，所以他在这个时期研究成果也减少，与在燕京大学时形成鲜明对照。此时他出版的著作，*重要的当属因抗战而延迟问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又分成两个分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此外还有《语文通论续编》（开明书店1948年）。在这时期，郭绍虞主要讲授的课程有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修辞学、中国文法。由这些课程可以看出，他研究的两个方向，即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语言学，呈现得更加集中，也更加鲜明。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25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同济大学，郭绍虞被委任为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文法学院院长。9月，军管会决定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并入复旦大学，从此郭绍虞成为复旦大学教授，直至逝世，前后达35年，是他在一所大学执教年数*久的。他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复旦大学文学研究室主任、复旦大学中国文语言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这阶段他的主要著作有:《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诗品集解·续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商务印书馆1979年）。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三卷本（中华书局1962年、1963年），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他将自己的主要论文和文章结集为《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下册、《照隅室语言文字论文集》、《照隅室杂著》，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985年、1986年出版。此外，他对老版《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了修改，出了新版《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宋诗话辑佚》经过增删调整部分内容，由中华书局1980年重版。二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起伏变化剧烈，个人命运受社会变动的强大牵引而深深烙下时代痕迹，往往是不由自主地浮沉、迁移。作为与那个世纪相伴了绝大部分岁月的知识分子，郭绍虞自然也是经常处在雷鸣电闪中，但是，一般来说，他基本上没有经受狂风暴雨的猛烈吹刮、浇淋。这与他长期专注于学术，心不旁骛，又能顺势而行，以及性格稳重、谨慎，都有关系。他乐意看到并接受“五四”以后的社会新变动，随时代而前行，步伐则稳慎不躁。他在《“五四”运动述感》一文中，对早期自己的思想与时代变化的关系曾作说明:五四运动前期是追求民主和科学，后期的口号是反帝反封建，是分成两个阶段的，“那么，我就停留在前一阶段，没有进入后一阶段”。不过，他又说:“这两个不同的口号事实上还是比较一致的。”他认为，“当时的青年各走了两条不相同的路，一条是革命的路，一条是学术的路，总之都是那时思想解放和文化革新之路”。“在这个时代的人，都不会轻易迷信他人而不重在自己的创见的”郭绍虞《照隅室杂著》，第538—539页。。他在《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文中也说:一种是“缓进一些”，另一种是“急进一些”，“总之企图改造旧局面，则是比较一致的”郭绍虞《照隅室杂著》，第543页。。依照他以上所做的这些区分，他是把自己归为“缓进一些”、走“学术之路”的一种人。这符合他在民国时期个人思想和生活实际。他厌恶社会浊流、人心虞诈，而所采取的态度则是对其视以冷眼，保持个人廉隅。那时候，在他笔下往往出现“狷者”、“狂者”的说法。对于这两种人，他都是欣赏的，他自己则更接近于“狷者”之列。他又以为，“狂者”宜先具备了“狷者”的品性，方能成为对社会进步更加有用的人。“我尝以为由狷而进于狂，是*为理想的标准。”“我们需要进取的狂者，我们也需要有所不为的狷者。我们更需要由狷而进于狂的‘其器深广’的人。”郭绍虞《忆佩弦》，《照隅室杂著》第524页。诚然，郭绍虞早在1919年12月1日的《晨报副刊》就发表了《马克思年表》，这可以表明他当时的思想色彩和追求的倾向，然而，我们又不能据此以为他那时已经形成了自觉的革命意识，信奉了马克思学说。他倾向进步，对勃勃然进取者表示尊敬，而自己迈动步子则宁愿缓而不急。特别是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大部分日子里，他沉潜于对古代文学批评、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之中，与同道一起商讨学问，以著书立说为事业的目标，非常勤奋，从中感受到莫大愉快，仿佛处在安谧无扰的乐园，正如他形容自己，当时“真是躲在象牙之塔中”郭绍虞《由“狷者”变为“斗士”——怀念朱自清先生》，《照隅室杂著》第535页。。然而，这样的生活和心境终于被逐渐打破。其原因，一是“北平沦陷”，“给我一个较大的刺激”，二是“太平洋战争发生，学校停办，这才如梦初醒，重新回到现实世界来”郭绍虞《由“狷者”变为“斗士”——怀念朱自清先生》，《照隅室杂著》第535页、536页。。他对于日本侵略中国一直心怀痛恨，早就参加抵日，以及支持与抗战有关的一些活动。顾颉刚1931年10月12日的日记说:严星圃来。到希白处，开抗日十人团*团成立会，十一时归。此次日军暴行事，希白极热心抵制，创设十人团，邀予加入。十人者:煨莲，绍虞，焕章，余玹尧，子通，媛女士、文藻，吴世昌，希白，予。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二册，第572页。1933年1月28日的日记又说:（吴）世昌来，谓热河义勇军嘱本校同人为编教科书。因与同至（郭）绍虞处，劝国文系中添设“通俗文学习作”一课，不但编教科书，且作唱本，戏剧，小说，大鼓书，真作民间宣传。绍虞允之，不知校务会议能通过否？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三册，第9页。虽然增添课程、编教科书这种事的*终决定权在学校，作为国文学系主任，郭绍虞的态度则是鲜明的，支持把抗战爱国的教育内容纳入大学的课程中，使大学教育承担起一部分服务现实、服务抵抗侵略的责任。我们从顾颉刚1936年10月份的日记之末，还可以看到一份剪报的内容，刊登著1936年10月13日文化界人士发表的一份呼吁政府抗日救亡及“剿伐藉外力以作乱之土匪”的宣言，签名者有顾颉刚、冯友兰、洪业、钱穆、张荫麟、朱光潜、陆侃如夫妇、沈从文、朱自清、梁思成夫妇、金岳霖等104人，其中也有郭绍虞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三册，第549—552页。按在这份剪报后，还有《文化城中文化界之呼声》一文的剪报，对此次宣言的签名活动作了具体报道（见《顾颉刚日记》第三册，第552—554页）。。从这些活动，可以了解郭绍虞当年的爱国襟怀和政治倾向。还值得一提的是，郭绍虞与蓝公武的关系。蓝公武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国民公报》社长，是一位爱国人士。蓝公武在中国大学上课，经常骂日寇，1940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关押，毫不屈服。郭绍虞原先并不认识蓝公武，由此而器重其人。蓝公武被释后，失去教职，生活陷入困难。郭绍虞听说后，加以资助，这纯是出于他对爱国人士由衷的尊敬。在燕京大学被迫停办后，郭绍虞不到伪北大任教，选择去一所私立大学上课，借以谋生，过清贫生活，以保持民族气节。这些也是为他所秉持的“有所不为”的“狷者”形象写了一幅自我照。四十年代以后，郭绍虞回到上海，忙忙碌碌地奔波于书局和几所大学之间，不懈地编书、教书，人很累，精神非但不充实，更陷于孤独、迷茫之中。顾颉刚1946年5月24日为郭绍虞题像，作诗一首，颇能道出他当年的精神状态。诗曰:独立苍茫里，悠悠千载心。浮华都屏绝，寥寂久甘任。怀古情何限，悲今意转深。众人皆醉日，俯仰一沈吟。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五册，第664页。他拒绝世俗浮华，甘愿寂寞，于怀古、悲今中寄托自己的精神，保持思考，然而面临“苍茫”时势，又莫明前程，陷于困顿。作为老朋友，顾颉刚很了解郭绍虞，这首题像诗确实把他那时候的心境真切地形容出来。当朱自清去世后，郭绍虞撰写《忆佩弦》一文悼念这位挚友，称赞朱自清的人格“由狷而进于狂”、具备“深广”之器，文章笔调苍凉，郁结着悲愤。这同样也是郭绍虞本人当时精神的一种流露。四十年代末期，中国政权将发生更迭的大趋势逐渐明朗，学者们都在寻找自己的归宿。顾颉刚两处日记提到，郭绍虞曾经约他一起往台湾教书。1948年12月23日的日记载:“郭绍虞夫妇来，邀往台湾东方大学。”同年12月31日的日记，在*后处有他1948年12月28日写的对此事的一段说明，有些内容记的更加具体。他写道:“日前绍虞来，谓萧正谊君正在台湾办东方大学，招我同行，因允之。前途演变，不知如何。”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六册，第392页、第397页。按《顾颉刚日记》补记处原署日期为“卅八，十二，廿八记”，余英时认为，“‘卅八’实是‘卅七’之笔误，因为文中提到‘昨观《乱世孤离》电影’，按之《日记》，正是1948年12月27日事”（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萧正谊是燕京大学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校长司徒雷登日文秘书、燕京大学副教授、燕大历史学会会员，编辑《现代知识》，在日本东京大学作过研究，曾翻译日本的中国经济史专家加藤繁《中国社会史概说》（分刊于《食货》第五卷第二期、第三期，1937年出版）。所以，萧正谊是顾颉刚、郭绍虞共同的学生和同事。这次赴台湾之约后来并没有实行，只是郭绍虞和顾颉刚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然而小插曲也自有其意味，表明郭绍虞对后来的前程的选择，是在1948年末以后才*终确立的。经周予同介绍，郭绍虞参加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后来担任该联谊会理事、同济大学教授会主席，他为此被国民党列入逮捕名单顾颉刚1949年4月26日日记载:“此间学校师生被捕者数百人，多停课。绍虞以不在教授会，亦列入，已躲避。周谷城被捕。不期途穷日暮，又复倒行逆施。”（《顾颉刚日记》第六册，第448页）按顾颉刚以为郭绍虞没有加入大教联，是他对实际情况还不了解。。大教联是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一个群众组织，周予同是该组织发起人之一。参加大教联对于郭绍虞来说具有不寻常的意义，他在这以前从未参加过具有政治色彩的组织，一直保持着纯粹学者的身份，而从此以后，他个人的生活翻开了新的篇章。郭绍虞认为，郑振铎之外，周予同也是对他接受进步思想产生有力影响的人，是与这一经历有关系的。郭绍虞这次进步，加之著名学者的身份，为他进入新社会，获得一系列职位和荣誉创造了条件。解放后他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古典文学组主任、上海文联副主席、语文学会副主席、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主席，历任上海市*、二、三、四届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五届政协委员。他1951年加入民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一年被评定为一级教授。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郭绍虞也需要参加学习、寻求过关，那些经历对他来说，总的是和风细雨的时候多，即使偶现紧张一刻，*终也不了了之。比如顾颉刚1952年10月8日的日记载:“在三反时，干部逼绍虞说出贪污事实，渠实未有，而一再穷索不已，绍虞怒，欲登报，乃止。”1967年8月8日的日记又载:“爱松见大字报，知上海方面提出之反动权威，为巴金、周信芳、沈尹默、袁雪芬等八人，其次为郭绍虞等若干人。”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七册，第285页；第十册，第721页。按爱松，指尚爱松（1918—2006），江苏铜山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有《尚爱松文集》。顾颉刚是他姻丈。这些遭遇都使郭绍虞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而事实又是，两次他都顺利地通过了关口。不过，这类经历对于一个人的心理不会没有影响。郭绍虞两次配合性地修改《中国文学批评史》旧著，一次是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为线索重写文学批评史，写成的书为1959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以儒法斗争为主线重写文学批评史，未写出而“文革”结束，这些（尤其是第二次修改）或许也是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综合效果的某种映现。他与朱东润发生的一段不愉快，是他后来难见的“狷者”性格的一次闪现。1957年春夏季学期，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东润按学校规定，选了一些老师去听他们上课，其中有郭绍虞。郭开始表示欢迎，当得知不是听所有老师的课后，他告诉朱东润那就不必听了。朱东润觉得自己不能以不平等的态度待人，不能只去对付弱者，于是选定的其他老师的课也不再去听了见《朱东润自传》，《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四卷，第394—395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对郭绍虞拒绝听课一事，似乎不能理解为是他耍大牌脾气。早年郭绍虞在协和大学，几乎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里谈到:当时国文系一同事，以前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由于背景比较特殊，他来协和任教后，在薪水、负担的课程和课时等方面都比别人优越，而且又喜欢摆架子，把政界中的作风带到学校。郭绍虞对此非常不满。有一次，他去听了郭绍虞上文学史课，足足一小时，事前未通知，事后又无歉辞，郭绍虞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藐视，忍无可忍，于是同那人爆发矛盾，他辞去协和大学教职，这件事情是直接的导火线见郭绍虞致胡适信八通之五，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第249—256页。。郭绍虞自尊心很强，与同事相处有一条底线，就是相互尊重，居高临下会惹起他本能的反感，这是他的一种“狷”性。郭绍虞与朱东润的矛盾，导致他后来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影响力减弱。三郭绍虞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产生了广泛影响，以他研究之专、之深、之久，无疑是这一学术领域名副其实的权威。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由胡适审阅，出版后，朱自清为该著写书评，推介之力甚多。周作人与郭绍虞曾是燕京大学同事，二人虽然未在文学批评史研究方面发生关系，却因为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受审判，郭绍虞为他作证而引人注目。下面对郭绍虞与这三个人的交往作一介绍。郭绍虞旁听北大课程时，胡适已是北大教授，他们之间因此而有一层师生关系。他的挚友顾颉刚深受胡适赏识，经由顾颉刚介绍，胡适对郭绍虞的了解有所增多，推荐他去协和大学任教。三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开始编辑一套大学丛书，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列入其中，郭绍虞写信给王云五，请胡适审阅书稿。在这以前，郭绍虞曾将自己编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赠胡适。胡适对郭绍虞有知遇之恩，在学术上对他起了提携作用，这些都显而易见。《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出版前，郭绍虞请胡适写序。胡适应允，并于1934年2月17日把序写好寄给作者。该序在肯定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同时，对它又颇露微词。书印出，此序未用。胡适对此有一个说明:“此序著成后，我写信与作者，能不用*好。他回信赞成不用。而将序末二段收入《自序》中。此文作废。适之。廿三，二，廿五。”见胡适写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序》手稿上端的自注。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第269页。胡适的序先称赞郭绍虞写此著有两点长处。*，辛勤收集材料，将“这一千多年中关于文学批评的议论，都保存在这书里，可省去后来治此学者无穷的精力”。第二，“确能抓住几个大潮流的意义，使人明了这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学理论演变的痕迹”，“使人格外明了文学变迁的理论的背景”。他所谓的“几个大潮流”，是指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三个阶段的划分。关于郭著对文学批评史阶段的划分，胡适认为还存在一些不足，该序说:“他把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作三个大时期:隋以前为文学观念演变期，隋、唐至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以至现代为文学批评完成期。这三个阶段的名称，我个人感觉得不很满意，因为从历史家的眼光看来，从古至今，都只是一个不断的文学观念演变时期；所谓‘复古期’，不过是演变的一种；至于‘完成’，更无此日；南宋至今，何尝有个完成的文学观念？”当然，胡适又指出，这不过是作者使用“复古”、“完成”这些名词的“错误”，对于文学观念的“判断在实质上是有见地的”。做了肯定后，胡适又指出此书一些“可议之处”，“如本书第二篇论古代文学观念，即使我们感觉不少的失望”。他举了三个例子:一，“*不能使人满意的是把‘神’‘气’等等后起的观念牵入古代文学见解里去。如孟子说‘浩然之气’一章与文学有何关系？如《系辞传》说‘知几其神乎’，与文章又有何关系？如《庄子》说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这与文章又有何关系？千百年后尽管有人滥用‘神’‘气’等字来论文章，那都是‘后话’，不可用来曲说古史；正如后世妄人也有用阴阳奇正来论文的，然而《老子》论奇正，古书论阴阳，岂是为论文而发的吗？”二，“引《礼记·表记》中孔子语‘情欲信，辞欲巧’，因说孔子‘尚文之意固显然可见了’。孔子明明说‘辞，达而已矣’。郭君不引此语，却引那不可深信的《表记》以助成孔子尚文之说，未免被主观的见解影响到材料的去取了。”三，“割裂（墨子）三表的论证法，说前两表为‘学术的散文之二种’，而第三表为‘尚用的文学观’，也很牵强。”胡适自己以为，墨家注重论辩方法，“此种辩证之论正是古代哲人对文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不应当忽视的”。胡适*后说，他写此序“一半是要介绍这部很重要的材料书，一半是想指出一两点疑义，供作者与读者的参考”胡适《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序》，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第269—276页。。可见，他主要肯定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部“很重要的材料书”，对其他方面，或者是褒中有贬，或者是表示不满和商榷，加上序里诸如“读者的见解也许不一定和郭君完全一致”、“郭君的论断未必处处都使读者满意”一类话，无疑都加深了读者如下的印象——胡适对该著是有某种保留的。所以，从整体来看，胡适对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估价是偏于保守的。他建议作者此序“能不用*好”，不是没有原因。郭绍虞读到胡适这篇序，缺少一种知音的感觉，心情较为沮丧。经过反复思考，他为自己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收获考虑，也为自己著作的出版效果考虑，决定不采用胡适的序。做出这一决定，对于郭绍虞来说是非常艰难和痛苦的，故他的心情焦虑而复杂。他于接到胡适信和序的第二天，给胡适回信，表达了自己意见，口气哀婉，态度却明确，也就是胡适说的“他回信赞成不用”。郭绍虞在信里说:“先生的一篇文字，以恐耳食者震于先生之言，先存著成见以看此书。而且生是胆子较小脸皮较嫩的人，所以*希望在出版前得以指摘而修正。因此也就遵照一些先生的话，就没有用。先生能原谅吗？”此外，他还重新写了一篇《自序》，替换了原先文白相间的序言。在重写的《自序》里，他对为何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三个时期作了说明，特别是对“复古期”、“完成期”的说明更加用力。关于“复古期”，他引用第五篇第二章的原话，“历史上的事实，终究是进化的。所以作家虽受复古说的影响，而无论如何终不会恢复古来的面目，维持古来的作风。非惟如此，作家因这种影响，反足以变更当时的作风，反因复古而进化”。证明他说的“复古期”依然是着眼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演变、进化。关于“完成期”，他说，这是指批评家对此前文学批评的进一步阐发，进一步补苴，以及折衷和融合。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对郭著的批评主要落实在作者使用“复古”、“完成”二个名词不好，可是行文比较绕，读后仿佛使人觉得，他的指摘并非仅仅限于针对这二个名词而已。郭绍虞在给胡适的信里说:自己在重写的《自序》谈这些内容，是因为“这些话在生自己说时，比较好一些”。说明他正是顾虑胡适的这种批评文字可能会引起别人误读。顺便说一下，郭绍虞六十年代新版《中国文学批评史》依然坚持文学观念“演进期”、“复古期”、“完成期”的说法；对于“完成期”之说，他更加具体地解释道:“我们假使就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批评来讲，那么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是这种文学批评的完成期”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卷本，第3页，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1961年新1版。。这是他对中国文学批评史根本的判断之一。对于“神”、“气”的问题，郭绍虞在《自序》解释说:自己在讲儒家和道家时涉及这些内容，是为论述的方便附及之，所以书中只说是“及于后世文学批评之影响”，“而不说这是儒、道两家之文学观”。对于胡适主要肯定这是一部“很重要的材料书”，郭绍虞《自序》说:“在此书中，固然重在材料的论述，然亦时多加以论断的地方。”他举了书中对文笔的辨析、八病的解释、古文家和道学家关于文与道关系的论述等等，以证明这一点。总之，郭绍虞重写这篇《自序》，是与胡适未发表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序》进行对话，他主要借此以解释自己的著述用心，为自己的著作进行辩护。在《自序》里，他虽然从正面引用了胡适的一些批评语言，比如承认，书中使用“复古”、“完成”这二个名词“不甚惬当”，论儒道“气”、“神”之说“不免近于曲说古史”，此外，他还引录了胡适序的二段话。这些当然也显示出郭绍虞对胡适的意见某种接受的意愿，而更多则是出于一种无奈。他在新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仍然肯定孔子有尚用、尚文两种倾向，这可以说是他对胡适质疑孔子“尚文”说的回答。对于《墨子》三表法，他强调*法是讲为文的“标准”，第二法是讲为文的“方法”，“对于论辩文是一个新的贡献”，第三法是谈论辩的“目的论”，“也即是他尚用的文学观”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卷本，第14页。，这将他从前的看法表述得更加简明，实质未变，没有因为胡适批评“很牵强”而修正自己观点。胡适序对当时郭绍虞的信心有很大挫伤，他在给胡适回信中说:“真的，生近来愈研究，胆子愈小，愈不敢说话，愈觉得彷徨无所适从。不晓得经过这一个时期以后能够改变一些，能够有所进益吗？”又说:“很奇怪的，近来不大有自信的能力。”以上所引郭绍虞信的内容，见郭绍虞致胡适信八通（按实际收九通）之九，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第263—266页。流露出他当时内心的痛苦。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将文学批评理论通史的研究与文学批评史上专题的研究相结合，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通史的研究是指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整体走向为对象，在贯通研究中发现和探索问题，在理论上加以分析和阐释，而并非是对历代文学批评研究简单之相加，若然，文学批评通史与断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也就没有多大的差别了。他视野开阔，常联系中国思想和学术史背景，阐明文学批评史一些基本特征。专题研究则进行得深刻、详密，使问题得到源源本本梳理，对某些问题的阐发鞭辟入里。他研究的特点，是能够使边缘学科综合起来，不是孤立地就一门学问做隔绝式的探求，比如结合语法和修辞研究中国语言学，结合语言研究文学批评史，就是他为之长期探索而形成的治学经验和方法。而做这些研究，又是以搜集丰富的资料为基础，融会贯通，而并非架空立论，做到了材料和观点的统一。胡适序主要肯定此书是一部“很重要的材料书”，这是不够全面的，揄扬的笔墨不免吝啬，作者觉得受了委屈，是可以理解的。1934年10月，朱自清在《清华学报》第九卷第四期发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一文，积极肯定郭绍虞的著作对于开展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所具有的重要的学术意义，这对郭绍虞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和鼓励。朱自清1925年在清华大学任教，1931年去欧洲留学，归国后，1932年9月起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郭绍虞1927年受聘于燕京大学后，与朱自清交往增多。清华、燕京两校距离近，来往容易，固然是原因，更主要是他们在古典文学专业上能够互相理解和欣赏对方的研究。朱自清在燕京大学兼课，郭绍虞也在清华大学兼课，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1932年燕京大学不再允许教员在外校兼课，才推荐罗根泽去担当这门课程。这种互相兼课也加强了朱自清与郭绍虞的关系。二人在学术上多有交流。朱自清曾从郭绍虞处借得其所辑《宋代诗话考》《唐五代诗话考》《隋唐诗话》见《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朱自清日记》第201页、第207页、第21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又因为二人都开陶渊明研究课程，彼此交换搜得的材料和研习心得。这种学问上的切磋使他们享受到很多快乐。朱自清1933年7月10日的日记写道:“读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竟，觉其分析精确，头头是道。其论文笔之别及八病*密（论蜂腰据蔡宽夫及《杜诗详论》，谓六朝以清浊为平仄，此是甚大之一个问题）。至主要观念则纯文学，不以传统的文学观为然。”《朱自清日记》第237页。同一年11月11日，他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中国文评流派述略》，开篇即说:“近年读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周、秦至北宋），别具条理，跟坊间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大不相同，确是一部好书。”此年12月27日的日记又说:“（叶）公超晚来谈绍虞《批评史》共分背景、文则、具体批评三部分言之较佳，今以纯文学、杂文学分，似太陋也。”《朱自清日记》第271页。他这里提到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都是指讲义。从《朱自清日记》还可以看到，他读过郭绍虞《所谓传统的文学观》《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文气的辨析》《儒道两家论“神”与文学批评之关系》《中国诗的精神与形式》《直观理论》等论文见《朱自清日记》第237页、第528页、第547页。按1938年5月1日的日记说:“读郭著《中国诗的精神与形式》，他对严羽、李东阳、李梦阳至王（士祯）的思想的分析都很清楚，但仍失之对于神韵看法的分析。神韵确实微妙，难于置评。郭的文风也不够精炼。”（第528页）根据朱自清这一介绍，此文即郭绍虞《神韵与格调》，发表于《燕京学报》第二十二期，1937年12月出版。朱自清读的应当是还未发表的稿子，发表时改了篇名。又按1938年8月16日的日记说:“读郭绍虞《直观理论》，其中历史渊源部分甚佳，袁枚对直观理论之分析颇显肤浅。至*后一段对直观理论之辨正，其观点亦甚鲜明。”（第547页）据他这一介绍，此文即郭绍虞《性灵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二十三期，1938年6月出版。朱自清读的应当也是发表前的稿子，题目也在发表时作了修改。。这些都说明，朱自清对郭绍虞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一直很关心，对他的研究情况和成果也相当了解，真正花时间读过他的著作，加上朱自清本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家，对这一门学问有思考，有研究，不仅晓得研究的困难，而且，也晓得难点之所在，所以能够道出这部著作的精粹来。他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一文中，肯定此书是一部“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具体而言，这部著作“取材的范围广大”，突破了已有的同类著作；研究方法上，一方面是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与社会思想的背景相结合，另一方面是对文学批评史上“重要术语”的意义作仔细辨析，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全书的系统”，使文学批评朝着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的方向迈进一大步。这与胡适主要肯定郭绍虞著作为“很重要的材料书”显然不同。在具体的评论中，朱自清肯定郭绍虞研究文学批评而注意到儒道两家的“神”、“气”说，是“探原立论”，这与胡适质疑二者“有何关系”适好相反。朱自清对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提出了一些批评，如指出书中用外国的“纯文学”、“杂文学”名称来说明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观念“未必切合实际情形”（这与叶公超的看法相近），又说，书中有时“以我们自己的标准，衡量古人”，未必是“公道”的。此外，在对某些概念的解释、材料的发掘、体例的纯粹，他也表达了一些不同看法，还建议作者用“集成期”代替“完成期”的说法。朱自清的评论态度平等，结论公允，意见也多中肯，确实是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知音。郭绍虞称他为“益友”和“良师”郭绍虞《由“狷者”变为“斗士”——怀念朱自清先生》，《照隅室杂著》第531页。，有多方面考虑，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后，谈一谈郭绍虞为周作人作证的事情。郭、周都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又曾经都在燕京大学任教，成为同事，所以互相熟悉。但是，周作人后来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及文学院院长、华北政务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为汪伪政权做事，郭绍虞痛恨日本侵略中国，坚守节操，二人截然若泾渭之界别。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以汉奸罪名被捕，1946年7月19日首都高等法院对他进行开庭审判。审判中，沈兼士、顾随、杨永芳、郭绍虞等人作证，证明周作人曾有营救文化人士等行为。郭绍虞为周作人出具的证明说:“查周作人在任伪教育总署督办期间，对于忠贞文教人员素肯掩护营救。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湾（港）美日战争开始，燕大重要教职员如陆志韦、洪业、周学章等被捕，均经周作人出力营救，一再亲与日方主管文化人员交涉释放优待。绍虞当时在燕大执教，因与周作人相识，曾受燕大难友家属之托，与已逝之吴雷川先生同向周某请托，并传递消息为实，特予证明如上。前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之江大学国文系教授郭绍虞，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南京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册，第1413页，凤凰出版社2004年。郭绍虞的这篇证词，意在以亲身之经历，陈述事实，供法官审理和判断之用。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却成了郭绍虞被调查的一项内容。顾颉刚1968年8月30日的日记载:“复旦来人，询问郭绍虞与周作人关系。”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十一册，第23页。这是谁都始料不及的。当然，这对郭绍虞丝毫无损，想在事实之外得出别的结论，总是做不到的。“这是多大的使命呀”“这是多大的使命呀”——试论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贡献复旦大学戴燕一郭绍虞年轻时写过一些新诗，有一首《送信者》不过短短两句:“这是多大的使命呀！人们的安慰在你们的身上脚底。”读起来却有沉甸甸的责任感。诗中描写的这位送信者，就仿佛是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的形象。郭绍虞本是苏州人，辛亥革命后到了上海，“五四”运动后又到北京，他曾说“五四运动总算给大多数国民一个大刺激，供给大多数国民趋向‘觉悟之路’的曙光”，他自己当然也是迎着曙光走上“觉悟之路”的。他那时信奉社会主义，怀着改善社会的理想，而作为一个文艺青年，他又是将艺术发展当成社会改善之一部分的，确信真正的社会主义一定会促进艺术的发展。他写过一篇《俄国美论及其文艺》的文章，讲述俄国十九世纪文学理论的变迁，主要想说明美论（即文艺批评）既与文艺“互相规定”，美论及文艺又与社会“互相规定”，三者之间关联互动，因此，当“中国文学正在筚路蓝缕之时”，文学不光肩负有社会改善的责任，也亟需要“正确忠实的批评者”。这篇文章之所以值得郑重地在这里提出来，是因为它代表了郭绍虞早年的文学观念，受唯物史观的影响，相当重视文学产生的社会背景，也非常强调文学批评与文学相辅相成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一观念也渗透在他后来撰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里。在晚年回忆《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文章中，他谈到自己当年对蔡元培提倡的美育很有兴趣，如所周知，蔡元培所提倡“美育”即美的教育，目标在于“以美育代宗教”，是有很强的社会针对性，而这一点与郭绍虞以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来改善社会的理念确实又恰相一致。继往开来谱新篇——复旦大学第四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复旦大学朱家英2016年11月17日至20日，复旦大学第四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本校光华楼隆重举行。作为复旦大学优势学科，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经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王运熙、顾易生、黄霖等三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在学科建设、理论建构、方法创新等方面均取得卓越的成就，为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使得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成为全国相关领域的研究重镇。此前于2000年、2005年、2011年召开了三次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增进同行交流、促进学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届会议的召开，正是在前此成绩的基础上，谱写了绍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新篇章。会议共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一百余人与会并提交论文，其中既有名望素著的学界前辈，又有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体现了中国文论研究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内在精神。大家就“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的性质、特征、体式及其当代意义”；“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发展、近现代演变和当代生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学科性质、历史沿革和发展方向”；“郭绍虞、朱东润、王运熙、顾易生等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教材建设和课程改革”；“中国传统文论的命题、范畴、专人、专书研究”等六大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中国文论的古今观照中国文论研究的传统命题依然是本次参会论文的热点，用现代学术视野发掘古代文论的价值成为对中国文论进行古今观照的方式。就宏观的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北京师范大学李春青教授《在“体认”与“默会”之间——论中西文论思维方式的差异与趋同》一文对中西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式的异同进行了对照，认为中式“体认”与西式“认知”的大异其趣，使得两者的理论话语形态也呈现出迥异的风貌。但在西方文化哲学对传统的反思中，却又获得了与中国文论思维方式的某种相通性，从而为会通中西提供了可能。复旦大学周兴陆教授《文道关系论之古今演变》则从纵向考察了“道”在内涵与外延方面的古今变化，认为不同时代根据不同的需要，对文道关系有着差异性界定。勾勒了中国文论中文与道这一重要理论范畴的历史发展轨迹。香港岭南大学汪春泓教授《谈谈〈吕氏春秋〉“十二纪”之“三秋”思想——兼论杂家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确立》从《吕氏春秋》，刘向、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到刘勰《文心雕龙》，论证了杂家思想对于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确立所起到的积极意义。香港浸会大学陈汉文教授《元代文人对本朝诗的体认》则是从元人“学古”理念入手，从政治环境、诗学观念的变化等角度勾勒了元代文人对本朝诗歌的体认过程。江苏师范大学吴建民教授将目光投向古代文论中的语言批评部分，其《古代文学语言批评之理论体系建构》通过梳理历代文论家对文学语言的评论，从而提炼并总结了此方面的范畴、命题、方法，为构建古代文论中语言批评的理论体系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显示出宏通的学术视野。苏州大学罗时进教授《论文学史发展的“差序格局”——兼谈明清诗歌的考察视野》则借用了社会学研究的“差序格局”一词，认为所有的文学家活动以及他们的写作，其实都不是独立的、完全个体化的行为，而是由社会关系和历史地位所决定的群体化的表现。并以明清诗歌创作史实为据，认为地域性的文学小传统具有很强的链式传递的功能，形成了差序格局中“一轮轮波纹”的特殊样态，因此主张应将文人各阶层的创作都纳入视野加以考察，尽可能多的呈现文学现象和创作成果。日本福冈大学教授甲斐胜二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发展方向》则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他是从环境保护的概念中受到触发，就学术界方兴未艾的“生态文学与文学理论批评”进行了结合著大量实证的阐释，其理论深度与现实意义均发人深省。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微观研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与会专家更多是选取了某一专题，或进行文献、史实的考证，或提出新说，显示了对中国文论细节问题的深度开掘。武汉大学曹建国教授《类比、还原与谶纬之〈诗〉学——纬书的情性〈诗〉学观谫论》以中国文论中的“情性”命题为中心，考释了谶纬之书对于汉代诗学的影响及二者的互动关系，为经学、文学的互通研究提供了范式。台湾中山大学戴景贤教授《宋代古文运动之崛起及其特有之文化史意涵》一文从比较、分析唐宋古文运动相异之处入手，指出宋代古文运动发生的内在动因及其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独具的文化内涵，有助于理解历史上文学思潮的同中之异。南京大学李昌舒教授《“斯文”在北宋中后期的演变及其美学意蕴》则关注了“斯文”在北宋中后期与政治的纠葛及其重振、分裂和没落三个阶段，论证了北宋文人文化理念不同导致的审美意蕴的各异。南开大学卢盛江教授《〈文笔式〉声病说原典及其杂编性质》就初唐重要诗学著作《文笔式》进行了研究，对其中记录的“声病说”出处归属问题进行了辨析，并提出该书在编辑形式上的“杂编”性质，对认识该书以及当时一些重要的诗学观念均有极大的意义。台湾政治大学许东海教授《辞赋·谱录·体物:唐宋荔枝书写系谱中的李纲辞赋与蔡襄谱录》以“体物写志”的赋学传统为参照，具体阐释了从张九龄到李纲的《荔枝赋》所表现的内在情志，并结合蔡襄的谱录，论述了唐宋时代赋学由抒情文体兼跨知识谱系的衍变轨迹。复旦大学陈广宏教授《严羽诗学著作的生成及其早期传播》以“传播”为切入点，对严羽《沧浪诗话》进行了另辟蹊径的研究，从严羽诗学著作的形成、版本的变化、早起传播的方式等角度考察，将过去单纯的版本分析引入动态的、综合性的审视。复旦大学郑利华教授《〈唐诗品汇〉、〈唐诗正声〉与明代前期宗唐诗学体系的完善》认为元末杨士弘《唐音》的问世，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有唐一代诗歌的典范价值，并直接影响了高棅编著《唐诗品汇》、《唐诗正声》，促进了明代前期宗唐诗学体系的完善。日本大阪府立大学顾春芳教授《荻生徂徕是如何接受明代诗学的:以〈唐后诗总论〉为中心》研究了以荻生徂徕为代表的江户时代古文辞派对明代诗学的接受，并以其著作为中心，分析了他的诗学理念，认为其受到王世贞等人的宗唐理论的影响，图解了明代诗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上海大学张寅彭教授《清人詩評著作七家十一种提要》拣取了包括《原诗》、《围炉诗话》在内的十一种清人诗评写作提要，该书虽均为常见之书，但作者在通观清代诗学著作的基础上，高屋建瓴，仍新见迭出，颇具只眼。上海大学杨绪容教授《毛甡评点〈西厢记〉的“调例”论:对元杂剧韵律批评范式的探讨》研究了毛批《西厢记》的韵律批评，对全面认识元杂剧的戏曲理念，完善中国戏曲理论形态均有重要意义。华南师范大学左鹏军教授《曾国藩的诗文理论观念及其近代意义》一文对曾国藩及其门人的诗文理念进行研析，指出其在继承传统诗文理论基础上进行适度变革转换的稳健姿态，并以古今观照的视角释读出其在中国近代文学理论发生内在变革和寻求理论出路的时代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昕研究员《咏史诗“翻案”观念的生成与流变》对自唐至清的咏史诗进行纵向考察，就咏史翻案的写作倾向进行了深度研讨，细致论述了文学发展史上这一特殊现象的历史演变过程。此外兰州大学雷恩海教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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