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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祖籍山东，北京人氏，工人出身，恢复高考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自1983年以来，一直供职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曾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书香专刊、文化导刊以及《北京日报》文艺周刊担任编辑和主编多年，2004年10月至2008年初任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北京日报高级编辑，现已退休。编报、编书三十余年，写过电影、戏剧、文学、电视剧评论千余篇，杂文、随笔数百篇，文化批评专论数十篇，计有数百万字，曾出版《喧嚣与寂寞》《中国妇女向后转》《雅俗》《一个人的阅读史》《梁启超传》《五味书》《说影》《君主立宪之殇》等多种专著。
张恨水是多产的通俗小说家，满怀忧世之思的报人，新旧婚姻中的暖男……其作品至今常销不衰，身世行迹也广受读者关注。不同于以往的传记，本书作者解玺璋在大量积累考证的基础上，呈现出的是一个 不为人知 的张恨水形象，解开了多年来张恨水的被漠视之谜，被误解之谜。
读过了《张恨水传》，不仅发现了传主的曲折的人生轨迹，对我而言，重要的是窥见了解玺璋内心隐含最深的部分，那是他对于自己旧梦的一种代偿。就自己的阅读经验而言，我觉得会有许多人喜爱这本书，它的价值，将在今后日趋明显地显示出来。——孙郁
谈《张恨水传》
孙郁
民国的报人是有趣的群落，那些形形色色的新闻人，今人未必能解其真态。而我们真正了解民国史，这是不能不关顾的部分。我的老友解玺璋留意报人历史久矣，于此有着我们同代人没有的体验。《张恨水传》凝聚了他很多的心血，在我看来是打开了一扇进入历史的大门，也有着教科书所没有的风景。叙述报人的生平，牵连着旧时光里的诸多神经，经由个体的丰富存在，可以看出被遮蔽的历史的另外一隅。阅读此书，我的一些认知视角因之而发生变化，这是仅仅以文学史的角度和新闻史的角度治学的人所没有的另类书写。
与一般记者出身的人不同，解玺璋总能够给读者带来一些出其不意的文字。他有着来自实践的经验，那些感受撕碎了既成的概念，自然和学院派不在一个逻辑的套路里。过去我们讨论现代知识人的生活，往往留意象牙塔里的文人，那些介于知识精英与大众间的报人、出版家的言与行，被弱化的时候居多。这些人在文化史里承担着特殊的使命，提供的话题有书斋里没有的精神的复杂性。以象牙塔的方式想象历史，总会遗漏一些存在，解玺璋的劳作，其实是想颠覆一般文学史家和新闻史家的单一思维的。
面对张恨水这样的历史人物，解玺璋要做的不仅是还原人物的生存场域，还有对于远去的时代的注解。这就有了多维的空间，书中流溢出不同的声色，可以驻足深思的地方甚多。世人对张恨水的印象是个多产的小说家，其作品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解玺璋不仅还原了小说家的风采，更关注的是报人的人生。从新闻工作者的沧桑里看一个时代变迁的历史，留下的不仅是民国文化的蛛丝马迹，还看出政治之影何以在一个时代里搅动了读者的心绪，我们后来文化转变的内因外果，在本书中都被做了有趣的说明。
张恨水是个可以不断被叙述的多色调的报人。他的作品在民间的反应之强，能够从彼时的读者群之众看出一二，报业的空间拓展也留下了令人思考的话题。 五四 以后，对于逐渐开始的历史，亲历者的叙述往往以遗漏的方式显示自己强调的价值的重要，许多不关涉派系价值的群落渐渐成为被忽略的存在。新文学史的作者对于旧派小说家的漠视，多少说明了这一点。按照陈思和先生的观点， 五四 新文学是具有先锋意味的存在，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我们看最初的新文学史，是不太描述 五四 新文化参与者之外的作家群落的。张恨水这类作家曾被列入落伍的行列，原因是与鸳鸯蝴蝶派渊源甚深。其实通俗小说家有许多学问很好，包天笑、周瘦鹃都是不错的翻译家，张爱玲小说底色也从那个群落里来，市井里的多样韵致飘着人性的气息，反射着世间明暗的一部分。贴着市井写作，其好处是身临其境，有反观自身的镜像意味，读者觉得与自己不隔。弊处是不能有佛眼一般的穿透力，目光有时在风景的内边里，扁平的图像多多，这是周作人、茅盾那些新文学家不满意的地方。但我们细看张恨水的书，情况也非新文学倡导者描绘的那么简单，他的讽刺风格，都市与乡村景致，自有别人没有的妙处，有的甚至有与左翼作家相近的效应。那些非意识形态的语言背后的民间是非原则和情绪，更带有本真意味，为一般大众所欣然接受。这是精英文人办不到的事情，更让人有一种亲近之感。早期新文学没有很好整合这种经验，后来出现的赵树理、孙犁这些作家渐渐意识到了此点，但因为左翼话语的巨大的覆盖性，人们反而不太聚焦类似的存在了。
我看这一本书，喜欢作者史家笔法后的济世情怀，文人趣味是被节制的，我们的作者的理性深藏其间，不是为了传记而传记，文字背后的存在大于人物本身，甚至是一种跨时代的思考与追问。文化是一种复杂的存在，应有自己生长的空间。作者努力克服自己的知识局限与趣味局限，对于不同类型的人与事，给予了很大的同情和宽容，而面对窄化思想空间的民国政治生态的描述，带有学术意味的沉思。众多感性的画面，无数琐碎的生活片段，都无法遮拦作者的穿越时代的思考。这追思之迹编织出历史的魔幻般的图景，流出我们未曾见到的精神河流，它冲刷着我们的灵魂，感到了一个消失的存在留下的余温。
因了自己也是记者出身，作者对民国报人的日常生活、工作环境、文章之道有别人少有的敏感，新闻生产复杂程序中牵涉的时代花絮也联翩而至。故事性、思想性和深藏的诗性，引读者行走在颠踬的旧路，看云起云落的日子。其间不乏会心之语，浩瀚资料里提炼出的细节，过目不忘者殊多。笔触停止的地方，意犹未尽之音散出，拽我们到历史的深处拷问那些隐秘的存在。传记作品做到了此点，自然有别人所没有的分量。我们的作者的文本后的用意，细细品尝还是可以体察到的。
新文化运动以前，文坛是通俗作家的天下，百姓对于章回小说、都市言情作品颇为欢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不满意于大众化里的俗气，要在文本里植进自己的意识形态，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借诗文而来，遂有了不凡气象。但大众喜欢的通俗文学不是这样，超脱于意识形态的社会风景里的恩怨情仇，才有人间的本色。所以，尽管新文学轰轰烈烈，而大众化的通俗文学依然颇有市场，那些市井里的风声雨声，传递的消遣之味外，亦有凡俗间悟道者的性灵。百姓于此所获，当比先锋文人诗文不差的。
以张恨水为例，可以体察报人的许多甘苦。为大众写作的人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态度，那些文本的背后的忧世之思，其实有着传统文人的情怀。解玺璋强调张恨水的报人价值，也就将其精神品位放置于知识人批判性的层面，说是为其翻案也并非不对。报人与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的社会属性何在，书中都有所交代。而只有理解了作为报人的张恨水，才能知晓作为通俗小说家的张恨水的意义，这是解玺璋给我们的一个惊奇，而他在书中隐含的情感内在性的东西，因了自己的叙述的对象的特殊性，而有了特别的意味。
报人的民间性与通俗小说的世俗性，保存了与底层人对话的广阔空间。其思想的飘忽也非浅薄，而审美的通俗亦有奇处。作者发现民国报人偏于左倾的时候居多，那些报人笔下的作品自然也多了批判的意义。精英文人的价值是思想的越界性，但他们可能因为过度的排他意识也导致精神的狭窄化。无党派报人和通俗文学有时流于清浅，但那包容性和世俗性避免了思维的极端走向。可惜我们过去很少这样地思考问题。解玺璋注意到报人文本的价值，看到了张恨水写作的特殊意义，对民间知识群落有中肯的评价。他解析文本，看重的是内蕴的丰富与否，这些在先锋文人看似陈旧的存在，在其眼中却是人性常恒的闪光。它消解了某些功利之用，衣食住行中，百姓之道存焉。只有了解大众文化史的人，方能深悟此道。
二十多年前，我与解玺璋在同一个报社里工作，我们的单位的前身恰是张恨水工作过的《新民报》。报社的资料库有许多民国报刊的资料，张恨水的旧书亦有多种。那时候常翻这些资料的只有李辉、解玺璋等少数人，他们留意历史的枝枝叶叶，遂有了不少的收获。解玺璋早年喜欢梁启超，后来关注张恨水，这里未尝没有其内在的思想逻辑。即借助历史里被湮灭的遗存，寻找知识阶级曾有的亮度。这些遗存不仅在一般的左翼文人那里被遗忘，连 五四 后的一般自由主义文人也渐渐远离他们。但在解玺璋看来，这些被精英文人漠视的报人、作家，并非没有温度和智性的旧式才子，而是中国文化里不可或缺的存在。他们在单一文化逻辑的背后拥有着生命的厚度和精神的宽度，而社会生态离开这样的存在会出现精神的偏执。恰是这样的人与文，填补了世俗社会精神空白。那个广阔的存在具有精神的各种可能，一一消失的这个空间，带来的问题显然是不可忽视的。
我印象里的解玺璋是一个峻急、果敢的社会批评和文艺批评家，他有许多风暴般的走笔，精神在紧张里流溢着奇妙的光泽。但他自己研究的对象，却是另一种非激进的人物和历史，这使他的写作具有了一种弹性。自己没有湮没在自造的精神之影里，在不同于己身的时空里，其思想得以不断生长，而写作的意义，也随之凸显出来。
读过了《张恨水传》，不仅发现了传主的曲折的人生轨迹，对我而言，重要的是窥见了解玺璋内心隐含最深的部分，那是他对于自己旧梦的一种代偿。就自己的阅读经验而言，我觉得会有许多人喜爱这本书，它的价值，将在今后日趋明显地显示出来。今天的书籍没有灵魂者多多，独创性的书写便显得难能可贵。作为作者的老友，能为本书写点什么，真的与有荣焉。2017年11月4日
婚姻
张恨水一生经历了三次婚姻，有三个女人从始至终陪伴着他，她们是：徐文淑（1898—1958年）、胡秋霞（？—1982年）、周南（淑云）（1915—1959年）。
第一次大约是在民国四年（1915年）至民国五年（1916年）的冬春之际，张恨水年纪在二十到二十一岁之间，而非很多书、文所言之民国二年（1913年）。那时，张恨水亡父不久，失学在家，堂兄张东野邀他到上海读书，后报考苏州蒙藏垦殖学校被录取。二次革命失败，学校被迫停办，他不得已返回家乡潜山。这是他第一次出行，无果而返。这期间，母亲似乎还没有和他谈到婚姻问题。很快，他因求学心切，再次离开家乡，来到南昌，进了一家补习学堂，补习英语和数学，为考大学做准备。但由于经济上难以支持，他便离开学堂，借了一笔川资，到汉口投奔本家叔祖张楚萍（犀草）去了。他在汉口时间不很长，小报馆的工作并没把他留住，民国三年（1914年）岁末，张东野来汉口演戏，介绍他加入剧团，随后就去了湖南，并于半年后辗转来到上海。这时，郝耕仁、张楚萍都在上海，他们一同过着潦倒的生活，却也自得其乐。这一年的 七夕 之夜，他与张楚萍 落拓过金陵 ，散步江边，遂口占《七夕诗》一首： 一度经年已觉稀，参横月落想依依。江头有个凭栏客，七度今宵尚未归。 诗中不仅感叹了张楚萍的身世，而且隐含着规劝之意，只是没有提到他自己，可见，当时他还是单身，还不存在婚姻问题。到了十月，秋风渐凉，他又害了一场病，在上海就住不下去了，于是，他便借了路费，再次打道回府。
他与徐文淑的婚姻，大约就发生在此次回乡之后，与民国五年（1916年）五月为营救张东野、张楚萍三赴上海之前。张恨水很少谈及自己的婚姻，他的长篇回忆录《写作生涯回忆》及《我的创作和生活》对此事都只字不提，只有《我的小说过程》提到一句，为了说明问题，我把这段文字都抄在这里：
二十一岁，我重别故乡，在外流浪。二十二岁我又忽然学理化，补习了一年数学。可是，我过于练习答案，成了吐血症，二次回故乡。当然，这个时候中耗费了些家中的款子（其实虽不过二三百元，然而我家日形中落，已觉不堪了），乡下人对于我的批评，十分恶劣，同时，婚姻问题又迫得我无可躲避。乡党认为我是个不可教的青年，我伤心极了，终日坐在一间黄泥砖墙的书房里，只是看书作稿。我的木格窗外，有一株极大的桂花树，终年是青的，树下便是一院青苔，绝无人到，因此增长了我不少的文思。在这时，我作了好几部小说，一是章回体的《青衫泪》，体裁大致像《花月痕》，夹着许多辞章，但是谈青年失学失业的苦闷，一托之于吟风弄月，并不谈冶游。
张恨水的这段回忆，或有不准确之处，抑或有忽略、简化之处，但他无意中讲到遭遇婚姻问题的时间，是在二十二岁的时候。据谢家顺先生考证，他在这篇文章中所用年龄为虚岁，推算下来，实际应是二十一岁。如果这时他已结婚，那么，只能是民国五年（1916年）五月前，因为，五月后，他已到达上海，陈其美殉难后，参与其后事料理的人曾合影留念，在当年的这张照片中，我们看到了张恨水的身影。
关于张恨水的这次婚姻，坊间流传着多个版本，且众说纷纭，真伪难辨。大致说来，此事系其母一手包办，女家是潜山县源潭乡徐家牌楼人，虽非名门望族，却也是当地大户，与张家相比，算得上门当户对。媒人是一位本家婶子，她们约好借看戏的机会去相亲。说是相亲，可双方家长并没有见面，而是由媒人指着远处看戏的人群，让张母望了一眼那个姑娘。张母的确看到人群中有个姑娘长得很标致，以为是自己未来的儿媳，亲事就这么定下了，接着，下了聘礼，新人进门的日子也随之定了下来。不料，姑娘娶进门，却并非母亲看中的那一个，儿子更感觉受到愚弄，十分委屈，遂有新婚之夜逃离洞房之举。家人连夜将他从后山找回，并责以孝道，母亲也流泪向他表示歉意，许他将来有中意之人，再另娶一房。张恨水既不能抗拒慈命，又有怜香惜玉之心，最后，只能默默地吞下这枚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