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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科，1975年生于山东临沂，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年5月19日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学位，2005年6月以 百人计划 副教授人才引进执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2011年年底转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2007—2008年曾赴美国巴德学院（BardCollege）做访问学者，2013年2—7月担任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15年2—7月担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文学、华文文学、文学理论等。独著有《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 南洋 虚构∙本土迷思》（唐山出版社2004年版）、《 南洋 纠葛与本土中国性》（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考古文学 南洋 ——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身体意识形态——论汉语长篇（1990—）中的力比多实践及再现》（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台湾秀威2014年版）、《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 实人生 的枭鸣》（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华语比较文学：问题意识及批评实践》（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广州鲁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触摸鱼尾狮的激情与焦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野草＞文本心诠》（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海内外刊物发表论文近200篇。
《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以外国当代文化理论为基本框架对鲁迅的小说进行研究，巧妙结合跨学科方法与文本细读法的研究方法，力图考察鲁迅小说中不同层次的话语形构。全书由身体/空间、人生/实践、越界萦绕、叙事营构、反思 新编 、比较细读七章组成，不同章节板块之间则由话形构语这一关键词串联，采用跨学科的手法再现了鲁迅关注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令人耳目一新。
自序
学习、研究鲁迅20余年，无数次阅读《呐喊·自序》，终于有一天慢慢明白也体验了其中似乎最明了却又最复杂的关键词——寂寞。不管是追求理想恍如置身荒原，还是为了驱除寂寞自我麻醉之后更加寂寞；不管是启蒙的孤独，还是绝望的被绞杀，多义的寂寞呈现着自我，也阐释着鲁迅阴暗面的可能面向和读者的更多阅读期待。
无论是运交华盖，抑或破帽遮颜，鲁迅其实相当寂寞。更遗憾的是，没有了鲁迅，我们似乎同样如此寂寞。鲁迅先生逝世以后，我们一会儿将之抛向半空，甚至送上神坛，顶礼膜拜；又或者摧枯拉朽，将之降回人间；更有甚者，将恶毒的诬蔑、贬斥以及无知的怀疑和诋毁一股脑儿泼向他。然而，在这些操作的背后，无疑更反衬出受众们精神的浅薄、空虚或无助。这一切都说明，我们根本离不开鲁迅。同时，虽然从中学起就开始阅读鲁迅的作品（其实往往是 教材化 的作品），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走近鲁迅。
当世社会中，更多的人无法理解鲁迅的复杂性：在世故面具下的童真、在冷对横眉下的热切、在热切中的清醒或绝望、在绝望下的坚守、在坚守中的悲戚……不要说真正还原他的立体性，甚至连基本的二律背反也难以灵活翻转。当然，更有狂妄者宣称我们早就超越了鲁迅，因为期期艾艾、叽叽歪歪的鲁迅无法预知和平时期我们现在的发展，看不到先进性和希望，也无法提供疗治方案。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不仅更显出鲁迅的寂寞，也更衬托出我们的寂寞、无聊和无知。
在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重读鲁迅的《故事新编》并出版了我的博士论文修订本《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以后，我仍然有一种莫名的不满足感——仿佛不对先生的小说进行复合、多元、立体的观照，就总有一种心事未了的牵绊。于是，我继续借助相对熟悉的法国思想家福柯等人的话语理论来重新解读鲁迅小说，力图找寻一种独特的对话关系和问题意识。
在我看来，现代文学研究其实难脱文献考辨与理论并举的整合实践，因为一旦涉及 现代 术语，态度端庄的研究者自然会使用理论，尤其是西方相关文论。但是，理论的旅行（travelingtheory）难免会遭遇本土化而产生一定的扭曲或变形，而这种变异简单看来有些是合理的，当然也有些来自附庸风雅者、生搬硬套者的人为曲解。我们当然要实事求是、对症下药，而非把理论化为一知半解者、利欲熏心者的遮羞布或者尖端武器。但某些对于理论本能过敏的患者和后天阅读障碍者往往会一棍子打死理论，尤其看不得西方文论，其实是借此掩饰其故步自封、愚昧无知，从而从另一面彰显其本土话语的政治正确性/天然正当性。
我对话语的理解谈不上多么深刻，但在战战兢兢之余大抵还有些自信，毕竟自己受过多年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且20年来一直喜好阅读理论、挑战自我，所以学习起来乐此不疲，使用的时候相当谨慎。结合鲁迅本人的情境，其文本创作和生活中其实也不乏对现代性的使用，甚至是热衷于更深层次的反抗，而在其小说技艺与意义挖掘上亦有相关的认知与创构。在本书中，我把话语理论当作探勘鲁迅小说的重要 孔道 ，当然并非为了面面俱到，亦非宏大叙事，而是借此凸显话语理论观照下曾经被遮蔽和践踏的暧昧、阴暗与可能光亮。
2007年8月底到2008年5月底，我有幸到纽约的巴德学院（BardCollege）访学并执教。在繁忙的教学之余，我甚至放弃了游览美国壮丽河山的机会而孜孜不倦于此课题：或检索西方理论书籍，或沉思小说解读的其他可能性，而在巴德学院美丽的草坪上也留下了我们师生体味鲁迅及其时代的欢声笑语抑或严肃认真。这当然是书写 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 的一种姿态和境遇——我总觉得接近鲁迅的方式有多种，其中除了独自的精神面对以外，也包括和学生的教学相长、彼此促发。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理解鲁迅、体味鲁迅，和年纪大小并不必然相关，反倒和自身直接或间接的复杂境遇以及发自内心的深沉反省印证密切关联。2013年在台湾东华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时，我也曾和研究生们一起分享研读鲁迅的心得，而在学术产出方面又先后出版了《广州鲁迅》（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野草〉文本心诠》，借此表明本人研读鲁迅的持续性实践及其成果，当然似乎也颇有一些反响。我感激那些真正的提携者、批评者，比如王富仁教授、孙郁教授等，因为他们是出于学术的求真和 鲁迅党 的惺惺相惜，无论表扬、鼓励还是批评，都让我警醒、虚心接纳并继续开拓；同时，也无视和忽略那些恶意的挑战者（无论他是否自诩前辈），毕竟，不在一个段位上的泼妇骂街/ 文革 打棍子式的辱骂和恳切深沉的学术对话对比之下，一目了然，我们完全不需要对前者浪费时间与表情。
2016年4月以来，我接受校方任命，有幸主持中山大学的新建院系之一——中文系（珠海）。这个院系的研究重点之一是20世纪中国文学、华文文学和西方文学，有关鲁迅的研读自然成为重中之重。而出于对青年学术精英的培养需求，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也非常重要。因此，这本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为 鲁迅精读 课程研究型教材的《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应运而生。此时此刻，我的内心只有感谢。当然说到底，或许最该感谢的是鲁迅先生，因为这么多年来，他既是我的研究对象，又是我的精神资源之一，也是我的可能对话者。学术的寂寞本是研究题中应有之义，但毕竟有这么多灵魂和我一起思考鲁迅、接近鲁迅，从而有深度地取暖，面对可以想见的热切、追寻、清醒与迷茫，至少也让我有勇气和必要呐喊几声，彼此共勉，虽然彷徨、孤独依旧绝对不可避免。2017年是鲁迅先生来中山大学执教90周年，谨以此微薄的小书向先生致敬。希望我们依然可以努力不辍，不管前途是坟，还是美丽的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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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7月12日，《鲁迅日记》记载： 晴。上午……访达夫。 鲁迅对郁达夫的第三次回访，在笔者看来，更多是投桃报李的提携行为。
1932年5月间，增田涉由日本来沪，想编一本《世界幽默全集》。鲁迅便致函增田涉，向其推荐郁达夫的《二诗人》，建议将之编人第12卷《中国篇》；又说， 郁达夫、张天翼两君之作，我特为选人。近代的作品，只选我的，似觉寂寞 ，提携之情蕴含其间。
1932年7月10日，郁达夫发起部分著作家茶话会，鲁迅应邀参加，主要讨论营救牛兰夫妇（身为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他们在狱中绝食抗议）之事。郁达夫、鲁迅等人会后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二人， 以重人道 。
正是在此背景下，鲁迅第三次回访了郁达夫，而就其《二诗人》入选以及牛兰夫妇问题进行磋商。7月16日，鲁迅又专门致函郁达夫，要求其帮助解答增田涉翻译过程中的疑难。从更大的意义上说，这是鲁迅的一次投桃报李，也是一次惺惺相惜的提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