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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赐香，原名李桂枝，网名三糊涂。1990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现任教于河南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作品有《暗香袭人：历史的吊诡与幽昧》《老佛爷不高兴》《历史不是哈哈镜：真假袁世凯辨别》《1840：大国之殇》《大国之殇：第二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有味的传统文化课Ⅰ》和《有味的传统文化课Ⅱ》等。对于历史与文化，有时候不说白不说，但更多的时候是说了也白说，但终究还是说的好。一是尽力说了，对得起自己了；二是，百年之后有人提起来，至少会说：三糊涂姑奶奶都说了，她没有沉默，也没有伪饰。
《小手术:解剖鲁迅与许广平的精神世界》中 历史顽主 端木赐香2015年新作， 仁义多情 地解构历史与人物。 糊涂 读史， 糊涂 读人，麻辣口味的通俗历史。之所以起名这本书，主要还是在于自己的自知之明——掂着小片儿刀四处削人玩的。下手可能猛准狠了点，您得有点心理准备。从教科书上消失的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什么时期创作了作品？谁是伟大的 第三者 ？她和鲁迅到底有多少纠葛？ 害群之马 是怎样和鲁迅走到一起的…… 仁义多情 的 历史顽主 端木赐香2015年新作：拆历史的墙角，探文化的陷阱；还原历史，奉献常识。
报告，又有俩人加塞儿！
我这人研究谁，可能都是一时兴起——当然前提是，他们都在我的预备队里，只不过我的预备队一直在扩大中。除了预备队的扩大，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本来排好的队，却总有一些历史人物不断地加塞儿进来。之前，袁世凯是这样，慈禧太后是这样——本来林则徐排在他们前面的，资料全准备好了，自序与目录也都写成了，结果却被他们两位挤得给排到队尾，我都找不着人家了！
现在，又有两位挤到前面了，一个是许广平，一个是鲁迅！
当然，不是人家自己挤，是我——突然被一个灵感击中，就身不由己要跟着感觉走了。
我首先发现，许广平这个人很有意思。所谓的有意思，就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自打自嘴：、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做学生时，她是学生运动领袖，学校的一切都让她不满——给女生安排手工课她不满，同学专心学习她不满，运动中发现自己被人利用她不满，甚至连女校长杨荫榆女士穿什么衣服、与什么样的女下属谈话，她都不满，自己被学校开除她更不满：可是待她为了人师，做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训育主任，又变成她看不惯学生了，学生不好好上手工课她看不惯，学生不专心学习她看不惯，她亲自挑拨学生并利用学生运动，国民党右派那边的学生她也是镇压加开除，甚至跟鲁迅发牢骚，说学生喜欢给老师起外号，她也不得不注意衣着了……这一切跟她当学生时的诉求，恰恰形成鲜明的反讽。一句话，做学生时，她觉得人家杨荫榆哪里都不对；可是做了老师，她甚至不如人家杨荫榆呢。
许广平在广东女子师范学校为人师表的生涯很短暂，从1926年9月13日到12月27日，也就一百多天。仅仅通过她致鲁迅的信件，我们就能知道她做教师兼训育主任是多么的失败和不堪了。令人失望和不满的是，她的信中没有片言只语由己及人，进而联想到当年杨荫榆做她们校长时的难处与苦处，当然，更不能指望她能站到鲁迅论敌—— 现代评论派 的高度，提倡什么教育独立、学生远离政治漩涡、以学业为重的了；更让人失望和不满的是，许广平晚年回忆录中对杨荫榆的评价，仍然找不到任何反省与悔悟之意。
我辈研究历史，着力点难道不就在此吗？我这人还有个毛病，就是灵感来了怎么也憋不住，于是跟人吹嘘说，我要写本书，书名都起好了，就是《许广平这个小女人》。没承想一个出版社的编辑跟我说：可不敢，许家惹不起，你敢写，出版社还不敢出呢。
我一听，哇，有这么恐怖吗？我写袁世凯，还跟袁家一些后人成了朋友呢。莫不成写了许广平，许家还要揍我一顿吗？我就不信这个邪！于是，在准备挨揍的心理 阴影 下，完成了本书稿的上篇——许广平的华丽转身：从学生中的 害群之马 到教师中的训育主任。敬请读者诸君阅看的过程中，给掂量掂量，我挨揍的可能性到底有几成？
其次，研究许广平的 华丽转身 ，肯定要翻《两地书》，翻《两地书》的过程中，第二个灵感又来了——鲁、许两人的恋爱也挺有意思的。
说实话，我对情书本来不感冒的。不只是《两地书》，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对名人情书一概不感冒，偶有翻阅，弓＼起的却是反感。比如徐志摩那些情书，我看着它，就会恍然感觉写情书的人是个神经病，得治才行；比如萧军给王德芬的那些情书，看着更不正常了，得加大药量才行……可能是我太理性，或者是后见之明？不管是理性，还是后见之明吧——中国的历史研究，有些人连后见之明也没有，这才是中国历史及中国当下的真正悲剧——好在我的研究宗旨就是客观、理性、中立，所以，笔锋再带感情，落笔还是要站得稳的！
相形之下，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倒是正常多了，不像徐志摩那样高烧，也不像萧军那样发狂，倒好像中国传统买卖——婚姻市场上的两个对手谈生意似的，有进有退，有拉有扯，有谈价有还价，有试探有怂恿，东嗅嗅西凑凑的才弄到了一起。
我对鲁、许弄到一起的过程有了兴趣。总的来讲，我觉得鲁迅是 保卫战 ，而许广平是 攻坚战 ，如果鲁迅稍微有点怯战的意思了，那么许广平会鼓励对方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典型的女学渣勾搭人家良家男外教嘛！总之，没有小许同学的鼓励与怂恿，就没有鲁、许的在一起。而且许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大气的，认为 同居就是同居 ，其他都是扯淡。问题是，还真有人扯淡，把许捧为 伟大的第三者 ，看了叫人笑煞！
只不过，我之研究历史并不能仅仅停留于此——那是多么无聊的一件事，看一个已婚的中年男人与一个大龄的小女生打情骂俏——我之观察点是，在一起之前，小许同学是个学生运动领袖，鲁老师是个给女生做过 娜拉走后怎样 之演讲的文学革命旗手，那么他俩在一起之后，将是什么情形呢？情形很简单，就是这个学生不再运动，这个 娜拉 也没法出走，鲁老师愣是把一个学生运动中的 害群之马 改造成为家庭里的贤妻良母。即使许广平同学都不知道这种改造是怎么开始，又怎么结束的，她只知道鲁迅的 工作是伟大的 ，然而她 不过做了个家庭主妇 ， 有时因此悲不自胜 ——对于许广平来讲，从鲁迅的学生到鲁迅的同居伴侣，也算是一次 华丽转身 ，站在社会的立场，她这是社会进步呢，还是回归妻妾制呢？站在女性的立场，她这是女性解放呢，还是 娜拉 回家呢？这一切思考构成了本书的下篇——小情书：许广平和鲁迅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最后，我对鲁迅这个革命旗手身上的政治涂料产生了兴趣。
众所周知， 革命 在中国一直是个褒义词，但在欧美，特别是在保守主义者与古典自由主义者那里， 革命 不但是个贬义词，而且，革命本身更是 有思想的和善良的人们的最后不得已的办法 。那，么许广平这样的革命小将（国民党左派）与鲁迅这样的革命元老（光复会会员），对革命及革命的应对又是如何呢？
我们可以发现，鲁迅反对许广平上街游行，两人同居后，他更反对她出门参与任何政治，他比许广平老辣的地方在于，他知道革命没有好处，甚至会是 你们来了，还不先杀掉我！
结果鲁迅没等他们来了，就先死了。这对鲁迅是幸，还是不幸？至少，不管是文学史，还是革命史，都给我们留下一个话题：如果鲁迅还活着，将会怎么样？
问题是，即使鲁迅死了，也没有被放过。毛泽东说：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1935年鲁迅就写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恶心孔子死了之后， 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 ，不但被人戴上 大成至圣文宣王 这种 阔得可怕的头衔 ，甚而还有 摩登圣人 的随机使用功能，但终归不过是权势者手中的 敲门砖 。老百姓再傻也知道 这是大人老爷们的物事 ， 和民众并无关系 。没想到仅仅过了两年，他本人竟然也被扛到神龛中端坐去了，境遇与孔子不差多少。唯一的区别是，现在的百姓不知道那是大人老爷们的物事，都自作多情地认为是自己的物事！
鲁迅泉下有知，当是何感？特别是当他知道，当年的 害群之马 许广平为了保护他的书稿，给周恩来写求救信，担心措辞与内容，在让友人帮助自己检查信件内容的时候，才心脏病发作不治而亡的，当会何感？要知道，许广平保护鲁迅的书稿，最危险的也就两次，一是珍珠港事件后日本鬼子进了上海的法租界，二是 文化大革命 发生的当年。第一次没要命，生死场上走了一圈，第二次却直接要了命了。
对于许广平来讲，之前做学生运动领袖，心里也是懵懂的；后来在鲁迅的指点下，做大发了，直到做出 三一八 惨案才收手；收手后的她，被鲁迅收到了家中；直到鲁迅去世，她才重新走出家门，再次走进社会，但是这个社会的脉她更摸不住了，单说后面的运动，就比她当年参与并领导的那些运动激烈多了。学生运动？归根结底不过是运动学生，结果必然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许广平，这个当年的学生运动领袖，在 文化大革命 运动的开始就结束了——1968年为保卫鲁迅的手稿，激动过度，心脏病发作，送到北京医院，其医疗权利又与走资派一同被造反派所取消，不治而亡……
所以， 革命 一词及革命本身，直到今天，呈现给我们的还是吊诡与反讽……这一切，构成了本书的中篇——革命与被革命：鲁迅之身前事与身后名。上、中、下三篇合到一起，我给它们起的名是：《小手术：解剖鲁迅与许广平的精神世界》。之所以起名 小手术 ，主要还是在于自己的自知之明——正如我平时所言，我就是掂着小片儿刀四处削人玩的。下手可能猛、准、狠了点，所以这里也有提醒大家的意思，这是解剖，你得有点心理准备。当然也用不着多惊惧，毕竟是小手术。
三盘小菜，辣子可能放多了些，读者诸君阅读的时候，如能有一丝快感，外加一分豁然开朗的感觉，那么我的目标就达到了。谢谢各位赏光，敬请批评指正！
是为序！
端木赐香
2015年4月
版权页：
这里所谓的西方思潮，当然仅指尼采式的个人主义，并不包含胡适、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所代表的欧美自由主义，和陈独秀、李大钊贩卖进来的马克思主义。所以韩石山才说： 从鲁迅那些著名的话语中，也可看出他的思想资源之单调与贫乏。 在鲁迅的著作中，你看不到执着的人生理念，也看不到系统的社会理念。这一缺憾，使鲁迅在与英美留学归来的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争论中，常常显得穷于应付，他的长处在冷嘲热讽，泼辣恣肆上。这一招，对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来说，只能是无言也无招以对了。 对自己的这一手，鲁迅既很得意，又不能不感到困惑与怯懦。终其一生，鲁迅很少写对社会建言的文章，也很少写分析社会事件的文章，其原因怕就在这里。 一九二七年到上海，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委托，统率起中国文化革命的新军之后，鲁迅主动学习了马列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与文艺学理论，情况才有所改变。这一来，让鲁迅很是振奋，觉得自己虽然得道晚了些，得的是道主真传，比那些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之类的人云亦云的东西要强多了。多少年无法与英美留学生抗衡，这回可得到了法力无边的武器，看你们往哪儿跑！
其实，不是别人往哪儿跑，而是鲁迅本人：你往哪儿跑？
1928年底，以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为标志，国民党政府完成了南北统一。中国又一个新的朝代开始了。与此同时，创造社与太阳社对鲁迅的攻击遭遇中国共产党中央批评，逐渐平静下来，到了1929年，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国共产党高层开始发出指示，对鲁迅的批评与指责是错误的，他不反对党，我们应该把他团结过来云云。于是中国共产党召集其控制的创造社、太阳社等各方面的负责人员开会，决议：一律停止对鲁迅的谩骂与攻击，即使人家反骂咱，咱也不要回嘴了。同时派冯雪峰等人去和鲁迅谈话，告诉对方：不吵了好不？那个，党批评俺们了！
这一切对鲁迅来讲，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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