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分水岭上》余光中的书评文摘
日期:2022-07-28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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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光中:当代著名的散文家、诗人。一九二八年生于福建永春,因孺慕母乡常州,神游古典,亦自命江南人。又曾谓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

一生从事诗、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写作的四度空间。被誉为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之一。

【编辑推荐】

余光中最经典、最权威作品,套装全8册、大陆首发

阴阳一割,昏晓两分,抒情与评论不再收在一起。 《分水岭上》是余光中先生的本评论文集。

余光中先生的这本评论文集,虽为特殊场合而执笔,却十分认真写成。二十年后,作品仍然不失讽时的价值,显然经得起时光的浪淘,没有被文学史淘走。

【名人的书评】

【分水岭上的书摘】

新版前言

《分水岭上》是我中年的评论杂集,里面的二十四篇文章都在1977年至1981年间写成;1981年4月由纯文学出版社初版,后来曾经三版,但是纯文学歇业后,迄未再印。二十多年后改由九歌接手重印,我这做母亲的总算把流落江湖的浪子又召回了一位。他如《焚鹤人》、《青青边愁》、《在冷战的年代》等等,也将一一召回。

书以《分水岭上》为名,表示在那之前,我的文集常将抒情文与议论文合在一起,但从此泾渭分明,就要各别出书了。在那以后我又出版了五本评论文集,其中的文章有的是自己要写的,不吐不快,有的是应邀而写的,包括编者邀稿,会议命题,或是作者索序。回顾这本《分水岭上》,也有这种现象。例如检讨白话文西化的三篇文章,就是有感于当日中文的时弊,不吐不快,而一吐再吐的杞忧。二十年后,此弊变本加厉,变成了积弊,足见这些文章仍然不失讽时的价值,值得仓颉的子孙参考。另一方面,像《亦秀亦豪的健笔》一篇,原为张晓风女士的新书《你还没有爱过》作序,这些年来竟成了学者与记者经常引述的 定论 ,足见吾言不虚。这本文集九歌最近重印,作者在感言中竟说,重读我的旧序,仍然十分感动。作品要传后,评论同样也要经得起时光的浪淘。她的书,我的序,显然都没有被文学史淘走。这是多么可贵的缘分。

九歌将我的浪子一一接回家来,固然非常温馨,但是相应地我也要重校旧籍。目前我正在自校五百多页的《梵高传》,不由对吾妻我存叹说: 我就像一个古老的帝国,终将被众多的殖民地拖垮。

为了抢救帝国,我存常在灯下戴起老花眼镜为我分担校对之劳。这本《分水岭上》有一半是她校的,另有一小半是维梁夜宿我家所接力。容我在此谢谢他们。

余光中2009年5月14日于左岸

从《左手的缪思》到《青青边愁》,我的六本散文集有一个共同的毛病,那便是体例不纯:把抒情的和评论的文章收在一起。从今以后,我的这两种文章决定分开来出书了。这本评论文集叫做《分水岭上》,也表示从此阴阳一割,昏晓两分之意。

本集的二十四篇文章,除《青青桂冠》因专论香港青年诗人而只在香港的《星岛日报》刊出之外,均先后在台湾的报刊发表。《苦涩的穷乡诗人》、《从逃避到肯定》、《给抓住小辫子》、《亦秀亦豪的健笔》四篇,都是1980年夏末我自港回台以后的作品。《分水岭上》一篇,则是我1979年底应成功大学之邀回国演讲时所写。

《谈新诗的三个问题》是香港一个笔会上的演讲稿。《从逃避到肯定》是去年为联合报评审短篇小说所发表的评审意见。《缪思的左右手》是去年时报文学周的一篇演讲稿。至于《红旗下的耳语》及《亦秀亦豪的健笔》两篇,则是分别为金兆先生的小说集《芒果的滋味》和张晓风女士的散文集《你还没有爱过》而写的序文。这些文章虽为特殊场合而执笔,却十分认真写成,不是什么应酬之作。

从1977年底到现在,只有这么长短不齐分量不等的二十四篇文章,不能算是丰收。不过,三年多来,从《北欧行》到《我的四个假想敌》,也发表了七篇抒情散文,只等同类作品再多几篇,便可分别出书。

——1981年3月于厦门街

谈新诗的三个问题

从五四到现在,中国的新诗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迄今名诗人已经很多,而大诗人仍然渺渺,论者每以新诗 成绩欠佳 来责备诗人。六十岁在人,已是花甲之年,但在文学史上,却不能算长。唐开国百年,才出现李、杜、王、孟、高、岑等大家:杜甫和高适、岑参、储光羲等同登慈恩寺塔的那一年,唐朝立国已有一百三十四年了。欧阳修开始写诗的时候,宋朝已有七十年的历史;等到王安石、苏轼出现,那就更晚。六十年来,我们的国势不比唐宋,诗的成就怎能直追前贤?

有人会说,尽管如此,为什么小说的成绩要比诗好?我想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小说的传统比诗浅,对后继者的压力和束缚也比诗小:相比之下,新诗对旧诗更是 突变 。第二,旧小说用白话文已成传统,新小说发轫之初,在语言上只是 渐变 。新诗用白话文,在语言上和旧诗不能衔接,在格律上要挣脱旧诗,又要引进外国形式,一时难以调整。第三,在古代,写诗是读书人必具的修养,进可以应科举,退可以怡性情、酬知己;但在那时,写小说和写戏曲一样,都是儒者闭门自娱的小道,不登大雅之堂,而小说作者也多是失意的文人。但是到了现代,小说取得了正宗的文学地位,稿费又高,市场又大,不但成为报刊争取的对象,更有征文重奖加以鼓励,即使电影电视,也不能完全取代它的地位。

中国的新诗发展至今,出现了不少问题,致使论者与作者辩论不休,争而不决。这中间,有的是纯文学的问题,有的还涉及政治意识,更形复杂。以下且就三个最迫切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是大众化的问题。论者往往指责新诗,说它孤芳自赏,不够大众化,长此以往,中华恐成无诗之国。其实六十年来的新诗固然不够大众化,但是黄遵宪、苏曼殊以来的旧诗又何曾大众化呢。有五百年来第一人之誉的陈散原,似乎也没有多少读者。真正称得上大众化的,还是唐诗宋词之类。老实不客气地说一句,政治进入民主,教育兼重文理,传播工具商业化之后,儒家的诗教,蔡元培的美育等等已经不能维持——真正大众化的诗,既非李杜,也非徐志摩,更非陈散原,而是流行歌。此所以大陆三十年来的 诗教 ,抵不住邓丽君的一匣录音带。

大诗人也不见得就能大众化。以李白而言, 床前明月光 固然人人会背,但是《襄阳歌》、《梁甫吟》之类又有多少解人?杜甫的《春望》、《登岳阳楼》等固然脍炙人口,但是《壮游》、《遣怀》一类较长较深的作品,也不见得怎么大众化。苏轼的名句,像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像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都已变做成语,流行自不待说,但是像 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 之类的作品,又有几人能懂?同样地,诗经的句子很多已成后世的成语,楚辞则绝少此种现象。

一般人口中的大众化,往往只指空间的普及,而不包括时间的持久。其实真正的大众化应该兼顾两者,不但普及,还要持久。畅销书往往一时普及,但十年百年之后,便已湮没无闻,那样的大众化是靠不住的。例如王渔洋在清初,诗名满天下,曾在大名湖赋《秋柳》诗,和者数百人,但三百年后,谁也不记得那首诗了。反之,李贺生前虽少知音,但迄今千余年,他的作品仍持久不衰,甚至知音日众。又如梵高,生前只有三五知己,画都卖不出去,身后却家喻户晓,名重艺坛。诗之大众化,有时隔世始显:杜甫号称诗圣,但今传唐人所选唐诗九种,只有一种载录杜诗。直要等到北宋中叶,杜诗才 大众化 起来。

大陆的文艺最爱讲大众化,但是江青揠苗助长的那些 小靳庄 诗歌,现在恐怕已随她的样板戏销声匿迹了吧。我认为让所谓无产阶级也来写诗作文,本无害处,但要自发自然,像 帝力于我何有哉! 那样的民歌才算天真可爱,否则即使是农民写的,却一味忆苦思甜,颂德歌功,岂不成了新式的 应制诗 ?所以那些诗,只能当做政教合一的工具,写字造句的练习,不能美其名曰文艺。那样的东西只能当做 政治运动的消耗品 ,用完便丢,绝不耐久。那样的大众化,只有大众,没有化。

在古代,诗的创作受科举的鼓励,有音乐的推广,又是读书人之间交际唱酬的雅事,因此诗是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现在的知识分子日渐专业化,各行的专家学者各有所长,不再像儒家那么强调通才,更无须在吟风弄月上附庸风雅,唱酬之事已成绝响。教育制度也不再要求考生写诗:连文章都写不通了,还写什么诗呢?至于诗与歌之相结合,民国以来也未见复苏,但近五年来台湾有所谓 现代民歌 兴起,其歌曲往往取自名家的新诗,或由年轻的作曲人自撰,比起流行曲的词来,境界自高。这种 现代民歌 颇受知识青年欢迎,唱片的销数也可观,可谓大众化的一个途径。

究竟到什么程度才算大众化呢?如果中学生都读过就算大众化,那么中学国文课本里选的徐志摩等人的作品,也可谓大众化了。如果诗集有几千册以上的销路就算大众化,那么台湾至少有半打诗人可谓大众化了;一本诗集出版不到一年就告再版,这情形在台湾屡见不鲜。至于真正的大众,他们有流行歌词已经满足。不少诗的读者,终身俯仰于古典诗的天地,吟咏之乐无须他求;新诗人无力与古典诗人去争读者,也是理所当然,谁能要求六十年之变去颉颃三千年之常呢?对文学要求漫无止境的大众化,似乎不切实际。不如低调一点,要求 小众化 吧。

其次谈到散文化的问题。这问题也牵涉到诗的大众化,因为有人认为诗句如果长短不拘就像散文,又认为诗如果散文化就不便背诵,不便背诵就不能普及,也就是不能大众化。这话对了一部分,但不全对。一般人说到中国的古典诗,心里所想的往往只是形式整齐的律诗绝句,而不是古诗,尤其不是句法参差的古诗。近体平仄协调,句法整齐,韵脚固定,最近于歌,而一般人观念之中,诗,就是歌;对于新诗的要求,也就类比。

其实中国的古典诗中,有许多作品都是句法不拘的,如果像新诗一样分行排列起来,便显而易见。例如《离骚》的首段:

帝高阳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

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

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

纫秋兰以为佩。

再看乐府《敕勒歌》: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再看苏轼的古风《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

何人遗公石屏风,

上有水墨希微踪:

不画长林与巨植,

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

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

孤烟落日相溟濛,

含风偃蹇得真态,

刻画始信天有工。

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

骨可朽烂心难穷,

神机巧思无所发,

化为烟霏沦石中。

古来画师非俗士,

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

愿公作诗慰不遇,

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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