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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昌武，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曾任日本神户大学、韩国岭南大学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主攻隋唐五代文学、佛教文学；著有《柳宗元传论》、《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佛教与中国文学》等；译作有《中国的神话传说和古小说》等。
本书依据韩愈生平创作历程，选择代表性的诗文，加以注释、评析。诗歌依据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为底本，文依据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为底本，文献翔实可靠，而注释精辟简要，评析反俗为雅，适应读者欣赏习惯。
谈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成就，有一句口头禅:“韩柳文章李杜诗。”其中提到的韩愈、柳宗元和李白、杜甫，都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伟大作家，而唐代又正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十分灿烂辉煌的时期之一。这四位作家创造了唐代文学的*，其作品更流传千古，饮誉世界，已成为世界古典文学中的瑰宝，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遗产。正如那句口头禅表明的，其*位韩愈以“文章”著称。他首先是中国历史上*流的散文家，是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而他又诗、文兼擅，长于辞赋，创作成就不仅仅限于散文。其一生业绩更不只表现在文学领域，他又是历史上有贡献、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韩愈（768—824），字退之。韩氏郡望是昌黎，因称“韩昌黎”；他曾担任吏部侍郎，称“韩吏部”；死后谥曰“文”，称“韩文公”。他留有文集，称《昌黎先生集》或《韩文公集》，正集四十五卷，外集十卷，另有一些后人辑录的佚文，有些真伪尚待考辨；又外集中包括《顺宗实录》，是史学著作；另存一部题署他与李翱合著的《论语笔解》，真伪尚多异议。对韩愈的评价，宋代的苏轼在《韩文公庙碑》里留下了四句著名的话，即所谓: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五）这后两句是对韩愈品格的赞誉，暂且不论。前两句一则表扬他的文学成就，再则赞扬他振兴儒道之功，大体概括了韩愈一生的主要业绩。不过对于苏轼在这两方面所做出的评价，后人有许多不同看法。比如关于“文”，“八代”（有不同解释，一般以汉、魏、晋、宋、齐、梁、陈、隋为八代）的成果是否可以用一个“衰”字来概括？韩愈对它们是不是完全否定？就很值得讨论。又关于“道”，韩愈是提倡“儒学复古”的，但他所倡导的“儒道”是否纯正？他是否真的复兴了先秦、两汉的“儒道”？人们同样多有疑问。这些争议本书下面将涉及到并具体论及。但苏轼那两句话、十二个字，确实言简意赅地道出了韩愈在“文”和“道”两方面的成绩，肯定他转变一代思想、文学风气的巨大影响和历史地位，因此也就被后代广泛传诵。众所周知，唐代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鼎盛时期。在一般印象里，大唐帝国国势强盛，经济繁荣，声威远播四海，思想开放而活跃，文学艺术领域更是大家辈出，名作如林。但实际上唐王朝真正保持统一、安定局面主要是在开国后的一百几十年间，即从立国的七世纪初到八世纪中叶唐玄宗在位前期。从天宝十四载（755）爆发“安史之乱”，整个国家就急剧地走向下坡路。经过九年惨淡经营，大乱甫告平定，朝廷面对的是臲卼不安的强藩和边疆少数民族的侵逼，内部则政出多门，阉宦弄权，朝官政争。肃、代、德宗几代皇帝都不求、实际也难以振作，结果是动乱连年，经济衰弊，矛盾丛生，国是日非。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形势下，思想文化领域又弥漫着颓败、消极的风气。其集中表现就是佛、道横流。包括韩愈等人，一些具有用世之志又信守儒家传统的士大夫，深感形势衰颓、危机四伏的局面不可久恃，力图重新振兴儒学传统、发扬儒家经世济民精神和伦理道德，以为挽救社会危机的主要甚或是*的途径。这就是出现所谓“儒学复古运动”的背景。当然“运动”一词是现代人的概念；把提倡“儒学复古”的人们视为一个政治或学术“派别”，称韩愈（和柳宗元）为这一派的“领袖”等等，也是一种现代意义的提法。但韩愈确实适逢其机，顺应潮流，为振兴儒学尽心竭力，并取得了重大成果，造成了广泛影响，从而也确立起他在思想史、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从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看，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作为传播久远而广泛的两大宗教，对文化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可笼统地全面否定。就是历代批驳、反对佛、道的人往往也受其影响，更是不争的事实。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士大夫间提倡儒学，反对佛、道的努力自晋、宋以来迄未间断。到隋、唐时期，则有“大儒”文中子王通、史学家刘知几等人，也都在这方面做出相当的努力。唐王朝开国伊始即兴办国学，敦崇先儒，修撰《五经正义》，如此等等的措施，也都是在自觉地以振兴儒学来维护思想意识领域的统一，这也成为唐王朝的国策。从这个角度看，韩愈辟佛、道，崇儒术，已鲜有创新的意味。何况他的主张显然又有偏激和肤浅的一面。但如果放在具体环境中来考察，韩愈斗争的意义和成就则不可低估了。他不仅在态度上表现出鲜有伦比的热忱和坚定，他的斗争更有主、客观两个方面是前人和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就客观条件而言，他所处的中唐时期，正是佛、道二教在朝廷支持下大肆泛滥、思想领域十分混乱的时期，这就使得振兴儒道的努力显得特别紧迫和切实，从而也就突显出韩愈的特殊的目的性和战斗性。就主观方面而言，韩愈是在新的思想文化环境中提倡儒道的。如陈寅恪先生指出，他大力辟佛，却又“沟通儒释心性”学说，“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88页）。就是说，韩愈是在广泛总结、汲取各家各派包括佛教特别是禅宗心性学说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赋予所提倡的儒家圣人之道以新鲜的理论和现实内容，他从而成为思想文化发展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天人之际”为核心的“汉学”向以“性理”为核心的“宋学”的演变过程中，他起到了先行和开拓作用。加之他具有苏轼所称赞的“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的品格和勇气，表现出古代优秀士大夫引以自豪的大无畏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意志，一生中永不衰歇地为张扬儒道、辟除佛老而奋斗，从而在文化史上成为反佛兴儒的旗帜和榜样。而韩愈更以其文学成就传颂古今。在一般民众中，他的文名更高于思想家的名声。他的“儒学复古”与“文体复古”互为表里，两个方面有着密切关联。就“文”而言，苏轼所说的“文”，指的是“古文”。这是以三代、秦、汉文章为楷模、不同于魏晋以来流行的骈体文的散体单行之文。苏轼所谓“起衰”，即是指韩愈以这种“古文”全面革正了魏晋以来严重败坏了的文体、文风、文学语言、文章表现手段等等。提倡和写作这种“古文”，同样不自韩愈始。但他在这方面确实做出了总结性的成绩和贡献。概括起来，成绩和贡献大体可归纳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他大力倡导散体“古文”、批判浮靡雕琢的骈体，推进和完成了自南北朝后期即已开始的革正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运动”。完成这一业绩，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劳绩。但他理论系统而明晰，本人又进行了成功的实践，写作出一大批内容充实、表达优美的各体作品，为文坛树立了新文体、新文风的楷模；他又以“师道”自任，大力鼓动、援引同道和后学，使得新“古文”在声势上席卷文坛。这样，经过他和他的同道几十年间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坛风气和创作面貌。自此以后直到“五四运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这种散体“古文”一直是文坛的主导文体。因而韩愈当之无愧地被看成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写作“古文”的典范。再一方面，古代的“文”、“古文”等等，在概念上并不完全等同于今人所说的文学散文。例如论政、论学等议论文章以及各种表奏、书信等应用文字，就不能全部归类为散文。但是从文学历史实际出发，对于古代的“文”或“古文”与散文的区分、界限又确实难以划得很清楚。就文学历史的实际说，越是向上追溯，散文的范围就越是宽泛。例如先秦诸子著作本是学术论著，《左》、《国》、《史》、《汉》则是历史著作，但在文学史上都被当作散文经典。当然同样被看作散文的作品，文学性和文学价值的高下、精窳却大不相同。而时代越是推后，文学散文和非文学作品的区分就更为明显和严格。韩愈正处在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他的著名文章如《原道》、《争臣论》本是学术或政论文字，他的大量书序、墓志等本是应用文字，但它们都被看作是散文史上的名篇。这不只是出于因袭传统的分类，更因为它们除了学术的、应用的等等方面的价值而外，确实更体现出高超的语言艺术和表达技巧，具有高度的艺术和审美价值。日本著名中国学家吉川幸次郎曾说过:“重视非虚构素材和特别重视语言表现技巧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的两大特长。”（《中国文学史之我见》，《我的留学记》第168页）韩愈的大部分文章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两方面的特长。从中国古代散文历史的长期演变看，有两个关键时期或者说是两个里程碑。一个是魏晋，当时“四部”分、文集立，“文学的自觉”观念形成，“文”被从“经”、“史”、“子”学术之“文”、文化之“文”区别开来；再一个就是唐代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韩愈等人倡导文体“复古”，本是以先秦、盛汉散体单行、质朴无华的文章为楷模。但这新一代“古文”家并没有回归到先秦、盛汉的文章之“文”、文化之“文”的老路上去。特别是韩、柳，明确地寓创新于“复古”，以“复古”行创新，创作出语言和表达极其精美、具有高度艺术和审美价值的文字，从而把古典散文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如果按前面引述的吉川幸次郎的观点，韩愈的文章基本都是“非虚构”的，但它们的立意、结构、表现手段、语言运用等方面，却显示出高度的艺术性。这样，韩愈不仅作为优秀的文章家革正了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更作为文学家创作出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新一代文学散文；韩愈及其同道不仅以明晰的理论和卓越的实践确立起“古文”发展的新方向，更创造出古典散文的新高峰。他和他的同道创造的这一传统被宋代欧阳修、苏轼等人所继承和发扬，直到晚清，一直被当作写作文章和创作散文的典范和标尺。由于韩愈在以上两个方面的劳绩，他确实当得“起衰”功臣的称号。00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对于韩愈本人的活动及其造成巨大影响至关重要，就是他辩证地处理“儒学复古”和“文体复古”的关系。他清晰地提出“文以明道”作为革正文体和写作实践的纲领，即以“古文”为“明道”的手段，又以“明道”为“古文”的标的。这就既赋予他所倡导的“古文”以正大堂皇的旗号，更给他的创作充实以实际内容。特别是当他针对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从积极方面发挥儒家学理，所写出的作品的积极意义就更为明显。而另一方面又如宋代理学家朱熹所说，韩愈一生“用力处”终究在文章，他“只是要作好文章”（《沧州精舍谕学者》，《朱文公文集》卷七四）。在这一点上又表现出他的文人本色。他在写作上研练琢磨，精益求精，对前人遗产广取博收，旁推交通，推陈出新，写作出许多表达精致、耸动视听的优美文字。如果说他在思想史上的业绩固然不可忽视，他的文章更饮誉古今；他为写作“古文”树立了典范，在发展文学散文艺术上更做出巨大贡献。又古代广义的所谓“文”还包括诗歌、辞赋等。韩愈在这两个领域的成绩也十分突出。特别在诗歌创作上，韩愈在盛唐李、杜等大家之后，别辟蹊径，力求矜创，开创出诗歌创作的新生面。韩愈诗的特征被概括为“以文为诗”。对于这一说法历来有不同理解和评价。实事求是地分析，韩愈“以文为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容，他把一般作为“文”的内容广泛纳入到诗里，使诗歌的题材大为开阔了。本来内容不断充实、扩大，是唐人诗歌创作的传统。李、杜、王维都是如此。韩愈则继续加以拓展。欧阳修说:“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六一诗话》）在他的笔下，议政、论学、谈文、考古等等都可入诗。许多难以表现的题材，如鼾睡、落齿、山火、疟疾等等都被他写成了诗。所以有人称赞他“胸中牢笼万象，笔下熔铸百家”（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另一方面表现在形式上，则把主要用于散文的技法活用于诗。如他的诗排比铺陈，不避琐细，这本来是文和赋的表现手法；而在诗的格律方面，他又往往力避排偶，多用散体句式，多用窄韵险韵；加之他刻意好奇，喜欢自铸新词，追求奇崛高古，如此等等，使他的作品显现出鲜明的艺术特色，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某些诗难免显得过分奇诡或浅陋冗长、缺乏情韵，但从总体看，其风格雄奇高古，恢弘奥衍，在盛唐诸大家之后，在艺术上做出了重大开拓和贡献。以他为代表，形成一个颇有创意、极富特色的诗歌创作流派即“韩孟（郊）诗派”。这一派对后世诗坛，特别是对宋诗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开头说到韩愈还是政治家。作为政治家的韩愈无论是观念还是行动都颇为矛盾和复杂。当时与后世对这一方面的评价更多有分歧。他作为庶族士大夫阶层出身的文人，以儒术立身，以政能文才求进，仕途颇多坎坷曲折。但他持志不衰，不仅在言论上、更以实际行动反对分裂割据，维护统一安定，关心民众疾苦，勇于与弄权的阉宦和跋扈的强藩斗争，力辟佛、道的蠹国害民，这种种表现都体现了他政治上的积极、进取态度。但他对待政治变革又趋于保守，力图护持朝廷纲纪，因而对当时有友人柳宗元、刘禹锡等参与的较激进的“永贞革新”取批评和对立立场，在文字中亦多有攻驳之词。这又反映出他在政治方面的局限，也造成他和友人柳宗元等人的矛盾。这方面当然也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但平心而论，他在政治上绝不是单纯“守旧”或反动的；就是他对革新派的批评，也不无合理的成分。以下，即依据韩愈的生平、创作历程，选择他具有代表性的各体诗文加以注释、评析，以期读者通过具体作品，对这位彪炳一代的文化伟人、取得巨大文学成就的伟大作家有所了解。选录文本，诗根据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文根据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个别文字有校改，不另注明。篇目编排则依据韩愈生平经历划分为四部分，每部分均先诗后文，这也是遵循选家的惯例。实际上韩愈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更值得重视。而就现实意义说，无论是对于文章写作还是散文创作，他的文章都具有更大的借鉴价值。